新闻要到一线去
“泽鹏，你在干吗？”
“在外面和朋友一起。”
“你明天早上有事吗？有一个采访需要你去一下，但是有一些危险，是暗访，可能会被打，你去吗？”
接到电话的我，正在蹲号，听到暗访还要被打，一个手抖，手机掉地上了。
要去吗？我有点犹豫，听起来这次采访很复杂，还要暗访，而且……虽然还没想明白，但话已经说出口。
“嗯，没事，哥，我去！”
学播音的人嘴巴永远比脑子快，因为我们不能允许空播，也不能允许长时间的空白无声状态。
有时候人的第一反应是最真实的。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这次暗访有可能会挨打，但第一直觉告诉我一定要去。或许这就是新闻人的职业冲动吧。
“北京要往河北搬迁的一家批发市场，虽然政府也协调了很久但始终没有搬迁迹象，商场和商户之间似乎还出现了一些争执的情况，此次采访就是要暗访商场和商户，了解具体情况。”随即同事告诉了我新闻背景。
批发市场大都是早上忙碌，八九点人流量最大，我和女搭档就约好9点在商场门口见面。为了不引起怀疑，我俩特意穿了一身运动装，去台里拿了采访设备藏在背包里。为防冲突中会有争抢，把记者证和工作证复印了一份，若是需要，就只给他们复印版看。
9点，我和搭档准时在商场门口碰头。按照头一天商量的结果，我们冒充顾客找到商场工作人员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但他们警惕性很高，关于搬迁的任何事情都绝口不谈。没办法，我们只得亮出了记者身份，工作人员百般推托还是甩不掉我们两个，终于答应联系一下副总。
副总倒是爽快，答应与我们见面。说明来意后，她一再强调不许录制，否则就要采取强制措施。我们假意答应，偷偷打开背包里的录音设备，随她一路来到总经理办公室，果然不出所料，办公室内空无一人。无奈之下我们又只能和她周旋起来，搭档问她贵姓，“张，弓长张”，可我刚才明明听到她手下喊她李经理。
“张经理”当着我们的面不停地给总经理打电话，可电话就是一直占线，商场这边看来是得不到任何消息了，但回避采访的态度足以说明一切。第一个计划宣告失败，我们正打算实施第二计划-采访商户的时候，“张经理”一改爽快的作风，开始迫不及待地派人“送客”了。
如果一味强采，发生冲突就是必然的了。理性让我们压制了怒气，我们的目的是把新闻做出来，呈现事实真相，若是产生冲突只会适得其反，这样是不利于事实客观呈现的。
于是我们商量，由女生进厕所采访一些商户，我在门外拖着保安。保安一松懈，我立刻就溜走。像是做了亏心事，我心跳很快，赶紧走楼梯从三楼下到人员密集的一楼。我发微信告诉搭档，我先溜了，去采访商户。但搭档遗憾地告诉我，她没有在厕所碰到商户，一出门就被保安盯住了，两个男人跟得很紧。接着我说，我在一楼采访商户，让她千万别下一楼，直接去停车场，然后回台。
就这样，我们顺利甩掉了保安。因为担心被保安认出来，我找到一家卖帽子的商铺，准备买顶帽子乔装打扮，顺带打听一些情况。卖帽子的大姐见我只要一顶帽子，便对我爱搭不理，想问的问题一个字也问不出来。不得已我再次亮明身份，大姐依旧不为所动，正当我准备离开去采访别的商户的时候，大姐说话了。
“你要是买我十顶帽子我就让你采访，还可以介绍其他商户给你。”
嘿，我这是遇到“孙二娘”了啊。考虑到机会可能就这一次，我只得从店里男款女款中各挑了五只，心想拿回去当作“战利品”送给同事们了。
大姐倒是讲信用，我付完钱以后，她从隔壁叫来另外两家商户老板，说：“他是记者，能帮咱们争取权益。”
就这样，我用十顶帽子得来了一次没挨打的“暗访”机会。
最好的采访都来源于生活，记者应该用适当的身份和被采访者构建联系，只有这样，才能采出好新闻。刚做新闻时的我，认为理性、客观，就是把所谓的事实都摆出来，放在台面上，用自己的逻辑告诉人们一个道理。但这样的新闻做久了，就会发现新闻变成了刻薄、偏执、没有人情味的内容。
大学新闻课，老师曾告诉过我们：“新闻不存在客观，新闻就是主观的，因为你的采访视角是你的主观视角，你的采访对象是你的主观选择，这一切的呈现都是主观的，但我们新闻讲的客观是新闻报道中的每一个具体事实必须符合客观实际，也可以理解为态度上的不偏不倚，公正无私。”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现
在才渐渐明白了，所谓客观，应该是记者在报道时，应该有人文关怀。说白了，就是能够站在他们的角度思考问题，这样才能挖掘出事件各方是怎样去考虑问题，他们的利益痛点又在哪里，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故此，虽然商场面对采访态度恶劣，但换位思考，他们只是习惯性地害怕信息公开，他们见到太多媒体曲解他们的意思，所以他们选择隐瞒和拒绝。但实际上，我们的目的恰是厘清各方诉求。在搬迁中，商户为什么不愿意搬？主要是因为搬迁款给得不满意，但这笔款项商场又认为不该自己出，应该政府出，政府却认为这是市场行为，不能过分干预，只能指导。各方都有合理考虑，一个优秀的记者应该去深入了解各方诉求。
对于新闻一线报道，大部分新闻人都是出于本能的冲动，那一刻没有理性的思考。像是看到喜欢的人就分泌荷尔蒙，看到刺激的东西就分泌肾上腺素一样，冲到一线采访也是一种冲动因子的分泌。
“你们这下大雨还来实地采访，其他记者也就是等着我们发通稿就好，最多交通台熟路地打个电话问问情况，你们还是很棒的！”
这是2016年“北京7·20”特大暴雨，采访相关部门领导时，他对我说的话。这番话令我如遭当头一棒，连党宣同志都认为好记者要到一线去，可很多记者同行却早就没了那份激情，走流程、装样子，让“对手”都不尊重记者。在如此重大的新闻事件面前，如果我们记者都没有激情，我们又怎能监督政府职责，推动社会进步呢？
2016年7月19日，北京气象台预计，傍晚会下暴雨，雨量不亚于4年前的“北京7·21暴雨”。消息传来，台里立刻做出反应，派出了5路记者，到北京各个地点进行直播，大家开始“等雨来”。可这期间，雨量一直不大，大概播了2小时，雨实在下不来，只好作罢。但令大家开心的是，我们的直播数据流突破50万，是频率联合网络新闻直播以来最高的人数纪录。
7月20日早6点，我高烧不退，随即开车去医院治疗，就怕万一下暴雨肯定是要到现场报道的。车刚开出家，豆大的雨点就噼里啪啦地落下来了，刚开始还是正常的大雨，等快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是暴雨级别了，天也越来越黑。
果不其然，8点多，频道打来电话要我去直播暴雨。接到通知的我也顾不上发烧的身体，反而有种莫名的兴奋，也许这就是新闻人与生俱来的新闻冲动。
大学时我曾重点分析过“北京7·21暴雨”事件，所以更想亲眼看看4年以后，暴雨再次来袭，京城会是什么表现。
雨越下越大，路上的车并不是很多，但全都开着大灯、雾灯和双闪，这些安全驾驶方法不知道是不是从“7·21暴雨”中学来的，但作为工作日的早高峰入城方向，车流量明显减少，证明民众还是有了一定的防范意识。
路上的积水很多，车辆驶过会溅起一两米高的水花，行人全部穿着拖鞋，还有一些人用塑料袋包着鞋子在路上走，这样的细节像极了“7·21暴雨”的报道画面，让我不禁开始有些担心，如果雨量持续，会不会再次造成“7·21”的悲剧呢？那年的北京暴雨可是造成了严重的伤亡啊！
暴雨中，受影响最大的就是交通，所以根据安排，我来到了北京火车站。火车站情况相当复杂，人员流动也很大。一开始我的计划是，车上挂好条幅，通过广播告知，在火车站设立一个服务站，帮助大家解决一些问题，也可以在车里休息，吹吹热风。可到达火车站后，才发现行不通，风雨太大，条幅根本挂不住。而且自己还有采访任务，一个人也没办法兼顾两头，最后只好放弃，被大风刮走的条幅也就变成了自己“到此一游”的见证。
随后我想进入火车站里面采访，和一位在车站工作的朋友沟通后得知，因为滞留旅客比较多，站内秩序可能比较混乱，现在对记者采访是比较谨慎的，我不能随便进去，必须和党宣处联系，批准后才可进入。
对这样的回复我早已见怪不怪，大量的单位仍对记者采访高度警惕，认为封锁隐瞒重大事件是第一要务，殊不知信息公开透明才是应对事件的首要原则。民众只有对信息充分了解，才能对政府机关产生信任。但可怕的是，媒体人竟然也已见怪不怪，甚至习以为常，多少人因为进不去就不进了，甚至连现场都懒得去了，拿几篇通稿一发就天下太平，这样的新闻人做得还有什么意思呢？
与车站党宣处的几番交涉都以失败告终，最终还是因为私人关系，我才进入站内，但必须通过党宣口径来进行报
道。进站后我被党宣的同志领到了四楼党宣办公室，他们交给我一份通稿，告诉我这就是站内的情况。
我拍了张通稿照片，并让相关人员录了一段提醒，照流程，采访就结束了，只要把我送出站外就万事大吉。可我还忍不住想去看看站内的情况，就中途借口有事，支开了党宣负责同志，因为心里实在想去看看：到底站内秩序有多混乱？又是哪里出了问题？
躲开党宣同志的视线，我赶紧上到二楼候车室，看到乌泱乌泱的人群，连平时因为菜价太贵门可罗雀的火车站餐厅都是人满为患，候车厅所有的椅子都被占据，走道上也坐满了人，只留了一条狭小的通道，很多人把行李箱打开摊在地上，很多人抱着孩子在吃东西。
看到这样的场景，我心里开始打鼓：难道说晚点的车辆不止通稿中写的那些？这些旅客滞留了很久，所以准备在此过夜？有没有旅客因晚点不满而要求赔偿产生争执？
怀着这些疑问，我询问了一个行李摊在地上的旅客，我以为她是晚点到要过夜的旅客，谁知她只是因为雨大而提前两小时到站，没有地方坐就席地而坐，打开箱子纯粹是为了拿一些东西消磨时间。后来我又采访了一些旅客，他们都表示自己没有特殊情况，只是在候车而已。
我心里的疑惑虽然消失，但这更印证了原本的想法，只有信息公开透明才能产生信任。火车站里的秩序虽然看起来混乱，但实际上一切正常。如果把记者和公众阻隔在门外，就会谣言四起，但如果记者能够进站据实报道，反而会让公众心安。政府机关的宣传部门和记者应该是“鱼水之情”，而不是“老鹰捉小鸡”！可有时候不是宣传部门成为四处躲避的“小鸡”，而是记者根本不当自己是捕捉事实的“老鹰”。
我从站内出来进入站前广场，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地铁站出口拥挤的人群，二三十个人在地铁站出口避雨，其中，有卖伞的小贩，有等人接站的旅客，有抱着孩子等着进站的旅客，还有要进地铁站的旅客。大家都堵在出口处，使得地铁站出口的人流不能顺畅地出入，极易发生危险。
走进去一看才发现隐患更大，出口检票通道有十多个，可只有一两个志愿者在帮着解决问题。他们顾不上疏导人流，大量的外地旅客不会使用地铁卡出站，造成旅客在地铁检票口附近滞留。
而距离检票口大约10米就是滚梯，滚梯上又是源源不断的人流，这些人大都拿着箱子，行动不灵敏。内里外里的人流情况，看得人心惊肉跳，这样的场景一旦有意外，极易发生***故，那就危险了。话不多说，我就充当起了志愿者，帮着疏通检票口的人流，可人手当然不够……
出地铁站，我又去看了出租车的情况，等候出租车的队伍大概有30米长，问了一下排在前面的第十个人，他从队尾排到这里大概花了两小时，可在他前面还有9个人，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出租车只有一辆，大家都在干等。问管理人员，他们回复，已经进行调度了，如果不调度一辆车都没有。继续问，那调度来的车呢？他们回答，都堵在站西街。而站西街就是我开车过来时，出租车、公交车、私家车混杂拥堵三四公里的路段。
这似乎成了一个死循环，可毕竟还是有活扣，黑车司机们在旁边不断吆喝着“打车，现在就能走啊，不用等”“正规出租车，不用等”，也陆陆续续有一些人跟着他们走了，因为拿着手机直播，我没有问他们价格翻了几倍，但依据以往经验应该是不便宜的。
离开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年轻女孩正和一个自称正规出租车的师傅在吵架。
“你不是说是正规出租车吗？为什么不能打表计费？”
“现在哪里有车，我们都是一口价，你爱打不打，不打就回去排队吧。”
“我都排到中间了，你把我拉过来，说正规出租车，现在让我回去排队？不行，你今天必须打表送我走。” 女孩非常生气。
……
在火车站前街的自行车道中采访，冒雨走着的，有老人，有孩子，很多人连伞都没有，就顶着大雨蹚着水走，我的第一个采访对象就是这样形象的大婶。大婶背着大包满脸愁容，见我帮她打伞，一直向我道谢，她从南方来，要去保定看家人。
我问她怎么不打伞，她说不知道有这么大的雨，而且不知道要怎么去保定，说着说着就快哭了。和我嘟囔道，早知道就不来了，这么受罪，东西也湿了。她要去汽车站，我建议她坐地铁过去，能准时一些。可她不会坐地铁，这时恰好过来一个大哥也要坐汽车去保定，她就赶快跟着那个大哥去往地铁站方向。
大婶走后，迎面走来一个大
姐，手里拎着鞋，光脚在水中蹚，我向大姐喊道：“您怎么不穿鞋啊！多不安全。”大姐答：“这鞋不能泡水，没办法只能拎着。”一开口就知道大姐是东北人，性格豪爽，她是来北京玩的，出了站也不知道怎样去宾馆，我和她说最好还是坐地铁，现在车都堵在路上根本过不来。她满口答应着往出租车等候点去了。
沿着火车站前街走一路，我看到了在雨中狂奔的母子，刚下站手足无措的老奶奶，还有互相遮挡的情侣……他们都在火车站前街的非机动车道走。大都是不知道从哪里进站，从哪里坐地铁，从哪里打车，从哪里找家人。
我张望了一圈，如果不是因为以前来北京站做过采访，或许我也会变得和他们一样，在这无情的暴雨中迷失方向。
其实，此次暴雨中体现出来的问题：出租车调度、黑车泛滥、地铁站出口的踩踏隐患、火车站没有急客通道、宣传部门的躲藏态度……我本该在下午连线中指出。但因为并未发生安全事故，也本着“党的喉舌”的原则，在连线中，我在指出问题后，又用更大的声音表示，相比“7·21”，我们已经进步了很多，我们有了应急预案，我们也很有秩序。
挂断电话，我很后悔，一天的采访结论是“天下太平”！可心中明明觉得不是，明明看到了很多隐患和可以改进的地方！
想来想去，原来是自己说反了，我确实看到比起4年前有了很大进步：敬业的交警朋友在雨中连续两三小时坚持指挥交通，警车保证站前道路通畅，地铁志愿者在地铁进行疏导，北京站启动应急机制，所有人员都到广场维护秩序，出租车已经有人在调度。
可是我仍看到了一些不足，这些不足，才是暴雨应急要吸取的经验，也应该是媒体人的落点和反思。
两次北京暴雨，用央视的评论来说“北京还是北京，7·20不是7·21”，可如果放在媒体人角度说，“北京已不是北京，7·20也比不上7·21”。
“北京已不是北京”：经历过“7·21”以后，我们的应急机制建立起来了，损失减小了不少，民众的安全意识也提高了。“7·20也比不上7·21”：“7·21”中，我们损失惨重，媒体第一时间进行反思，第一时间敲打政府，持续不断追踪事件进展，坚持不懈普及安全知识，这才使得如今的“7·20”损失减小；可“7·20”呢？我们的媒体却变得懈怠，不去进一步反思和努力，不去继续发现问题，弥补漏洞，就这样得过且过了。
走出车站，我看到群里说直播流又创了纪录-200多万人在线观看，1万多人参与讨论。大家感谢十路记者能够到一线冒雨采访，带给大家最真实的新闻。
是啊，还有这样的一群新闻人在坚守，可能因为我们年轻，可能因为领导在看，可能因为我们好奇，但毕竟我们去了一线，这就值得鼓励。
而我也在反思自己：挂条幅的时候是不是更多为了宣传而不是帮助别人，站到雨中拍照是不是为了让画面更震撼来博眼球而不是真的忙到忘记打伞，进站采访是不是真的为了看到里面的情况而不是为了“到此一游”？问题的两面是交叉的，傻傻分不清楚，但本心到底是什么，出发点又是什么，这很重要！起码对一个新闻人的内心很重要。
这个故事里每个人都是一个鲜活的个体，而故事想说明的问题却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这是一个系统的问题，也许宣传部门的同志会很佩服记者去一线采访，但他在错误的系统中，就会阻止你进行一线采访。改变这些问题，我们需要的是去改变环境，而改变环境又需要我们唤醒自己的意识，尤其是新闻人的本能意识。千万不要让灾难变成“新闻人的狂欢”。
做新闻人不容易，既要有冲向一线的冲动，又要有关怀采访的理性。要对每个问题有深入细致的了解，明白它的历史成因和各方诉求，慢慢抽丝剥茧才能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才能推动事件的发展。
“两会”期间，一位同事邀请评论员做客直播间，谈及教育问题时，聊到了“多校划片”。他问评论员，多校划片是解决教育公平的第一个手段，但是究竟能不能真正有效果，评论员的回答也比较悲观，最终话题没有讨论清楚。
下了节目，领导把我们两个跑“两会”的主播叫到办公室：“今天教育问题谈得不好，最后的评论员答复没有解释清楚问题的本质，单纯把多校划片归为教育不公是不合适的。教育公平是一个复杂的、历史性的问题，想真正搞清楚这个问题，在半小时内肯定说不完，那又为何用这样的话题作为节目的核心呢？我们一味指
责政府，就能推动社会进步吗？我们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为不公平，扔给政府去解决，事情就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吗？好的媒体人，应该像侦探一样抽丝剥茧，捋清脉络，然后才能发声，你们没有调研过北京的教育现状，也不清楚一个政策出来会利好多少家庭，你们就去否定，你们有什么权利呢？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儿！”
是啊，多少人投身媒体是因为有新闻理想，渴望媒体人的话语权，可一旦真正成为媒体人才知道，话语权的使用要多么谨慎。
媒体既是党和政府的喉舌，也是公众监督的眼睛。新闻报道要考虑到各方诉求和实际困难，一个社会问题的产生有复杂的历史原因和现实桎梏。一个优秀的媒体人必须深层剖析，抓住实际可以解决的问题，推动改革前进，这才是我们该做的！一遇到社会问题就把原因归咎于政府体制机制，这是很多媒体新人的通病，而这些道理必须在新闻一线才能感受到。“两会”虽然是讨论国家大政方针的时刻，但作为记者却能接触到政府和企业一线的代表委员，采访他们才知道这社会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2017年是我第一次跑“两会”，刚刚接到“两会”任务，满脑子都是糨糊，我只知道我们要拉委员代表做节目。但委员代表要从哪里找，怎样才能成功邀请他们上节目，如何协调每个代表之间的时间，又如何安排后勤保障？这些问题全部压在了我面前。
当不懂的问题摆在面前时，最聪明的做法就是：“张开嘴、迈开腿”，剩下的就交给时间。我们频道有一位同事跑过“两会”，于是我就问他具体的情况。虽然他大致和我说了一下，但我还是一头雾水：
“别怕，兄弟，第一年跑“两会”我也蒙圈儿，跑两天就知道了。”
似懂非懂的我点了点头。
弄明白一件事情既复杂也简单，关键在于目标是什么。我认真捋清楚了“两会”需要我做的工作：一、10天“两会”特别节目必须保障安全播出。最优方案是每天邀请评论员和“两会”代表委员做客直播间；第二方案是节目主题提前定下来，预约合适的委员代表；最后还有备播方案，万一没有嘉宾应该怎么办。二、要借助“两会”媒体时间宣传频道，部长通道必须去抢最优位置，必须有独家采访代表委员的报道文章，也必须和其他媒体打好配合。
明白了自己要做什么，接下来就是迈开腿。“两会”前，***邀请了人大***的领导来台培训，必须去！人大***在人民大会堂的培训，必须去！政协的新闻发布会，必须去！配合同事跑政协驻地，必须去！人大代表抵京，必须去！
就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渐渐明白了“两会”中我应该做什么，虽然张开嘴、迈开腿会很累，但正是因为这样做，才让自己的“两会”任务圆满完成。
当记者从来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为了能够在“两会”期间抢到最佳报道位置，第一天开放部长通道，我凌晨4点就去人民大会堂排队。可当我到了之后才发现，已经有20家媒体在排队了，来得最早的是日本记者，凌晨两点就拿着睡袋和干粮来排队了。
3月，北京的凌晨没有白日的春风和煦，我们在寒风中冻了两小时，甚至看到***升旗。那天天很蓝，红旗格外鲜艳，我们看着霞光一点一点在人民大会堂的门前移动，那是时间在走路。
7点半开始安检进入大会堂，每个记者都铆足了劲儿冲向部长通道抢最佳采访位置。因为是最早的一拨记者，凭借时间优势，我抢到了第一排，插好话筒，静静等着部长们来到。
主持人开始讲话，后面的记者越来越多，挤得我只能一只脚站立在最前面。Duang，一个三脚架倒了，正好砸在了我头上，瞬间觉得有液体流下来，本以为是汗，手一擦，看到了红色的血迹，被砸破相了。台里同事在后面喊我赶快去处理伤口，但那种情况下，挤出去比挤进来还难，没办法，只**着头皮采完部长通道。
部长通道刚结束，记者们又狂奔到三楼大厅去参加开幕式。同事赶紧拉着我看伤口，还好伤口不大，但额头已经肿起了一个大包，简单擦拭后，我也跑着去三楼采访开幕式。
人大会会程11天，除了休息日，这样的排队每天都在进行，以至于到了最后一天闭幕召开总理记者会，香港记者前一晚11点已经拿着睡袋和报纸去排队。“两会”期间，我看到了很多媒体前辈，虽然他们德高望重，但依旧泡在一线报道，我没有去问他们为什么还要跑“两会”，想必他们并不会觉得有什么不该，但我想，这就是一个真正媒体人的执念吧-到一线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