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播错一个字

    2011年,我19岁,和多数大学生一样,在阶梯教室上课时,总喜欢坐在最后几排,这样就可以偷偷摸摸在课堂上吃着小零食看最新的美剧而不被老师发现。可有些课,后几排的位置也是需要提早抢的,播音导论,就是这样的一门课。

    那天上课,我去晚了,后面的座位早已占满,甚至连中间的位置都所剩不多。老师在讲台上忙着调教案,头都不抬一下,这种情况,早已见怪不怪了。我从后门进去一排一排往前走,都快走到第一排了,也没找到“合适的座位”。第一排坐了一男一女,他俩是我们班的学霸大神,第一排总是给他们留着没人敢坐。我直奔第一排就去了,踱了两步,还是坐到了第二排,嗯,我了。

    丁零零,上课了。

    讲台上的老师头发花白,干净的白衬衫压在腰带里,腰带右侧还挂着一串钥匙。慢慢地拿起眼镜,耷拉在鼻梁上,又拿起了一本教材,像看古书一样卷起来凑到眼前。他还是放弃了用多媒体讲课,可能对他来说那些历史在他脑子里比放到电脑里更生动吧。

    “齐越老师对待工作态度之严谨是需要当下每一个播音员主持人去学习的……齐越老师总说:‘我是人民的播音员’……齐越老师当年带我们去城里汇演,为了能够顺利赶到,早晨5点就起来叫我们出发……”

    讲课必提齐越老师,这是《播音导论》这门课的特点,甚至有同学打趣道,播音导论就是齐越史。学习历史对于一个个刚上大学、渴望技巧和飞越的毛头小子来说,自然是无聊至极,但老师每堂课必定一字不落地讲着每一个与齐越有关的故事。

    “1948年5月29日,一份全文3300字的重要文件-《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四八年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指示》送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部,***指示:‘此文件不要播错一个字!’距离直播还有不到一小时,齐越作为唯一的男播音员,临危受命,一字不错地播完了全文。

    “你们想,齐越老师能够做到一字不错,首先是他的业务能力扎实,其次,还在于他有很高的政治觉悟……”

    后面的话我已经忘记了,但从那堂课至今,“不要播错一个字”却在我的脑海中深深烙下了印。也许是因为恰巧坐在了第二排,也许是老师在讲那七个字的时候特别用力,下课后我一直在想,“不要播错一个字”很难吗?

    从那以后,我每次播稿都会特别注意自己有没有“播错一个字”,但往往越是在意,也越大意。大学四年,很多话都影响了我的生活和工作,但唯有***的这句话却成了我工作中始终没变的执念与标杆。

    2015年2月24日,正月初六,我拿着绿色的实习工作证,“嘀”声刷开央视新址大楼的每一道门禁,怀揣着本科四年最大的理想大步走进*****。进入最后实习期,一共有7个人,台里为我们安排了一间由会议室改造而成的“临时办公室”。

    温暖的阳光从巨大的落地窗洒到长条白色会议桌上,懒洋洋地照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我们7个人各据一方,面面相觑,闲得发慌。对,闲得发慌。

    “我想象中的央视实习应该是每天马不停蹄地工作,忙到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怎么现在闲得每天只等吃饭呢?”

    配完一条稿子的我们,又坐在“家”里等饭。岳同忻趴在桌上有气无力地哀叹。

    “也许是我们配得不够好吧。”我在心里嘟囔着。

    一周以前,我们从来没想过进入央视实习后会带来如此意外的挫败感。

    “你们现在就正式进入央视实习了,大家以组为单位开始值班,第一阶段是配音的工作,你们可能对军事新闻、国际新闻会有一些陌生,但希望大家能够尽快熟悉,配音时不要总出错,这样会给编导带来很多后期的麻烦,大家都是播音系出来的专业选手,不能丢播音系的脸。”这是进入央视实习的第一天鲁健老师对我们的期望。

    “没问题!”

    7个实习生爽快地答应着,并期待在配音上大展拳脚。

    早上10点上班,两人一组配两三条新闻稿,一条稿子一分钟,平均每个人只能分到一条稿子。上午配完稿,就无所事事,开始了趴在桌上晒太阳等午饭的漫长时光,吃过午饭就等下午3点的下班。小日子过得是真舒坦也真浑噩。

    初来乍到,我们也自知因为自己的能力不够,所以分配下来的稿件少;但第一次遭遇这样的冷落,心里还是会难受。央视大楼是一个巨大的玻璃房,我们这些刚来的毛头小子就像是花朵来到了温室,暖暖的阳光照得我们昏昏欲睡,多少个下午就这样睡过去了,甚至没有一丝危机感,直到大熊的出现。

    “来个男生,配一条军事。”

    大熊探头进来,用0.5秒的时间说完这句

    话就转身回配音间准备了。

    我小跑去配音间,大熊已经完成了准备工作:稿子放在配音间,上面放好一支笔,他坐在外面的编辑间,建好配音文档,拿着稿子等着我。

    我实在想不通,一路小跑过去的我怎么会比他晚这么久,也许这就是央视新闻人的速度吧。

    刚在配音间坐下,仅有10秒,大熊问我:“可以开始了吗?”为了不丢人,硬着头皮,我没有备稿就开始配音,自然是断断续续,意思不通。

    从配音间出来以后,大熊跟我说:“还要多练练,你们播音系不是说‘不要播错一个字’吗?”

    这句话让我如五雷轰顶一般,原来所有人对播音生的要求都如此一致。

    回到办公室,舒淇问我配得怎么样,我摇头。

    “没事,慢慢来嘛。呀!到饭点了,我们吃饭去!” 开朗的舒淇总以这样的方式给我安慰。

    我垂头丧气地走出央视新址大楼,去附近的山西面馆吃面。那时,刚实习的我们还没有去央视食堂吃饭的资格。

    又过了几天,我和舒淇配完音,在玻璃走廊遇到了其他频道实习的同学。

    “唉,泽鹏,舒淇,又配完音啦。”

    我俩尴尬得不知说什么好:“嗨,真巧呀!”

    “听说你们在四套很轻松,每天就配一两条稿。”

    我和舒淇笑笑,没说话,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我们也想忙起来啊,我们也想得到更多的认可。

    “真羡慕你们,我们每天累死了,连吃饭、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

    当时我的内心独白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像他们一样忙起来啊……看着他急匆匆离开的背影,我俩齐刷刷地转身,迈着不缓不急的步子与他向背而行,心生羡慕。

    我俩来到第一次鲁健老师带我们来的38层天眼处,因为只有这里不会遇到熟人。

    “泽鹏,你说咱们这样下去,会不会被刷下来?”

    我摇摇头,又点点头。如果每天都只有两条配音稿,没有进步,不被刷下去才真见鬼了。

    气氛有些沉重,其实我们都知道,如果自己不努力成长起来,之前的努力就都白费了。曾经为了鼓励对方,彼此吹捧“你以后就是这里的台柱子”之类的话,如果不付诸行动,就真成了可笑的痴人说梦。

    两个坐在天眼边的年轻身影,迷茫而渺小。

    “舒淇,咱俩以后每天练习对播吧。”

    彼此沉默一会儿后,我先开口说道:“就像在学校一样,咱把栏目的所有稿件拿来练习,目标是‘不要播错一个字’,画正字,错一次就罚一块钱,所有钱就都用来吃午饭,怎么样?”

    对于我的突然提议,舒淇冲我直点头。

    后来的每天,我俩都从废纸篓里找来大量废弃的新闻稿,在配完音之后,就待在实习生的“家”里,拼命地训练对国际新闻的熟悉度。

    “欧乌俄利益存分歧,天然气谈判无果而终……俄乌斗气,曾使俄对乌国家……”

    “错,错,错了。是‘俄对欧盟国家……’,你怎么总卡在欧乌俄?”

    舒淇哭笑不得,看着我。

    我也哭笑不得地反问她:“那你咋总卡在‘B五十二轰炸机’还是‘B五二轰炸机’?”

    两人同时看着纸上的几个大“正”字,忍不住捧腹大笑。

    几小时的练习,竟然有几十处错误,就这水平,如果编导们敢找我们配音,那不是给自己找麻烦,丢自己的饭碗吗?

    反复的练习,让我和舒淇严重意识到自身对国际新闻一些专有名词到底是有多么陌生。

    后来,也有编导向鲁健老师反映实习生常配错一些专业名词,鲁健老师就给了我们一份正音表。有了正音表,再加之和舒淇天天搭档练习对播,我俩配音的进步很大。平时的对播练习,由几个“正”字发展到只有一个不完整“正”字。配的新闻稿也渐渐得到编导的认可,而中午也有了去央视食堂吃饭的机会。行百里者半九十,我们都知道离那个目标仍旧还有很远的距离。

    “你知道吗?今天竟然有编导指导我怎么配音,告诉我哪些地方用什么感情配音。天哪,太神奇了。”在央视食堂吃饭的时候,王籽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到我们桌高声喊道。

    此时,我们也已实习半月了。7个人经过各自的努力,走过低迷期,陆续得到了编导们的认可。甚至连播音老师们都开始信任我们,加大了配音量,每天的下班时间也由下午3点延迟到了晚上9点。

    随着专业技能的提升,编导不但会偶尔指导我们如何配哪条稿子,还有编导会专门来找我们配音,给我们机会。

    “泽鹏,今天《今日关注》的军事稿件你来帮我配音好吗?”

    那天,我刚上班,就被大熊叫住了。

    简直受宠若惊。没想到大熊会特意来找我配音。

    “之前听你配音,进步很大,感觉当你声音沉下来的时候,很有律动感,挺适合配军事稿件。

    ”

    我看着大熊,顿时想到了《哆啦A梦》,却觉得他是哆啦A梦,我是大雄,哆啦A梦总在大雄最需要他的时候出现,给他温暖。而此刻,站在我面前的大熊,也和哆啦A梦一样,给予了我一种无形的温暖,一种莫大的鼓励。

    生活和动画是有区别的,我们的身边不会凭空出现哆啦A梦,在这个我们偶尔感到残酷和冷漠的世界里,所有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哆啦A梦,一定是因为我们曾经非常努力,才会适时出现奖励。

    农耕时代讲究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如今的信息时代,同样也是如此。

    每个人都会渴望黎明,但很多人会在黎明前的那一刻放弃,只有那些无惧黑暗从中穿行而过的人,才会看到璀璨的朝阳。

    朝阳一定会来的,那是一份纪念“二战”胜利70周年的稿子,当时配完音我并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从配音间出来却被编导夸奖了,这种被人夸奖得来的自信渐渐变成了一种良性循环,让自己能够更优秀。第二天我翻出来这条新闻自己审听,一旁的舒淇说道:“你看人家崔志刚老师的配音吧,就是不一样,成熟,明显能听出来哪些是我们班实习生配的,哪些是老师们配的!”

    “淇淇,这是我配的,昨天配的。”

    “什么?!你配的?你再放一遍!”

    我又从头把新闻放了一遍。

    “还真是你配的啊,可以啊!现在的配音很成熟啊,不过开始那一段你的声音真的超像崔志刚啊,后面才听出来是你!”

    幕后配音工作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7个人也渐而褪去学生的稚嫩,慢慢领悟到什么是声音的魅力,用声音去讲述一个新闻事实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哪怕我们不曾出镜,不被人所知,只是站在一个窄小的配音间里,面前没有灯光,没有摄像机,只有一个话筒和一张稿纸,那也是知足的。因为我们知道全国十几亿人口,不是每个人都能有机会站在话筒前配音一条新闻稿件,然后随着电视画面,播送给千千万万的人听。

    当然,倘若我们能听到有人夸赞我们新闻说得好时,那就更加幸福了。

    4月底,结束了配音实习,我们正式进入演播室接受出镜的训练。出镜学习的过程中,我们和央视四套的主播老师有了更频繁的接触。

    “泽鹏,你新闻的配音很好!”

    当我们进到演播室,听到梦桐老师这样夸我的时候,说实话,我感觉自己幸福得飞了起来。

    后来,我还从别人那儿得知,在我们配音的时候,徐莉老师也夸过我,说我配的新闻很好,不像是实习生配的,赶上非常专业的同事了。

    听到这些优秀前辈的夸赞,冷静下来的我开始总结,我还没有做到“不要播错一个字”,也许是自己的完美主义在作祟,也许是想得到更多人的认可,这一刻,只和前一刻的自己比较。

    不知道是不是每一个播音员都在上主播台前跟自己要求“不要播错一个字”,但神奇的是他们都做到了这样专业。

    2015年4月底,播音组的老师们开始安排我们熟悉演播间的直播流程。庞大的演播厅,摄像师准备就绪,梦桐老师端庄地坐在《中国新闻》的主播台,快速翻阅手中的稿件,把耳返调整到最舒适的位置,等待导播老师的号令。

    我们坐在梦桐老师对面的《今日亚洲》的主播台后,静静地看着、学着,也被这严谨的氛围深深感染着,不敢发出一点声音。

    一切准备就绪,耳熟能详的《中国新闻》片头旋律响起。

    “主持人准备!5,4,3,2,1,C1。”

    随着导播的号令响起,Camera one的摄像老师运动滑轨,一个华丽大气的全景镜头,梦桐老师熟练地开场: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

    导播老师在耳返里喊道:“C3。”

    负责中景拍摄的Camera three的摄像老师备好机位,梦桐老师轻侧身,将视线投向C3机位。

    “首先来看时政要闻。*******今天在人民大会堂……”

    画面切至新闻事件现场。

    梦桐老师低头翻阅手中的纸质稿,确认下条新闻内容;导播室的老师们快速而娴熟地操作着设备;摄像老师随着导播老师的号令运动着摄像机……一期《中国新闻》节目就在这紧张的氛围里井然有序地进行。

    我在《今日亚洲》的主播台,观望着梦桐老师,看着手里的稿子,也忍不住跟着她的节奏、语速,轻声播出口,目光随着耳返里导播老师的号令看向不同机位的摄像机。

    看不到提词器,我就拿着手中的纸质稿播读,时刻注意着机位的变化,谨记着每个机位的作用、拍摄的景别……我想提前熟悉好这里的一切,以防将来的某天,坐上《中国新闻》的主播台的我手忙脚

    乱。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收看《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观众朋友,再会。”

    最后梦桐老师以一个得体的笑容结束了本期节目。收拾好稿件后,老师走向我们,很亲切地询问我们的感受。

    “怎么样?第一次进演播间,看现场直播的感觉如何?”

    “老师,您播得太好了!”

    “您播的时候太大气了!感觉整个演播室都是您的。”

    “梦桐老师,您的出错率为零啊!简直就是我的女神!”

    大家纷纷被梦桐老师的现场直播震撼了,没有播错一个字,对新人来说,这是羡慕不已的辉煌成就;但对央视主播而言,这只是最基本的工作要求。

    就这样,一次次看着各位老师的直播,我忽然明白,“不要播错一个字”,在稚嫩的我们看来是一份努力,但在专业的主播眼里却是要严格执行的规范。

    王端端老师曾向我们交代出镜前注意事宜:

    1. 出镜前一天晚上千万不能做任何社交活动;

    2. 提前两小时**里,不要自己开车,最好打车;

    3. 出镜前15分钟编辑器上会出稿子,但不是最终稿,最终稿以纸质稿为准。

    她同时说道,直播间不准带手机、不准带水、不准带吃的。

    这时我忽然想起,在央视,播音员能进入的每一个空间都放着一本最新版的《现代汉语词典》, 这就是央视规范与自我约束的结果。

    闷热的夏天,蚊虫很多,演播间偶尔也会有蚊虫飞来飞去。

    一次,一位老师正在直播《中国新闻》,一只小飞蛾突然出现在了演播室,正好老师张嘴准备说新闻,飞蛾蹿飞进了嘴里。当时几个摄像机都开着,在全国人民面前直播着,老师的唯一反应就是从容地“嗯”了一声,吞下了飞蛾,继续播新闻。想来或许是小飞蛾面对全国直播的摄像机也害羞地慌不择路了。

    节目结束,老师下台就直呼:“恶心死了!恶心死了!”

    当然,直播间还会发生一些突发事件,比如,提词器突然没电了,或者提词器跳行了,这就需要播音员具备极强的临场应变能力。而优秀的播音员一定会提前熟悉好要播的稿子,以防提词器出问题而在主播台上手足无措。

    徐莉老师从业几十年,至今都保持着提前两小时到达工作岗位的习惯,不但坚持在稿子上画停连重音,还会钻研稿件和播读方面的问题。

    这就是新闻播音员的专业素养。无论发生什么样的状况,都要呈现出最好的一面给观众。有时候感冒了,上了主播台,想咳嗽,也得忍着,哪怕憋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也不能咳出来。

    观察着这里神奇的一切,每个细节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不自觉地向他们学习。不久后,台里选出了4个出镜实习主播,而我也在其中。

    2015年6月7日,是我首次出镜的日子。因为是凌晨档的节目,所以作息也就颠倒了,白天睡觉,晚上工作。老妈很担心我睡觉误了时间,特地赶来北京监督。

    那天下午1点,我开始尝试着让自己睡着,翻来覆去,3点多才睡着,结果7点又醒了,接着无论怎么催眠都睡不着了。我妈感慨,最爱睡觉的我居然也有睡不着的时候。也许是紧张,我起床就开始练口部操,反复看前辈们的视频资料,不断地发微信问前一天出镜的齐靖文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你昨天播的时候紧张吗?我现在紧张到睡不着。”

    “正常。我昨天也紧张死了。”

    “那你昨天播的时候有什么意外情况发生吗?”

    “你一定要看纸质稿,昨天提词器就跳行了。吓得我冒冷汗,差点没在纸质稿上找到内容。”

    挂断电话,整个人还是紧张到坐立不安,看看墙上挂钟的秒表嘀嗒嘀嗒走着,觉得时间过得特别慢,也过得特别快。

    在心理状态十分矛盾的情况下,我熬到了9点,老妈把熨好的西服递给我,催促我出发。

    “赶紧去台里,万一堵车,早去做准备!别误了时间。”

    出租车一路奔驰,我隔着车窗望着街道两侧虚化的闪烁霓虹,感觉这一切像是一场梦,梦里我站在了央视主播台上,听着导播老师发号施令,熟练地配合着摄像老师,然后用最自信的声音向****传递最新、最快、最权威的新闻资讯。

    夜晚的北京不堵车,所以我很快就到了央视新址大楼。

    我拿出那个彩虹色带子的实习工作证,“嘀”地刷了一下,走进去,找到化妆室,换好西服,等待化妆师化妆。

    “泽鹏,紧张吧?”

    上主播台之前,鲁健老师来到化妆间看我。

    我看到鲁健老师,如同看到亲人,恨不得抱住他。“紧张!非常紧张!”

    鲁健老师上下打量我一番,夸道:“西装不错,没穿黑色很好,播长江客船翻沉这类新闻,着装不能花哨,也不能太沉重。深蓝很好。”

    鲁

    健老师盯着我的领带像是又发现了什么,问:

    “还带了其他领带吗?”

    我摇头。

    只见鲁健老师干脆利落地取下自己脖子上的灰色领带,递给我,说:“戴我这条吧。”

    我赶紧接过,戴上。

    “挺好!好好加油!别紧张!”

    嘱咐了我一些注意事项后,鲁健老师就离开了。

    我摸着那条领带,心里很暖。

    晚上11点,脸上的妆也已经定好,接下来就开始了漫长的等稿。不停地看手机时间,登录编辑系统看稿子是否出来了。

    等到12点半,稿子还没出来,我终于忍不住上前询问编辑老师:

    “姐,出稿了吗?”

    “没呢,再等会儿吧。”

    又回到化妆间等,盯着手机时间看,10分钟之后,又忍不住出去问:

    “出稿了吗,姐?”

    “没有呢,没有那么快,只能提前5分钟或10分钟才会出稿,别着急。”

    我内心的OS是:我着急,我紧张啊!这是我第一次出镜,我想提早拿到稿子啊!

    但编辑老师话还没说完,就着急赶着迈出脚步去工作了。对我这个即将上场的新人,没有半点要安慰的意思。

    我环顾四周所有的工作人员,他们都在紧凑而有序地忙碌着自己的工作。没有人在意今天是鲁健老师播还是一个实习生第一次上直播,大家都和平日一样,按照固有的节奏,各自忙碌着。没人care我是不是第一次出镜,除了家里守在电视机前的家人,也没人担心我能不能播好。

    他们的专业与规范,突然也给了我一些启示。

    “李泽鹏,大家都这么专业,你也练习了那么多次,预演了那么多次,你今天能被选上,说明你就是可以的,所以你有什么好紧张和害怕的!”

    我在心底给自己暗示。

    凌晨0点44分的时候,稿子出来了,我仔细浏览一遍,确定没问题后,就上主播台了。坐在主播台上,我更紧张了,生怕一开口就播错,于是反复念着第一条稿子:“首先,我们来关注长江客船翻沉事件的最新进展。”

    可是,越念嘴越瓢,哪怕练口部操都不顶用了。慌张到不行的时候,幸好有导播老师跟我逗笑说:

    “小伙子,放轻松,上镜很帅呀!”

    别看就这么短短的一句话,但在当时真是给了我巨大的力量。

    演播间随着导播老师的“5、4、3、2、1”的倒计时,进入到直播状态。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

    开口第一句话,没嘴瓢,却抖了。“播报”的“报”字,尾音拖得特别长,第一次的慌张,还是没能掩饰住。

    但第一句话说完之后,就慢慢进入状态了。

    播完第一条资讯“‘东方之星’客船翻沉的搜救及善后工作”后,导播切到新闻画面,我长舒了一口气,总算是没出错,开了一个较好的头,后面也就渐入佳境了。

    第一天出镜的整个过程还算是顺利、圆满地结束了。

    直播结束后,我起身向所有的工作人员一一鞠躬感谢,心里悬着的大石头终于落地。早晨7点左右,走出央视新址大楼,看着北京蓝蓝的天,感受着清凉的夏风,沐浴着朝阳的光辉,肚子先咕咕叫了起来。

    第一次直播的成功给了我很大的自信,虽然没有达到“不要播错一个字”的要求,但各个岗位的规范操作却让我更加对自己有信心。

    而后的直播过程中我也遇到了很多突发情况,有一次,我在直播中隐形眼镜没戴好,一揉眼就揉掉了一只,就这样模模糊糊地看着提词器顺利播完了稿件。还有一次,因为太困了,3分钟的长片子中间,我就闭了会儿眼睛,结果当导播说“倒计时5、4、3、2、1”的时候,我一睁眼就被眼前明晃晃的灯光照得眼前一片白,当导播说“C3”的时候,我还没有调整好,强撑着停顿了两秒,眼睛盯着提词器,垫了一句“再来看下面这条新闻”,才让自己缓过来。

    这些情况的发生显然是自己经验不足,但也考验着自己的应变能力,每一次直播后,我都有满满的收获和很大的专业技能提升。每次播完我都会回家重新看几遍重播,从中总结经验教训,力争下次更好。

    渐渐地,主播台上的自己越来越放松,离目标也越来越近,直至后来来到央广播音,我的能力已有了很大提升。但我知道,想要成为一个优秀的播音员必须学会自我约束,必须注重每一个细节。在工作中的每一个意外与失误我都牢记在心,而后总结教训,再回头看这些血泪换来的教训,才发现这哪里是什么“血泪史”,这就是职业道德,这就是行业规范,这就是专业与业余的差别。

    “不要播错一个字”,从最初的目标到现在的实践,从最初的技巧到现在的自律,一步步成长起来,不要放过每一个细节,这就是优秀播音人的秘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