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两江总督任上与剿捻
溃散的太平军一部分到了华南的偏远地方，另一部分远渡重洋，到了美国。[1]我们暂将此事放下，来看看曾国藩的情况。现在，他正志得意满地在昔日死敌的国度里履行着总督的职责。上一章已经说过，他没有找到传说中储藏在金陵的财宝，感到非常失望。然而，尽管没有获得财宝，他还是对总督衙门进行了一些必要的修缮，在这座被军法统治了多年的城市里建立了文官政府。他最为关心的事情之一就是恢复早已荒废多年的科举考试。[2]他解散了一部分湖南官兵，其余的也分散开来，由一些独立的指挥官分别统率，毫无疑问，这是出自于他曾经许多次和他的弟弟陈述的意思：拿下金陵以后他们有必要低调一些，以避免因为权势太大而成为敌对者和阴谋家的靶子。[3]
虽然太平军的威胁已经消除了，但捻军的声势却空前壮大起来。他们吸收了部分分散于北方与西部地区的太平军残余势力，这对黄河以南、鄂北与皖北、从陕西边界到大运河直至山东的各个地区构成严重的威胁。很多年来，他们都搅得清政府不得安宁，担心他们与太平军联手反抗朝廷。我们无从考量他们如何兴起，以及他们起事的目的又是什么。他们作战的方式让人们觉得，他们只是纯粹的匪帮，趁着全国陷入大乱之中，他们在悄无声息之际羽翼已经丰满。如果他们打算建立一个与清王朝对立的政权，或者其他任何比抢掠更为高远的目标，那么他们已经相当成功地掩盖了真实的目的。此时，他们集结在[4]四位首领麾下，这四个人分别是张宗禹、任柱、牛洪与赖文光，而这个赖文光，就是从太平军过来的。他们人数众多，但不是固定的。
他们携家带口，还带着牲口，四处奔波，而且完全没有火器，这让他们甚至不能攻占四面围墙设防的城市。他们不带帐篷，也没有稳定的根据地，夜幕降临时，他们会分散到附近的村落里，或者找机会攻占任何他们的部队所需要的地方。他们行军的速度快得惊人，一天能推进100里以上，而且能连续行军多日。但他们的敌人——官军，进入他们的安全范围之内时，他们会绕着圈子行进，像蚂蚁一样左右不定，设防摆脱官军。通常他们会避免与派来围剿他们的官军正面交锋，也绝对不会主动出击。但是，每当陷入困境时，他们会异常勇猛地进行反抗。4支捻军队伍中每1支有数千名骑兵，以大刀与长棍作为武器，杀伤力很强。遇到危险时，这些骑兵会将其他人围在中间，以抵抗敌人的进攻；或者护卫在步兵的两翼，步兵则挥舞着手中的长矛，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5]
许多年来，曾国藩及其将领们一直担心，捻军会在湖北、安徽与太平军会合，这样太平军就会拥有足够的兵力击败官军。1**0年，僧格林沁被英法联军击败后，这位蒙古王子被朝廷派去驱剿捻军，他在1**5年5月18日
遭到伏击，战死沙场。这一转折**件使捻军直接威胁到清朝廷，皇帝急忙下诏，命令曾国藩前往山东指挥剿捻作战。[6]
经历了多年艰苦动荡的战争，曾国藩好不容易取得了胜利，并且安顿了下来，治理着一个安宁的城市。对他而言，这道上谕无异于一道晴天霹雳。他很清楚摆在面前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任务。他手中兵力不多，无论是湘军还是淮军，人数都不够。捻军骑兵骁勇善战，而他手中没有能与之抗衡的骑兵。他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做准备，以便增强兵力，组建骑兵。准备就绪后，他还要占领多达13个基地，构筑起长达1000里的战线。5月29日，他在第一份奏折中提到了这些问题，并且说他的精力日益衰竭，不能担当起这个重任。[7]事实上，这个奏折只是礼仪性的谦辞。同一天，他写信回家，说他计划在夏历月底率领8000名湘军和1.4万名淮军启程，但十天之后，他就计划率领9000名湘军和2.1万名淮军。[8]上谕批准了他的安排，授予了他在山东、直隶、河南三个省的最高指挥权。于是，6月18日他正式启程，并于9月23日抵达了他在徐州的大本营。
现在，他把部队分散到了四个大基地。山东的作战基地是济宁，由潘鼎新指挥；江苏的基地是徐州，由张树声指挥。[9]河南的基地是周家口，安徽的基地是临淮，分别由刘铭传与刘松山指挥。曾国藩前前后后花了一年的时间来编织一张大网，好将逃窜的捻军尽数收入网中。那些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立下赫赫战功的将领又被他重新召回身边，其中包括鲍超与郭松林，并且带来了他们的旧部。1**6年曾国荃应召出山，首先出任陕西巡抚，后来调往湖北出任巡抚。于是，曾氏兄弟与江苏巡抚，以及在曾国藩不在时代理两江总督的李鸿章，有了又一次携手合作的机会。[10]然而，尽管他们使出浑身解数，捻军还是逃出了官军的包围圈，自由地游走于大运河与陕西边界之间的地区。4支部队的首领聚集在湖北，然后又兵分两路，在东西两线上作战。1**7年年初，曾国藩写信给他的弟弟说：“淮、霆各军将近五万，幼泉（李鸿章之兄）万人尚不在内，不能与之一为交手，可恨之至！岂天心果不欲灭此贼耶？抑吾辈办贼之法实有未善耶？”在另一封信中，他写道：“捻匪忽来忽往，眴息百里，探报最难的确。余于不确之信，向不转行各处，反不如听各统领自探自主，自进自止，犹为活着。”[11]
曾国藩的沮丧情绪让御史们幸灾乐祸，他们期待着他战败，打算弹劾他，有可能的话希望能让他被革职。有人指责他无能，还有人说他刚愎自用、鲁莽从事，希望皇帝能罢免他。朝廷并没有听从这些人的意见，但是人们敢攻击在不久前刚获得崇高荣誉的功臣这一事实，说明曾国藩的命运早已度过了巅峰时期。此前
，曾国藩一度考虑过急流勇退，但他现在听从了李鸿章的忠告，决定将自己的机构设置在正靠近敌军的位置，以避免在休息一段时间以后，朝廷又召他承担某些不合口味的军事任务。[12]
尽管如此，他还是递交了辞呈，但朝廷非但没有批准，反而批准他休假，将他调回金陵，出任原职，留下已与他会合的李鸿章执掌钦差大臣的印信，指挥实际的作战。曾国藩返回金陵时，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但其实他返回出任这个文官职位，更加有利于李鸿章，因为李鸿章现在已经成为事实上的总司令，一举摘下了曾国藩花了差不多两年时间精心准备才结出来的果实。曾国藩动身去金陵后不久，在湖北襄阳一带，正全力追击捻军的鲍超打了一场大胜仗，不久后，又在丰乐河获胜。捻军损失了1万人，遭到重创，赶紧逃往河南。[13]如今，李鸿章是名义上的湖广总督，实际上由他哥哥代理，他将大营迁往了周家口。
前一年秋天，左宗棠被任命为陕甘总督，1**7年5月抵达陕西，召集了太平天国时期的重要将领，一同对付捻军。[14] 曾国藩坐镇金陵，李鸿章在战场冲锋陷阵，李瀚章与曾国荃坐镇武昌，前任湖广总督官文待在直隶，左宗棠在陕甘任职，他们相互照应，这为取得战争的胜利提供了保证。现在，由李鸿章指挥的战争有了8个省的财政支持，而当年曾国藩只获得了一半多一点的支持。6月，张宗禹和任柱的部队向东出发，来到山东，李鸿章调到了4个省的全部军力进行追剿。11月，任柱的部队遭到重创。1**8年1月4日，捻军首领赖文光被斩首，东部地区全部肃清。1**8年年初，张宗禹率领部队进入直隶，京城上下为之震惊。李鸿章和左宗棠当即进入该省围剿，[15]他们穿过直隶，于夏历四月（公历4月23日—5月19日）进入山东，暴涨的河水挡住了追剿的官军，一直到夏历七月。接着，官军抓住了捻军首领张宗禹，捻军就此被镇压。曾国藩的奏疏说，捻军的彻底覆灭是在1**7年9月8日。[16]
现在，曾国藩兄弟都不再像4年前那样引人注目了，只因曾国藩作为两江总督支持了李鸿章，才可以分享这份荣誉和奖赏。但曾国荃不再出任官职。他在出任湖北巡抚时遇到了困难，因而灰心丧气，他的自尊心让他不能容忍因为他缺乏战绩而遭到的尖锐的批评。1**7年10月，他退休回到了湖南。这件事鲜明地反映了曾氏兄弟在性格上的差异。兄长遭遇失败时感到丢脸，但他一直坚持，直到反败为胜；而他在声望受损的那些日子里写下的书信，也充满了对年轻后辈的鼓励。1**7年4月，当曾国荃辞职时，曾国藩告诉弟弟，前景无望是他本人遭遇并忍受过多次的经历，但是，这些历练只会让人变得更加强大。他写道：“安知此两番之大败，非天之磨炼英雄，使弟大
有长进乎？谚云吃一堑长一智，吾生平长进全在受挫受辱之时。务须咬牙厉志，蓄其气而长其智，切不可苶然自馁也。”[17]他以自己遭受屈辱并忍辱负重的亲身经历作为例子，但还是没能说服他的弟弟。[18]他无奈地提醒弟弟说，他们兄弟得到的巨大荣誉使得他们成了中国家庭中的佼佼者，此等荣誉值得他们奉献和忠诚。[19]为了证明勇气也好，出于位高责重的理念也好，都没能让曾国荃面对考验。他回到了家乡，后来身居高位，但并没有得到像他兄长那样能延续至今的荣耀。
在这里，我们不介绍金陵民政的统治者的日常管理事务。曾国藩所做的意义最为深远的贡献，将他与中国未来的战争紧密联系在了一起，那就是他在上海建立了铁厂，这也是后来着名的江南制造局的前身。1**3年年末，当时太平天国运动尚未扑灭，在外国接受教育的第一个现代中国人容闳来到安庆的总督衙门，劝说曾国藩在中国建厂，生产汽船和各种机器。曾国藩思想开放，支持新鲜事物，因此，容闳从他那儿得到了财政上的支持。1**6年，他从国外带回了“百数十种”机器，1**7年1月底安装完毕。[20]
1**8年，如果不计较大小，这座新铁厂制造出了中国第一艘汽船。这一成功使曾国藩认为，他曾经在作战中使用过的船只注定会马上过时，而被汽船取而代之。整体而言，中国水师尤其是海上那一部分力量应该进行现代化建设。[21] 汽船造好之后，送往金陵观摩，曾国藩给它取名为“恬吉”。虽然船身长度只有185英尺，但它的建成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当时，建造它的铁厂占地仅73亩，包括了蒸汽机制造、机器制造、炼矿、造枪、木工、铜铁铸造与火箭及其他发射体制造诸部门。那里有许多仓库与办公室，但他们缺乏一座真正意义上修船的船坞。曾国藩还意识到，当务之急是翻译一些外文的技术书籍。[23]
同一年，也就是1**8年，发生了扬州教案。8月22日，在传教士J.哈德森·泰勒（即戴德生。——译注）多次向知府提出警告与求助后，
一群人攻击了中国内地传教会所在的建筑，该处由一批男女传教士租用不久。他们被指控犯下了一系列罪行——绑架并处死儿童，并将他们尸体的某一部分用作药物。在此之前，虽然传教士一再要求，但当局并没有提供保护，至少没有保护他们的财产，在华的外国侨民普遍认为，该城的士绅们是这一案件的始作俑者。处理此案过程中，当地官员似乎并不愿意采取行动，可能是担心遭到报复。曾国藩指派了布政使李宗羲和另外两名职务较低的官员处理该案。清王朝许诺适当予以赔偿，但谈判过程进展缓慢，于是英国人把炮船开到了金陵，向曾国藩发出了最后通牒，还扣押了他的一艘汽船，这艘汽船可能就是“恬吉”号
。于是曾总督立即着手审理该案，以满足英国代表的要求。但是，曾国藩的声誉在外国人中降低了。遗憾的是，出版物中并没有发现曾国藩就扬州教案上呈给朝廷的奏疏，我们只能在其书信中发现一些顺便提及的与谈判相关的情况。因此，我们只能依靠那些片面的或不友好的外国资料。[24]两年后，曾国藩处理了规模更大的天津教案，根据此事我们可以进行推断，当他接到最后通牒时，他可能只是在小心翼翼地摸索前行，而且由于错误过于明显，所以他在当时的做法是正确的。
注释
[1]我是从曾国藩的一位子孙处得知这一信息的。
[2]《大事记》，卷三，第16页、第17页。
[3]《年谱》，卷十，第7页，参见1**4年的书信。
[4]《年谱》，卷十，第11页。《家书》，1**6年***日与1**7年1月27日。
[5]同上，卷十，第5页。许多战败的太平军以及其他的造反势力可能都支援了他们。
[6]同上，卷十，第6页。
[7]同上，卷十，第7、8页。之所以淮勇的人数多于湘勇，是因为他们更加适应北方寒冷的气候，而且以食用小麦等面食为主。见《家书》，1859年10月29日。
[8]《家书》，1**5年5月29日与6月8日。
[9]《大事记》，卷四，各处；《年谱》，卷十，第14页；《奏议》，1**5年7月23日。
[10]1**7年1月25日的书信。
[11]1**7年1月23日与25日的书信。
[12]《年谱》，卷十一，第14页、第15页；1**7年3月8—10日的书信。[13]同上，卷十一，第16页。
[14]同上，第18页。
[15]同上，卷十一，第21页。
[16]同上，卷十一，第22—24页。
[17]《家书》，1**7年4月3日。
[18]同上，4月6日、4月11日、4月16日、5月15日、5月23日。
[19]同上，6月23日。那年的书信写道7月初就突然戛然而止。
[20]《年谱》，卷十一，第14页；《奏议》，卷二十五，第43页。
[21]《年谱》，卷十一，第22页；《奏议》，卷二十五，第56页（4月23日）。
[22]该船名是从“四海波恬，公务安吉”这句话中挑出两个字组成的。在这之前，大约是在1**2年的时候，曾国藩在安庆试验过机器设备，当时只用了中国工匠，而没有雇用洋匠，造出了一艘小型汽船，但行动迟缓，没有获得成功。《奏议》，卷二十七，第7页（1**8年10月17日）。
[23]《奏议》，卷二十七，第27页。曾国藩并未将功劳完全揽到自己身上来，因为李鸿章与丁日昌完成了大部分的筹备工作。
[24]我这一部分的记叙大部分摘自莫尔斯的《中华帝国的国际关系》第2卷，第***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