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直隶总督任上和曾国藩的晚年
1**8年9月中旬，曾国藩接到了调到直隶出任总督的上谕。12月17日，他从金陵出发，金陵的百姓簇拥在街头，为他送行，他从人群中穿过，看到自己有这么高的人气，他感到很高兴。39天后，他来到了京城，按照当时的运输方式，他一路上走得悠闲自在。他得到了在紫禁城内骑马的殊荣，并在几个早上蒙天子召对，还参加了庆祝春节的宫廷庆典。[1]
召对在养心殿的东间进行，皇帝面朝西面而坐，两宫皇太后坐在黄幔之后，慈安在南边，慈禧在北边。由慈禧向曾国藩提问，1月26日与27日召对的问答如下：[2]
问：汝在江南事都办完了？
答：办完了。
问：勇都撤完了？
答：都撤完了。
问：撤散几多勇？
答：撤的二万人，留的尚三万。
问：何处人多？
答：安徽人多，湖南人也有些，不过数千，安徽人极多。问：撤得安静？
答：安静。
问：汝一路来可安静？
答：路上很安静。先恐有游勇滋事，却倒平安无事。问：汝出京多少年？
答：臣出京十七年了。
问：汝带兵多少年？
答：从前总是带兵，这两年蒙皇上恩典，在江南做官。问：汝从前在礼部？
答：臣前在礼部当差。
问：在部几年？
答：四年。道光二十九年到礼部侍郎任，咸丰二年出京。问：曾国荃是汝胞弟否？
答：是臣胞弟。
问：汝兄弟几个？
答：臣兄弟五个。有两个在军营死的，曾蒙皇上非常天恩。问：汝从前在京，直隶的事自然知道。
答：直隶的事臣也晓得些。
问：直隶甚是空虚，汝须好好练兵。
答：臣的才力怕办不好。
曾国藩叩头拜谢后退出。第二天早晨，他又被召到了那个地方，问答如下：
问：汝造了几个轮船？
答：造了一个。第二个现在方造未毕。
问：有洋匠否？
答：洋匠不过六七个，中国匠人甚多。问：洋匠是哪国的？
答：法国的。英国的也有。
问：汝的病好了？
答：好了些。前年在周家口狠病，去年七八月便好些。
问：汝吃药否？
答：也曾吃药。（退出）
春节以后，曾国藩前往保定府上任，主要工作是处理一些日常事务。
然而，1870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并对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那就是天津教案。相比之下，两年前发生的扬州教案以及各地发生的其他动乱所造成的破坏以及在国内外造成的影响都要逊色许多。外国的学者大多认为，当时存在的不安因素以及影响较广的排外宣传，以及官员们的纵容甚至是教唆，都让动乱达到了顶峰，并在天津对那群倒霉的传教士们爆发了。[3]
表面上看，天津发生问题的根源在于迷拐和绑架儿童，据说，有些儿童被卖给了*****的孤儿院。除此之外，还有令人发指的控诉，那就是他们从孩子身上挖下眼珠和心脏，用于制造迷药。1870年的整个六月，有关用巫术绑架儿童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一时间群情激奋。一个名叫武兰珍的人因为此项罪名被捕，他在供词中坚称，他所使用的药物是法国教会的王三提供的。“由是津民与教民屡有争斗之事。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约法国领事官丰大业来署提犯人对质，于时伪言四起，人情汹汹，丰大业在崇厚署中施放洋枪，崇厚亟起避之。丰大业忿而走出，遇天津县知县刘杰，复用洋枪击伤其家丁。津民见之者遂殴毙丰大业，烧毁教堂等处，洋人及本地从教之民男妇死者数十名口。此五月二十三日（6月21日）事也。”[4]这一说法与曾国藩在7月21日所做的官方报告略有出入。按照曾国藩的说法，知府与知县都曾去教会审讯王三，但领事在那里向他们开了枪。[5]无论如何，这对外交关系都是严重的打击，因为当时愤慨的群众并不满足于只去找法国领事或*****会的麻烦，还杀了几个俄国人，并且破坏了英国与美国的财产。[6]
和驻京的外国公使们一样，中国当局也采取了迅速行动，这说明他们已经意识到了这起****的严重性。教案发生两天后，曾国藩奉命前往天津和崇厚联手办案。但是，他耽搁了几天，7月4日才启程，但他派了两名道台级别的官员先行前往调查，他自己则利用这段时间仔细研读了天津官员们的报告，为的是在会见外国代表们时能有底气。此时，身为总督的曾国藩有病在身。5月22日时，他曾请了一个月病假，在教案发生的前一天，他又再次请假。[7]因此，他是从病榻上起身去执行这个新的任务的，他担心这个高难度的任务有可能会要了他的命。基于这种担心，他趁着手下调查天津教案的这段时间安排了一下自己的事务，或许是担心他再也不能回到保定。无论出于何种原因，最终他给儿子们写了一封告别信：
余即日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人焚毁教堂一案。外国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难和叶，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恐邂逅及难，而尔等诸事无所禀承，兹略示一二，以备不虞。[8]
7月8日，曾国藩抵达天津，他决定先努力解决俄国、英国和美国提出的程度较轻的诉求，然后再去应付法国方面的难题。[9]在他看来，整个教案的核心问题是教会受到的关于绑架和挖眼掏心两个纠缠不清的指控，因为绑架者的供词指控了教会，因此必须首先调查这个问题。抓捕王三后，曾国藩主张要先弄清楚他背后究竟有没有教会撑腰，而他本人又是否参与了武兰珍的绑架犯罪，以及关于挖眼掏心的指控究竟是不是属实。[10]
谈判桌上，中方的态度很大程度上由相关的调查结果所左右。如果这一系列的事情是真实的，那中方就很有底气，没必要软弱；但
如果这些指控不能成立，中国就要为严重冒犯了法国而负责。法国代表罗淑亚坚称，侮辱国旗、杀害一名官员、杀害数位平民、破坏财产这四个问题都很严重。就此，曾国藩向恭亲王发表评论道：“闻外国以毁旗为悖和绝理，其意似欲开启兵端。我中国宣示大信，平情结案，只能酌议赔款以还教堂器物，缉拿凶手以备抵偿各命。彼虽兴波作澜，亦惟忍默处之，不能遽议其他也。”[11]
曾国藩坦言，这种和平公正的办法不能得到中国百姓的认可。在天津，他发现表面的平静下其实汹涌着沸腾的不满。百姓通过“水火会”这一组织来表达对崇厚的不满和反对，因为他采取了谨慎的措施，禁止了**和散布流言，以防发生进一步的骚乱。不久，曾国藩到来后，百姓又反对他，因为他非但没有反对，反而肯定了崇厚的措施。关于怎样对付洋人，反对的意见分为互不相同的几个派别，有的人希望举行一场大规模的起义，将洋人赶出中国；有的人主张联合英美，反对法国。第二派的主张是只和法国开战，而较为担心的那一派则只是希望能看到崇厚被革职。当曾国藩开始推行睦政，并下令保护所有外国人时，各个反对派的敌意都被他引到了自己身上。
究竟是否发生过绑架案这一问题上，后续的调查中留下了一些疑点，但依然能表明对外国人指控的所有罪名都是不成立的。官方审讯了几百人，其中150人是宗教机构的工作人员，但并没有发现任何一例真正意义上能称之为绑架的案件，也没有找到任何能证明挖眼掏心的证据。所有指控都来自街谈巷议，与湖南、扬州或直隶等其他地方类似的指控一样，都没有得到证实。曾国藩在报告里写道：
英法各国乃着名大邦，岂肯为此残忍之行？以理决之，必无是事。***本系劝人为善，圣祖皇帝时久经允行，倘戕害民生若是之惨，岂能容于康熙之世？即仁慈堂之设，其初意亦与育婴堂济院略同，专以收恤穷民为主，每年所费银两甚多，彼以仁慈为名，而反受残酷之谤，宜洋人之忿忿不平也。
至津民之所以积疑生愤者，则亦有故，盖见外国之堂中年扃闭，过于秘密，莫能窥测底里，教堂、仁慈堂皆有地窖，系从他处募工修造者。臣等亲履被烧堂址细加查勘，其为地窖不过隔去潮湿庋置煤炭，非有他用。而津民未尽目睹，但闻地窖深邃，各幼孩幽闭其中，又不经本地匠人之手，其致疑一也。
中国人民有至仁堂治病者，往往被留不令复出，即如前任江西进贤县知县魏席珍之女贺魏氏，带女入堂治病，久而不还。其父至堂婉劝回家，坚不肯归，因谓有药迷丧本心，其致疑二也。
仁慈堂收留无依子女，虽乞丐、穷民及疾病将死者亦皆收入。彼教又有施洗之说。施洗者其人已死，而教主以水沃其额而封其目，谓可升天堂也。百姓见其收及将死之人，闻其亲洗新尸之眼，已堪诧异。又由他处车船致送来津者动辄数十百人，皆但见其入而不见其出，不明何故，其致疑三也。
堂中院落较多，或念经，或读书，或佣工，或医病，分类而处，有子在前院而母在后院，母在仁慈堂而子在河楼教堂，往往经年不一相见，其致疑四也。
加以本年四五月间，有拐匪用药迷人之事，适于是时堂中死人过多，其掩埋又多以夜，或有两尸三尸共一棺者。五月初六日河东丛冢有为狗所发者一棺二尸。天津镇中营游击左宝贵等曾经目睹死人皆由内先腐，此独又（由）外先腐，胸腹皆烂，肠肚外露。由是浮言大起，其致疑五也。
因此，前期调查进展到这里，*****会的嫌疑彻底被洗清。但是，得出结论后，外国公使们的态度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他们看到，关于事件处理的承诺和处罚的要求，中方没有拿出什么明确的办法，之前温和的言辞也变得充满了火药味。在抵达天津时，曾国藩曾给法国代表写过一封措辞很谨慎的信函，他在给恭亲王写信时也提到了这封信：
平日熟闻各处檄文揭帖之言，信为确据，而又积此五疑于中，各怀恚恨。迨至拐匪牵涉教堂，丛冢洞见胸腹，而众怒已不可遏。迨至府县赴堂查讯王三，丰领事对官放枪，而众怒尤不可遏。是以万口哗躁，同时并举，猝成巨变。其浮嚣固属可恶，而其积疑则非一朝一夕之故矣。[12]
洋人性情躁急，津事既经旬日，尚止空文往复，恐其不耐迁延。先给照会许为速办，以安其心，最为伐谋之要策。照会语意虽极切实，而抵偿、议恤等事仍用虚笔，尤为斟酌尽善。[13]
在大约写于7月14日（据岳麓书社出版的《曾国藩全集》，此信写于夏历七月十三日，公历8月9日。——译注）的一封信中，曾国藩预测不会有什么麻烦，其中写道：
昨闻电线来信，法国君王已有复示，大致谓中国修好多年，此次苟能办得公道，仍须保全和局，不必动兵云云，未审是否确实。法人与布国构衅，此间传言已久。若果法、布开兵，或者远交近攻，不欲与中国为难。又闻法主老而厌事，其意主和不主战，似亦事之所有。[14]
外国人格外关注惨遭杀害，即便关于惩罚地方官员的问题没有出现更多麻烦，想向中方讨回公道，仍比他们想的困难得多。在许多信函中，曾国藩都提到了这一点。[15]有些罪犯已经逃之夭夭，其他人即使在酷刑之下也不会吐露实情。直到9月底，他也只掌握了少数几个参与闹事者的姓名。和美国等其他国家一样，获取证据以及给打砸杀人者定罪都是一件难事。这就能让我们理解，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对曾国藩的困境表示同情。另一方面，法国人不愿意等待中方调查这种迟缓而不明确的结果。终于，至少有三人可以为玩忽职守或教唆负责，那就是天津知府与知县，还有该省的提督或将军陈国瑞，他们都负责维护该城的治安
。法国人坚称，对于四处传播的留言和张贴，这三个人明明知道其中包含了针对传教士们的可怕指控，他们本应该采取适当的措施维护社会秩序。
7月19日，法国代表以将出动海军相要挟，要求判处这三个人死刑（曾国藩第二天的奏疏证实了这件事）。曾国藩与崇厚会商后，做出了如下决定：尽管他们认为这三个人并不该受到如此严厉的处罚，但法国人怒气冲天，不惜倾尽全力，也要让中国人答应他们的要求。因此，他们建议将知府与知县交刑部问罪；但考虑到提督与该案关系并不大，他们建议把关于此人的谈判转移到北京进行，而这位提督当时恰好就在京城。[16]这份奏疏是谈判的转折点，曾国藩觉得他铸成了一个大错，不该提出惩罚这几个人。《年谱》上记载说，曾国藩违背了自己敏锐的判断力，而对崇厚的建议做出了让步，但几乎在奏疏交出去的同一时间，他就开始后悔自己在上面署名了。他在后面的几封信函里都试图说服朝廷收回这个提议，在他和恭亲王进行最后的交流时他说，和狡猾的外国人打交道必须留有余地；而在惩处这几名官员的问题上，他投了赞成票，从而铸成大错，让自己失去了回旋的余地。[17]牺牲两名官员的这一决定，激起了官员与士绅的强烈反对。一时间，抗议信、给皇帝的奏疏、斥责，纷纷从四面八方向曾国藩涌来，因为他为*****会洗清了罪名，却要处死自己的地方官。但是，崇厚想把他拉向相反的方向，催促他们进一步满足法国人关于处置这些地方官员的要求。曾国藩为自己迈出的错误的那一步懊恼不已，坚决不肯再向前迈进一步，于是崇厚请求朝廷另外派人来接替他。[18]
此时，中国处处都在谈论战争。但曾国藩凭借他特有的勇气，力图阻止潮流向那个方向发展。7月底，他在给皇帝的一份奏疏中坦率而清楚地分析了中国应对战争的环境及各种条件。他说，朝廷必须制止人们对战争大谈特谈，因为中国国力衰弱，经受不住战争。就他个人而言，他并不害怕战死疆场；但事实上，中国不可能打赢战争，只能选择和平政策。即使经过艰苦奋战，取得暂时的胜利，下一年，洋人还会再来，而且比过去更加强大。无知的乌合之众激发了天津教案，但不应该容许他发展成为一场战争。[19]这时候，就应该把希望寄托于某些带有机会主义色彩的政策，比如答应法国方面所有合理的要求，同时在对官员的处罚上尽量避重就轻。
9月，在写给李鸿章的一封信中，他提到，赫德曾劝他逮捕凶手，让他们受到应有的处罚，那府县官员的事情就容易了结了。最终，中国政府采纳了曾国藩的意见，但首先朝廷考虑的是试着增加人手参与谈判。江苏巡抚丁日昌接到北上的命令，而毛昶熙也临时到来，还从北京带来了一帮高官。李鸿章也接到命令，率领部众前往天津，于8月抵达。[21]他建议组建一个联合小组，有针对性地调查关于两位地方官的指控是否属实，双方都应该执行这个小组做出的决议。[22]但当时龙颜大怒，皇帝拒绝了考虑处死这两位官员的提议。[23]另一批新的谈判代表试图让法国人降低他们的要求，但是法国代表态度强硬，最终结果是两名府县官员接到命令，让他们前往天津接受审判。9月27日，曾国藩写了有关审判的报告，说找不到任何对他们不利的证据，建议将他们交给刑部从宽处理，以缓解全国官民的忧虑。
另一方面，审判凶手的缓慢进程彻底激怒了法国人，他们抗议当局对被控官员的庇护行为，说这两位官员非但没有被当作罪犯，而且被奉为座上宾。法国海军军官说，如果在限定期限内不能将全案以让他们满意的方式结案，他们就会发动攻击。在写给恭亲王的一封信里，曾国藩说，他既不知道是否要认真对待法国人的威胁，也不知道如何审结才能令法国人满意。他写道：“若指府县拟抵，中国万难办到；若指查办凶手，中国义无可辞。究竟应正法若干人而后可称切实，能指数目否？中国如数办到之后，和局便可定否？此外除赔堂议恤，无他要求否？”他接着说，已经有8名应判处死刑的罪犯审理完毕了，还有大约20名罪犯要予以惩罚。但是，要在规定时间内凑足一定数量的真正犯人，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到了约定的期限，他会先提供一份名单，并在几天后再补交一份，以此避免战争的发生。[24] 9月8日，他按计划提交了第一份罪犯的名单，[25]其中有15人被判死刑、21人判处较轻刑罚。10月7日，他提交了最后一份名单。[26]这样一来，法国人终于满意了，剩下的谈判进展得很顺利。双方就官员的处罚达成了一致，提督被释放，知府与知县被流放到了黑龙江。[27]
同时，因为马新贻在金陵遇害，总督之位出缺，而在京城的高官之中，曾国藩实际上已成为了“不受欢迎的人”，但因为他势力太大，又不能将之降级或者革职。因此，他接到了1870年8月30日的诏书，前去担任两江总督。有关教案的处理大致上达成一致时，他奉命迅速赶往新的任所。前往金陵的路上，曾国藩在北京稍作停留，并在10月20日和21日受到召见。这一次还是慈禧太后向他发问：[28]
问：你何日自天津起程？
答：二十三日自天津起程。
问：天津正凶曾已正法否？
答：未行刑，旋闻领事之言，俄国公使即将到津，法国罗使将派人来津验看，是以未能遽杀。
问：李鸿章拟于何日将伊等行刑？
答：臣于二十三日夜接李鸿章来信，拟于二十五日将该犯行刑。
问：天津百姓现尚刁难好事否？
答：此时百姓业已安谧，均不好事。
问：府县前逃至顺德等处，是何居心？
答：府县初撤任时，并
未拟罪，故渠等放胆出门。厥后遣人谕知，业已革参交部，该员等惶骇，始从顺德、密云次第回津。
问：你右目现尚有光能视否？
答：右目无一隙之光，竟不能视。左目尚属有光。
问：别的病都好了些么？
答：别的病算好了些。
问：我看你起跪等事精神尚好。
答：精神总未复原。
问：马新贻这事岂不甚奇？
答：这事很奇。
问：马新贻办事很好。
答：他办事精细和平。
第二天召对继续：
问：你在直隶练兵若干？
答：臣练新兵三千。前任督臣官文练旧章之兵四千，共为七千。拟再练三千，合成一万。已与李鸿章商明，照臣奏定章程办理。
问：南边练兵也是最要紧的。你们好好地办去。
答：现在海面尚平安，惟当设法防守。臣拟在江中要紧之处修筑炮台。
问：能防守便是好的。这教堂就常常多事。
答：教堂今年到处滋事，教民好欺不吃教的百姓，教士好庇护教民，领事官好庇护教士。明年法国换约，须将传教一节加意整顿。
……
在北京，他一直逗留到皇帝的生日（11月3日）与他自己的生日（11月4日）之后。恰好是他60岁的生日，在会馆，湖南与湖北的同僚们为他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宴会。然后，他启程前往金陵，12月4日，他在该城接过官印。[29]
现在，他在京城里很不吃香了，下一年他在从金陵给弟弟的信中写道：[30]
余两次在京，不善应酬，为群公所白眼，加以天津之案物议沸腾，以后大小事件，部中皆有意吹求，微言讽刺。陈由立遣发黑龙江，过通州时，其妻京控，亦言余讯办不公及欠渠薪水四千不发等语。以是余心绪不免悒悒。阅历数十年，岂不知宦途有夷必有险，有兴必有衰？而当前有不能遽释然者，但求不大干咎戾、为宗族乡党之羞足矣。
曾国藩在金陵的第二次任期内，除了日常事务及1871年10月和11月的长途视察外，有一件事尤其重要。那就是，他与李鸿章联合上疏，请求皇帝委派陈兰彬与容闳二人，挑选一些聪颖的少年送往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学习工程技术。他们希望皇帝能注意到，过去就有过将中国人派往海外学习如何组建陆军与海军，而现在正是最好的时机，尤其是考虑到中国刚刚与美国进行了条约谈判，那么可以先把学生送往美国，然后再送往其他国家，学习所有技术。这两位总督已命令上述两位官员制定留学生章程，并争取得到总理衙门的同意。资金需要从海关收入中获取。限于本书篇幅，不能再继续追踪这一事业后来的发展，如果依照曾国藩与李鸿章当时的计划去执行，并且挑选了足够人数的留学生派往海外学习，那就会大大加快中国前进的步伐。
就其目的而言，这个计划是很明智的。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大约同一时代的日本把石仓大使和学生派往海外所得到的种种好处，那么我们完全能够想象得到，假如像曾国藩那样拥有自由精神和无畏性格的人后继有人，那这个计划就不可能失败。他构想了这个计划，并且直率地向皇帝提了出来。早在青年时代，他就表达了希望洋人永远离开中国的强烈愿望。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指责曾国藩是老顽固是多么没有依据。显而易见地，他走在了时代的前端，甚至走在了下一代的官员与国民的前面。他拥有这样一种思想：在行政与技术方面，中国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如果不采取措施弥补这些缺陷，中国就会一直处于弱势。
大约在这一时期，或者稍早一些的时候，曾国藩上奏了一封密折，催促朝廷采纳下列措施，推动实施政府的现代化：[31]
1.将国都从北京迁往中部的某处。
2.废除腐朽的官僚体制，建立正确的行政体系。
3.改革军事，创建现代化的陆军与海军，由中央政府统一指挥。
4.改组国家财政，将其完全置于中央政府控制之下。
5.改革选拔文官的办法，裁汰庸官，对骨干人员进行特别培训。
以上只是简单概括了这份奏疏中所探讨的问题，主要涉及了当时中国现存体制中最核心的弱点。虽然经历了辛亥革命，但至今这些弱点依然存在。我们十分怀疑，即使像曾国藩这般重量级的权威人物，可能也不足以改变当时的中国，让它从极为保守的状态转变为一个进步国家。这个任务对李鸿章而言，肯定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不过他比曾国藩更具备政治家的素养，他不大坚持原则，而爱好权宜之计。然而，曾国藩尖锐地指出了弊端之所在，而且对症下药，开出了药方，这是他的一大功劳。只要他的继任者采纳这些方案，就可以防止清政府全盘崩溃的悲剧。
曾国藩和与他同一时代的那些国家级高官打破了中国世世代代的传统官僚程序，他们在年轻时就身居高位，很多人甚至越过了中间的那些晋升台阶，[32]这一事实进一步表明，我们应将曾国藩视为进步人士之列，而不应将其归入反动一派。在被任命为两江总督之前，曾国藩本人从没有真正拥有任何省份的官衔。他的弟弟曾国荃虽然拥有较低级别的名义官职，但事实上他是以巡抚的官职作为他文官生涯的起步点的。李鸿章、左宗棠与彭玉麟也一样，他们很少或没有做过低级别的官员就已身居高位。对于中国这样保守的国家来说，这已经是破格采取的措施。为了曾国藩及他举荐的人而如此大胆地破坏中国传统官僚程序，说明中国已远远摆脱了它的条条框框，在政治及其他方面，曾国藩身体力行，证明了自己是进步派，甚至是激进派，只要这种变化不违背中国人内在的秉性。
1872年3月，他突然去世了。那天，他在花园里进行了日常的餐后散步，当时正在午休。不过这并非毫无征兆，之前已有许多迹象，其中之一就发生在他去世前几天，当时他出门去河边会见一位贵客，途中却晕倒在轿子上
。金陵的百姓及举国上下那些认识到他伟大功绩的人们，都觉得这对国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为了悼念他，朝廷辍朝三日。皇帝对此事特别颁发了上谕，这也许能很好地概括中国人对他的感情，因为其中的内容不仅是出于礼节的陈词滥调：
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学问纯粹，器识深宏，秉性忠诚，持躬清正。由翰林蒙宣宗成皇帝特达之知，洊升卿贰。咸丰年间，创立楚军，剿办粤匪，转战数省，迭着勋劳。文宗显皇帝优加擢用，补授两江总督，命为钦差大臣，督办军务。朕御极后，简任纶扉，深资倚任。东南底定，厥功最多，江宁之捷，特加恩赏给一等毅勇侯，世袭罔替，并赏戴双眼花翎。历任兼圻，于地方利病尽心筹画。老成硕望，实为股肱心膂之臣。方冀克享遐龄，长承恩眷，兹闻溘逝，震悼良深！曾国藩着追赠太傅，照大学士例赐恤，赏银三千两治丧，由江宁藩库给发。赐祭一坛，派穆腾阿前往致祭，加恩予谥文正，入祀京师昭忠祠、贤良祠，并于湖南原籍、江宁省城建立专祠。其生平政迹事实，宣付史馆。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应得恤典，该衙门察例具奏。灵柩回籍时，着沿途地方官妥为照料。其一等侯爵，即着伊子曾纪泽承袭，毋庸带领引见。其余子孙几人，着何璟查明具奏，候朕施恩，用示笃念忠良至意。钦此。
李鸿章接过了曾国藩的衣钵，之后的日子里，李鸿章很多时候都在跟外国人打交道，以至于几乎掩盖了他的老上司在西方人记忆中的形象，然而在中国人眼里，这两人并不能相提并论。曾国藩去世后，李鸿章与左宗棠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中国人眼里，他们并没能从曾国藩的花圈上摘走哪怕一片叶子。曾国藩是忠诚的，死时清廉；李鸿章身居高位，谋取私利，去世时富甲一方。此外，李鸿章终其一生也没能像曾国藩那样组建起能为他出谋划策的智囊团。有些人说，这是因为李鸿章过于激进；也有人说，这是因为他宁愿让庸才来辅佐他，以此来彰显他的英明。无论出于何种原因，直到19世纪80年代末，朝廷的行政管理一直由那些和曾国藩一起经历过太平天国运动的大人物主宰着，并且在下一代人手中迅速走向滑坡，直到1***年的那场革命，葬送了这个清王朝。
注释
[1]《年谱》，卷十一，第27—30页。
[2]《大事记》，卷四，第3页、第4页。从那时起，慈禧一直统治着中国，直到她1904年去世。
[3]可见于《中国通史》第4卷第124页及以下。此处是科迪埃的观点，他列举了在1**8年与1**9年发生的好几起袭击*****会的事件。在法国人看来，天津的知县与知府明知情况很可能失控，却没有维持好秩序。在有关他们是否失职的漫长的谈判过程中，法国人一直坚持了他们的指控。
[4]这段记述可见于《年谱》卷十二，第3页。
[5]《奏议》，卷二十九，第38页。
[6]同上，卷二十九，第34页。
[7]同上，卷二十九，第33页。
[8]《年谱》，卷十二，第4页，也可见他于1870年7月2日写给儿子的信。他认为，他身患重病，左眼失明，肝脏受损严重，此刻他最需要的就是休养（《奏议》卷二十九，第33页上栏）。这一切都证明，科迪埃在其着作第4卷第130页上对曾国藩的嘲讽是没有意义的。科迪埃写道，教案发生后，曾国藩接到命他从保定赶赴天津处理教案一事的上谕后（6月23日的上谕），在三天内没有丝毫动静，然后假装生病（眼疾），直到教案发生后的第17天，也就是7月8日才抵达天津。
曾国藩《家书》中4月17日的相关记载，谈到他腹部和两腿疼痛难耐，甚至影响了他读书和写作。我相信他所说情况属实，而非托词。
[9] 7月5日的奏疏，见《奏议》，卷二十九，第34页。
[10]此信的具体日期并不确切，大约是曾国藩在7月4日写给崇厚的信函。见《书札》，卷三十二，第41页，也可见于大约同一时间里写给恭亲王的信函。同上，第43页及以下。
[11]同上，第44页。
[12]此处是曾国藩奏疏部分内容的译文。见《奏议》，卷二十九，第36—40页。
[13]这是他写给恭亲王的一封信，确切日期不详，有可能是7月8日或9日写的。《书札》，卷三十二，第45页。
[14]同上，卷三十二，第46页。
[15]写给李鸿章的一封信函。《书札》，卷三十二，第52—54页。
[16]《奏议》，卷二十九，第42页。
[17]《书札》，卷三十二，第56页。
[18]《年谱》，卷十二，第8—9页。
[19]同上。
[20]《书札》，卷三十二，第54—55页。
[21]《年谱》，卷十二，第8—9页。
[22]同上。
[23]同上，第11页。8月8日与12日的上谕称，法国人有权要求公正处理，但无权侮辱中国的尊严。
[24]《书札》，卷三十二，第51页、第52页。极可能写于9月初。
[25]《奏议》，卷二十九，第**页至第66页。
[26]《年谱》，卷十二，第15页、第16页。
[27]同上，第15页。对于案件下达的判决书的时间并不一样，提督的判决书9月25日送达，其他两名嫌犯的判决书则于10月5日送达。
[28]《大事记》，卷四，第6页。
[29]《年谱》，卷十二，第17页。
[30]《家书》，1871年9月24日。
[31]川崎三郎：《东方的伟人》，第105—106页。我没有找到原文，但从内容上可以推测，这显然是1870年或1871年所写。
[32]李翁兵在其《中国历史纲要》中提醒读者注意这个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