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金陵争夺战及太平军的崩溃
1**2年夏季，炎热及伴随着炎热而来的瘟疫严重干扰了清军的进程。在安徽、浙江与金陵，大批官兵死亡，还有无数的官兵病倒，身体十分虚弱。于是，在太平天国周边的作战实际上都被搁置了下来。[1]
然而，在北方，以捻军为主的分散的造反军却异常活跃。李续宜原本已经动身返回家乡为双亲守丧，却又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奉命在守丧期间以代理巡抚的职衔服务，而山东、河南、直隶与陕西的军事机构奉命与他协商如何联合起来开展行动，以对付太平军和捻军。胜保被任命为钦差大臣，派往陕西。如此多的钦差大臣遍布各地，可见清政府已经意识到形势严峻。但它采取了谨慎的措施，从而大大减轻了来自北方的危险。
瘟疫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到了10月，他在宁国一带造成的破坏格外严重，而金陵、湖州与池州的情况也几乎一样。诸位将领中鲍超和张运兰也病重。对于前景，曾国藩感到很悲观，催促北京另外派一名高级官员来分担他的责任，但朝廷拒绝了他的请求，并表示对曾国藩在华中地区的作战部署很满意。[2]
曾国藩得到情报：太平军打算利用敌军的困境。他们将部队分成3支大军，其中之一由侍王指挥，将要在金陵城外的雨花台攻击曾国荃。但实际情况比传言更糟。10月13日，忠王本人率部攻击曾国荃，而其他将领在新河庄击败鲍超，攻占了宁国县（10月28日）。鉴于这些失利与危险，曾国藩于11月3日上奏北京，列数他面临的困难：[3]（1）其弟在雨花台遭到激烈的反复攻击；（2）担心太平军从宁国开进江西，威胁他的后方；（3）小丹阳的太平军有可能开往长江，与他争夺对长江的控制权；（4）据报，捻军将从河南通过湖北杀到安徽，与太平军合作，为金陵解围。他还报告说，由于江西厘金财政收入减少，他缺乏资金，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来满足职责所求。[4]他在奏疏结尾时请求朝廷派多隆阿驻扎在安庆以北，防卫鄂皖边界地区。
此时，就连曾国藩也开始动摇了。但他和孔夫子时代的那些贤哲一样，具有哲人的智慧头脑，他撰写了题为《三字箴》的劝诫性词句，以清、慎、勤三字自勉：[5]
清字箴：名利两淡，寡欲清心，一介不苟，鬼伏神钦。慎字箴：战战兢兢，死而后已，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勤字箴：手眼具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继日。
在曾国藩那份悲观的奏疏中所表达的他最担心的事情其实并没有发生。小丹阳的太平军确实试图突围，但11月9日，曾国藩的舰队和陆军携手击败了金柱关。长江上依然没有敌军的踪迹。
在雨花台，曾国荃遭遇了长达46天的持续不断的攻击，受到了可怕的折磨，忠王和从城内赶来增援的其他13位王爷想要将他彻底碾碎。他们不再满足于使用那些老式武器，而是用迫击炮发射外国炮弹，它们一颗颗在清军中爆炸，发出雷鸣般的轰鸣。他们在湘军的胸墙下埋雷，将之炸垮。尽管如此，曾国荃岿然不动，他的兄长则负责维持粮路的畅通。
在那些岌岌可危的日子里，曾国藩急得快要发疯了。他甚至急得放弃了原则，同意白齐文及其“常胜军”代替程学启将军赶来援助。因为曾国藩将程学启借给了李鸿章，当时李鸿章让他留守江苏战场，不能将他调出。出于种种原因，白齐文没能赶来。[6] 于是，为了避免湘军的溃败，为了避免全部努力付诸东流，曾国藩催促曾国荃撤到芜湖，因为他认为胜败的可能性相等，一旦失败，清廷的整个大业将危如累卵。但是，曾国荃决定冒险，并最终取胜。[7] 在经历了46天的对峙之后，双方血战一场，伤亡数千人，11月26日，他击退了太平军，忠王撤退到了江北地区。[8]
通过这场持久战，曾国荃获得了赏穿“黄马褂”的殊荣，还得到了其他的重赏，他的弟弟曾贞斡被赐予知府官衔，但他没能享受这一荣誉，因为就在这个喜讯传来的那一天，他便离开了人世。于是，他获得了身后的荣誉，被授予按察使的头衔，还得到了一个谥号。[9]
太平军在雨花台战败后，曾国藩感到他有了十足的力量，决定派一些部队去庐州，到那里抵御太平军的攻击，或者在必要的时候打击苗沛霖。这名苗姓官员之前是一名捻军，后来又跟太平军厮混了一段时间，接着叛变，出卖了骁勇善战的英王，并将他交到了清军手中。他的行为一直让人无法心安，曾国藩认为要对他小心戒备，以防他造反。[10] 曾国藩还派出安徽新兵与湖南老兵驻守在金陵对面和上游的各个要点。金陵以南，太平军的势力依旧很强大。1**2年12月27日，他们向西渗透，远至祁门，只是没能守住这座城市。[11]在东南方向，1**3年年初，左宗棠攻占了严州，而李鸿章则占领了常熟。
1**3年1月31日，远在四川的翼王石达开在蜀州战败，成了俘虏。有一段时间，他在这个大省四处游走，在许多次遭遇战中击败了官军。后来，官军动用了近10万兵力来对付他，其中主力是民兵，兵力几乎与石达开的部众相当。石达开战败，撤退到了云南。他在云南内地的许多地方四处穿梭，甚至到过贵州的许多地方。1**3年1月9日，据说他率领着五六千人的亲兵来到松林。官军迅速将他包围，发动进攻。石达开受了伤，最终被俘。清军凯旋，押着他来到四川的省会城市成都。在这里，他写下了许多日记，一个月后他与2000名部众一起被官府处死。于是，跟随天王从广西一路杀出来的最后一个开国王爷也死了。他脱离太平军的主体已经有几年的时间，成了一个到处流浪的冒险家。但是，在那个时代的英雄人物中，他鹤立鸡群，后来涌现了许多与他有关的故事和传说。[12]
1**3年年初，清朝廷的形势略有改善。江西、安徽与湖北的各支部队都在防着太平军退向华中，同时还要把捻军和北上的太平军隔开；在戈登将军的指挥下，常胜军正在进行重组，他们将成为平定江苏的一股势力。同时，稍微逊色的英法联军则在浙江援助左宗棠，通商口岸的外国观察家们每周都能收到这两支部队的捷报，尤其是常胜军方面的。他们对这支军队在整个江苏的顺利进展进行了追踪，发现戈登所部承担着积极对敌作战的主要任务。但我们不能忽略在安庆坐镇的那位总指挥官应该得到的荣誉，他一直紧紧盯着战场，动用一切力量来排除我们如今能够估计到的困难与障碍。西方研究者从他头上摘走了桂冠，他们对曾国藩所面对和克服的巨大困难知之甚少，只了解浙江的那些作战记录。[13]
1**3年3月，曾国藩决定从安庆出发，去巡视金陵城外的战场，尽管太平军的活动使他此行要冒风险。[14] 17日，他离开安庆，到芜湖对彭玉麟进行了短暂的拜访，24日，他到达雨花台，在这里待到29日。
通过这次巡视，曾国藩既感到了失望，又看到了希望。他在报告中记述了他的理由：其一，江边那些可怜的村民已经被迫逃到了岛上，并且很多人死在了岛上；其二，浙江与江苏的天地荒芜一片，太平军供给短缺，他们不得不考虑向江西大撤退，如果此事成真，情况将非常严重；[15]其三，安徽与浙江
已经收复的地区仍然时不时遭到太平军游击部队的侵扰（如果流行的报道是正确的，那么太平军对这些地区的控制甚至超过了官军），而且还不能进行耕种；其四，李世忠战败，失利的原因有可能是因为叛变，必须将其革职。
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了希望：其一，农业凋敝虽然有可能引发太平军向内地撤退的大风险，但同时它也削弱了太平军的实力，使他们不能长期支撑下去；其二，政府控制了金陵以东和以南的大多数堡垒和战略要地；其三，尽管有很多令人失望的地方， 也存在很多困难，但官军仍士气高昂，他没有听到任何离心离德的牢骚话。[16]
曾国藩巡视期间，几股太平军被赶进了江西的鄱阳地区，还有一些太平军来到了徽州与祁门地区。这时候左宗棠分别于3月1日和3月13日攻陷了金华与绍兴，此外还有浙江东部的其他几个地区，[17]他觉得自己有足够的力量调兵援助徽州。农历三月（4月18日—5月17日），朝廷任命他为闽浙总督，代理浙江巡抚。在之后的一份上谕中，曾国荃被任命为挂名的浙江巡抚，鲍超的部队与左宗棠提供军饷的部队为徽州城外的官军提供了足够的增援，5月12日，他们赶走了那里的太平军。
靠近浙江的徽州与休宁的辖区也传来捷报。与此同时，北方又有了新的麻烦，已经投降的前***苗沛霖因为交出英王的举动证明了他所谓的忠诚，但是他在寿州企图再次反水。曾国藩观察了他一段时间后，开始围攻这一地区，但他在寿州与池州都有充足的兵力。尽管官军始终保持着相当的警觉，但捻军还是开始与太平军联起手来，5月11日来到了安庆以北的庐州城下，使那里更加危险和混乱。[18]
在相隔很远的各个地区进行这些活动，这与安庆被围困的那段日子里英王和忠王所采取的策略很相似，曾国藩认为，太平军是想借机再一次让他调走围攻金陵的部队。[19]和上次一样，他已经意识到这些边远地区的重镇可能受到严重的危险，但还是和上一次一样，他不愿意将部队调来援助湖北，以免让自己过于弱小，没办法集中兵力完成主要目标，还可能拖垮他的整个战略部署。他认为，最聪明的做法是守住这些地方，在左宗棠攻下富阳并取得攻打杭州的有利形势之前，拖住太平军的脚步，同时要保证李鸿章能攻下昆山，为拿下苏州做好准备。他的目标是让金陵、杭州、苏州成为三角形的三个顶点，将太平军限制在这个三角之内，直到将他们彻底粉碎。这个战略十分明智，但因为他手下缺乏兵力，所以这个战略目标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达成。
不过，在江苏的进展有目共睹，5月2日，李鸿章的部队联合戈登所部攻下太仓，[20]由此打通了前往昆山的道路，并于5月31日拿下昆山。[21]现在，可以集中兵力攻打苏州了。在曾国藩直辖区域内，5月18日，鲍超在其将领的援助下，解除了六安州之围，接着前往寿州解除苗沛霖的围攻。进军过程中，鲍超将安徽北部所有的太平军流动力量都驱逐走了，[22]但他与其他将领遭到捻军阻击，当他们来到寿州城下时，该城已于1**3年7月19日被苗沛霖攻占。清军被赶回了六安州与三河尖。[23]
6月13日，湘军在金陵攻下了太平军的雨花台堑壕。杨载福（从此改名为杨岳斌）与彭玉麟联合攻下了下关的壁垒，并于7月18日攻占了长千桥。[24]针对这些损失，忠王写道：
雨花台又失，京内惊慌。那时天王差官捧诏召我回京……那时和州又败，江浦失守，官兵纷乱。……自此回来，九帅克我雨花台，营垒扎坚，不能再复，兵又无粮，扎脚不住，自散下苏州、浙江，此举前后失去战士数万余人，因我一人之失锐，而国之危也。[25]
面对这种情况，忠王力主放弃金陵，因为看情形已经很难守住该城。他指出，他没有办法摆脱曾将军，湘军正从南、东、西三面逼近天京。天京城外很长一段距离的粮路也已被清军阻断。但是天王听了更加生气了，他严厉地斥责忠王这位忠实的副官，指责他不应该提出这样的建议，因为上帝已经把帝国的控制权交到了他手里，就一定会始终保护他的儿子。[26]就这样，曾国荃率军慢慢包围了金陵城，鲍超奉命返回宁国地区，江忠义则于8月16日将太平军全部赶出了江西。[27]这些战败的太平军沿江而下，然后中途停下，攻打青阳城。朱品隆守卫了这座城市38天，38天后他得到增援，发起反攻，重创太平军，将他们赶到石埭与太平。[28]
在安徽北部，苗沛霖依旧逍遥法外，控制着淮河，阻截了盐道，这威胁到了部分军队的财政来源。由于湖北、湖南与江西的食盐供应都被分派给安徽的盐场，而造反军却阻断了交通运输，这些省份在一段时间内不得不从四川、广东与浙江获取食盐。曾国藩作为总督，试图恢复往日的秩序，以重新获得这一部分财政收入。因此，当他的几番努力都被苗沛霖阻挠时，他十分恼怒，尤其是想到之前为了剿灭苗沛霖已经出动了四路兵力。于是，曾国藩决定将四支分散的部队联合起来，由金国琛统一指挥。[29]12月，清军才予以苗沛霖最后一击，夺下怀远。
在浙江，清军向杭州合围的策略由于中法联军在9月20日拿下了富阳而获得了巨大的进展，因为富阳是杭州的关键，忠王非常痛苦地讲述了它是如何陷落的：[30]
自此之后，金华、龙游、严郡、温、台等处陆续退守，兵屯富阳。左抚台全军发下，逼到富阳，与我军连敌数月，亦未攻下，然后仍请鬼兵由水路而来，用炮攻崩富阳城池，连战数十仗，鬼败，然后再调鬼兵多来，复再与战，左抚台亦队伍交争，是以富阳之失。那时鬼兵攻了富阳，得银之后，仍回宁郡。绍兴之失，萧山之失，兵退到余杭，屯营落寨，左抚台之兵亦到，两下交争，日日连战，我力据余杭，以坚杭州之防。……左抚台之兵分水旱而下杭州。
他的战线从余杭延伸到西湖，长达100里。
11月，指挥官古隆贤在石台叛变，削弱了皖南地区太平军的势力，他们不得不撤离该地区。[31]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在江苏，“常胜军”与程将军已经稳打稳扎地向金陵进军，攻占了苏州，将忠王赶回了常州与丹阳。[32]侍王李世贤驻扎在金陵东南约200里处的溧阳县，他希望他的堂兄也去那里，以脱离天王的事业。[33]
一切迹象都表明，清军会很快占领这座被包围的城市。整个秋季，城外的封锁线越来越紧密。12月18日，一处地雷终于在城下爆炸，但太平军还有足够的兵力阻挡官军从缺口处入城。针对这次战斗，忠王写道：[34]
去年十一月之间，九帅放倒南门城墙，此时城内官兵尚可足食，而各力全，又有城河之隔，九帅之兵不能踊进者，此之来由也。
自此之后，京事日变不同。城外九帅之兵日**紧，城内格外惊慌，守营守城，无人可靠。凡是城外文书，有人拾到，不报天王处，私开敌人之文者，抄斩全家。
自九帅兵近城边时，天王即早降严诏，阖城不敢违逆。若不遵天王旨命，私开敌人之文，**引诱，有人报信者，官封王位，知情不报，与奸同罪。命王次兄拿获，椿砂剥
皮法治，何人不畏死乎？
尽管有如此严苛的惩罚，如果不是害怕落入清军手里也会被折磨致死的话，背离天王的人数只会更多。这种恐慌因为苏州处死了投降的太平军王爷而增强了。“献城未及三日，被李抚台杀害，是以至今为头子不敢投者，因此之举。”[35]
12月20日，忠王进入天京，向天王挑明绝望的形势，以争取他同意将都城迁往江西或别处。然而，天王仍不可一世地坚持所谓天赋神权的主张，嘲笑他的提议。忠王不知是纯粹出于忠心，还是因为他的母亲被天王控制，而他自己身边也都有暗探，总之，他决定留在难逃一死的主子身边。12月23日，太平军的突围被曾将军的部队击退，清军凭借着强大的兵力守住了通往浙江和江苏的所有重镇。[36]
但是，李鸿章与左宗棠在“鬼兵”的援助下不断施压，守卫着苏州以西各地的太平军军心大为动摇，他们的部队没有办法，只能不断向江西渗透。侍王李世贤没能与他的堂兄会合，1**4年2月14日，他独自率军穿过宁国县，前往江西。清军没有足够的兵力阻拦他，但足以防御他的部队在进军时带来损害。现在，曾国藩最担心的是湖州与浙江其他城镇的几万名太平军在守卫驻地无望的情况下，可能会突然涌入江西。几位王爷在江苏被处死，这让太平军深信他们唯一的出路是兵分数路，然后在某个遥远的地方会师。
保险起见，席宝田奉命前往江西的抚州与建昌二府，而鲍超则向湖州进军，直接从苏州过湖，并请求皇帝饬令福建、广东、广西、湖北、湖南等省想办法自保。[37]同时，曾国藩没有从金陵调走一兵一卒，有近5万兵力对这座大城构筑了周长近百里的大包围圈，城内的粮食正在迅速消耗着，守军随时可能突围。[38]
4月1日，城里放出来了4000名妇女，她们希望能从官军那儿获取食物，忠王早前捐出的补给物资已经消耗完了。在此危难时刻，天王的行为遭到了部众的蔑视。大家将实情摆在了他面前，他却建议饥饿的人们吃甜露为生，所谓甜露就是指大地上的自然产物。忠王记载道：“我等朝臣奏云：‘此物不能食得。’天王云曰：‘取来做好，朕先食之。’所言如此，众又无法不取其食。我天王在其宫中阔地自寻，将百草之类制作一团，送出宫来，要合朝依行毋违，降诏饬众遵行，各而备食。”[39]
就这样，金陵守军日益虚弱。3月20日，程将军攻占了嘉兴，但他在此战中负伤，不久后在苏州去世。3月31日，左宗棠的法中联合部队克复杭州，守军逃亡到湖州。尽管遭到激烈的阻击，但大批的太平军还是按照原计划成功撤退到了江西。江西派援兵赶往鄱阳地区和九江。[40]同时，清军在湖北樊城击败了捻军与太平军，把他们赶回了河南。
太平军向江西的撤退立刻对曾国藩赖以为支柱的厘金财政产生了影响。根据他请求援助的奏疏，我们可以得知他的部队主要靠什么支撑。湖南尽了一切力量支援曾国藩，其贡献是常规性的，通过一个特殊的机构，转让其厘金税收的一半。此年广东只送来了9万两银子，来自江苏的厘金收入下跌至3万两，四川与湖北一无所供（湖北承诺每月提供5万两银子，湖南2.5万两，四川5万两，江西3万两，另两个省份承诺提供不定的数额）。[41]未能提供的款子令曾国藩大为困窘。
5月11日，常胜军援助清军攻占了江苏常州，光荣地结束了它的使命。于是，5月18日，难以守住丹阳的太平军弃城而去。李鸿章与金陵之间已经毫无障碍。败退的太平军逃入江西。[42]6月，杨岳斌与鲍超及其他将领率领着实力强大的军队在该省征战，主要活动区域是瑞州地区，以防止那些撤退的太平军在此处会师。[43]
曾国荃眼见着李鸿章与左宗棠在整个冬天和春天的作战中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胜利，相比之下，他自己在金陵的作战毫无成就，这折磨着他那颗骄傲的心。他的兄长同样也处于难堪的境地。一方面，曾将军似乎妒忌他人的战果，并担心自己会失去攻克金陵的那份荣耀；另一方面，曾国藩担心，如果他不把李鸿章与左宗棠的部队调往金陵，加速攻城，他自己和他的家族将会蒙羞。他忧心忡忡，早在2月份，他就通知了他的弟弟：他已把程学启将军调过来，如果必要的话，他还会邀请李鸿章本人前往金陵。[44]探子们来报，金陵城内一片恐慌，但这并没有改善曾国藩的尴尬处境。探子们说，天王堆起了高高的柴火，想在天京陷落时烧死自己。[45]3月底，曾国藩写信回家，说即将瓜熟蒂落。[46]5月初，他在另一封信里说，许多太平军正在剃头，不再杀人放火，因为他们打算溜到城外去，混入老百姓当中。[47]一方面，他担心拖延会有损家族声誉；另一方面，他又担心他的弟弟过于热切，操之过急，而错过了某些对手提供的大好机会。他在信中提醒弟弟说：“自苏杭克复，人人皆望金陵之速克。吾独不期其速，而期其稳，故发信数十次，总戒弟之欲速。盖深知洪逆非诸贼可比，金陵非他城可比也。……吾所虑者，一恐弟求速效而焦灼生病，一恐各营猛攻地道，多损精锐而无以御援贼耳。”[48]他给在老家的弟弟写道：“常州于初六日克复，丹阳于初八日克复，江苏全省只剩金陵一城未克耳。沅弟忧灼殊深，肝疾颇深，余常常以信解之。”[49]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曾国藩的处境极为艰难，四面八方都有人暗示他说，如果将闲置下来的李鸿章淮军调到金陵，就能攻下这座城市。上谕也下令淮军前往金陵，这一年的早些时候，曾国藩也几次命令李鸿章调兵前往金陵，现在他要求这位巡抚将军全军奔赴金陵。他还要求对此有抵触情绪的弟弟认清现实，跟他一起邀请李鸿章。6月15日，他告诉曾国荃，他已经写信给李鸿章。如果李鸿章来了，那么攻克金陵就意味着要一起分享荣誉；若未能攻克，则意味着要一起承担责任。他给在老家的弟弟写了一封表达同样意思的信，还说尽管弟弟比自己年轻10岁，但已头发花白，而曾国藩自己也精神日衰，看来他的两位弟弟都无法指望长寿。当他终于劝动曾国荃勉强和他一起邀请李鸿章时，他用下面的几句话表达了自己的赞许：“少泉意在助吾兄弟成功，而又不敢直言，其意可敬。弟复信盼他早来，甚是甚是。戈登今日来此鬯谈，亦甚服弟之营垒坚固、号令严肃……”
李鸿章善解人意，理解身在安庆的那位上司的难处，于是提出一个明显的借口，说他要去增援浙江，以此来推托——其实左宗棠在浙江并不需要帮助。对于这个使他能“保住颜面”的决定，曾国藩没有半点不快。他在7月13日的信中称赞道：“少泉信阅过，其片稿则已抄寄余处矣。观少泉屡次奏咨信函，似始终不欲来攻金陵。若深知弟军之千辛万苦，不欲分此垂成之功者。诚能如此存心，则过人远矣。”不管李鸿章放弃增援是出于多么复杂的动机，他使曾国荃赢得了攻克造反堡垒这一令人垂涎的荣誉，而曾国藩也因为他的好意与练达而欠了他一份人情。也许他这么做，部分是为了报答曾国藩曾经的提携之恩，他才能如此迅速地擢升为巡抚；部分是出于谨慎
的考虑，不想得罪曾氏兄弟这样有权有势的人物以及整个湘军集团，因为作为一个安徽人，他在这个集团里多多少少会被视为一个外来者。
的确，如今曾氏兄弟的权力炙手可热，他们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早在5月1日，曾国藩就在给弟弟的信中写道：“余昨日具疏告病，一则以用事太久，恐中外疑我兵权太重，利权太大，不能不缩手以释群疑。一则金陵幸克，兄弟皆当引退……”[50]
如果李鸿章不想置身于有关金陵问题的任何引起不愉快的事件里，那么他的态度没有任何不忠的痕迹，而且他也没有对曾国藩的求助置之不理，至少在财政上是如此。他拿出了23.8万两银子帮助曾国藩支付巨大的开支，这笔款项中，5万两发给了江西的鲍超，4万两留在了安庆的军需部门，13万两分给金陵，供给围攻该城的部队。但是，军饷还是不足。[51]1**4年7月3日，湘军攻占了龙脖子山，这样一来，曾国荃就可以不再顾忌城墙内太平军的抵抗，而专心地挖地道、埋地雷了。19日，地雷埋好了，引爆后城墙上被炸开了一个20多丈的口子，官军从这个缺口涌入城内，立刻包围了城里的王城，当晚就将其占领。捷报以每天700里的速度传到了北京城。[52]
三天三夜，官军大肆追杀战败的太平军，杀了10万人方才停手。[53]忠王与天王之弟（应为天王之兄。——译者注）洪仁达在企图逃亡江西时被捕，但是官军不可能抓到天王了，因为当他意识到大势已去的时候，已经在6月1日那天自尽。因为百姓已经人心惶惶，所以天王自尽一事他们周一会对外保密，这位故去的领袖被埋葬在深宫之中，他的儿子洪福瑱继位，被拥戴为天王。[54]
有一段时间，年幼的天王逃脱了官兵的追捕，破城时他骑着一匹劣等马，忠王把自己的良驹换给了他，使他能逃走。结果，比他能干却没有他那么幸运的忠王成了官军的俘虏。忠王留下了关于他的记载：“主又幼小，提政无决断之才人。”“我由太平门败转，直到朝门，幼主已先走到朝门，及天王两个小子并到，向前问计。斯时我亦无法处，独带幼主一人，其余不能提理。幼主又无马坐，将我战骑交与其坐，我骑不力之骑……虽天王气满蒙尘，误国失邦，我受过其恩，不得不忠，尽心而救天王这点骨血，是尽我愚忠而为。”幼天王几经挫折，在一天早晨突出重围。尽管他们成功地穿越了官军的封锁线，但遭到通缉和追捕。他们分散逃跑，自此，忠王再也无法得知他不愿意抛下的主子的下落。[55]
7月28日，曾国藩抵达金陵，当即询问该城的情况。忠王李秀成与已故天王之兄洪仁达被带到曾氏兄弟和其他几位将领跟前。尽管上谕要求将这两人押送进京，但曾氏兄弟还是将他们就地处决了。《忠王自述》就是在此时写就的，后来翻译出版的是经过修改的版本。修改者删除了对湘军的谄媚之词，以及有关以保证人数仍然庞大的太平军向官军投诚为条件换取忠王性命的提议，还有他对天王大业衰败之原因的分析。[56]
曾国藩失望地发现，太平天国国都内并无珍宝库藏。审讯结果也表明，根本就不存在一座宝库，所谓的“圣库”不过是天王私产的贮藏室。即使这里曾经有过财宝，那些逃走的太平军也已经将它们带走。曾国荃想让自己的部队交出从太平军官兵身上和民宅缴得的战利品，但是曾国藩反对，他的理由是：“勇丁所得贼赃，多寡不齐，按名勒缴，弱者刑求而不得，强者抗令而遁逃，所抵之饷无几，徒损政体而失士心。”[57]为此，他还颁布了命令：只有敌军窖藏的财宝，才须报官充公。
论功行赏时，曾国荃将军被赐封一等伯爵，赏戴双眼花翎。杨岳斌已被任命为陕甘总督，被赐封男爵和太子少保。彭玉麟得到同样的赏赐，鲍超被封为男爵。其他将领在这次大封赏中也得到了相应的奖赏。李鸿章成为一等伯爵，赏戴双眼花翎。有关曾国藩的上谕如此写道：
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自咸丰三年（原文为“咸丰四年”，此处依据岳麓书社出版的《曾国藩全集》照录。——译注）在湖南首倡团练，创立舟师，与塔齐布、罗泽南等屡建殊功，保全湖南郡县，克复武汉等城，肃清江西全境。东征以来，由宿松克潜山、太湖，进驻祁门，迭复徽州郡县，遂拔安庆省城，以为根本；分檄水陆将士，规复下游州郡。兹幸大功告成，逆首诛锄，实由该大臣筹策无遗，谋勇兼备，知人善任，调度得宜。曾国藩着加恩赏加太子太保衔，赐封一等侯爵，世袭罔替，并赏戴双眼花翎。[58]
金陵的陷落把太平军的领袖们引向了覆灭，但天国的残余势力在各位将领或王爷的指挥下，集结在其他的基地，其中以江西、浙江最为显着，而在鄂皖边界，捻军与太平军联合袭击，让那一片的农村不得安宁。8月7日，江西的太平军在抚州府的许湾被击败，损失了近4万人。接下来的几天里，官军攻占了几座县城，接受了数万名投降的太平军。大批无家可归的太平军向该省的南部边界奔去，赣南各府及相邻的福建、广东两省进入警戒状态。[59]
在浙江，8月28日，左宗棠在李鸿章与法国部队的援助下攻占了太平军的最后一个大堡垒湖州，第二天又克复了安吉县，至此，浙江省完全平定。[60]
天京陷落时，幼天王借助忠王的帮助逃过了官军的警戒，8月8日抵达安徽广德，受到部众的盛大欢迎。[61] 8月30日，该城陷落，他被迫逃往宁国的山中。9月1日，从湖州与广德逃出的太平军抵达皖南的徽州府，会师之后，被刘松山击败。9月3日，左宗棠在昌化县与淳安县击败了一股太平军，同一个月内，其余各支太平军也遭遇了类似的命运。太平军的各股败兵，包括他们的幼天王，在广信府遭到江西与浙江官军的联合打击，再遭重创。幼天王从战场中逃出，被席宝田追击，在10月25日被捕，然后被送往南昌，在那里被官府斩首。[62]到了10月底，江西的所有太平军都被赶到了福建与广东。
到此为止，我们可以认为，太平天国运动实际上已经被镇压下去了。不过，的确还有一些太平**战到了广东与福建。他们占领了广东的嘉应州，从那里出发，随后进入福建，联系上了那里的友军，继续劫掠，一路袭扰汀州府与漳州府。形势所迫，左宗棠只能返回浙江处州，从那里派遣部队进入福建，与太平军的残部作战。这些太平军显然接受忠王之弟侍王李世贤的指挥。1**5年年初，左宗棠亲自率领部队作战，5月25日攻占漳州。[63]虽然这次侍王从左宗棠手中逃脱，进了山区，但他很快就再次出山，然后自杀。[**]在去与侍王会合的路上，白齐文的生命也走到了终点。[65]漳州的这次胜利以及不远处的另一次胜利，肃清了在福建的太平军，残余的太平军越过边界，逃入了广东。[66]
注释
[1]《年谱》，卷八，第17页；《奏议》，卷十六，第53页及以下（8月16日），以及第75页及以下（9月22日），曾国藩报告说，军中有几位将领感染瘟疫病倒了，左宗棠所部的大半士兵也虚弱无力，他弟弟驻扎在金陵的军队中也有
1万人生病了。
[2]《年谱》，卷八，第21页；《奏议》，卷十六，第81页及以下（10月5日）。
[3]《年谱》，卷八，第22页；《奏议》，卷十七，第7页及第9—12页。
[4]《奏议》，卷十七，第9—12页、第14—17页。
[5]《年谱》，卷八，第24页。
[6]见第十二章。
[7]在这段万分焦虑的日子里，曾国藩几乎每天都给曾国荃写信，最初是鼓励他要坚持下去，后来则是告诫他警惕危险，最后恳求他从金陵那个危险重重的地方撤离。
[8]《年谱》，卷八，第24页及以下；《奏议》，卷十七，第27页、第33页。
[9]《年谱》，卷八，第28页、第30页。这些名号通常是皇帝赏赐给那些地位较高的官员的。对于年轻的小曾而言，擢升为知府是一种殊荣。
[10]《年谱》，卷八，第26页。
[11]《年谱》，卷八，第27页；《奏议》，卷十八，第39—42页、第46页。
[12]《年谱》，卷八，第32页。《发贼乱志》，第101—106页多处可见。最近有一本新出版的书，称是石达开的日记，但其中的遣词造句很多是现代用语，这让人们怀疑其内容的真实性，至少这些内容是被“编辑”过的。
[13]H. B.莫尔斯在其《中华帝国的国际关系》第2卷，第4章和第5章中提到了“常胜军”及其作战的具体情况。它所依据的材料几乎全是英文文献。
[14]《奏议》，卷十八，第23—25页。
[15]忠王一直催促向江西撤离，但天王否决了他的提议。
[16]《年谱》，卷九，第3页；《奏议》，卷十八，第23—25页。
[17]《年谱》，卷九，第1页、第2页；《平定粤匪纪略》，卷十五，第1—3页。《发贼乱志》中删除了这些内容，因为作者认为是太平军防守不住这些城市而最终丢弃了它们，并不是官军从太平军手里收复了这些地方。
[18]《年谱》，卷九，第5页。
[19]《奏议》，卷十八，第44页（1**3年5月14日）。
[20]《平定粤匪纪略》第15卷第10页，以及皇家亚洲学会北华分会《学报》1**4年12月号第119页记载的也是这个时间。莫尔斯的《中华帝国的国际关系》第2卷第95页记载的日期是5月1日，但没有写明出处。此外，莫尔斯没有提到中国人也参与了这场战斗，但中文文献却列出了驻守在那儿的各位将领的确切名单。由此看来，中国人对戈登的评价更为公正，而莫尔斯对中国人的记叙则有失公允。
[21]莫尔斯的着作中与此有相关的记载有所不同，记录的日期是6月1日。关于这次战斗的细节可以参考莫尔斯着作第2卷第95页及以下，以及黑克着作第260页及以下。
[22]《年谱》，卷九，第6页、第7页；《奏议》，卷十七，第47—50页。
[23]同上，卷九，第10页。
[24]《年谱》，卷九，第8页及以下；《奏议》，卷十八，第67—69页。[25]《忠王自述》，第55页。
[26]同上，第55页以下。
[27]《年谱》，卷九，第9—11页。
[28]同上，第12页、第14页。
[29]《奏议》，卷十九，第36页以下（10月9日）。
[30]《忠王自述》，第58页，见皇家亚洲学会北华分会《学报》1**4年12月号，第120页；《平定粤匪纪略》，卷十六，第8—10页。
[31]《年谱》，卷九，第16页；《奏议》，卷十九，第68—70页、第72页、第77页。
[32]见第十二章。
[33]《忠王自述》，第60页。可见，这两件事暗示了侍王也与天王意见不合，他也希望向江西方向转移。
[34]同上，第68页。
[35]同上，第60页。
[36]《年谱》，卷九，第17页，《奏议》，卷十九，第85页、第91页及以下。
[37]《年谱》，卷九，第21页。
[38]《年谱》，卷九，第21页。城墙本身周长约70里。
[39]《忠王自述》，第67页以下，也可见第62页以下。
[40]《年谱》，卷九，第22—24页。
[41]《年谱》，卷九，第25页以下；《奏议》，卷二十，第49—51页。[42]《年谱》，卷九，第25页以下。
[43]《奏议》，卷二十，第70页、第71页。
[44]写给曾国荃的一封信，1**4年2月3日。
[45]《家书》，1**4年3月21日。
[46]同上，1**4年3月31日。
[47]同上，1**4年5月8日。
[48]同上，1**4年5月11日。
[49]同上，1**4年5月19日。
[50]又参见5月18日的信，表达的是同样的意思。
[51]《年谱》，卷九，第28页、第29页；《奏议》，卷二十，第70页。
[52]《年谱》，卷九，第30页；《奏议》，卷二十，第77—83页。攻克金陵城的疏奏的译文可见于《忠王自述》的附录之中。
[53]《奏议》，卷二十，第83页。英国人后来估算太平军所屠杀的实际人数比这要少。曾国藩在疏奏中给出的人数可能包括金陵城内、城外被杀的人数总和。
[54]《年谱》，卷九，第27页；《忠王自述》，第70页。译者将自杀的日期误写为6月30日，《年谱》与中文版的《忠王自述》都记为6月1日。关于这位幼天王，1**0年8月发布的一份诏书称他为上帝之孙。见布莱恩《中国的太平叛乱》第266页及以下。有关攻陷金陵的记述说天王不是躺在棺木中下葬，而是穿着王袍躺在土里。
[55]《忠王自述》，第70页及以下。
[56]同上，第73页。
[57]《奏议》，卷二十，第33页、第34页。《忠王自述》附录中的译文。
[58]《忠王自述》附录，第91页及以下。（拼写的部分与英文译本一致。）
[59]《年谱》，卷九，第39页。
[60]同上。皇家亚洲学会北华分会《学报》第120页声称，1**4年12月法国部队单独占领了该城。
[61]《年谱》，卷九，第34页。
[62]同上，卷九，第36—39页，各处。《奏议》，卷二十一，第12页及以下完整地讲述了幼天王的逃跑过程，也记述了当时追捕他的过程中所采取的各种手段。同一卷第30页及以下记述了这里发生了许多次战斗。
[63]《年谱》，卷九，第42页、第44页。
[**]《太平天国野史》，卷十三，第23页。
[65]同上，卷十八，第6页。莫尔斯着作第二卷第88页说，该城陷落时，白齐文被捕。
[66]《年谱》，卷十，第10页。牟尔《太平天国运动个人回忆录》第1页说，有大约10万人被安置在中国的西南地区，平时他们在那里安静地生活着，看上去无忧无虑，但一旦有人前来骚扰，他们就会拿起武器，奋起反抗。当太平军逃到西南地区时，当地的居民把这些太平军的残余势力驱逐到了越南，甚至更远的地方，太平军在那里成了海盗。此外，牟尔还提到这些残余势力中有很多人漂洋过海，去了美国，在那里从事修路筑桥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