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外国人与太平军
考察太平天国运动的最后阶段之前，为了更全面地了解外国人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我们有必要考察他们在对这场运动的镇压中所扮演的角色。[1]对外国政府来说，1853年年初太平军攻占金陵并结束了漫长的进军过程，并在金陵建国，这自然会引起他们极大的兴趣。太平天国的新信仰以***为基础，这更是让他们好奇不已。英国、法国与美国派出远征军，溯江而上，企图弄清楚太平天国的势力范围以及他们的宗教教义。[2]
1853年4月，皇家海军军舰“汉密斯号”前往金陵，随船的队伍中有一位名叫T.T.密迪乐的秘书，太平天国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但他的上司乔治·文咸爵士研究过太平天国图书的译本，却持有较为保守的态度。他宣布对太平天国政府采取严格的中立政策。在呈交给英国政府的报告中，他怀疑太平天国的宗教教义其实是一架架“政治发动机，使其首领们能够控制热心参与这一事业的人们的头脑”。[3]而他的秘书W.H.麦都思博士在写给乔治博士的报告中，几乎阐述了这场运动的真正起源。[4]谈及这种宗教鬼话与政治头脑的奇妙结合体时，他不禁写道：
对这种差异的唯一解释是，可能有两种头脑，或两种不同类型的人，一起从事这份事业，其中一类人的动力是侍奉上帝并通过赞美唯一的救星来寻求保护的真诚而谦卑的愿望，另一类人则只是为了获得无知大众的信任，以便登上权力的巅峰。
在他看来，如果这场运动取得了胜利，将会放开对***的信仰自由，贸易往来也会受鼓励，但是鸦片肯定会被严格禁止。太平军有可能支持自由主义，但他认为，如果清政府获胜了，肯定会比以前更加排外和傲慢，因为朝廷会牢牢地记住对自己不利的事情，即太平宗教在其思想来源上与西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过，他也赞成采取中立政策。[5]
1853年年底，公使访问了金陵，但没能会见新政府的高级官员，于是他带着同样的观点返回，觉得这场运动还远远没有达到值得被承认的程度。
1854年5月，美国传教士罗伯特·麦克兰抵达金陵。那时，宗教的闹剧正在上演，杨秀清被奉为圣灵，太平天国的政治态度更加傲慢与排外。如果说一年前，他们与乔治·文咸爵士沟通时有些趾高气扬，那么现在给麦克兰先生的那份公函就是无法沟通了。麦克兰在公函中声称，两国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6]并且没有带去任何珍贵的礼物，所以遭到了他们的驳斥，还陈述了无法将公函交给东王的种种顾虑。接着，他们写道：
尔等若真心敬拜天国，承认上帝，我天朝视天下为一家，将各国联为一体，容尔等得遂所愿，年年进贡，岁岁来朝，成为天国臣民，永沐天朝恩典，安居乐土，和平度日，永享荣耀。此为吾大臣真诚所愿。望立即遵从，不得有违此诏。
这项声明再加上其宗教妄想，导致了麦克兰先生不愿承认太平天国，虽然他事先已经得到授权，如果认为他们日后能成长为一个真正的政府，可以予以承认。[7]在考察了他们在宗教上的放纵态度后，他针对那项提议写道：[8]
当我们以实际的态度来看待他们的行动，你所观察到的情况会跟他们的民事组织与宗教组织一样让你失望。他们的成员几乎都是内地愚昧无知的百姓，人数有限，应该是5万到10万人，分布在大清帝国已经被他们控制或实际占领的那片国土上，驻扎在农村和被围攻的城镇里；而官军却没有能力与之对抗，更无望立即收复已经陷落的重地……无论地球上其他开化文明的国家曾对这个运动寄托了怎样的希望，现在可以看出，他们既没有皈依也没有理解***，不论对他们政治权利的形成做出的真实判断是怎样的，我们不用再怀疑，我们无法与他们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或维持交往。
在对待外国人的态度上，他们没有显示出任何明显的敌意，密迪乐在其着作中传达了这样一种明晰的印象：他发现，太平天国人士的态度是友好的，但没有充分理解外国的观念，以至于不能用平等的姿态接受外国人。他们对外贸事务不感兴趣，当三合会在上海成功举世并占领这座城市时，事实上上海已经属于他们，但他们并没有伸出手，接手管理这座城市。[9]
1853年至1856年，三合会占领着上海，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其中的两个问题时至今日仍有重大意义。其一，在没有合法当局的情况下如何处理关税问题；后来为了解决该问题，建立了由外国人来控制的关税局，当中国人终于意识到这种临时性的方案多么有效时，现存的体制就产生了。其二，如何对待专为外国人划分出来的区域中的中国难民，这最终导致了外国控制区的扩大，即使在管理中国居民时，也会拒绝遵守中国的法则，除非设立一个混合法庭，保留中国法律的理论。其三，中**人过于接近外国租界引起了一些问题，最终导致了1854年的泥城之战，这为几年后把上海设立为中立区提供了先例。[10]
1856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及后来在北方进行的条约谈判（1858年），使外国人的处境得以改变。此前，外国人只在五个港口享有条约所规定的权利，现在长江开放了航行，沿岸的一系列城市成为门户港口。这份条约一直没有得到批准，直到1859年与1**0年，英法两国在北方重新发动对华战争，遭遇蒙古骑兵将领僧格林沁并将之击败，然后向北京进军。[11]清朝廷逃往热河避难，只留下恭亲王去进行必要的谈判。[12]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英法的入侵导致了太平天国在1858年与1**0年的再次活跃。为了迎战英法联军，僧格林沁被迫撤退，这很可能激发了捻军再次攻打河南与山东的欲望。我们还知道，为了进行战争，曾国藩在资金上承受着更大的压力。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对外战争对双方的命运很可能毫无影响。至少我们知道，对于在中部省份对抗太平军的曾国藩以及更靠近金陵的其他将领而言，他们并没有为此损失一兵一卒。英法在广州和北京的侵略行为，被认为是地方事务。
随着僧格林沁的撤退，捻军在皖北地区的活跃度明显提高，同时也可能让安徽境内的太平军活跃起来。我们再次看到，太平军拼死杀出一条血路，向金陵挺进，但各路兵力都被官文与曾国藩打败。1**0年夏季，英法联军在北京近郊击败清军，抵达京城，太平军获胜的可能**略有增加。但支付完赔款后清政府完全可以要求外国人援助阿门对付太平军。此前，我们没有什么根据能说明，1856年至1**0年期间的对外战争大大削弱了清政府对抗太平军的力量，如果说这种对峙而使金陵得以解围是毫无根据的，因为没有一个士兵因为这场战事从华中转移到了北方。事实上，直到1**0年8月，英法联军才在北方发动战事，而早在5月5日，忠王就已经打败了金陵城外的清军大营，之后，他开始向江苏与浙江进军。[13] 8月，僧格林沁迎战英法联军，人们认为他有胜算。当他战败后，曾国藩毛遂自荐，想要北上，但朝廷没有批准。因此，关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导致了太平军再度活跃起来的想法，我们完全可以抛诸脑后。
6月10日，曾国藩被任命为代理两江总督，奉命缓解江苏的压力。[14]因为他无法离开安庆，所以该省由巡抚打理公务。从这时开始，有两件事情最终导致了外国人的干涉。其一，中国人雇用了弗雷德里克·汤森·华尔，他的雇主有可能是一位上海商人。1**0年，忠王攻下松江后不久，这些商人许诺给华尔3万两银子，让他收复这座城市。[15]华尔几度战败之后，7月17日，带领着他雇用的100名马尼拉人，与白人军官法尔思德与白齐文携手攻下了松江。现在，松江成了华尔的司令部，他从这里率部攻打青浦。他发现，这座城市由太平军雇用的外国冒险家驻守，1**0年8月战败。最终，华尔只能放弃攻击，回到松江，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里，他训练了一支中**队，而他这些行动的费用由上海海关的财政间接支付。[16]
忠王出现在江苏，这让上海陷入恐慌，因为内地数千名难民一时之间都涌入了这座城市。8月18日，忠王抵达上海郊区。驻上海的各国领事们决定坚持中立的原则，并悄悄派人捎话给忠王，让他不要攻占上海，最终，英法官方的联合武装将他赶出了上海。[17
]忠王声称，他之所以去征战上海，是因为住在上海的一些“夷人”和与太平军私下有通信往来的清政府官员邀请他。但因为暴风雨天气，忠王的部队没能快速前进，他们所面对的情况是“薛抚台是夜悉知有通情，复即加银和于洋鬼，请得一二千鬼子而守此城。清军通我未成，此事未举，这班人马概被抚台杀之。”忠王被迫撤退。[18]
外国人的这一行为，将中立政策扩展到了包括外国租借周边通过步行可以到达的纯粹的中国领土之上，事实上已经放弃了中立原则，而偏向清政府一方了。即使在自家门口，他们都能看到各种荒凉、痛苦的可怜景象，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担心伤害人口日益增多，最终会导致供应匮乏，于是他们将这个实质上是反对太平天国的中立政策更彻底地推向了上海方圆百里的范围之内。詹姆斯·何伯上将从北京返回，1**1年2月溯江而上，和哈里·帕克斯一起安排港口的开放事宜，这些都是和1**0年承认的条约有关的。他们在金陵短暂停留，会见了太平天国的一些领袖人物，并得到天王的承诺——上海在一年之内将平安无事。[19]在针对内地和金陵的情况所做的报道中，他们保持了不偏不倚的态度，但特别谴责了太平天国一方，因为他们所占领的城市里一片惨状，而官军占领的城市里情况要好许多。[20]不管是何种因素对外国人决定帮助清廷起了决定性作用，这次溯江而上汉口的行动肯定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
天王一年前做过承诺，1**2年，承诺过期，太平军决定再次出战，争取拿下上海。占领杭州后，他们宣布下一步就是进军上海，在上海城内和租界内都发现了向他们施以援手的迹象。外国人也通过走私武器、弹药和鸦片帮助他们。正如西方列强的领事们没有办法阻止华尔以及和他一样的冒险家帮助官军一样，他们同样也无法阻止外国的势力援助太平军。[21]1月13日，太平军通过吴淞，兵力约为3万，另一支部队则在松江攻打华尔的部众。[22]华尔在松江击败了太平军之后，率领他的700名中国官兵来到上海，援助何伯上将，后者率领着同样数量的英法水手与陆战队，在高桥击败太平军，从上海和吴淞之间的江面上跨了过去。[23]
在上海周边的数次作战中，华尔的小部队因为勇武和士气高昂而得到嘉奖。
现在，英国人已经公开颠覆了原本的中立政策，在北京与法国人和中国人谈判之后，采纳了由何伯上将与卜罗德上将相继提出的建议，要将太平军阻拦在上海方圆百里之外。[24]现在，华尔手下的武装军团得到了高度的赞扬，但仅仅在几个月前，这支部队还遭到了严厉的谴责。[25]英法联军和“常胜军”攻击并占领了以上区域中的许许多多小镇和村庄。5月1日，他们拿下嘉定。5月12日，青浦落入华尔所率的小部队手中。然而，他们后来无法再继续守卫这两座城市，因为忠王占领了嘉定，包围了青浦，华尔只能借助何伯上将的帮助才能从青浦逃走。6月14日，这些部队全部撤回上海。[26]现在，华尔将军得到授权，最多可以将部队扩充到6000人。[27] 8月，他从松江出兵，再次收复了青浦，但是上海夏季炎热的天气和流行病使外**队无法十分活跃。
我们早已知道，曾国藩对使用外援持有怎样的看法。5月，外国联军从嘉定与青浦撤退后，谣言四起，风传印度军队也会进驻上海。朝廷垂询曾国藩对于这一谣言的态度。曾国藩的回复在下文全部照录。他说他已经写信给左宗棠，后者并不希望大批外**人介入进来，更不希望印度军队过来；他还给李鸿章写了信，李鸿章给了一个含糊其辞的答复，他说，他与何伯上将讨论了这件事，何伯上将跟他说增援的部队正在赶来途中，但没有说是否有来自印度的部队。接着，曾国藩写道：
臣查西人天性好胜，睚眦小忿，不肯甘休。青浦、嘉定之挫，既羞见侮于发逆，尤虑见轻于天朝。其兴兵前来报复，实属意中之事。惟英、法旧例，兵谋会议于众国，兵费征敛于众商，非一人所能为主。青、嘉一退之羞，不至遽触大众之怒。国主未必因此而大举，商贾未必因此而加征。其兵数必不甚多，亦可悬揣而知。
崇厚既有所闻，似宜由总理衙门与驻京公使查询确实。然后申大义以谢之，陈利害以劝之。
中国之盗寇，其初本中国之赤子。中国之精兵，自足平中国之小丑。姑无论本年春夏连克二十余城，长江上下肃清三千余里，发逆无能久之理，吴、越有可复之机。即使事机未顺，贼焰未衰，而中华之难，中华当之。在皇上有自强之道，不因艰虞而求助于海邦；在臣等有当尽之职，岂轻借兵而诒讥于后世。此所谓申大义以谢之也。
粤匪行径，本属无赖之贼。青、嘉两城，尤属至微之事。英国若征印度之兵，为报仇之役。多调则胜之不武，少调则不胜为笑。徒使印度军士，支领英国之饷银，蹂躏中国之土地。上不利于国主，下不利于英商，不如早议息兵，俾松、沪免无穷之忧，即英法省无穷之费，此所谓陈利害以劝之也。斯二者，总理衙门与驻京公使委曲商榷，如俱不见听，则亦别无阻止之法。仍当先与议定，西兵进攻内地，臣处无会剿之师。若克城池，臣处无派防之卒。区区鄙见，不得不重言申明。
至于设法防范，殊乏良策。洋人语言不通，风俗迥异。彼以助我而来，我若猜忌太深，则无以导迎善气。若推诚相与，又恐其包藏祸心。观于汉口焚船等案，片言不合，戎事立兴。嫌衅一开，全局瓦裂。臣始终不愿与之会剿者，盖亦筹之至熟。与其合而复离，不若量而后入。倘我军屯驻之处，彼亦不约而来，实逼处此。臣当谆饬部曲，平日则言必忠信，行必笃敬；临阵则胜必相让，败必相救。但有谦退之义，更无防范之方。吾方以全力与粤匪相持，不宜再树大敌，另生枝节。[28]
与此同时，在宁波，乐德克上尉与肯尼中尉指挥英法战舰轰炸该城，5月6日攻下该城，并交到了官军手中。[29]这导致宁波地区采取了与上海类似的政策，为了攻克宁波周边的一些小城镇，外**队又提供了帮助。华尔率领部队来到该地区，9月21日攻打慈溪时受到致命的重创。除了“常胜军”，还有来自英法战舰的部队，以及另一支法国人训练的1500人的中国部队也参与了此次作战。[30]在松江，华尔的残余部队被接收了，也获得了很高的荣誉。华尔被埋葬在了这里，至今，还有一座祠堂指明了他的墓址。他很有能力，虽然许多人认为他野心勃勃，想在中国创建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帝国，[31]但是没有人会嫉妒戴在他头上的桂冠，他当之无愧。如果没有华尔，戈登不可能完成他的工作，上面我们提到的中法联军也不可能存在。这支部队最终达到了2500人之多，最开始由勒伯勒东与日意格指挥。11月28日，左宗棠收复上虞时，这两人提供了帮助，[32]乐德克也参与了战斗，1**3年年初官军克复绍兴时，他们也给予了帮助，因为要兼顾城外的战局，太平军放弃了这座城市。[33]在攻占上虞时，勒伯勒东阵亡，指挥权交到了忒勒手中，不久后他也阵亡了，于是德克碑取代了他的职务。[34]
失去第一位司令官后，“常胜军”暂时由美国人爱德华·法尔思领导，但他拒绝长期担任司令官，最终指挥权被交到了一个名为亨利·白齐文的美国人手中。
几乎同一时间，太平军向曾国荃发动的可怕攻击开始了，前后持续了46天，接着军营里又爆发了流行病，这一切都让湘军的防御愈发艰难。除了程学启以外，那些有可能应召赶来救援曾将军的各位将领也都出于战略考虑没能赶来。但是，程将军的离开会对江苏战局不利，于是小曾将军拒绝了程将军的援助，不过有些人认为他这么做只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威望。这个拒绝让曾国藩很难堪，因为他在早些时候已经向程将军提了要求。但对此他仍想着善加利用，他给李鸿章写信，告诉他不用派程学启来，假如已经派出了，就让他打一两仗再返回。[35]
接着，李鸿章提议派出白齐文和他手下以“常胜军”闻名的小部队。起初，曾国藩拒绝接受它的援助，但最终同意了，但提出了两个条件：其一，这支部队安营扎寨的地方不能离清军太近，而应该守在金陵城下游的下关或九洑洲，或者驻扎在上游的某一处；其二，如果攻占了金陵，
白齐文的部队不能随便抢掠，所有战利品都要上缴，一半送往京城，一半分配给各部队，而白齐文的部队可以分到双份。任何情况下，都必须签订明确的协议，以免将来军中发生纠纷。[36] 给曾国荃的一封信中，曾国藩劝他在常胜军到来时，充分利用这些军人，但不要让他们与他的部队密切接触。“白齐文部下名为洋兵，实皆广东、宁波之人，骄侈成俗，额饷极贵，弟军断不宜与之共处。凡长濠以内，总须主兵强于客兵，一切皆由弟做主，号令归一，而后不至偾事。至嘱至嘱。弟若有信至沪，亦须先与说明。”[37]与白齐文的谈判拖延了下来。11月17日，曾国藩写信说，他收到了和白齐文协商的要点，但有些怀疑他是否真的会来。与此同时，官军遭到了可怕的攻击，但在11月26日，曾将军打了一场胜仗，解除了包围，并将太平军赶到了江北。但是曾国藩的焦虑并未得到缓解，他担心他的弟弟会在敌军的引诱下离开基地。恰好在赶走忠王的那次进攻前，曾国藩催促其弟从金陵撤退，因为宁国的一次失利让他担忧官军在长江上游遇到了危险。假如宁国失守，那么向芜湖或金柱关的大撤退几乎不可避免。鲍超所率部队已被削弱，曾国荃刚刚脱险，假如两者都失败了，那么清王朝的整个大业都会走向崩溃和毁灭。12月4日、5日以及接下来的两天，他给曾国荃写了加急信，请他不要继续留在那里，以免危及大局。[38]虽然他的弟弟承受着很大的压力，但他很自信，并没有理睬他老兄的要求，而撤退与否也没有那么重要了。到了11月底，围攻基本结束，但直到12月中旬，才能确定忠王不会重新开始进攻了。
至于白齐文没能在如此危急关头赶赴金陵的原因，大家众说纷纭，其中之一是拖欠薪饷。从他之后的工作生涯来看，我们不能保证他是个诚实的人。以上记述说明，清军盼望着他前去增援，尤其是11月份，整个帝国岌岌可危之际。但他以各种理由一再推脱，没有在必要的时候予以救援，而白齐文实际上打算动身时，清政府却把轮船撤走了，这并不是清政府不讲信用，而是在已经不需要援助的时候人们自然而然的做法。
上面所摘录的曾国藩的信文表明，“常胜军”在中国人当中很不受欢迎，看到外国列强毅然决然地放弃了中立政策，他们也希望能扭转自己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中国人觉得他们花费太大，而且痛恨他们干预松江民政，而且他们的士兵喜欢寻衅闹事，对其他中国人作威作福。
1**3年1月2日，这些部队因薪饷被拖欠而**。上海有消息传来，说两天内就会送来银子，白齐文靠这个消息安抚士兵。但到了约定的时间，银子并没有送到，白齐文亲自前往上海领取。那里的人告诉他，他们并没有承诺过在那个时间付款。于是，他亲自前往“塔基”家，在那儿受到屈辱后，将那位老板狠狠揍了一顿，拿着钱回到了松江。这次事件导致他被解除了职务，指挥权也交给了曾经的荷兰上尉及以后的戈登上尉——弗雷德里克·布鲁斯爵士。平息了一系列**后，他重整军纪，逐渐将这支部队塑造成一支纪律严明的武装，其指挥官大部分由痛恨指挥权变更的外国冒险家担任。[39]曾国藩对白齐文的这一举动十分恼怒，在一封信函中，他建议李鸿章和他联名上奏，要求皇帝以殴打欧阳道台为由，处死白齐文。[40]
曾国藩对这个事件的叙述与上述外国资料中的记载有所不同。他写道：
查洋将白齐文常胜军，于九月中旬定议来援金陵，屡次愆期。厥后奏明十月十九日启程，吴煦先带轮船两只赴镇江齐队。乃白齐文索饷迁延，迄未入江。十一月十四日，[41]在松江闭城滋闹；十五日，带洋枪队数十人至上海毒殴杨坊，刃伤其戚属，抢夺洋银四万余两而去。如此跋扈横行，毫无纪律，不特中国不能资其力以剿贼，亦为外国之所公恶。应由李鸿章奏明知会驻京公使，严行惩办。[42]
现在，我们可以理解李鸿章对此人难以平息的愤恨，即使白齐文去了北京并得到了英法公使的支持，他仍执意不肯白齐文官复原职。[43]同时不难理解，清政府为什么在白齐文实际上已经准备前往金陵时撤走了汽船，为什么不肯给一支如此难以控制的部队发饷。
英国政府批准了由查尔斯·乔治·戈登上校指挥常胜军的协议，在斯特夫利将军的帮助下，该协议立刻生效，规定该军队的兵力最多可达3000人。[44]在等候英国政府批准的那段时间里，华尔旧部因为希望白齐文能继续担任司令官而不断闹事，而2月15日荷兰进攻太仓失利，也带来了一系列麻烦。布瑞南少校在福山的另一次失败使李鸿章的态度由支持转变为不满，甚至差一点连同这支部队一起镇压。[45]
还好，所需的批复下来了，1**3年3月25日，戈登掌握了指挥权。这一事件标志着英国政府已经完全采纳了支持清政府的方案，因为戈登不仅在方圆百里的范围作战，而且他还是英国派遣军的一名军官，而英国政府也已经批准了他的任命。
以解救常熟为标志，戈登的作战拉开序幕。他的2250人支援一支6000人的官军，4月7日一起击退了敌军。接着，他赶赴太仓援助巡抚的长兄李瀚章，因为他中了太平军的诡计，太平军假意投降，将他诱进了城中。尽管他以2800人对抗1万名敌军，但4月30日和5月1日，他攻下了该城。[46]因为部队中白齐文的党羽离心离德，戈登不得不率部回到松江，改组部队，撤掉了许多军官。戈登带领着充足的部队前去围攻昆山，5月27日兵临城下。
现在，他部队的人数增加到了600名炮兵和2300名步兵。[47]他使用水陆两用汽船“熙春号”，加快了攻城的进度。在程学启将军的配合下，6月1日，戈登攻下该城。[48]程学启声称他的功劳最大，但事实上，戈登并没有采纳程学启提出的战略，而对于“熙春号”与戈登的战法在攻城战中获得的成功，程学启心怀嫉妒，这导致二人之间产生嫌隙，裂痕越来越深，甚至最后不得不由李巡抚和马格里爵士出面干预。由于戈登决定撤出松江，以昆山作为基地，这又引发了事端，最终他不得不以铁腕的手段镇压一场**。[49]从这时起，空前正规的军纪开始在部队执行，但直到戈登以和解的姿态解决第三次**后，军纪才得以健全。[50]
诸多因素交织在一起，可能会导致戈登辞职：与部属的摩擦，与程学启的龃龉，合理的要求得不到及时处理，[51]以及朋友们劝告他早日脱离这一摊剪不断、理还乱的事。8月8日，他正要动身前往上海，却得知白齐文已经率领着300人赶赴苏州，投奔了太平军，希望借由此举能早日建立起一个属于自己的帝国。[52]上海风传，昆山的部队会去投靠他们向来敬重的白齐文，从而使局势进一步恶化。于是，戈登决定继续他的工作。
同时，这支小部队从昆山出发，向苏州逼近。7月29日，他协助清军攻克了苏州防御的前哨城市吴江，[53] 8月25日收复了位于太湖半岛前端的太湖县。[54] 9月30日，一支分遣队攻占了江阴，现在联军准备向苏州挺进。
忠王的爱将慕王谭绍光和其他几名王爷与将领把守着这个重要的基地。现在，忠王正在天京努力劝说天王，让他放弃天京，选择其他地方扎根。从《忠王自述》中可以看出，他期待着苏州守将投向敌军，但他自知无法参与这样的行动，因为他是广西老兵，对于他这种身份的人，官军格外警惕。所以，他在与大部队分手时交代：“现今之势，我亦不能留尔。”这些守将否认了他们怀有二心，但事实证明他们言行不一。忠王没有料想到，他们计划的一个环节就是谋杀慕王。[55]他们开始与程学启将军沟通，谋划交出苏州城，双方所达成的协议的一部分就是清除慕王，但他们拒绝亲手了结忠王。1**3年12月6日，苏州城易主。执行该谈判的纳王被许以二品武官。[56]
然而，当王爷们出城迎接李鸿章时，先前的约定全部作废，官军背信弃义，将他们全数处死。作为投降谈判的证人，戈登认为处死投诚的各王是不义之举，他十分气愤，带着“熙春号”和一些人马，要前去捕杀李鸿章。幸好他在气愤的当头没有找到李鸿章，冷静下来思考了几个星期后，他继续在部队中服役。[57]
戈登在退隐期
间的不作为，导致“常胜军”的道德和纪律水平有所下滑，但随着他返回部队，情况立马恢复了。1**4年的整个春天，“常胜军”和中**队一起，从苏州向常州推进，5月11日攻占常州，戈登及其部众在其中起到了主要作用。同时，在浙江法国人向官军提供了有价值的帮助，3月31日，他们协助左宗棠的部队攻占杭州，曾军攻克金陵后，又于8月18日攻占了湖州。[58]但是，当法中部队联合起来打响这场最后的战役时，曾经的“常胜军”已不存在了，它已于1**4年5月31日正式解散。[59]
想要准确评价这支部队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我们必须记住，正是因为美、英、法三国官军杰出的谋略，清朝廷才能逐一攻下众多战略重镇。没有他们的援助，毫无疑问，战争会不断拖延下去，而清朝廷也因此避免了更多困难甚至险境。比起那些和他们合作的纯粹的中**队，这支部队装备肯定更好，更加训练有素。有了他们的干预，外国士兵与水手保卫上海，使其免于遭受太平军占领，而这又保证了李鸿章有了用于支付军饷的财政收入。考虑到以上这些事实，我们不能否认，他们的援助是非常有效的，甚至可能是生死攸关的。
然而，如果我们就此断言或者假定是“中国人”戈登镇压了这场运动，又未免过于草率了。他从来没有指挥过任何一支超过3000人的部队，而且他总是得到来自清军大部队的增援，那些部队理应分享这些战果。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些清军，结果有可能是失败的。最为重要的是，曾国藩及其将领率领部众在安徽、江西和天京周边作战，这些战役虽然没有常胜军的战果那么辉煌，却也是同等重要的。正是这些作战行动，才让太平军一天比一天更为焦虑不能。而在更遥远的地方，在湖北与河南，还有其他部队在为防止捻军和太平军联合而作战。
所以，如果我们全盘接受研究这支队伍的着名历史学家所做出的评价，或许能够做到不偏不倚。[60]在引用了一些褒奖，甚至是奉承戈登的着作后，这位历史学家写道：
我已经说了很多违反戈登上校本人意愿的话，因为就这个问题已经说得太多，但在此还必须重复，以便解释最近在中国发生的诸多事件的实际进程；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地考察一下那个占据压倒性优势的说法，即戈登上校结束了太平天国运动，那么事实就会被迫让我终止发言。也许李抚台在上面引用的奏疏中过多地把江苏作战的功劳揽到了自己身上，但无可怀疑的是，戈登及其部队如果没有得到援助，是不可能肃清该省的。当他在战斗中冲锋在前时，他会要求清军守住他夺占的地方；清军在程将军和其他将领的指挥下，和他并肩作战，为他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更重要的是，必须记住，太平军之所以被驱赶到江浙的沿海地区，是因为清廷一方的曾国藩及其将领们所取得的胜利。清廷似乎指望英法联军为他们保住上海、宁波这些城市。如果他们没有这么做，他们或许会采用不同的办法。我们的同胞在太平军逼近他们的富有的贸易***时感到了惊慌，他们似乎认为这预示着太平天**业将在中国取得总体上的胜利，但实际情况并没有那么严重。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容许太平军占领上海与宁波，几乎无止境地获取外国的汽船、武器与兵员，他们给外国人带来的麻烦，就会比带给中国政府的麻烦大得多。而且，如果容许他们这么做，我们就放弃了根据条约对中国政府所承担的义务。因此，清廷有双重的理由不费很大的力气去防止太平军攻取这两个驻有外国领事的港口城市。他们料想我们的利益和义务会引导我们阻挡太平军对这两个港口的进攻，而他们的推算没有落空。他们在其他情况下会怎么做，我们只能推测，但是，如果根据形势和结果来作判断，可以肯定的是，清军放任太平军的进兵，并不能证明他们没有能力按照他们缓慢而按部就班的方式来镇压太平天国运动。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西方列强的态度也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在1853年至1854年，他们坚决拒绝承认太平天国政府，这一点毫无疑问是对清政府有利的。如果金陵城中再出现一个天德或冯云山，那太平天国政府很可能会得到承认。那么，反过来说，我们也能看到，只要外国人不援助太平军，而是让官军独立地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清朝廷这一方也很有可能获胜，而外国在战争快要结束时所提供的积极的援助则为胜利提供了双重保险。
注释
[1]为了弄清楚曾国藩在这场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需要根据报纸、官方报告、信件、*****及***传教士所做的报告以及手头所掌握的中文文献，仔细研究外国人从1853年至1**3年10年间的对外政策和观点是如何发展变化的。莫尔斯已做过这项研究，但其依据的材料主要是上述资料的前两类。尽管中国官员及政府的报道中能对某些问题做出解释，但其档案中所记载的某些传教士团体可能并没有出现在他们的报道中。
不过我们仍旧能得出一个清晰的总体轮廓，那就是外国人是如何从严格的中立政策逐渐转变为武装干涉的。我在本章节中所得出的结论并没有什么新意，只是复述了莫尔斯与安德鲁·威尔逊合着的《常胜军》、黑克的《太平天国运动事件》、蒙塔尔多、德·耶稣的《上海往事》、威廉斯的《中央王国》与麦克勒兰的《上海旧事》等书中已讲得很详细的事情。
值得注意的是，外国人普遍反对援助清军，于是出现了在武装干涉与继续保持中立政策之间的摇摆，有时甚至代表太平天国政府进行武装干涉。并不是只有呤唎（A.F.Lindley）这样着名的***人才有这种拥护太平军、反对清军的情绪，还有一些远离战场的国会议员也有此倾向，比如希克斯上校，他曾写信给许多报纸，大肆反对清政府。他所写的信件都收录在《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一书中，并于1**3年出版，此书还收录了吉博士与格里菲特·约翰的信件，两人都是当时着名的传教士，极力反对政府采取武装干涉的政策。美国教育家马丁博士在中国学者圈很有名望，1903年，他在其着作《中国史诗》一书的第141页称，他认为采取干涉政策是错误的，并将此归咎于法国公使的影响，因为法国公使代表的是*****的利益，而*****反对太平天国所传播的披着***外衣的宗教。他并非不知道太平天国的领袖所犯的错误，但他认为他们乐于接受外国的宗教，就是中国未来的希望之光。在1857年6月13日与20日的《北华捷报》上，他强烈提议承认太平天国“政府”的合法性。我们不能对包括这上述三位在内的群体嗤之以鼻。因为在各国政府采取武装干涉政策并支持清政府之前，这个群体里还包括英国领事馆的T.T.密迪乐和司令官林德赛·布莱恩等人，他们同样对干涉政策持反对态度。
也有很多人支持清政府，虽然一开始他们的观点备受争议，但最终还是被采纳了。因此，清政府也好，太平军也好，两个对立的阵营中都能找到***人的身影。一开始，华尔将军率领的“常胜军”是非法的，因为它的存在破坏了中立原则，但不久之后英国官方认可了这支军队，并派出英国上校戈登出任司令官。正因为这样，那些为太平军一方提供武器和支援的组织最后都受到了惩罚，而“常胜军”则幸免于难。事实上，为了摆脱领事的再三骚扰，华尔不得不对外声称已加入中国国籍。
基于以上理由，我们不得不对这一时期的外国关系进行细致而深入的研究，这样一来，我们得出的结论才更加确实可信。
[2]关于这些远征军的叙述包括：第一，1853年4至5月期间，英国全权大使乔治·文咸，与费希本舰长一起，在T.T.密迪乐的陪同下，乘坐皇家海军军舰“汉密斯号”来到中国，见《英国与外国文件》第54卷（1853—1854）及T.T.密迪乐《中国人及其反叛》第17章；第二，罗伯特·麦克兰对“塞斯克汉纳”号的访问，见《第32届国会第2次参议会执行文件》第22卷第1页，该文作者为马歇尔舰长；第三，法国公使波尔比隆乘坐“卡西比”号前来访问，同上，第92页。
[3]《英国与外国文件》，第54卷，第508页。
[4]见第三章。
[5]《英国与外国文件》，第54卷，第531页及
以下。
[6]《第35届国会第2次参议会执行文件》，第22卷，第1部分，第62页及以下。
[7]佛斯特：《美国在东方的外交》，第211页。
[8]《第35届国会第2次参议会执行文件》，第22卷，第1部分。该报告值得仔细阅读。与他的英国同事一样，麦克兰的推论非常清晰、尖锐。尽管这一时期美国驻外代表看起来还很外行，但总体而言他们能力突出，较之他们得到的待遇，其实他们应该获得更多的关注与尊重。
[9]莫尔斯：《中华帝国的国际关系》，第2卷，第13页及以下。
[10]在莫尔斯着作的第2卷第1章、第2章都有与该主题相关的阐述；又见蒙塔尔多·德·耶稣的《上海往事》与麦克勒兰的《上海旧事》。
[11]许多着作中都可以找到有关这场战争的详细记述，可见威廉斯的《中央王国》与莫尔斯着作的第1卷。
[12]同上。
[13]《平定粤匪纪略》，卷九，第14页。
[14]《奏议》，卷十一，第41页及以下。
[15]莫尔斯：《中华帝国的国际关系》，卷二，第69页及以下；A.威尔逊：《常胜军》，第63页及以下。
[16]关于这一点，外国作者一致声称是一家名叫“塔基”的公司雇用了华尔（而威廉斯在《中央王国》中说，是道台雇用了他），而一群中国富商为他提供资金上的支持。与此相反，忠王说是巡抚雇用了洋鬼子（《自述》第35页），有一段关于江苏的作战的记载（《吴中兵戈记》卷一第1页上栏）则称是代理布政使与吴道台一起雇用了他们。鉴于当时强制推行严格的中立政策，我认为这两种说法都各有其合理的地方，也有错误的地方——清政府确实雇用了洋人，并从关税中拨款为他们提供财政支持，但为了避免外国领事干涉，就让那些与朝廷没有丝毫牵连的商人来具体操作这件事情。
[17]麦克勒兰：《上海旧事》，第49页。
[18]《忠王自述》，第35页及以下。A.威尔逊着作第66页，都和卜鲁斯说太平军对他们发起突袭的说法相互印证，他们认为，太平军只是出于偶然原因才未占领上海。对外国来说，已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是否继续推行干涉政策。官军占领了上海，他们的既得优势之一就是能够从当地大量的商业贸易中获利。至于1853年太平军为何没有占领上海，我们不得而知，也许可以从太平王与三合会早期在广西的一些活动中找出蛛丝马迹。如果太平军占领了上海，而且从上海的商业贸易中获取巨额利润的话，官军肯定会遇上更多难以解决的财政问题，并很可能在这场战争中失败。
[19] A.威尔逊：《常胜军》，第71页。
[20] S.雷恩·普尔：《哈里·帕克斯爵士的一生》，第1卷，第419页及以下。
[21]蒙塔尔多·德·耶稣：《上海往事》，第116页及以下。
[22]莫尔斯：《中华帝国的国际关系》，第2卷，第73页。
[23]同上。自《北华捷报》1**2年2月7日号。
[24]蒙塔尔多·德·耶稣：《上海往事》，第136页及以下。
[25]卜鲁斯与何伯之间的通信，以及米歇尔将军给卜鲁斯的信。《与中国造反有关的更多文件》，1**2年版，第8页、第10页、第21页。
[26]蒙塔尔多·德·耶稣：《上海往事》，第136页及以下。
[27]莫尔斯：《中华帝国的国际关系》，第2卷，第77页。
[28]《年谱》，卷八，第16页上栏；《奏议》，第27—30页，1**2年7月18日。从这份复奏中很难看出他特别厌恶印度士兵。
[29]莫尔斯：《中华帝国的国际关系》，第2卷，第78页。
[30]同上。又见海克《太平天国运动》，第220页及以下。
[31]威尔逊：《常胜军》，第91页。又见上述咨询莫尔斯的看法，第2卷，第56页及以下、第79页注释。
[32]莫尔斯：《中华帝国的国际关系》，第2卷，第79页。
[33]威尔逊：《常胜军》，第114—116页；莫尔斯：《中华帝国的国际关系》，第79页；科尔迪埃：《中国与西方列强的关系》，第215—218页。科尔迪埃的叙述部分大部分摘自P.吉克尔在《第二世界杂志》（Revue des Deux Mondex）1**4年6月15日号上所写的文章。
[34]科尔迪埃：《中国与西方列强的关系》。
[35]《书札》，卷二十，第7页下栏、第8页。
[36]同上，卷二十，第8页下栏、第9页。
[37] 1**2年11月8日所写的家书。
[38]同上，11月17日至12月7日。
[39]海克：《太平天国运动》，第226—234页。
[40]《书札》，卷二十，第34页。
[41]日期不一致，外国所记载的日期是第2个。
[42]《奏议》，卷十七，第52页。
[43]海克提供了白齐文的情况，见第230页及以下。在书中，白齐文清楚地表达了自己不愿在巡抚手下当差的想法。令人费解的是，他还希望朝廷能有效地控制这一支不听从命令的独立军。威尔逊认为，他们之所以发生争执，是因为清军想把1**2年11月与慕王的战斗中的功劳都揽到自己身上。
[44]但是这位英国将军强烈抗议，所以裁军的计划并没有立即实行。
[45]莫尔斯：《中华帝国的国际关系》，第2卷，第92页及以下；威尔逊：《常胜军》，第127页。
[46]莫尔斯：《中华帝国的国际关系》，第2卷，第94页及以下；威尔逊：《常胜军》，第150页及以下。在这次太仓事件中，作者发现了李鸿章在苏州下令杀掉那些投降的太平军将领的真实原因。
[47]莫尔斯：《中华帝国的国际关系》，第2卷，第95页；威尔逊：《常胜军》第158页。
[48]威尔逊：《常胜军》，第159—182页。中文文献记载的日期是5月31日。
[49]海克：《太平天国运动》，第260—282页；威尔逊：《常胜军》，第1**页及以下。
[50]威尔逊：《常胜军》，第166页及以下。
[51]这里有必要考察一下巡抚的财政状况。如果像曾国藩和他的下属推测的那样，是因为手头拮据，或者是对其他事物缺乏兴趣，才导致戈登久久不愿意辞职？海克称，其实7月25日戈登已辞职，并且还公布了他写给李鸿章的信函。
[52]威尔逊：《常胜军》，第170页及以下。
[53]同上，第172页及以下。
[54]《年谱》，卷九，第11页；皇家亚洲协会北华分会会志，1**4年12月号，第119页。
[55]《忠王自述》，第59页及以下。
[56]《太平天国野史》，卷十九，第6页及以下。
[57]这是戈登一生所经历的事情中最值得庆贺的一件。曾国藩对李鸿章的做法十分赞同，他在日记中写道：“见李少荃杀苏州降王八人一信稿一片稿，殊为眼明手辣。”摘自《日记》卷二第38页。威尔逊认为，李鸿章因为他的弟弟在太仓中太平军使出的诈降之计中成为俘虏，担心八王再次叛变。威尔逊的看法可见于上面的注释（见注释46）。波尔格在《哈利戴·马卡特纳爵士的一生》第92—122页作了详细的记述。
海克在其着作第393页称，李鸿章与程学启之所以杀降，就是担心他们叛变。一方面，李鸿章担心投诚的太平军人数太多；另一方面，他拖欠部队军饷已久，如果不让自己的部队在城里抢掠一些财物，他担心会引起**。而程学启将军则担心纳王会在李鸿章面前出风头，从而排挤他。莫尔斯：《中华帝国的国际关系》，第2卷，第100页及以下。他表示赞同波尔格的看法，其依据是《北华捷报》的文件与李鸿章于1**4年2月14日发表的声明。
这件事表明，戈登是一个讲诚信的人，他力图阻止一场残忍的杀降行动，否则他和他的部队也同样会遭遇灭顶之灾。通过查阅中外文献，我并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戈登曾做出要挽救八王的保证，不过从双方签订的投降条件看来，程学启将军应该做过类似的保证。
[58]皇家亚洲协会北华分会会志，1**4年12月号，第120页。
[59]莫尔斯：《中华帝国的国际关系》，第2卷，年表第25页。
[60]威尔逊：《常胜军》，第257页及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