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攻克安庆及战争的重组
1**1年年初，太平军占据优势。在战场上，他们拥有4支大军，这还没算上石达开所率部众。英王在湖北，忠王在皖南，侍王则在徽州与他连成了一片，两人对安庆的官军构成了威胁。干王则前往湖南招募那些从广东、广西与贵州赶来加入太平天国运动的新兵。[1]他们控制着江苏的大部分地区，而且已经摩拳擦掌，即将渗透到浙江与福建两省。
实际上，官军处于守势。曾国藩在祁门，他的弟弟曾国荃被拦在了安庆城外。胡林翼与湖北清军的江北支队在鄂皖边界，与英王对峙，左宗棠与鲍超在离景德镇不远的地方。[2]
这一年的上半年，他们有机会再次收复赣北，尤其是饶州和九江这两个地区。但在安徽西部，官军在霍山被英王击败，英王打通了前往湖北的道路，占领了蕲水、黄州、德安与随州几座城市。在赣南，许多太平军仍能来去自如。因此，曾国藩没有将鲍超调往湖北，而是将他调到了南昌，希望他能解除太平军对抚州与建昌的威胁。[3]
左宗棠从基地景德镇前往乐平，结果他前脚刚走，太平军后脚就扑了过来，并于4月9日占领了景德镇。曾国藩一开始并不知道这个消息，4月10日从祁门转移到了休宁。4月16日，他率部向徽州发起进攻，结果战败。现在，曾国藩再次陷入绝境，他手中只有祁门、黟县与休宁3座县城，保证供给的交通线已被切断。4月22日，他再次发起一次进军，却也是徒劳无功。[4]但是，左宗棠设法击退了侍王，再次打通了粮道。[5]在广泛分布的各个要点，太平军四处出击，希望借此将围攻安庆的湘军调开。他们的原意是恐吓湘军，结果没想到反倒激怒了他们。
此时，英王放弃了奔袭湖北，杀了回来，打算对付围攻安庆的官军。[6]虽然4位王爷（加上石达开，如果还把他算作太平军成员的话）做了种种努力，以求为安庆解围，但围攻安庆的湘军丝毫没有动摇。在这些困境中，曾国藩展现了他特殊的天赋。他没有漂亮的战略来对付忠王，但他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拒绝将围攻安庆的部队调走。他敏锐地察觉到，太平军拼命想把围攻安庆的湘军调走，因为安庆的防守力量正在不断削弱。
正因为太平军害怕失去这座城市，所以他必须占领它。他同样意识到，他必须守卫江西，以及他身后的湖南、湖北二省，因为那里是他的人力、资金与军火的来源。他顽固地执着于几个一成不变的想法，造成了严重的拖延，如果我们想借此指责他采取了较为僵化的政策，我们必须牢记一点，那就是他并没有掌控强大的中央政府的资源，相反的，他是过于分散的权力与官员们对他采用的冷漠或抗拒态度下的牺牲品。我们不能依据其他国家或时代的标准来评判他，而只能把他放在他所处的大环境中来考察。依照此标准，无论在清政府还是在太平天国的阵营中，他都是那个时代的人物中首屈一指的。他勇担重责，以毫不退缩的果敢与执着的意志走向了最终的胜利。
4月底，曾国藩命鲍超火速救援安庆前哨桐城及怀宁地区的多隆阿，这一举动，实际上加深了他自己的危险处境。5月初，他带领着数百名卫兵出发，前往安庆郊外，留下张运兰攻打休宁，朱品隆则负责守卫祁门。就在他和鲍超所部待在东流时，英王对安庆外围的官军发起了猛攻，但江上的杨载福、前哨的多隆阿与安庆城墙外面的曾国荃联手将之击退了。
同时，左宗棠从景德镇出发，将侍王的部众从广信驱逐到浙江。侍王攻占了几乎在杭州正南面的重要城市金华。为了挽回侍王的失利，6月初，忠王从他在瑞州的基地出发，攻占了江西的数个县，前往边界，袭扰兴国、大冶、通山、崇阳各县的农村，湖北巡抚胡林翼被迫派兵迎敌。[7]太平军的其他活动被轻易地阻止了。
为了把围攻安庆的官军调走，太平军各王尝试了各种努力，却都失败了，曾国荃也在向他们不断施压。通过截获到的信件，他得知守军的情况不妙。他们的补给基本已断绝，除非他们能很快获救，否则最后一战已迫在眉睫。[8]如果现在按时溯江而上的外国轮船没有给太平军提供帮助，攻城之战应该早就结束了。[9] 7月8日，安庆的外围防线已完全被突破，而左宗棠在江西，鲍超在南边，胡林翼在西面，正在封锁
侍王、忠王与英王前来救援的道路。[10]
为了回应浙江方面的请求，一道上谕命令左宗棠赶往浙江。但是曾国藩竟斗胆抗旨，声称浙江的太平军已撤回江西的鄱阳地区，只有左将军在那里能独自迎战他们。在围攻安庆的关键时刻，转移左宗棠及其部众，将破坏整个防御部署。左宗棠抽不出兵力，因为只有他和张玉兰继续留在那里，负责从饶州向东穿过安徽祁门直达徽州以及向东南直达广信的整个地区。这时，如果曾国藩从原本就稀缺的兵力中哪怕抽出来一点，就会让他无法再守卫这个至关重要的战略区域。同一天，因为同样的原因，他拒绝执行将彭玉麟调任广东按察使的另一份上谕。[11]
忠王最后一次拼死努力，救援安庆，他进军到南昌，他希望官军出于担心失去江西省会的考虑而将兵力从安庆调走。一位洋洋自得的御史跳了出来，帮了忠王的忙，他列举了江西正处于危险中或受到莫大威胁的种种要点，力请朝廷逼曾国藩采取相应的措施保卫该省。曾国藩无可奈何，只能上奏辩解，详细地陈述了太平军在各个地区的攻击，以及他采取的相应措施。监察制度确实大有裨益，但在如此微妙而凶险的局势下，这些官员的天真无知和不了解情况则是弊大于利。[12]值得庆幸的是，8月份忠王抵达瑞州的时候，遭遇了鲍超的攻击，忠王被驱逐到丰城，8月29日，又在那里战败，不得不撤到抚州，然后退出江西。[13]
这是为救援安庆所做的最后一搏，因为1**1年9月5日，在历经近两年的围攻之后，官军攻下安庆城。当晚曾国藩给弟弟写信说：[14]
郭弁到，接喜信，知本日卯刻克复安庆。是时恰值日月合璧、五星联珠。钦天监于五日具奏，以为非常祥瑞。今皖城按时应验，国家中兴，庶有冀乎！大界之事，王二王三之话均算得矣。余于初二三日坐长龙赴安庆。惟此间银不满六千金，欲凑万金犒赏将士，弟处可设法办得四千金否？
两天后，多隆阿攻占桐城。9月9日，杨载福的水师攻克蕲州。[15]湖北与江西迅速平定，太平军一路撤退，回到了处在他们控制下的三个省份，即安徽、江苏与浙江。在安庆和桐城，大量太平军俘虏被屠杀，安庆杀了约2万人，桐城杀了约1万人。[16]
攻下安庆，曾国藩心情大好，但湖北巡抚胡林翼的死讯冲走了他心中的喜悦。过去7年，面对种种考验时，他是曾国藩的挚友与最有力的支柱。在很大程度上，曾国藩依赖于这个人所提供的无私帮助和睿智的建议。任何一方面，他都不比曾国藩逊色。同一个月，皇帝也驾崩了。
参加了安庆作战的将领们获得了很高的荣誉。李续宜取代胡林翼，被任命为湖北巡抚，彭玉麟则被任命为安徽巡抚。出身行伍的鲍超当上了大将。张运兰被任命为福建按察使，但后来获准留在曾国藩麾下，因为曾国藩需要他的帮助与支持。曾国藩则获得了“太子太保”的头衔，曾国荃成了享有布政使头衔的按察使，并得到了赏穿黄马褂的殊荣。他们的弟弟得以免试，成为享有知府头衔的直隶州知州，并赏戴单眼花翎。而对于曾家在三河阵亡的那位兄弟，朝廷赐予了“忠烈” （应为“愍烈”。——译注）的谥号，这对年轻人而言是极为罕见的殊荣。[17]
现在，安庆成了官军的行动基地与曾国藩的司令部。太平军手中仍掌握着五大战略要地：长江沿岸的芜湖与天京；安庆以北皖中的庐州；天京以南的宁国，它不但是打开天京的钥匙，还是浙江省的关隘；此外还有江苏的省会苏州。[18]
攻下安庆后不久，曾国荃率领2万人沿江而下，向金陵挺进，但他觉得自己手中的兵力不足以扫荡太平天国那个偌大的基地，于是他折回安庆，征得曾国藩的同意后，又回到湖南招募了6000新兵。当他离开战场去湖南办这份差事时，10月份，勇武的忠王再次奔袭浙江，攻占了绍兴与衢州这两座军事重镇，设法扩展了太平军的势力。对官军而言，杭州失守已迫在眉睫。官军不能失去这一大片地区，因为该区域是他们最为重要的粮食供应地，曾国藩立即派左宗棠前往浙江救援。[19]
忠王接二连三的袭击让浙江与江苏的百姓陷入恐慌之中，1**1年11月18日，一个由官绅组成的代表团乘坐着汽船从上海来到
安庆，向总督哭诉，求他派遣援兵。他们说，江苏的民团人员众多，也有充裕的武器和船只，内陆交通中水道纵横，交通十分便利。但官军很快就要把这一切拱手让人了，因为当时这片区域里只有三个重镇还握在官军手中，即江苏的镇江与上海，以及浙江北部的湖州。
曾国藩对他们说，立即在那里展开作战并不可行，但1**2年春天，已成为江苏巡抚的李鸿章会整顿好他在安徽招募的新军，并有可能前去援救他们。[20]伴随新问题而来的是新要求，曾国藩最终采纳了建立三个军事区的方案，其目的是从四面八方包围太平军，逐渐逼近金陵，而他的弟弟曾国荃则负责围攻金陵。[21]这三个军事区分别是左宗棠负责的浙江，李鸿章负责的江苏，以及他自己负责的赣东与安徽。左宗棠已经向浙江出发了。
与此同时，11月20日，曾国藩接到一份上谕，赐予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个省的最高军事指挥权，这几个省份的巡抚与其他官员都必须服从他的命令。左宗棠则需加速赶往浙江。曾国藩遵照礼节，谦逊地辞谢任命，并表示他之所以能在安庆取胜，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胡林翼与多隆阿的援助。而现在，他还不能把需要的兵力派往上海，并没有资格承担四省军事行动总指挥的重责。他请求朝廷委派李宗唐全权管理浙江事务。[22]
曾国藩拟写奏疏时，上述四省的情况进一步恶化。[23]忠王与侍王都在这个地区，有证据表明他们雇佣了外**官，太平军能取得如此丰硕的战果与这些外国人不无关系，因为在他们的帮助下，第二年忠王及其部众采用了外国枪炮作为武器，这一举动在金陵重创了小曾将军的军队。[24]他们攻占了台州，直奔省会杭州，于1**1年12月29日将其拿下。他们还曾来到军事重镇宁国，并控制了这座城市一段时间，直到1**2年年初才被赶回浙江。左宗棠被朝廷任命为浙江巡抚，但皇帝仍然坚持己见，让曾国藩管理那四个省。不过曾国藩并不情愿接下这份差事，因为这一做法有违惯例，他担心会遭到他人忌恨。[25]
民政方面，曾国藩给自己定下了开心的任务，就是修建省级学院，并恢复考试。此外，他还重新评估了田赋，划分了瘠田，对于肥沃的土地，每亩征收400钱的战争税，一次振兴省级财政。他还修建了一所工厂来生产军火。[26]
上海的官绅正考虑雇佣外国士兵，以帮助收复内地的战略要地。人们都想听听曾国藩的看法，先是绅士们征求意见，接着是朝廷垂询。曾国藩指出，像上海和宁波这样的城市，有足够的理由雇用外国人，因为这些地方是条约明确规定的对外港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外国人在那里用兵可以视为是保卫他们自己的利益。然而，苏州、常州与金陵这些内地城市的情况则不同。如果这些地方的官军得到外国人的援助，却被打败了，那他们将成为世界的笑柄。相反的，如果官军打了胜仗，那就会出现更为复杂的情况和争端。就算在按照条约对外开放的港口城市雇用外国人，也要先深思熟虑。
1**2年2月，曾国藩听说上海当局已经与英法两国达成协议，正在筹划上海的防御工作，稍后外**人可能要加入攻夺苏州的行列，这件事再次引起了他的关注。虽然这已是既成事实，但并没有消除他心中的不安。他心怀顾虑，多次向皇帝阐明，他担心那些外**人秉性不好，可能成为威胁到中国的因素，他们很可能战后并不会满足于他们所救助的人给予的酬谢，也不愿和平解散，而是坚持要瓜分中国的一份财产。[27]
江浙的士绅派出一个代表团，来到京城，请求朝廷批准接受英法两国主动提供的援助。于是，这个问题再次被提上议程。外国公使同样收到了来自他们国民的情愿，要求他们放弃所谓的中立态度，采取直接干预的策略。朝廷方面则一直摇摆不定，既怀疑外国动机不良，又迟疑着想批准那些被太平军围困省份的绅士们的请愿。朝廷要求曾国藩与多隆阿将情况调查清楚，然后提出建议。
第三次，曾国藩采取了与之前完全相同的立场。他说，如果外**队在中国官军较为轻度的协助下，就将太平军驱逐出这些省份，那么客军兵力必然超过主军，其结果是他们可能在这片国土上为所欲为。多隆阿、
鲍超与曾国荃的部队在金陵上游，李鸿章新募的部队正要向上海出发，他们无法抽出足够的人手组建一支强大的中国武装来与外国人合作，直接攻取苏州、常州与金陵。于是，官军被迫置身于一种窘境，这就好像是自家子弟参加科举考试，如果稍通文墨，还能请人润色加工，这样多少还能说得过去；如果根本不通文墨，也不进场考试，只是请人顶替，那最终无论是否考取功名，结果都只能是贻笑大方。由于太平军那方面也在于是否雇用外国人，而且逆首洪秀全憎恶外国人，所以朝廷也应该谨慎行事，暂缓答复，对外国人的援助采取既不拒绝也不接受的态度，等他们再次施压时再继续谈判。至于现在，总理衙门可以暗示外国人，曾国藩目前手中没有足够的兵力派去与外国人合力围剿太平军，但是等在芜湖与东西梁山的作战结束后，有可能会请求他们施以援手。[28]
这几封信不可能掩饰曾国藩反对雇用外国人的立场，但我们不能由此断言他对江苏省不感兴趣，或者说他没有充分认识到上海的重要性。他在许多封家书里都谈到了该地区，这足以说明他急于保住那里，而使那里免于落入敌军手中。早在1**1年11月4日，他就提起过此事。大约在12月中旬，他说考虑到上海、苏州、杭州与外国的贸易极具战略与经济价值，他可能会派他的弟弟曾国荃前往此地。虽然没有明确的记载，但种种迹象表明，他的确提出将该地交给他的弟弟管理，但曾国荃更愿意去金陵作战。无论如何，接下来的10周时间里，曾国藩征得李鸿章的同意，将他派去上海，并承诺把从太平军投降过来的程学启手中的1000人补充到他的淮军中，另外再给他补充5000人的湘军水师。
2月22日，李鸿章率领着他新招募的淮军来到安庆。他按照湘军的模式并遵循同样的规则来组建部队。曾国藩派出自己麾下几个营的部队前去帮助他训练新兵。3月底，8000人的淮军已经做好准备，开始向长江下游进军。由于迫切需要这支军队，曾国藩放弃了让曾国荃和李鸿章向下游推进的原定计划，上海绅士们花了18万两银子，租了7艘轮船来运送淮军。4月份，全军分作三批出发。[30] 4月25日，李鸿章被正式任命，出任代理江苏巡抚。[31]
现在，军事活动的重心转移到了安庆下游的长江沿岸，曾国荃率领着2万兵力缓慢前进，他的哥哥曾贞斡率领着约5000兵力一同前往，此外，彭玉麟的舰队也在江面上配合。在浙江，左宗棠也投入到行动中。安徽中部的泸州附近，多隆阿与李续宜艰难地组织了太平军与捻军会师。金陵以南，鲍超正在攻打宁国，张运兰的部队则控制了皖南，占领了徽州，扼住了通往浙江的道路。[32]除此之外，还有不隶属于曾国藩但有心与他合作的部队，比如都兴阿在江北的正规军，袁甲三与李世忠在安徽沿淮河上游部署的兵力，以及镇江一支独立的官军。[33]
1**2年5月13日，英王顽强坚守多时的庐州被多隆阿占领。太平军逃往寿州，多隆阿紧随其后。随后，寿州投降，苗沛霖背叛了英王，将他献给了胜保。多隆阿在军前处死了英王。[34]这次胜利大大简化了将兵力集中于主要目标即金陵与皖南、江浙各城的任务。不过，就在占据缩小到局部区域时，遥远的陕西传来了求援的声音，这使东部的官军失去了多隆阿的合作。他想方设法留下了5000人留守庐州。[35]
除了浙江北部的湖州之外，在各个要点都占有优势。曾国荃继续沿江而下，攻占了沿途的所有城镇，5月31日抵达金陵城下，在雨花台开始挖战壕、安营扎寨。[36]都兴阿攻占了大运河畔的扬州，平定了江苏北部。[37] 在浙江，官军收复了台州，在外国人的帮助下，又收复了宁波。[38]
如此看来，战争可能会迅速结束。但是曾国藩不愿冒一丝一毫的风险，他缓慢而十分费力地将部队集结于金陵。如果他将全部兵力派往金陵城下，那么金陵城外的太平军极有可能再一次分散到各个地方，使他不得不再重复一遍之前的工作。于是，他采取了“长蛇策略”，就像上面所说的，兵分三路，从三个方向缓慢地向太平军逼近，而让他的弟弟在金陵城慢慢地绞杀那座城市。
注释
[1]
呤唎：《太平天国》，第326页。此时，呤唎与太平军待在一起，对他们的大致情况有所了解。见《奏议》第十二卷第69页及以下。
[2]《年谱》，卷六，最后几页；卷七，第1页。
[3]《年谱》，卷七，第1页；《奏议》，卷十三，第31页，5月3日。
[4]《年谱》，卷七，第3页。
[5]《年谱》，卷七，第3页、第4页上栏；《奏议》，卷十三，第36—44页，5月3日。
[6]哈利·帕克斯爵士认为是他促使英王放弃了攻打武汉三镇的计划。2月18日，英王拿下黄州，帕吉斯与英王在该城会面。帕吉斯了解到，英王觉得自己既能将官军从安庆调离（他写的是“南京”，此处可能是笔误），又能向汉口进军。他补充道，英王还在犹豫是否要进攻汉口，因为那里是英国人刚刚开通的通商口岸。据此，帕克斯写道：“我十分钦佩他在这方面的谨慎，劝他不要贸然向汉口挺进，因为如果太平军占领任何我们已经开放的口岸，都肯定会严重干扰我们的商业贸易，所以我建议他们应该有计划地选择进攻的目标，从而避免双方发生冲突。对于我的观点，他欣然同意，并说他手下的两名将领已离开黄州，他下令让他们向北面或西北面进军，前往麻城或天安，而不是进攻汉口。”
关于英王赞同的态度是出于礼貌，或是一种策略，这一点人们争议很大。帕克斯补充道，英王建议双方分工合作，他负责攻占汉阳，英国人则向汉口和武昌进军。汉阳周围多高山，如果拿下汉阳，就可以有效控制其他两座城市。我们很难相信，英王之所以选择进攻汉阳，是因为关心英国的商业贸易活动，也许这是英国人自己多虑了吧。《哈利·帕克斯爵士的一生》第430页及以下（摘自他写给妻子的一封信）。
[7]《年谱》，卷七，第6页；《奏议》，卷十三，第68页。
[8]《奏议》，卷十三，第68页。
[9]《家书》，1**1年6月2日及4日。
[10]《年谱》，卷七，第7页、第8页上栏。
[11]《年谱》，卷七，第8页；《奏议》，卷十三，第72—75页。
[12]《奏议》，卷十四，第1—4页。
[13]《年谱》，卷七，第9页及第11页。
[14]《家书》，1**1年9月5日。中国人总是将太阳、月亮和五颗行星的组合看作与命运有关的预兆，并在年鉴与历史中记载这类现象。
[15]《年谱》，卷七，第10页；《奏议》，卷十四，第18页及以下。
[16]《大事记》，卷二，第6页。
[17]《年谱》，卷七，第11页、第12页。
[18]《奏议》，卷十四，第9—11页，1**1年8月23日。
[19]《年谱》，卷七，第14页。
[20]同上，卷七，第15页。
[21]曾国荃原本有机会前往上海，可是他宁愿驻扎在金陵城。
[22]《奏议》，卷十四，第59—63页。
[23]《太平天国野史》，卷十三，第13页。
[24]曾国藩在1**1年6月5日写给弟弟的一封信中提起过，罗大纲手下以前有三个“洋鬼子”，而现在忠王和侍王身边也都有洋人。他想让曾国荃调查清楚这些人的来历，以便确定这些人是否靠得住。
[25]《年谱》，卷七，第19页；卷八，第1页。闽浙总督负责管辖浙江省和福建省。就军事方面而言，朝廷让曾国藩控制浙江省的决定无疑是明智的，因为如此一来，他就成了历史上权力最大的总督。
[26]《年谱》，卷七，第20页。
[27]同上，卷八，第3页、第4页；《奏议》，卷十五，第19、20页，3月11日。
[28]东西梁山是金陵上游长江两岸的重要山脉。
[29]《奏议》，卷十五，第**—66页。
[30]《年谱》，卷八，第8页及以下；《家书》，1**2年4月1日和2日。
[31]《家书》，1**2年5月9日。
[32]《年谱》，卷八，第4—8页。
[33]同上，卷八，第10页。
[34]同上，卷七，第13页；《忠王自述》，第49页。
[35]同上，卷八，第12页。
[36]同上，卷八，第11页；《奏议》，卷十六，第9—12页。[37]同上，卷八，第12页。
[38]同上，卷八，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