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进军安徽
1858年是这场战争的一个转折点。官军稳扎稳打地占领着江西，湘军很快看到了攻占安庆的前景，只要能攻占金陵的外围据点，就能恢复对那里的围攻。
如果金陵没有发生骚乱，官军的几次打击就能击垮太平天国运动。现在，太平天国并没有呈现出会立即失败的迹象。实际上，他们的将领都在战场上，率领部众分散在安徽、江西与福建各地。不过，他们在金陵的***的素质正在快速堕落。幸运的是，他们手下有一批能人，其中首屈一指的是忠王李秀成，他在广西作为大头兵加入了太平军，完全是凭借着自己出众的能力在运动末期擢升到了天国最高层级的官位，并成为天国的支柱。与东王杨秀清不同，他没有使用所谓的宗教迷惑民众，完全是靠自己出众的军事才华和艰苦作战，而不是借助于天启。如果他的自述是可信的，那么，他就是天国仅有的一位无畏而坦诚的官员。此时，他作为运动的***之一，走到了历史的风口浪尖。
1858年阴历一月，也就是2月14日至3月14日，天王难得地清醒了一会儿，思考了一下公务，并发表了一份长篇文稿，文告中讲述了满人篡位，并描述说他们只要坚持下去就一定能建立光荣的天国。此外，他还列举了7位刚刚册封的新王。其中之一是英王陈玉成，他也是一位靠着自己的真本事获得升迁的将领，很有谋略；其二是豫王胡以晃；其三是赞王蒙得恩；其四是护王杨辅清；其五是忠王李秀成；其六是侍王李世贤；其七是章王林绍璋。[1]
从这些变化来看，太平天国还是有比较大的胜算的，但是他们依然有个需要克服的弱点，那就是天王对于宗教的狂热妨碍了他清醒地看待问题，也不能倾听那些有益的劝告，比起这些，他更依赖于宗教和他所谓的神力。[2]
1858年4月20日，石达开率领一支7万多人的军队进入浙江省，战争的舞台扩大了。他攻占了靠近江西边界的一些县城。[3]这使浙江省陷入极度的恐慌。这个灾难多少被官军的一次胜利抵消了，已被太平军占据了3年之久的九江城，于5月19日被杨载福、李续宾与彭玉麟指挥的陆军与水师联合攻下了。他们炸塌了城墙，部队通过缺口冲入城内。对敌军的屠杀是可怕的，1.7万名太平军在该城陷落时被处死。[4]
太平军原本打算沿长江两岸而下，去解救遭官军围困的天京，但他们先后在几处失利，计划没能执行。尤其是英王陈玉成，他率领部众穿过安徽，袭击湖北，在该省东北部的麻城遭到胜保、胡林翼与其他将领的联合抵抗，被迫撤回安徽的太湖。经历了这次失败，忠王被迫停在滁州。他让一名将领率领部众停留在当地，而他本人则匆匆忙忙赶回了天京。留在滁州的部队很快就被迫撤退了。于是，没有任何一支援兵抵达金陵，展开援助。
1858年10月，太平军将领们在安徽的枞阳开会，一致同意英王与忠王反攻滁州。这次的行动大获全胜。在乌衣，他们遭遇了德兴阿与胜保派来的官军，几番交战后将之击败。在小店，他们击退了张国梁所率部众，一路追击到金陵对面的浦口，也就是德兴阿的驻地。德兴阿作战失利，在遭遇攻击后损失了1万人，于是太平军再次打通了通往国度的交通。[5]
但是，比起官军在这里的失败，浙江的奏报更让朝廷恐慌。现在石达开正在浙江境内横冲直撞，和春将军身患重病，不能和部队一起离开金陵。早些时候，也就是7月1日，朝廷发出上谕，重新起用曾国藩，让他火速赶往浙江。他手下的许多将领也接到命令，从江西赶往该省。
10月5日，曾国藩经由巡抚骆秉章回复朝廷：浙江水网纵横，需大量用船。战船的获得，既可以靠杨载福与彭玉麟通力合作，也可以由曾国藩率领陆军前往长沙，在那里组建一支舰队，还可以从长**船来迎接他，驶入太湖，从那里进入浙江。湖南当局承诺每月为这些部队提供2万两饷银。曾国藩请求皇帝让湖北提供同样金额的银子，朝廷批准了他的请求。[6]
7月17日，曾国藩遵令出发，27日，他到长沙和巡抚以及左宗棠会商。他命令江西的几支部队经抚州向浙江推进，他自己则顺流而下，前往武昌。在那里，他会见了友人胡林翼，两人决定通力合作。胡林翼答应支持他的部队，并且保证部队的粮食供给。他们这次会商前后持续了约10天。在驶向长江下游的途中，他在一个名叫巴河的小地方停留了数日，会见了弟弟曾国华，以及李续宾、李续宜、彭玉麟，还有许多级别较低的将领，为他的新军制定好了营制。到九江时，他又停下，去塔齐布的祠堂祭拜他。按照曾国藩早些时候的计划，他在湖口建立了收支供给的粮台，由李鸿章的兄长李瀚章来负责。[7]
然而，与此同时，有消息传来，说石达开并没有占领任何城市，而是攻下之后就匆匆离开，从浙江与福建一穿而过。曾国藩从南昌赶往浙江时，接到一份上谕，取消了之前的指令，让他前往福建。那里的局面被石达开搅和了一番，比浙江更糟糕。曾国藩迅速调整计划，选择了江西最东端的铅山作为他的基地。[8]
1858年阴历八月，对安吉的长期围攻终于成功结束，在那里，官军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顽强与果敢，彻底将太平军赶出了江西。经此一役，也给曾国藩之弟曾国荃带来了不小的声望。他被朝廷擢升为道台。[9]这样一来，他能够选择更为重要的使命。曾国荃比他那位着名的老兄年轻不少。年轻时，他曾经在北京的兄长家学习过一段时间（在1841年与1842年之间），因为不够勤奋，而且拒绝改正缺点而一度让曾国藩恼火。[10] 1845年，他考中了秀才。[11]
曾国藩在第一次落败后那些艰难的岁月里，他曾叫弟弟曾国潢从长沙回老家，并且告诫所有弟弟，以后不得再从军。这道命令让曾国荃很生气，在家里一直待到1856年，当时黄冕奉命出任吉安知府，并前去克复该城。当他遇见曾国荃时，这个人的才华让他为之心折，拉着他一起去上任。接着，曾国荃招募了一支由3000人组成的小部队，命名为“吉字营”。因为他的作用很重要，在为父亲守哀期间，于1857年的阴历五月即5月23日至6月22日之间他被朝廷起用，当时他的部队已经被石达开从吉安驱逐到了安福。他回归到军队当中，极大地鼓舞了士气。阴历十一月，在吉水县，他们经受住了10万强敌的猛攻。[12]他赢得了战斗的胜利，收复吉安，让他成了官军方面最有前途的将领之一。
不过，江西的局势只是暂时得到了缓解。10万太平军从福建的邵武越过边界，令抚州、建昌、饶州和广信各府的百姓人心惶惶。[13]曾国藩急急忙忙赶往弋阳，在周边地区部署了兵力，在此危难关头，他打定主意，绝不离开江西。只要看一看地图，我们马上就能明白这个决定是多么明智。从省会南昌可以向多个方向进军，就像是沿着一把展开的扇子的扇骨行走，往北可前往鄱阳湖和湖口的长江，往东北穿过饶州可以去金陵与海滨，往正东穿过广信可以进入浙江，往东南穿过抚州与建昌可以进入福建，往南穿过吉安与赣州可以进入广东。西面是湖南与湖北二省，有几条路都可以到达，新军的人员、资金与粮食的补给大部分都来自这两个省。从战略角度出发，这个关键地区决不能遭到侵袭，尤其是入侵的势力来自石达开麾下，而他本人正率领着主力军紧随其后。
现在，不包括他弟弟的部队，曾国藩指挥着约1.2万人。到了11月中旬，他迁往建昌大营
，在那里安顿了下来。然而，连绵的大雨让他不能派兵走上路进入福建，军营里爆发了一场传染病，这让他损失了约1000人。不过，他弟弟和李瀚章为他派来了援兵，这样一来，他的兵力又恢复到了之前的水平。为了保卫家乡，曾国荃转移到了湖南边界，实际抵达福建的士兵人数很少。[14]
现在，战争的中心转移到了安徽，在那里，太平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李续宾率领官军迅速推进，先后攻克黄梅、宿松、太湖、潜山、石牌、桐城与舒城，开始围攻三河，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华也参加了战斗。但是，就像前面说的，太平军已成功将金陵周边地区的官兵赶走了，现在又打算将安徽西部的官军也驱逐掉。11月16日，英王遭到湘军的攻击，眼看着就要招架不住了，但是忠王出现了，他率领着部众给了湘军沉重一击，将其完全击溃。6000名优秀的湖南兵勇牺牲了，而最让人扼腕的是曾国华也在阵亡者之列，司令官李续宾不堪受辱，阵前自杀。湘军的残兵与围攻安庆的正规军都兴阿所部一起逃到了湖北。桐城的防御实际上只是做做表面文章，三河溃败之后，士气低落，鄂皖边界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15]
趁着大胜，太平军涌入江西，大批军队来到了景德镇城下，该省当局已无力应对这种混乱的局面。[16]同时，太平军的分遣队来到了该省南部。湖南巡抚骆秉章担心太平军从安徽向湖北进军。然后有可能再次进入他所管辖的省份。他请求朝廷派曾国藩去安徽，在那里集中兵力。这样一来，三河之战的惨败在某种程度上被稀释了。
接到上谕后，曾国藩在复奏时指出了婺源与景德镇的战略价值。他说，只要太平军占据了这两座城市，就能顺利地奔袭广西的饶州和广信、皖南的徽州与浙江的衢州四府。如果不采取保卫措施，在三个区域内，官军都会陷入困境。其中之一是景德镇，占领这个区域是控制鄱阳湖与湖口的关键，另一个地区是巢湖以北的庐州、凤阳与淮河地区，太平军与捻军可以在那里会合，其重要性居于首位。第三个战略区域是巢湖以南，在这里，太平军占据了几个战略要点。由于曾国藩不能分散兵力，因此他认为，最好的办法是由都兴阿、李续宜与鲍超率领3万兵力，部署在安徽的江北地区；他再指挥2万人，驻扎在江南，还有1万人由杨载福与彭玉麟指挥。[17] 曾国藩认为，这样一来，他就能够控制江西北部，让巡抚负责当时还没有太平军主力部队出现的该省南部地区。然后，他又劝说皇帝派大约3000名蒙古骑兵前往皖北，对付捻军。
新的作战方案中，景德镇是核心目标，因此曾国藩将张运兰从福建召回，率领部队于1859年1月赶往景德镇。官军打了几场胜仗，但仍不足以攻下该城，他们只能等着平江勇赶来。[18]经过萧启江的努力，石达开在赣南的最后一支部队也被赶出了省。2月3日，萧启江在南康县与南安击败了叛军。然而，石达开率领部队来到湖南，该省巡抚不得不召萧启江部回湖南守卫家乡。[19]
进入福建的作战方案已经无法实施，曾国藩就将大本营迁到了抚州，并派人去湖南招募新兵。5月份，4000新兵抵达抚州，稍后曾国荃也来了。接着，这位将军率领着所有可以调动的兵力前往景德镇，总计约5800人。李鸿章随他一同前往。这支部队到达后，官军有了足够的实力攻打该城，但仍经过了艰苦卓绝的战斗。1859年7月13日，官军攻下景德镇，太平军撤退到安徽。[20]
在湖南，石达开穿过了几个县，4月11日攻下永州府，然后前去围攻宝庆。湖南全境陷入了一片恐慌之中。官员们担心长沙在不久之后也会遭受攻击，在乡绅们的协助下，他们做好了防御的准备。一时间谣言四起，传说石达开手中有几十万大军，连营百里。[21]远在鄂皖边界和江西的湘军奉召火速增援宝庆，正规军、勇队与团丁全部加入了进来。[22]经过多日的鏖战，临时集结的部队与城内被困的守军相互配合，共同向翼王发起进攻。7月26日，石达开战败。石达开犹豫了一阵进军的方向，然后撤到了广西。[23]
湖南告急也影响了曾国藩的部队。石达开正在活动的地区，是很多官兵的家乡，还有的官兵则来自附近的地方，他们自然想回家乡。请求离队的人越来越多，曾国藩只能采取措施防止湘军彻底解散。湖南的官员也很不安，因为石达开摆出了退到四川并将那里变成自己的独立王国的姿态。无疑，这会让四川与中国的其他地区分离。他们很担心这位劲敌真的会采取这一对策，他们北有捻军，东有太平军，如果石达开占据了四川，那么湖广总督的辖区就处于重重包围之中了。于是，总督官文上奏皇帝，请求派曾国藩前往三峡入口处的夔州府，防止石达开进入四川。[24]
当曾国藩接到让他赶赴四川的上谕时，他认为这一安排并不合理。他回复说，四川这样一个富裕丰饶的大省应该有实力建立自己的防御武装，保卫自己的家乡。此外，他还提醒朝廷，他手下的部队人数实在太少。然而，上谕一道接着一道地送到他手中，一连来了四道，迫使曾国藩不得不有所行动。于是他部分服从了不断送达的命令，为此他前往湖北与官文和胡林翼商量，但并没有把部队从江西带走。[25]
前往武昌的路上，他在黄州稍作停留，与胡林翼商量对策，这时他又接到了另一道上谕，取消了让他奔赴四川的命令。但是他与总督仍就此事进行了商讨，得出的结论是，石达开不会直接从贵州前往四川，因为山区很难保持如此规模的大部队的给养，如此一来，他会与其他的太平军部队相距甚远。[26]万一他们分析错了，石达开确实翻越崇山峻岭，进入四川，那么他造成的威胁也不会比官军在安徽所面临的危险更为紧迫。在他们看来，这里的情况已经恶化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里的大部分土地已经荒废，百姓流离失所，土地一片干涸，而翁同书与胜保指挥的两支官军相隔甚远，无法会师。李续宾一年前制订的计划是现在唯一可行的作战方案，就是从湖北的边界进攻该省。李续宾当年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的兵力太少。
从武昌返回途中，他与胡林翼商议了计划的各个细节：南面分两路沿江推进，一路由曾国藩指挥，经过宿松与石牌，抵达安庆；另一路由多隆阿与鲍超指挥，经过太湖与潜山，向桐城推进；北面也分两路，一路由胡林翼指挥，经过英山与霍山，向舒城推进；另一路由李续宜指挥，经过商城与六安，向庐州推进。但要想执行这个计划，必须等已经返回湖南的萧启江与张运兰两支部队重新返回前线之后。[27]
胡林翼与曾国藩的两路兵力按时抵达目的地。多隆阿与鲍超在太湖与潜山地区遭到英王的攻击，后者与两位捻军首领张乐行与龚瞎子结成了联盟，麾下兵力多达10万之众。2月16日与17日，双方在湖北小池驿交战，太平军战败。随后，官军前去攻打太湖与潜山，并最终取胜。[28]
该省北部，袁甲三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并奉命镇压淮河沿岸，他在与捻军的交战中取胜，夺下了临淮关与凤阳县。[29] 2月14日，一支来自江西的湘军攻取了皖南地区太平军的老根据地建德（原文为“建州”，恐系笔误。——译注）。听到这些胜利的消息，朝廷备受鼓舞，期待着更为辉煌的战果。
但是，湖南的援兵并没有赶来。曾国藩望眼欲穿地盼着萧启江，但萧启江却接到一份上谕，让他率领所部5000人奔赴四川，因为此时安徽的压
力已得到缓解。在如此紧要关头，这支如此急需的援军就这样被派往了西部，由此可见，皇帝的顾问们全都只顾眼前利益，奉行短期有效的政策。这样一来，我们就更能理解为何镇压太平军耗费了这么漫长的时间。[30]
2月底，舍不得派遣援兵的弊端显露出来了。皖南接连战败，宁国与徽州的6个县相继落入太平军手中。[31]于是太平军打开了一条从金陵至浙江的道路，从这里可以去杭州。3月19日，忠王攻下了杭州这座富庶的城市，不过满城仍没有放弃抵抗。24日，济宁派来的旧兵抵达城下，第二天就攻下了该城。但是一场大火烧毁了几乎大半个杭州城，夺走了上万条人命。[32]与此同时，忠王火速赶回天京，与其他将领商议之后，3月28日，包围了和春与张国梁所部，他们不得不退到丹阳，这样一来，金陵的压力再次得到缓解。[33]
这个计谋相当高明。官军的主力部队被忠王调到了杭州，然后忠王和天京的所有太平军将士发动联合攻势，让大家尝到了胜利的甘甜果实。如果曾国藩足够强大，抛开只有将面前的敌人彻底驱逐才能继续前进的保守策略；如果金陵的官军将领没有落入忠王借由佯攻杭州而布下的陷阱，那么太平军根本就不可能尝到这份甜头。不过，当官军察觉他们很可能丢失浙江时所产生的恐慌感是很自然的，因为他们大部分的给养都依赖于这个富饶的省份，此外，还依赖于江苏省。更何况，他们对于集中起来后人数上占压倒性优势的敌人一直都缺乏了解。
如此一来，北京下达了一道愤怒的命令，要求曾国藩立即赶赴金陵。然而，曾国藩拒绝执行这道命令，因为他兵力不足，他不愿意在攻下安庆、官军控制安徽之前继续前进。他向朝廷推荐左宗棠来担负这一任务，[34]当时左宗棠与他待在一起。1854年，第一次落败后的那段日子里，曾国藩饱受屈辱，左宗棠当时为了帮助王鑫，在曾国藩圈阅了给皇帝的一份奏疏的草稿以后，对奏稿动了手脚，这一度让曾国藩大为恼怒。但是根据一般的说法，后来经过胡林翼的一番调停，曾国藩已将左宗棠视为最有潜力的人才之一，他认为左宗棠头脑清醒，思维敏捷，才华出众，性格坚韧。因此，在这个非常时刻，他举荐左宗棠担任这一支重要部队的司令官。不久之后，左宗棠接到了任命，在当下时局活跃分子的名单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开始投身于建立功勋的事业之中。
天王胁迫忠王的家人作为人质，进而向他下达不可违抗的命令。忠王迫于无奈，不得不向东进军，攻取常州与苏州。[35]他的进军所向披靡。首先，他攻下了丹阳的官军军营，成功地将对手逼入绝境。张国梁被淹死了，而他手下的1万部众全数被歼。这个坏消息传到了和春那里，他自尽而亡，把部队的指挥权交到了下级将领手中。官军退到了常州，5月26日，忠王率部兵临常州城下，又毫不知耻地放弃了该城。5月30日，太平军攻占了无锡，6月2日攻占了苏州。[36]忠王转而向杭州进军，并于6月5日攻占了吴江与嘉兴。[37]张玉良在该处围攻忠王，但是未能取胜。[38]总督的部队逃往上海，总督因此被革职了。而巡抚在保卫苏州时阵亡。
朝廷任命曾国藩出任代理两江总督，外加赏赐兵部尚书的头衔，催促他先去收复丢失的城市。[39]此前，上谕命他派部队前往湖北，如果英王从安庆攻入该省，就将他们从湖北赶走。但是，曾国藩没有接受催促他赶往上海的建议。他在6月21日的奏疏[40]中论述了他认为合理的战略，虽然算不上豪言壮语，但展现了令人期待的前景。其一，如果不先攻克安庆，就无法攻克金陵。[41]如果要攻克安庆，现在集结在这里的部队就必须按兵不动。其二，应该兵分三路，攻打皖南，第一路沿江直下芜湖，由彭玉麟与杨载福的水师配合；第二路从祁门进兵；第三路从广信进兵。为了在执行这一系列行动时不影响安徽北部的战况，需要抽调胡林翼手下的1万兵力，并从湖南招募新兵，同时还需要江西、湖南与湖北方面的支持。其三，安徽、江西与湖北三省容易遭受进一步的攻击，需要兵力加强防御。为了获得维持这些部队所需要的资金，曾国藩在全江西境内建立了厘金征收站，和以前一样，由李瀚章负责供给。[42]
按计划，皖南需要增加1万兵力。如果张玉兰和左宗棠率领1万人抵达皖南，曾国藩就会把大本营从宿松迁往祁门。他还请求朝廷批准在淮河与大运河边的淮安增加战船，并且增援长江与江南的湖区，并分别在桐城与宁国建立基地。此外，那一地区还需要一支淮扬舰队，以确保粮食与盐的供应，皖南也需要一支舰队，因为太湖周边的平地上水网交错。[43]
1**0年7月28日，曾国藩按自己的计划，转移到了祁门。他忙于处理民事和军事等事，忠王手下的太平军则继续控制着江苏与浙江，福建也传来太平军入侵的消息。[44]宁国位于金陵南边，是最关键的前哨之一，虽然仍掌握在官军手中，但每一分每一秒都可能陷落。张玉良因为兵败而被革职，曾国藩被任命为江南的钦差大臣，开始想方设法解救浙江。[45]
在给皇帝的复奏中，曾国藩指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他在收复安庆之前，不可能把该城丢在身后。尽管杭州与浙江省危在旦夕，他也不能亲自前去救援。事实上，他手中的兵力守住皖南与江西都有困难。所以，他当前的首要职责是在他已经掌控住的那些地区。因为他此时不能放弃祁门，他推荐李鸿章出任江苏巡抚，并控制淮扬水师。当时，李鸿章的官衔为道台，能力出众，头脑清晰，才堪大用。在等待皇帝任命期间，曾国藩让他暂时上任。[46]到目前为止，李鸿章还只是这场历史大剧中一个小小的配角，但从此以后，他站在了舞台的聚光灯下。他所在的省历来吸引人的眼球，还要频繁与上海的外国人打交道，这使他比京城之外的所有高官都更能引起人的注意。更何况，此后长达40年的时间，他一直身居高位，并经历了数不清的惊涛骇浪。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许多大人物谢幕以后，他仍没有离开人们的视线，而且让人们永远难以忘怀。
军机处十万火急地敦促曾国藩，让他派左宗棠和其他大员去江苏，以收复苏州与常州，因为他平均已经打开了向北推进并牢牢控制这些沿海省份的道路。8月31日至9月8日之间，曾国藩收到至少4份上谕，催促他前往浙江。为了更清楚地感受这些上谕的急切性，我们必须了解，在这一年，英法联军已经在逼近北京的道路上。他们于1**0年8月2日登陆，于8月12日击败了僧格林沁麾下的蒙古部队，缓慢但稳步地向北京推进，10月份抵达京城。僧格林沁落败后的那段日子充满了焦虑与恐慌，曾国藩连续收到了好几份上谕，因为朝廷担心太平军抓住对外战争的大好时机，向北京挺进，而且这种想法并非空穴来风。事实上，忠王确实已接到了天王下达的北进的命令，让他将满人一举消灭。然而，他并没有执行命令，因为他心里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想去江西招募大量新兵。结果他受到了天王严厉的斥责。[47]
另一方面，曾国藩不可能匆匆忙忙赶去浙江，因为在他的部队与浙江之间，还隔着宁国与广德这两座重要的城市，它们对金陵的防御都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现在，曾国藩没有足够的兵力去攻占这两座城市，更不用说向东边的两个海滨省份进军了。[48]此时，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派出张运兰、宋国永与李元
度指挥的1.2万人去援救岌岌可危的宁国。左宗棠本来可以和他们同去，但他接到一道上谕，命令他前往四川，于是耽误了行程。最终，曾国藩成功地改变了皇帝的旨意，因此左宗棠才能和他一起留在安徽。[49]
在曾国藩的援兵赶来之前，宁国已经在1**0年9月2日陷落。接着，英王和侍王在徽州攻击了李元度，10月9日，他们占领了徽州。这样一来，他们的势力几乎已经扩展到了曾国藩所在的祁门大本营。当时，上海、松江与镇江都遭到攻击，又有一道十万火急的上谕命令曾国藩前去救援，这为曾国藩提供了新的机会，让他可以思考并奏报他所处的困境及如何应对。[50]在长江以南，他拥有三路兵力，第一路由左宗棠指挥，位于乐平，奉令根据太平军出现的方位北进或东进，第二路和第三路由鲍超与张运兰指挥，位于休宁。只要这几路兵力相互靠近，兵力是足够的，但如果分开了，就可能战败。在平定安徽之前，他不能放弃现在的位置而赶去救援海滨。我们又一次见识了曾国藩的稳健线路，这也是他在自己整个军事生涯中贯穿始终的。从他首次出兵解救金陵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将近8个年头，他的目标仍在远处，因为他身后的地区还没有彻底安全时，他是不会离开现在的位置的。当江西被太平军控制时，这种策略帮助他在南昌度过了许许多多个危险而难熬的日子，最终的结果是他得到了足够数量的新兵。现在，他依旧遵循这一策略继续待在祁门，处境同样危险，虽然在大江南北，他手中的兵力都增强了，部队也不像之前一样，每当危险的时刻就分解为若干个小单位，为了应急而四处奔波。因为，如果部队被分散到各个太平军已出现或将出现的地方，那么太平军就可以畅行无阻地迂回来到他们的后方，攻占并坚守江西、湖北、湖南三省，而这三个省已经成为如今国家的军事和经济核心。官军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住这三个省份，因为在干王看来，这三个省是蛇头，其他富庶的沿海省份则是蛇尾，不论蛇尾的命运如何，都必须先保住蛇头。如果曾国藩从安庆上游奔赴海滨，在他看来，这就像是向太平军发出邀请，让他们从金陵溯江而上，驻扎在官军上游，从而占据国家最具战略意义的地方。
像往常一样，****认可了曾国藩的意见。不过，他们对这一策略给予的支持，还要面临考验，才能验证它的正确性，因为12月1日，太平军攻占了黟县。第二天，鲍超与张运兰将太平军赶出了黟县，但胜利只是暂时的。[51] 12月15日，建德与东流落入敌人手中，[52]太平军逐渐包围了祁门，尽管湘军将领同心协力，精诚合作，率领部众极力抵抗，但最终也没能成功阻止太平军逼近。
到了月底，祁门已孤立无援。西面，太平军占领了远至景德镇的地区；南面，忠王亲自攻下了婺源，并从那里向南扩展到了玉山；北面，他们越过崇山峻岭，几乎已经来到曾国藩的大本营门口。[53]短短两周的时间内，祁门、曾国藩和帝国大业都受到了十分严重的威胁。实际上，交通线已被切断，不过左宗棠与鲍超联手，努力维护着一条从景德镇通往祁门的道路，靠它解决运输补给的问题。这两位将军一步一步地争取战略要点，终于减轻了祁门的压力，拯救了这位地位显赫的总司令。[54]在这段危险的日子里，人们纷纷劝说曾国藩返回江西，安营扎寨，但他坚决不同意，担心这样会影响士气。在危急关头，他的沉着以及面对几乎难以避免的被俘被处死的命运时的冷静，的确为人们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现实教材。[55]
祁门并不是唯一一个情势恶化的地方。从广东来的造反军正在向赣南进军，长江上游，彭玉麟守卫的湖口处于险境。至于其他的地方，不是已经被攻克，就是遭到威胁。因此不只安徽，连江西也成了主战场。太平军拼死援助安庆，忠王命令安庆的守军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这座城市。[56]但是，如果他们指望通过向四面八方进攻而迫使曾国藩从围攻安庆的部队中调出援兵，那么，等着他们的只会是失望。曾国藩没有从安庆调取援兵，他宁可只用小股的部队来守卫自己的地盘，而继续围攻安庆。曾国荃来到安庆，出任司令官，他成功击退了前来解围的太平军。
1**0年年底和第二年的阴历一月，清政府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之中。12个月前，太平军遭遇过同样的危险，但忠王凭借着辉煌的功绩为他们重新打开了一片天地。曾国藩和他在湖北、江西的伙伴们一路稳打稳扎，向前推进，一度将太平军驱逐出这些地区，而现在，他们又杀回来了。此外，他们还打通了一些道路，可以前往江苏、浙江和福建这三个几乎未经战火的省份。不过，因为受到在上海的外国人的干预，当忠王抵达该地时，他们被阻拦在了这个繁华的港口城市之外。
曾国藩被封锁在祁门时，他收到了一些关于外国干预的初步提议。俄国使节伊格拉基耶夫的提议秘密地转到了曾国藩手中，想征求他的意见。该提议的内容包括：俄国将三四百人的海军交给清政府支配，与中**队合作攻取金陵；使用悬挂着美国与俄国旗帜的船只，与在上海的美国商人和中国商人合作，将漕米运往北京，因为以前用来运送漕米的大运河路线已经受到太平军的袭扰。
答复该提议时，曾国藩没有直接反对这个方案，但他指出，现在陆军兵力缺乏，而现有的水师兵力已很充足，这时考虑合作的事情为时尚早。当官军相继收复浙江、安徽与江苏被太平军占领的地区后，再考虑与外国人合作，向金陵发起最后一击。但是，在进行这项改革之前，要对每件事、每个细节进行深思熟虑，比如需要多少舰船与人员，需要支付多少报酬，提供多少供应。曾国藩认为，利用外国船只经海路运输漕米这一提议十分可行，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要和美国人签订准确无误的合约。[57]这个答复能让我们或多或少感受到曾国藩的排外情结。显然，曾国藩不想与外国人合作，而宁愿注重中国人名誉，这一想法并非不合情理。就这一点，在后面的事实中我们还有机会予以证实。尽管至此为止曾国藩还没有直接和外国人打过交道，但他根据其他官员的描述，已对外国人产生了若干成见。他认为，英国是所有西方国家中最没有诚信的，法国次之。俄国号称欧洲国家中最强大的国度，英国不敢与其发生争端。美国对中国一直彬彬有礼，这一点在鸦片战争和其他一些事情中都得到了证实。不论是谁给曾国藩提供了这样的信息，这表明，那时的中国人不再一味地将西方人视为“蛮夷”，而是多多少少做了一些研究，试图了解他们不一样的秉性。
我们可以顺便做这样一个有趣的推测：俄国人主动提出帮助中国（虽然提供的帮助并不大），是否与前线的变化有关呢？刚在战争中获得胜利的英法联军在态度上几乎立刻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为清政府提供积极而公开的帮助，而将他们一贯审慎的中立态度抛诸脑后。[58]常见的解释是，英法两国出于商业动机改变了策略，以便保证通过签订新条约而开通沿江贸易。毫无疑问，这是重要原因之一，如果英国代表也知道了俄国的提议，那这一提议很有可能为英国人带来更有利的政治动机，那就是想方设法组织俄国人获得长江的贸易权，因为英国将之视为自己的特权。无论如何，从现在开始，对于那些在上海附近帮助官军的外国冒险家们，英国人很少或者不再反对。忠王首先在青浦遭遇了一些外国冒险家，那是在他攻占苏州后不久，而
在此之后，他与这些人屡屡交手。[59]
注释
[1]《发贼乱志》，第48—55页。书中只有姓氏，每人的全名都来自于其他资料。《忠王自述》说这件事发生于1859年，不过有明确签署日期的文献资料更加可靠。
[2]《忠王自述》，第62页及以下。
[3]《年谱》，卷五，第11页。《奏议》卷十第15页、第16页都提到了后来的行动，指出英王手下的兵力应该是7万到8万人。后来的奏稿与其他资料却多达20万人。
[4]《年谱》，卷五，第11页。
[5]《平定粤匪纪略》，卷七，多处可见；《忠王自述》，第19—22页。
[6]《年谱》，卷五，第12页及以下。一名士兵一天的薪饷为0.14两，而苦力的薪酬则为0.1两。同上，第17页。
[7]《年谱》，卷五，第14页、第15页；《奏议》，卷十，第14—17页。
[8]《年谱》，卷五，第16页；《奏议》，卷十，第20页。
[9]《年谱》，卷五，第18页。
[10]《家书》，1842年9月5日。
[11]同上，1845年7月3日。
[12]《大事记》，卷二，第2页。
[13]《年谱》，卷五，第18页；《奏议》，卷十，第21—23页。
[14]《年谱》，卷五，第19页及以下；《奏议》，卷十，第37—40页。
[15]《忠王自述》，第22页及以下；《年谱》，卷五，第20页；《发贼乱志》，第55页及以下。《发贼乱志》说太平军的人数为18万，《平定粤匪纪略》说官军人数约为太平军总人数的1/20。
[16]《年谱》，卷五，第21页；《奏议》，卷十，第32页及以下。
[17] 1859年2月13日的奏疏；《奏议》，卷十，第41—44页。
[18]《年谱》，卷五，第22页；《奏议》，卷十，第61—**页。
[19]《年谱》，卷六，第3页；《奏议》，卷十，第57—60页、第69—71页。
[20]《奏议》，卷十一，第1页、第2页。
[21]《发贼乱志》，第59页；《平定粤匪纪略》，卷八，第11页。
[22]《年谱》，卷六，第4页；《平定粤匪纪略》，卷八，第6页及以下。据估计，当时可能是3万人对抗30万人，但此数据并不可靠。
[23]《平定粤匪纪略》，卷八，第11—13页、第15页、第17页、第18页；《发贼乱志》，第60页。当地百姓中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攻城期间，一个巨神坐在城墙上，在河里洗脚，结果让太平军受到惊吓，纷纷撤走。那个巨神就是张飞，战神关公的结拜弟弟。当地人专门建了一座寺庙来纪念他，现在这座寺庙仍在那里。
[24]《年谱》，卷六，第6页。
[25] 7月28日、7月31日、8月2日与8月10日接到的上谕。《奏议》，卷六，第16—19页。
[26]《年谱》，卷十一，第10页；《奏议》，卷六，第22—24页。
[27] 《奏议》，卷十一，第22页。曾国藩也以身体状况不佳为由请求离开。
[28] 《年谱》，卷六，第13页；《平定粤匪纪略》，卷九，第1页、第2页。
[29]《平定粤匪纪略》，卷九，第3页。
[30]《年谱》，卷六，第14页。根据各种官方资料的记载，石达开仍在湖南与广东地区，但《发贼乱志》第62页称他已进入四川地区，我认为这种说法更加符合逻辑。
[31]《年谱》，卷六，第14页；《平定粤匪纪略》，卷九，第4—10页，各处可见。
[32]《平定粤匪纪略》，卷九，第10页；《发贼乱志》，第63页；《忠王自述》，第29页，说攻占杭州城纯属偶然，真实的目的只是将官军从天京引开。当张玉良率领大部队赶来时，他一番虚张声势后，就带着他的1250人离开了。
[33]《忠王自述》，第31页及以下；《平定粤匪纪略》卷九，第14页。
[34]《年谱》，卷六，第16页；《奏议》，卷十一，第37页及以下（日期为6月2日）。
[35]《忠王自述》，第32页及以下。
[36]同前，第33页及以下；《平定粤匪纪略》，卷九，第16页及以下。虽然《平定粤匪纪略》没有提到攻克无锡，与此事相关的记载见于《奏议》，卷十一，第44页。
[37]《忠王自述》，第35页；《平定粤匪纪略》，卷九，第20页。
[38]《忠王自述》，第35页。因为张玉良所率部队3月份时在杭州城里大肆掠夺，所以他们现在被挡在了城外，无法在城里安营扎寨，于是只能驻扎在荒郊野地里。
[39]《年谱》，卷六，第17页。这些命令全在6月17日以前送达。
[40]《奏议》，卷十一，第43—46页。
[41]值得注意的是，另一方面，太平军因为同样的原因奉命要坚守安庆。忠王将将领召集到自己的宫殿里开会，说道：“今收得苏、常，下无再困，上困而来，利害难当。前因是六困，乃和、张之帅，七困定是曾帅，利害而来，此军有中堂之善算愿为，统下将言之用命，湖南军能受苦坚心，此军常胜，未见败过，若来困者必严。若皖省可保尚未为忧，如皖省不固，京城不保，各速买粮。”（《忠王自述》，第37页。）干王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他警告忠王不要把重心放在东部，说：“夫长江者古号为长蛇，湖北为头，安省为中，而江南为尾，今湖北未得，倘安徽有失，则蛇既中折，其尾虽生不久，而殿下之言，非吾所敢共闻也。”（《干王自述》，第7页。）
[42]《奏议》，卷十一，第50页及以下；《年谱》，卷六，第18页。
[43]《年谱》，卷六，第10页；《奏议》，卷十一，第58—61页。
[44]《年谱》，卷六，第10页。
[45] 8月10日收到的上谕；《年谱》，卷六，第24页。
[46]李翁兵在《中国历史纲要》中称曾国藩在攻下安庆之后才想起李鸿章来，这明显是错误的。
[47]向北方进军的建议是非常正确的，但我们无法得知是谁给天王提出了这个建议，也不知道如此精明的忠王为何会拒绝这个建议。或许忠王是担心如果向北方进军，曾国藩会立即向天京挺进，占领天国的大本营。
[48]《奏议》，卷十二，第9—12页；《年谱》，卷六，第27页。
[49]《奏议》，卷十二，第18—20页；《年谱》，卷六，第28页。
[50]《年谱》，卷六，第31页；《奏议》，卷十二，第40—43页。[51]《年谱》，卷六，第32页。
[52]同上，第32页。
[53]《年谱》，卷六，第34页；《奏议》，卷十二，第75页。
[54]《年谱》，卷六，第34—36页，多处可见。
[55]《年谱》，卷六，第35页。
[56]《忠王自述》，第37页。曾国藩在奏疏（卷十二，第69页）中暗示，忠王和太平军的其他首领是想利用援助安庆这一行动，让他将官军从安庆调离。
[57]《奏议》，卷十二，第55—58页。
[58] 1853年英国人访问金陵时，曾着重强调了这一点。密迪乐在《中国人及其反叛》一书的第265页插入了一封文咸的信，信中向太平军保证，英国人肯定不会逾越规矩，破坏中立政策的。
[59]《忠王自述》，第35页。但是在那之前，1**0年7月17日，华尔率领着一支精锐部队占领了松江，因此声名鹊起。莫尔斯：《中华帝国的国际关系》，第2卷，第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