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太平天国内讧与清廷的失望
从外部看来，1855年下半年，太平天国的事业空前辉煌；然而，从内部看来，高层之间的猜忌与冲突达到了临界点，统一的太平天国注定要被撕成碎片。很快，东王与北王相继辞世，翼王石达开成为一名游侠骑士，远走他乡，率领着他的部众徒劳无功地攻下一座又一座城市，直到西藏的边界。
当时，太平军进展一切顺利。长江中游的每一个战略要点都落入他们手中。1855年，他们又遇到了被歼灭的威胁，但他们用铁爪死死控制住了九江与湖口，同时一拨又一拨地穿越安徽，溯江而上，进入江西省。曾国藩麾下那点人数少得可怜的部队及将领远远不足以对付太平军，就算加上招募的新兵，人数也远远不够。然而，1856年，太平军酝酿已久的危机因为东王的刚愎自用和僭越而爆发了。我们知道，他是上帝天父的代言人，后来又自称为劝慰师与圣灵。他篡位的野心昭然若揭，在天京时，他干脆自称为导师，利用天神的外衣凌驾于各王之上，甚至想控制天王。最后，他要求登上帝位。[1] “要逼天王封其万岁[2]。那时权柄皆在东王一人手上，不得不封，逼天王亲到东王府封其万岁。北、翼两王不服，君臣不别，东欲专尊，后北与翼计杀东王。翼与北王密议，杀东一人，杀其兄弟三人，除此以外，俱不得多杀。”[3]
在继续讲这个故事前，我们先来看看官军方面的进展。1856年初，官军集结兵力攻打武汉，在武汉周边地区打了几场小胜仗。在这次作战中，曾国藩麾下仅次于塔齐布的将领罗泽南，于4月6日在武昌城下身负重伤，4月12日去世。鉴于他立下的赫赫战功，朝廷追念他并赐他身后享有巡抚的官衔。[4]直到同年年底，武昌城在被太平军占据18个月之久后，才再次回到官军手中。[5]官军围攻武昌，持续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当官军封锁了太平军的所有粮道之后，他们才突出重围，从城门逃走。这场胜利的攻城战很有价值，但赢得并不漂亮。
6月，正规军遭到了太平天国起事以来空前严重的打击。一支部队从金陵城外的大本营前往镇江，想为那里的官军解除困境。东王抓住这次机会，命李秀成和其他几位将领作为指挥，攻打官军的南大营。这次行动动用了所有能够行动的太平军，进行联合作战，他们发动了猛烈的攻击，把官军分隔开，迫使他们全部撤往丹阳。[6]向荣将军自杀谢罪，收拢溃军的任务落到了他的继任者和春肩上，而后他们在新基地进行修整。在这次意外降临的灾难后，他的继任者和春努力想要重振士气，接着让部队再出发，前去攻打安徽与江西的城镇，而不是让他们闲着。张国梁与他合作，共同指挥部队。
在安徽，太平军将司令部设在三河，而清政府将庐州作为基地。9月17日，和春决定发起决定性的攻势，由他亲自率部进攻。这次行动大获全胜，太平军被击败了。官军击毙了5000多人，许多太平军淹死在河中。[7]巢县是他们的另外一处防卫森严的基地，主要为天京提供补给，于9月27日向官军投降，大批军用物资落入官军手中。就大局而言，官军还远远没有平定安徽，太平军的势力仍盘踞在安庆，只有小股的官军能在几个特定地区进行攻打。但是，这几场胜仗尤为重要，因为这表明官军的战斗力正在提升，军队中已有了习惯于战争的官军。[8]
天京城内，这一年的早些时候，当太平军多次获胜后，尤其是6月份完全击溃围攻天京的清军后，首领们之间的猜忌也达到了顶峰。东王及其亲属被反对他的各王联手谋杀。但是，他的死亡并没有令局势有所改善，因为紧接着，北王韦昌辉就步了杨秀清的后尘，由于他过于忌恨石达开，使石达开不得不逃离天京。石达开来到宁国后，韦昌辉向他的家人举起了屠刀，将他们冷血地屠杀。接着，这个疯子杀红了眼，展开了一系列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不分男女老幼，最终天京城的老百姓不得不站起来反抗他。他的头颅被送到了宁国，交到了翼王手中，成了血腥的战利品。于是，翼王回到天京，打算继续在太平天国担任职务。[9]虽然他在政府身居高位，但他看得很透彻，天王更愿意让自己的两个兄弟协助他统治天国。无论是军事上，还是政治管理上，这两位仁兄都没什么能力，和他们的天神老弟一样，他们对上帝会永远站在他们这一边深信不疑，总是拒绝石达开这位老练而能干的将领制订的任何明智的政策。于是，石达开再次离开天京，他宁愿从此浪迹天涯，去没有洪家人猜忌的目光的地方，继续他的战斗。[10]
如今，太平天国只剩下两个能人协助领导天国的事业，一个是陈玉成，时任国家的部长，后来封为英王；另一个是李秀成，即后来的忠王，是天国末期唯一的支柱。李秀成在广西加入太平军时只是一名列兵，1854年在安徽跟随石达开作战，后来又在1856年随部攻打向荣的部队，将清军赶到了丹阳。此后，他奉命指挥安徽的重要战斗，不久后被封为王。后来戈登的敌手就是他所率领的部队。此人头脑清醒，忠于职守，直到最后一刻亦是如此。他也不怕向天王本人表达那些理智的想法。他认为，这场运动之所以走向崩溃，是由于洪仁玕的错误所致。1859年洪仁玕从香港回来，加入太平天国，从那时起他就一直左右着天王的想法，导致其他的文武官员无法进言。他认
为，这场运动失败的第二个原因在于君王过于依赖天神。
1856年，一连串的内乱与调整极大地削弱了太平军的实力，官军只要利用这种局势，战争就能迅速终结。然而，太平天国的内乱达到巅峰时，在金陵城外，官军士气大挫，曾国藩又远在南昌，被敌军困得死死的。这也就无怪乎，当忠王回忆起那个生死存亡的关头时，也只能解释为当时有一只不可思议的天佑之手，帮助太平军摆脱困境。正是因为官军失利和将领的死亡发生在前，而太平军高层的分裂和天京事变发生在后，才让太平天国运动避免了彻底被毁灭的命运。
杀东王，即此时之间。此是天意，若向帅未败，仍扎孝陵卫，遇内乱之时，那时乘乱，京城久不能保矣。逢向帅败过而乱，此是天之所排，不由人之所算。在六年（咸丰六年，1856年。——译注）之间乱起，此时杀东王之后，又杀北王。杀北王之后，安福王又逼翼王他逃。[11]
忠王还说，那些危机的日子里，其实官军还有一个取胜的办法，就是劝降那些已经心灰意冷的太平军高层。那时，天京城内群龙无首，大家互不买账，而天王怀疑除了自己直系亲属以外所有的人。
那时各有散意，而又不敢自散，因闻清朝将兵凡拿是广西之人斩而不赦，是以各结为团，故未散也。若清朝早日肯救赦广西之人，而散久矣。[12]于是，一部分原因是在危急关头的软弱，一部分原因是没能在适当的时候采取怀柔政策，也许还因为没有察觉到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或者又因为北京缺乏一位有远见的政治家，总而言之，官军失去了这个稍纵即逝的机会。太平军中那两位能力超群的***挺身而去，重振军队雄风。或许，除了蔑视太平军以外，官军没有其他的态度；或许，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不懂得安抚政策的妙处。在文告中，他们总是对太平军极尽辱骂贬责之能事，而将太平军的胜利归结于官军将领的无能。
1856年3月25日的一份上谕很有典型性。文告中，首先将华中清军低下的效率与已将太平军北伐部队阻挡并击退的蒙古军队作了一番比较，接着要求增派一支蒙古军协助肃清长江沿岸的太平军，然后皇帝放肆吹嘘：“谅兹穷寇，不难一鼓荡平。”[13]尽管在写下这些语句时，皇帝的手可能在颤抖，但只要上谕这样夸张地贬低这场运动，那么清政府一方就不可能做出任何妥协与退让。那些原本可能间接倾向的太平军也洞悉了其中的微妙，就不会再指望归顺清政府后会得到宽大处理。
与此同时，曾国藩所在的江西又是一番怎样的情景呢？1855年底，他被困在南昌，他手下的部队已经被拖欠了好几个月的薪饷，与外界沟通的交通也被切断了。石达开在广东盟军的协助下，控制了江西的整个南部与东南部地区，此外，太平军还占领了湖区和东部的产茶区。1856年，一群当地的叛军集结在边钱会的旗号下，最后多达5万之众，他们秘密加入了太平军。他们攻占了许多城市，蹂躏了许多地区，令曾国藩更为头痛。[14]
曾国藩向皇帝汇报了他对局势的规划，提出了一个防御方案：将他的兵力在南昌集结；由罗泽南占领通城，确保和湖南、湖北的交通顺畅，同时守卫南昌；由遮克敦布增援他的部队，保卫能为官军提供财政的东北部四府。[15]对如此保守的方案，皇帝大为不满，在两份上谕中指出，来势汹汹的敌军虽然在人数上占优势，但并不可怕，曾国藩应该采取相应措施，使江西不仅处于防守状态，还要从敌军手中夺回失地。但朝廷只发了上谕，却没有拨款。不过，1855年至1856年期间，由于采用厘米金税制，浙江、湖北与湖南的省级财政有所增强，而这种税制也正在四川、广东与广西推行着。
一天，彭玉麟来到南昌，这令曾国藩又惊又喜。彭玉麟一番乔装打扮，从衡州一路步行而来，走了约800里地。[16]他的到来对曾国藩而言如同及时雨，因为曾国藩本人并非天才的兵法家，面对京城一封接着一封的上谕，他感到特别无助。而他身边几个最优秀的将领与水师指挥官，有的去世了，有的则离开了。鄱阳湖一带，湘军的一些攻击行动正在展开，但吉安被太平军围攻时，曾国藩找不到能赶去救援的部队。
于是，到处挑刺的御史们开始指责曾国藩对江西的军务管理不善，皇帝甚至下诏质问曾国藩。2月14日，曾国藩复奏，说没有罗泽南和杨载福，他在江西完全被孤立了。他手中的兵力本来就少，如果再分散部署，甚至派兵去保卫湖北，所以根本就不够用。如今彭玉麟来了，曾国藩盼望着之后能有所进展。同时，因为缺钱，他又陷在了诸多问题里，没有正常的财政来源能够获得6万两银子，用来支撑他那支1.1万人的小部队的日常用度。太平军占领了许多城府，使正常的税收无法进行，卖官鬻爵无法继续推行，浙江的盐税也很难获取。曾国藩已经开始关注新出现的国内商贸和运输税，也就是所谓的厘金[17]，这是所有现存的税种中最有利可图的方法。他请求把上海针对商品征收的厘金推广到与上海通商的各地，并将获得的税收交给他。同时，他希望能得到上海的海关财政的财政协助。
上述的最后一条请求，由于牵涉太多其他的问题，很难得到批准。但皇帝既想马儿跑得好，又想马儿不吃草，又发了一道上谕，非常不耐烦地命令曾国藩与巡
抚协商后采取有效措施。曾国藩在3月27日的复奏中几乎绝望得要哭泣。南部的吉安陷落了，湖区部队的新任司令官周凤山表现无能，又丢掉了作为基地的樟树镇。更糟糕的是，他的部队溃散后，惊慌失措地逃入南昌，在百姓中造成恐慌，导致居民大出逃，城内人口减少。[18]这还不是最糟糕的。紧接着，官军放弃了铅山与饶州，两地的驻防军撤回南昌。发生了这一连串的事情之后，曾国藩一方面要收集周凤山所部，另一方面要安抚百姓。曾国藩盼望着来自湖南的援助，湖南巡抚正试图在醴陵与平江之间、浏阳与万载之间打开两条通道。
与巡抚协商后，曾国藩在下一份奏疏中报告，现在的情况是整个赣东与赣南都在太平军手中，从广东来的匪帮已经进入南部的赣州，应该让两广总督想办法解救。他们一致认为，应该将罗泽南调回江西。当务之急是解决财政援助，他们要求上海海关支付10万两银子，并要求政府发给他们空白的官职凭证，以便在江西出卖官阶。[19]如果曾国藩日后遭到御史们弹劾，那皇帝或其他了解内情的人一定会注意到，他手下大约只有1.1万名拿不到薪饷的士兵，而他们要对抗的是石达开和胡以晃这样能力不俗的指挥官，他们主要靠抢掠为生，但生为朝廷官员，曾国藩却不能这么干。所以，他无人无钱，无依无靠。然而，他为了筹集资金所做的一番努力并没有得到其他官员的积极响应。关税问题关系到外交。厘金是否能发挥作用也值得怀疑，至于湖南、湖北、安徽与江西的财政，还存在其他方面的需求。皇帝将曾国藩对资金的请求交给户部处理，这实际上相当于否决他的请求。奇怪的是，当时曾国藩居然没有全盘放弃而选择退隐回家。
不过，援兵开始陆续到来。在曾国藩父亲的再三请求下，胡林翼派出了4000名湘军，由曾国华作为指挥官。一名信使负责传递派出援兵的消息，他将信函藏在蜡丸里，带了过来。[20]这支部队在瑞州停顿了一段时间，等9月初湖北另外派来援兵后，他们一起攻下了瑞州城。[21]当时指挥太平军的首领据说是翼王石达开，曾国藩希望在围攻瑞州时能俘虏他，但他躲过了这一劫。[22]
与此同时，曾国藩率部攻下了南康与饶州，重新打通了与湖南、湖北之间的交通。6月6日，杨载福也率领着湘军新舰队抵达九江城下。[23]但是，他们为接到的情报而感到深深的忧虑，据说当时太平军正在南昌以南的四府建造船只，航行在内河和溪水，想要利用夏季的洪水扬帆起航，直取南昌。的确，他们杀了过去，却被湘军的舰队击败。[24]
然而，这些援军需要更多的财政支持，这几乎把曾国藩与巡抚逼到了绝望的边缘。于是朝廷每个月从山西与陕西这两个远离战场的北方省份拨付3万两银子，用来供养瑞州城下的湘军与鄂军。
接着，曾国藩又遭受了新的打击。此时，他已经离开南昌，前去瑞州视察部队，突然听说了在赣东围攻抚州的部队遭遇了重大失败。这支部队与太平军交战52次，多次主动发起进攻，从未落败。该城是一个战略中心，沿湖的饶州和通往浙江的广信地区的安全，都要靠该城去守卫，并且位于军队补给的必经之路上。10月15日，城里的太平军开始发动突围攻势，在援兵的协助下打败了灌云，并且把他们的营地一窝端了。官军惊慌失措，四处逃散，向南昌撤退，同时也把恐慌带到了省会。在赣西的广信与建昌也陷入慌乱之中。曾国藩必须再次返回南昌，安抚百姓，并采取必要措施以守卫广信。
11月22日，太平军进攻建昌的官军营地，福建清军迫于无奈，只能越过省界撤退。[25]大约同一时间，皇帝的上谕送到，斥责曾国藩为何在本应听到捷报的时候，却只传来了败报。既然石达开就在江西，为何不能说服他归顺朝廷？他让曾国藩设法尽快击败石达开，再次奏报克复该城。如果再次失败，即使没有申斥或责罚，也一定会让曾国藩与巡抚无颜再见江西的父老乡亲。[26]
紧接着又发生了一两件事，虽然并不能直接预告胜利，却更能说明某些至关重要的问题。第一件事是袁州告捷，11月26日，官军攻下该城。第二件事更为重要，周凤山从湖南率领着大量新兵回到江西，一同赶来的还有曾国藩的胞弟曾国荃。在安福，他们打了一个胜仗，之后继续向安吉进军。曾国荃表现出极大的军事天赋，以至于后来他被选中去实施对安庆和金陵的围攻。[27]
在给皇帝的答复中，曾国藩耐心而圆滑地回应了朝廷对他的指控，小心翼翼地解释着他的困难处境。那边的赣州远在省会的千里之外，从军事角度来考虑，当务之急是对广东设防。建昌失利，福建官军遭到打击，他们的撤退使曾国藩在那个方向的兵力处于真空状态。他牢牢守卫着瑞州，这是赣西的战略要地，控制着通往湖南与湖北的交通。最后，曾国藩提到了石达开，前段时间他一直关注着此人的动向，发现他一度死死控制着皖南，而现在他同样抓住瑞州、临江、抚州、吉安与九江不肯放手。如果有人提议向他劝降，那么首先要确定此人是否有诚意，应该让他先交出他所占领的一两座城市。[28]
对于这些解释，皇帝欣然接受。根据湖南巡抚的提议，他还批准将曾国藩的故乡湘乡县的秀才名额从15名增至18名，武秀才从12名增至15名
。这是皇帝赐予曾国藩的象征性的荣誉。[29]这样一来，人们认为他从前所受的斥责也得到了足够的补偿。
1856年已经过去，假如说这一年充满黑暗，但他仍有一个充满着希望的因素存在。1856年12月19日，官军收复了武昌。[30]曾国藩守卫着战略要地瑞州，而曾国荃与周凤山一起正在围攻吉安。在金陵，太平军也受到了来自清军的威胁，这是一个紧张而充满危机的年份。但现在援兵已经赶来。拿下武昌后，陆军和水师腾出手来，他们顺江而下，1857年1月13日与曾国藩所率领的部众在九江城外顺利会师。杨载福带来了400艘战船，鲍超领来了3600名战士，李续宾带来了8000兵力，加上瑞州的兵力，以及曾国藩麾下在南昌或南昌附近的部队，总数已经接近6万人，这还没有加上安吉地区的官军，以及来自广东、福建两省的部队。[31]
1月和2月，官军又从太平军手中夺回了一些县城，不过在一些地方太平军的实力仍然很强大，尤其是在靠近湖北边界的地方，以及鄱阳湖以东的饶州与贵溪。[32]曾国藩觉得，他可以开始按照计划向下游进军了，这时噩耗传来，他父亲去世了。这意味着他必须立刻辞职回家，他请求清廷批准，由杨载福与彭玉麟接替他指挥湘军。皇帝批准了曾国藩三个月假期，但后来又延长了。此外，还同意了曾国藩对陆军和水师的指挥权所做的安排与部署。财政上的事情则由湖北的官文和胡林翼以及江西的文俊负责。
但是，曾国藩离开后，事情并没有好转。皇上催促曾国藩回来重掌指挥权。曾国藩却与之相反，他请求延长假期。最后双方达成谅解：一旦江西出现危急情况，曾国藩要随时准备奉旨出发。暂时离岗使他有机会思考，为何他付出了这么多努力，却还没能取得成功。[33]首先，虽然他有内阁官员的等级，也有总司令的头衔，但他的实权还没有省提督的大。其次，所有的财政收入，无论是何种性质的，都要经过官员之手，而在异乡作战的曾国藩只是一个客人，无法插手任何财务上的事情，也无法将之用于部队给养。因此，为了获得必要的资金，他的烦恼一个跟着一个，永无止境。再次，他的官印上有过四个不同的头衔，虽然级别都很高，却不甚清晰，无法在官民的头脑中形成明确的权威印象。所以，他用官印签发的任命与命令也很难得到应有的尊重。[34]
1857年，湖南与湖北的官军携手，企图将太平军赶出湖北的九江地区，一路追击到九江，胡林翼也参与了对九江的这次追击。[35]10月18日，官军攻下湖口，并完全控制了鄱阳湖的入口，自1855年1月，湘军的内湖水师与外江水师被太平军分隔，现在胜利会师。[36]当肃清这条通道后，杨载福率领舰队顺流而下，前往太平军的占领区，进行了一次示威性的航行，直达安庆城下。他没有攻打安庆，从安庆继续航行了上千里，直到遇到了从定海来的海上战船。那些战船上的人远远看到从上游驶来的湘军小战船以及船上挥舞的战旗，都十分吃惊。他们认为，这些战船从家乡出发，航行了如此远的距离，来到他们面前，简直就是一场奇迹。完成了这场盛大的表演之后，湘军舰队返回长江上游。这次表演意义重大，这至少说明了，在这一时期，官军的舰队能在整个长江下游来去自如，在太平天国的心脏地带自由穿梭。[37]
在赣南地区，围绕着吉安进行的战斗一直胜负未分。同年夏季，周凤山的部队打了败仗。这场战役中，曾国荃所率部众表现勇猛非凡，随后他们井然有序地撤退到了安福。鉴于此，巡抚请求重新起用曾国荃，让他指挥当地战事。曾国荃在年底抵达安福。
1858年1月，离开了一段时间之后，石达开再次来到江西，率部攻打湖口，却遭到了守将李续宜的顽强抵抗。接着，他穿过饶州与抚州，向吉安火速进军，一切能调动的官军都在此迎战。在一个名叫三曲滩的小地方，石达开战败，[38]被迫撤出江西。接着，1858年1月22日，湘军攻克了临江府，整个赣西只有吉安和九江两个地方还在太平军手里。现在，通往福建的道路已经打通了。[39]
江西省外，太平天国的运动在1857年并没有取得多大进展，部分原因在于石达开没有在江西和其他地方，还有部分原因在于天京的领导权大部分掌握在了天王家人的手中，他们都是些无能之辈。在安徽省，太平军很活跃，从河南来的捻军在这里与他们会合，这就使钦差大臣胜保与袁甲三将军要在河南与安徽的交界处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以确保安全。金陵附近也发生了一些战斗，结果官军获胜。12月27日，和春攻下扬州，而德兴阿同时收复了瓜州。张国梁克复镇江，同样令清政府欢欣鼓舞。
这些胜利无不鼓舞人心。但是，对即将再次出山的曾国藩而言，现在他需要一种更为强硬的手段，以改变过去那种随机地为他的军队提供军饷的做法。他再次努力试图说服清政府，他在紧要关头的一举一动都被他所面临的种种障碍所牵制。他提议，清政府组织一个机关来为他的部队筹集给养与资金，让他能专注于军务而没有后顾之忧。他还为这一机构推荐了一些人选。这个机构应该处于统一的控制之下，并且在湖南、湖北与江西设立分支机构。至于它不能提供的东西，则由曾国藩来想办
法筹集。[40]1858年阴历三月，户部批准了他的请求。至此，这个机构正式组建起来，并成了一个有用的组织，当然，它并没能彻底克服为获得充足的给养而遇到的困难。
注释
[1]此节的摘录和叙述都摘自《忠王自述》第7页及以下。
[2]“万岁”，其字面意义是“一万年”，是用于指代皇帝的称号。
[3]《忠王自述》，第8页。
[4]《平定粤匪纪略》，卷五，第3页。
[5]同上，卷五，第20—21页。
[6]同上，卷八，第8页。此处的相关叙述十分简短，官方的详细记述发表于1856年7月2日的《京报》。
[7]《平定粤匪纪略》，卷五，第13页、第14页。
[8]两年前，北伐军在天津附近首次受挫，之后不管到哪里都被僧格林沁步步紧逼，并于1854年2、3月间被彻底打败。他们的将领林凤翔被押解到北京处死。自1853年以来，上海落入了三合会手中，后被江苏巡抚吉尔杭阿夺回。
忠王在《忠王自述》（第19页）中提到稍后的一个时期时说，官军表现得越来越勇猛。
[9]《忠王自述》，第9页。
[10]同上，第9页。
[11]同上，第17页。
[12]同上，第12页。
[13]摘自该日的《京报》，W.H.麦都思翻译。
[14]《年谱》，卷四，各处。
[15]《奏议》，卷六，第56—63页，1855年12月29日签发的两篇；《年谱》，卷四，第18页。
[16]《年谱》，卷四，第19页。
[17]厘金（此名来自于汉语的“厘”，意思为“一两银子的千分之一”）由一位名叫雷以诚的清廷左都御史于1853年在扬州附近开始征收，该税理论上是抽取千分之一，以济军饷，效果十分突出，于是其他地方也开始推行这种税制。但是，帕克在《中国》一书第1版第227页（第2版第245页）中称，这种税制首先于1852年在山东推行，但没有成功。他还补充说，与此同时，湖北巡抚胡林翼在该省推行了这种税制，之后，两江总督1854年在运河以东推行该税，之后厘金税慢慢推行开来。我认为帕克的说法有误，如果确实是胡林翼在湖北推行了这一税制，那应该是在1852年之后很久的事，因为他在那时候尚未显露头角；如果湖北的确是在1852年推行这种税制的话，那实施者应该是另一位巡抚。我的依据是《年谱》卷二第17页，其中有上述厘金首次推行的相关情况。如果正如帕克所说，厘金税在1852年就开始实行的话，那曾国藩请求朝廷在江西推行厘金税就是多此一举了。
[18]《年谱》，卷四，第23页。在突发事件降临时，在中国老百姓之间产生这种恐慌很常见。尤其在战争年代，这种情况更是司空见惯。此事之所以值得特别一提，是因为这说明事态已经非常严重了。
[19]《奏议》，卷七，第13页及以下。不久之后，罗泽南在武昌阵亡。
[20]《年谱》，卷四，第26页、第27页。
[21]《奏议》，卷七，第40—45页；《年谱》，卷四，第31、32页。
[22]《家书》，卷五，第12页。
[23]《年谱》，卷四，第28页。
[24]《奏议》，卷八，第1—10页；《年谱》，卷四，第30页。
[25]《年谱》，卷四，第37页。
[26]同上；《奏议》，卷四，第4页、第5页。这很不公平。曾国藩根本不可能集结2万人或2.5万人以上的兵力来对抗石达开比她多出三到四倍的兵力，因为当时大部分的湘军正在协助围攻武昌。而他们的敌人太平军距离基地很近，而且多靠抢掠为生。曾国藩多次向朝廷提出财政援助的请求，但朝廷并没有理会，也没有划拨军饷，再加上体制庞杂的问题，最终导致了失败，这并非曾国藩个人能力不足造成的。
[27]《年谱》，卷四，第37页。
[28]《奏议》，卷八，第72—79页；卷四，第1—25页，尤其是第4—7页，直接回答了斥责。
[29]《年谱》，卷四，第38页。
[30]同上，第39页；《平定粤匪纪略》，卷五，第20页及以下。
[31]这一估算摘自《奏议》卷四第38页，这一人数不包括新加入进来的五六万人。
[32]《年谱》，卷四，第40页、第41页。
[33]同上，卷五，第5页、第6页；《奏议》，卷四，第33—37页。
[34] 1853年在湖南的官印的字样为“前礼部侍郎钦命办理团练乡民搜查土匪事务印”。1854年采用了下一个官印，上面的字样为“前礼部侍郎钦命办理军务印”。1855年2月，启用了另一个官印，上面所刻的字样为“钦派兵部侍郎前礼部侍郎印”。最后一个官印所刻字样为“兵部侍郎印”。举例来说，曾国藩在任命周凤山时，官员们都怀疑所盖的官印是否有效。
[35]《年谱》，卷五，第7页。
[36]同上。官军之前在湖口取得的胜利只是暂时性的，并没有维持多久。
[37]《年谱》，卷五，第8页。
[38]《年谱》，卷五，第9页。
[39]本段中谈到的湖南军队是楚军，而不是湘军，但他们的组建方式是一样的。在8月17日与9月20日期间，他们在围攻了瑞州很长一段时间后终于将其攻克，接着向临江府进军。
[40]《年谱》，卷五，第9页、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