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湘军出征
1854年年初，曾国藩一手打造的远征军准备顺湘江而下，这是它第一次被用于对抗太平军。此时，太平军已经溯江而上，进入了湘阴与宁乡。3月，湘军打了几场小胜仗，[1]将太平军赶回到了岳州。曾国藩带着整个水师，以及大约4000名陆军，一起火速向岳州挺进。战船分散布置，在洞庭湖靠近湖南各条河流入湖口的水面上巡逻。
告急信一封接着一封地送来，催促湘军火速增援湖北，该省的省会城市武昌已经危在旦夕。东王率军兵临城下，打算攻取武昌，控制长江上游。[2]还有人催促救援安徽，因为这个省已经被太平军占领。曾国藩满心欢喜，因为他终于整装待发，准备去实现皇帝赋予他的期望。
但等待他的却是失望。4月4日，一场大风暴席卷了湖面，新舰队的24艘战船沉没了，另有几十艘战船被损坏，许多人溺毙在冰冷的湖水中。与此同时，王鑫，就是前文提过的在出征前几个月与曾国藩意见相左的那个人，已经率领着2000名部众离开岳州，向武昌出发。在距离羊楼司不远的山上，他们遭到了太平军精锐力量的四面伏击。王鑫率领的部队没有作战经验，惊慌失措之下丢下辎重四下逃窜，一直逃到岳州城外。在那里，2000名正规军和朱孙贻率领的600名新兵加入了他们，一起对抗太平军的前锋。但是，打着黄旗、披着红衣的太平军主力很快就杀了过来，恐惧的情绪在官军之间扩散。他们再次逃亡到城外的阵地，只有1个营的500人坚守前线，抵挡数千名太平军的进攻。[3]官军被赶进了岳州城，但他们缺米缺盐，没有做好抵御围攻的准备，曾国藩手中仅有1600人的预备队。停泊在岳州城的战船对太平军造成了一定的打击，不幸的是，风暴中损失了那么多战船后，岳州又缺乏补给，而太平军正在向长沙逼近，权衡之下曾国藩不得不撤退，以便及时在长沙布防。4月17日，曾国藩撰写奏疏，前后两次恳请皇帝将他交给刑部议罪，作为对他这次失败的惩罚。[4]
陆军的其他部队已从其他道路继续前进，向崇阳与通城方向推进较远，但其司令官塔齐布与胡林翼也奉命率部返回长沙。[5]于是出发后仅仅过了四周，湘军又整体退回了长沙。
在长沙以北60公里处的靖港，太平军分兵前进。他们的一支从路上逼近湘潭，并在4月24日攻陷该城。在湘潭城外，他们修筑了另外的工事，夺取了几百艘战船，准备守住这座城市，以抵抗敌军。到目前为止，湘潭一直是一座重镇，也是与广州进行陆路贸易的头号城市，大量的茶叶和其他进出口物资都以此地作为中转站，运往沿海地区。4月25日，塔齐布奉命前去收复该城。第二天，5个营的水师也前去参与作战。鏖战四天，消灭了数千名太平军。4月27日，水陆两军联合作战，摧毁了太平军舰队的大部分，扫清了其陆地上的堡垒。可以说，通过近日的战斗，新军的士气才第一次高涨起来。[6] 4月29日，太平军再次遭受重创，5月1日，湘军顺利收复湘潭。
4月28日，曾国藩率领一支由40艘战船和800名士兵组成的部队，前去攻打靖港，结果战败，这几乎抵消了他之前取得的胜利。当时南风大作，水流湍急，导致战船难以操控。它们被太平军俘获并烧毁。曾国藩被迫从岳州撤回后不久，就遭遇了第二次失败。他羞愤难当，两次跳水自尽，都被朋友救了回来。[7]三日后，湘潭大捷。曾国藩何等幸运，这对他而言就是黎明的曙光。对太平军而言，他们终于遇见了真正的敌手，在没有满人参战的情况下，他们遭到了惨败。[8]
尽管获得了胜利，但这仍是曾国藩一生中最痛苦、最煎熬的日子，此外他还受到长沙官员的公开嘲笑。[9]他发现欺诈无处不在，还受到手下几名将领的刁难。前文我们已经讲过王鑫的不诚实，此人曾在左宗棠的帮助下将一场小胜仗虚报为大捷。曾国藩还被自己家人的行为深深困扰着，他的二弟曾国潢甚至专程跑到长沙来跟他吵架。他在一封家书中写道：“余近来因肝气太燥，动与人多所不合，所以办事多不能成。澄弟今日肝气尤旺，不能为我解事，反为我添许多唇舌争端。军中多一人不见其益，家中少一人则见其损。澄侯及诸弟以后尽可不来营，但在家中教训后辈。半耕半读，未明而起，同习劳苦，不习骄佚，则所以保家门而免劫数者，可以人力主之。望诸弟慎之又慎也。”[10]
他还向家人倾诉了对于大势的看法，他说尔虞我诈到处都有，他不得不担负起几名下属将领的任务。他随后写道：“然官场中多不以我为然。将来事无一成，辜负皇上委任之意，惟有自愧自恨而已，岂能怨人乎？怨人又岂有益乎？大抵世之**，必先由于是非不明、白黑不分。诸弟必欲一一强为区别，则愈求分明，愈致混淆，必将怄气到底。愿诸弟学为和平，学为糊涂。璞山之事，从今以后不特不可出诸口，而且不可存诸心。”[11]
这些日子里，他非常苦闷，后来回顾这段时光时，他把这些看成是自己的道德大修炼。但在这个过程中，他没有辞官回家的念头，相反，他信念坚定，开始推进战船修建和军营制度修改等工作。他在湘阴的失败或多或少具有偶然性，而且是在劫难逃，但对于岳州的失败，他认为自己犯了四条大错。第一，军队起床不够早，此后官兵必须在黎明前起床并吃完早餐。第二，军营不够牢固，将来必须修建得更为坚实，有高而厚的围墙，周围要修建宽八尺、深六尺的壕沟，还要挖掘一道浅沟，在底部埋设尖竹签。第三，全军不能协同一致。在岳州，他只率领了5000人中的一小半，其余部众都进行了分散部署。如果全军1万人驻扎在一起，就能经受住围攻。第四，应该逮捕并严厉处置形迹可疑的人，不可宽宏大量。[12]
湘潭大捷部分解除了危机，甚至减缓了来自皇帝的问责，也减轻了因为岳州与靖港失利而给曾国藩带来的惩处。当局为湘潭大捷欢欣鼓舞，希望湘军能迅速修正完毕，再次踏上**之路，前往湖北、江西与安徽等正处于太平军威胁之下的地区。[13]
从湘军的失利及曾国藩后来在长沙的一些经历，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的一些局限性，也能看到他的一些优点。他没有受过军人的专业训练，缺乏执行军事行动的技巧。事实上，他不再指挥部队的作战行动，除非真的身临险境，只能拼死一搏来摆脱困境。他有超乎常人的意志力，还表现出某些天赋。首先是耐性与毅力，凭借着这两点，他可以忍受许多常人无法忍受的羞辱和反对；其次是他挑选指挥官的能力，我们会看到，从他这支小部队中涌现的人才在之后的岁月中战功显赫，并逐渐升到文武官场的高位；再次，他思维清晰，能把握住任何局势的长远意义，这有助于他以审慎的态度来进行作战部署。
曾国藩所任命的湘军各部指挥员中，塔齐布这位湘潭大捷的主角十分显眼。早在与匪帮的交战中
，此人就表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在岳州时，他被派往湖北边界，长沙与湘潭告急时，曾国藩又将他从湖北的战略要地召回。另一个出色的指挥官是胡林翼，他至死都是曾国藩手下的得力干将。他擢升很快，1856年就当上了湖北巡抚。至于其他将领，有些人因为英年早逝而未能身居高位，或者经过多年征战才出人头地。其中，罗泽南于1856年在武昌阵亡；还有水师总司令褚汝航；杨载福与彭玉麟，这两人后来都当了大官；还有周凤山与江忠源之弟江忠济。[14]长沙遭到围攻时，左宗棠参与了城防，他现在在衙门里做师爷，几年后靠曾国藩而出山，率军先后在江西、浙江与福建作战。至于李鸿章，虽然曾国藩在京城时就跟他很熟，但现在，他还没能在这场战争中扬名。
上文重点提到的塔齐布，现在奉旨出任湖南提督，但是曾国藩认为此人很有才干，不能轻易放弃，于是大力向朝廷举荐，希望能允许他继续留在湘军。[15]准备工作在全速进行着，曾国藩又建造了新的船厂，不久之后他们就准备再次出发。然而，就在这个当口，太平军已经渗透到了洞庭湖西边的整个区域，6月8日攻占了龙阳，6月11日攻占了常德。荆州将军满人官文指挥部队与湖北陆上的太平军作战，曾国藩则对付湖南境内的太平军。他派塔齐布去了岳州，令胡林翼和其他将领穿过益阳，前往常德。在龙阳，太平军击败了周凤山的部队，胡林翼不得不止步于益阳，从另一条路向常德进发。[16]
曾国藩培训了新的水兵，以操纵新造的船只。1854年6月10日，万事俱备，部队再次顺流而下。[17]出于战略考虑，进军湖北前，必须肃清湖南，尤其要防止交通线被敌人阻断。于是，水师与陆军兵分三路，西路由胡林翼指挥，已经抵达常德，他的任务是将太平军击退，并肃清那一区域内的洞庭湖港湾。中路是水陆联军，由塔齐布与褚汝航指挥，顺湘江而下，抵达岳州，并于7月25日收复该城。胡林翼将湖区的敌军肃清之后，来此增援中路。东路从陆路东进，经过平江，抵达崇阳，该城位于湖北边界，距离武昌还有一半的路程。
7月27日，以岳阳为目的地的两路部队遭遇了太平军由几百艘船组成的舰队并将之击败。据此，曾国藩认为，湖南境内已经没有太平军了，并将消息上报给朝廷。事实证明，他错了。这边，他的奏疏[17]刚刚送走；那边，大批太平军又溯江而上，来到岳州，让曾国藩和他的帮手们又前前后后忙活了近两个月。但是，上次官军的胜利是鼓舞人心的转折点，他们打了13仗，赢了12仗。[18]
9月24日，远征军计划沿江向湖北进军，但是崇阳的陆军遭到太平军部队的大规模阻击。曾国藩意识到，必须先捣毁那些散布在湖岸的太平军军营。[19]曾国藩派塔齐布从岳州去增援崇阳的部队，9月18日将太平军从羊楼司击退。9月25日，他们在崇阳协助友军，攻取了太平军的基地。太平军仓皇逃跑，湘军紧追不舍，直到咸阳，并在那里击败了他们。与此同时，满人将军官文从荆州派出5000人前往岳州长江下游援助曾国藩的军队。这样一来，10月2日曾国藩将大营移到了那里。
捷报让****十分高兴，皇帝赐给曾国藩三品官员的蓝顶子。[20]曾国藩用谦逊之词恰当地拒绝了皇帝的赏赐，他说自己仍在守哀期间，不适合接受任何恩赐，而他所做的一切，只是身为大清臣子在国家危难之时应尽的本分。之所以取得赫赫战功，都是塔齐布、罗泽南、杨载福与其他人的功劳。他还说，如果皇帝不强制他接受提拔，他将非常高兴。[21]皇帝批复这份奏疏说，于国家危难之际力挽狂澜，乃最高形式的孝道，这种行为一定能告慰他母亲的在天之灵。他本人很赞赏曾国藩的德行，这一点天下人都会知道。
这时，曾国藩的事业初始阶段已经过去。检验的结果是一场决定性的胜利，现在全军沿着江水前往湖北，武汉三镇已经落入敌军手中。尽管曾国藩所率部众的人数较少，但他们训练有素，而且有优秀的将军指挥。前方等待着他们的，仍是挫折、耽搁和黑暗的岁月，但是只有推广这种新型的陆军和水师，才有希望取得彻底的胜利。那时，大军在几位老资格的提督与钦差大臣的指挥下，像蝗虫一样驻扎在金陵、扬州与镇江城外。有时，他们侥幸俘获了太平军自由散漫的小股部队，但他们从没有跟太平军的主力正面交锋，如果真的碰上了，他们免不了被打个落花流水。
只有拥有了十足的像湘军这样的部队，才能防止太平军继续从江西扩张，或者在金陵迅速把他们镇压下去。但现在，太平军已经在那三大堡垒牢牢扎根，他们的部队神出鬼没，实行游击战，从一个县打到另一个县，攻下了一个又一个城镇，劫掠以后就离开。官军的兵力很分散，不能予以重击。胆小的知县、知府擅离职守，仓皇逃走，勇猛的官员则誓死抵抗，战死在围城里，他们做出的牺牲是悲壮的，同时却是没有价值的。
太平天国运动正在走下坡路，太平军早已没有了离开广西时的热情，他们领袖的宗教幻象变得愈发古怪，而他们自称天神的企图也愈发固执。然而抢掠和冒险有着天然的诱惑力，诱导着劫匪源源不断地产生。在身披黄袍或红袍的首领的带领下，大大小小的抢掠性部队如幽灵般来去自如，如同燎原之火。如果在1850年或1851年，曾国藩率领的1.3万人的部队可以轻松地镇压这场运动，而如今却只能做开路先锋。
做好最后的部署后，曾国藩率领湘军顺着长江而下，夺取武昌。1854年6月，东王攻下该城，当时曾国藩正在修复前期失败造成的创伤。冬春两季湖北告急时，为了避免殃及四方，朝廷给曾国藩连发数封上谕。曾国藩在长沙饱受屈辱的那些日子里，每每想到湖北省会因他而陷落，他就万分痛苦。因为武昌是战略地带的一个战略要点。悠悠长江，3000多里，经过宜昌上游的三峡，从武昌流向吴淞口，穿过广袤而肥沃的地区，流经华夏大地的心脏。从岳州到鄱阳湖出口处的湖口这一段，是这条水道最具战略意义的部分，全程约1000里。岳州控制着洞庭湖，从四川奔流而来的长江与湘黔盆地的河水经过湖口，流入洞庭湖。在汉口，长江从汉江接收了鄂北与河南部分地区的泄流，再经过鄱阳湖这个水口，流向整个江西。至于湖口至金陵之间的那一段长江，安庆和九江是最重要的城市。
9月25日和30日，曾国藩先后攻占了崇阳与咸宁，之后才能继续推进。但是，9月22日，罗泽南于塔齐布二部已经协助官文开始围攻武昌。当主力军抵达时，战争进入白热化状态。10月12日、13日，湘军发起总攻，摧毁了武昌的外部防线，烧毁了1000余艘敌船。14日，经过数小时的鏖战，同时攻占了汉阳与武昌。对于太平军来说，这是致命一击。他们坚信自己的防御固若金汤，曾反
复强调要守住武汉三镇，尤其是武昌。因此，收复汉阳与武昌让官军欢欣鼓舞[22]，特别是当太平军放弃了江北靠近安徽边界的重镇黄州及对岸的武昌县后，湘军实际上已经把太平军赶出了湖北。[23]
上奏这些捷报时，曾国藩按照常规举荐了他的部署，不仅如此，他还为曾经因为私生活不检点或某些技术性错误而遭贬谪的官员请求复官。他本人得到了戴单眼花翎的赏赐，并被任命为湖北的代理巡抚。[24]他奉命将陆军与水师分兵顺江而下，直取金陵，顺道攻陷了九江和安庆，行动中与湖广总督杨霈和塔齐布一起协商。[25]
但以上命令曾国藩一时无法遵行，因为溃败的太平军逃到了汉江及其支流一带，现在湘军必须趁热打铁，将他们肃清。他派了几十艘舢板前往该区域，于10月15日包围并烧毁了企图驶回长江的1000多艘敌船。[26]
现在，军事进展很顺利，但军队给养成了更加突出的问题。10月21日，曾国藩在奏疏中抱怨湖北对军队的支持很有限。如果他接受代理巡抚的任命，他就能直接控制该省经费，这个问题或许能有所改观，但事实上他或多或少会受到各省官员的制约，只能通过皇帝间接地向他们下达命令。想要维护日益延长的交通线，就必须确保必要的增援与补给，他担心这些重担将他压垮，使他的事业停滞不前。更何况，他还担忧因为财政没有着落而导致军心不稳，尤其是那些窘迫而不满的民众随时可能加入太平军的队伍。因此，他请求朝廷确保广东、四川的协饷，还有来自江西援助的8万两银子。[27]
这说明当时中国财政疲软，而且作为一个还处于中世纪水平的国家，清廷当局对现代公共财政制度一无所知。我们知道，任何战争的爆发都必须为之付出极大的代价。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已经耗尽了几个丰裕富饶的省份的钱财，对他们而言，继续向朝廷缴纳定额赋税都已经很困难。货币贬值了，康熙、乾隆时期的大铜币制作精美，如今的货币却粗制滥造。如果清廷知道可以通过发行政府债券来转移战争负担的话，如果权力完全集中在政府手中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肯定，太平天国运动会在兴起后一年的时间里被剿灭。
从曾国藩的奏疏中可以发现，年复一年地，他不断发明着新的征收赋税的方法，只求排除万难，获得足够的财政支持来维持他手下那支人数不多的部队。假如他背后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信任他、支持他，那么曾国藩很容易就能建起一支队伍，并且队伍规模远远比他现有的军队大，消灭天王也就轻而易举了。其实，天王在金陵已深陷贫穷的窘境，需要靠散布于各地的部队不断抢掠才能得以维持。这些部队源源不断地将从安徽与江西抢夺的物资送往金陵，有时却被守在城外的敌军拦下。更具有说服力的一件事情是，1854年10月19日，他将之前作为俘虏扣留的妇女赶出了金陵，只留下为数不多的几个漂亮女子。他的所作所为不过是为了节省城中的吃穿用度。[28]此外，新建的官军斗志昂扬，而太平军的士气正逐渐衰落，他们再也不是曾经那支在广西一度突破官军防线，让朝廷官员闻风丧胆的勇猛部队。
然而，对清政府而言，如果不彻底改变地方与中央之间的制约与平衡体制，他们就永远不能调动整个国家的财政。太平天国运动本身让咸丰的顾问及朝中官员大为头痛，很难实行彻底的行政改革。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地驾驶着现在这架笨机器，并利用它镇压太平天国运动。
有一点要特别强调一下，只要清政府举全国之力，能够经受住太平军的打击，那么，清政府最终就能将这场运动镇压下去。因为太平军花了几年的时间也只控制了中部地区几个省份的若干地区，并没能建立起长期稳定的文官政府，即使在其所控制的地区亦是如此。直到这场运动走向尾声，他们还靠着抢掠来获取巨额的财富。[29]然而清政府权力分散、国力衰退，导致曾国藩镇压太平军时的困境无法解决。因此，太平天国注定要取得许多年的胜利，造成数不胜数的破坏。但是随着蒙古部落的军队投入到战斗中来，他们现在被清军从北方赶了回来。在湖北，他们又遭到了乡勇的打击，这些乡勇几乎每战必胜，以少胜多。即使是正规军，也在金陵城的周边地区取得了一些优势，他们的队伍中还加入了少数勇丁。在安徽，李鸿章率领类似于湘军的武装力量作战，也时有捷报传出。[30]为了镇压太平军，朝廷挥金如土，但这些钱财多浪费在了旧式武装上，而没有更为明智地为新军投资。
曾国藩将陆军与水师分为三路，11月初开始向金陵出发。塔齐布沿长江南岸前进，穿过现在的大铁矿中心——大冶，还有兴国。与此同时，魁明率领湖北的官军沿长江北岸推进，奉命攻打蕲州与广济。曾国藩亲自率领着水师，夹在两岸陆军中间，顺流东下。按照计划，塔齐布的部队和曾国藩的水师抵达了九江上游约130里处的田家镇。但由于魁明指挥不当，他率领的第二路兵力在路上耽搁了，他后来被革职处理，该部队的指挥权再次交到了曾国藩手中。[31]
与此同时，田家镇的太平军建起了非常牢固的防御工事，拦江拉起了两条大铁索链，固定在浮桥之上。官军想占领田家镇对岸的半壁山，但必须先斩断拦江的铁索。太平军派燕王秦日纲驻守在半壁山，此处兵力强大，严阵以待。[32]经过三天三夜的鏖战，最终湘军在1854年11月24日攻占了半壁山，奏报斩杀了太平军1万人。[33] 11月底，太平军全部集结于田家镇，并在12月2日的水战中彻底失败，4000艘战船尽数被毁，铁索被斩断。这是至今以来，湘军取得的最大胜利。曾国藩从截获的敌军书信中得知，太平军的几千名老兵奉东王之命，正率领着他们的数万追随者浩浩荡荡奔来，誓死要守卫此镇。[34]但现在，他们不得不撤回到九江。
接着，翼王石达开从安徽赶到九江，企图阻止官军在鄱阳湖地区再获胜。[35]当曾国藩抵达九江时，太平军已经加固了防御工事，而且将船只停泊在鄱阳湖内。曾国藩几番努力，却无法在九江前进一步。他派去攻打大沽塘的战船被太平军完全控制起来，接着太平军又用火船袭击曾国藩的大型船队，迫使他们撤回九江。接着，湖口的太平军又沿着江水推进到九江上游，用纵火船与火弹攻击湘军的主力舰队，摧毁了曾国藩的几艘大船，甚至俘获了他的旗舰。船上有许多重要文件，以及皇帝最近给他的赏赐。慌乱之间，曾国藩只能乘一艘小船仓皇逃走。[36]
接连失利，让湘军士气大挫，军需问题也越来越凸显。更为雪上加霜的是，曾国藩的许多部众不听命令，擅自撤离到了武穴上游。****之下，曾国藩甚至想跨上战马，冲入敌阵，结束自己的生命，幸好被罗泽南等几位好友劝下。[37]在2月16日的奏疏中，曾国藩请求朝廷惩罚他，但皇
帝念在他之前打了好几场胜仗，就赦免了他。[38]但曾国藩的苦日子还没到头，一场风暴又摧毁了他的22艘长龙与舢板，后来又摧毁了他的24艘战船。其余的战船都驶入汉口上游的金口，而进军金陵的计划则被无限期地延迟了。[39]
曾国藩建议，在距离岳州不远的新堤建立一所船厂，由李孟群与彭玉麟监管，请湖广总督与湖南巡抚提供财政支持。[40]胡林翼率军来到武昌，残存的水师与他合作，一起对抗太平军。为了鼓舞士气，曾国藩本人继续留在九江，同时与被封锁在鄱阳湖内的水师保持联系。一部分太平军已经向南昌出发，但交通线已经被切断，曾国藩不能率部赶去该城。如果能收复九江，他会考虑率部前往江西腹地的一个小城镇，将水师与陆军汇集起来，集中兵力修复战船，以求东山再起。他现在已经尝到了自己当初没有在武汉三镇充分设防的苦果，然而现在大错已经铸成，后悔也晚了。
按此计划，塔齐布留在九江，继续围攻该城，曾国藩则率部前往江西省会南昌，并于1855年3月5日抵达。罗泽南率部从九江出发，去与鄱阳湖的水师会合。胡林翼被任命为湖北布政使，奉令保卫该省。另有一些将领奉命去湖南添募水兵。在江西曾国藩又订造了几艘更大的战船。[41]
然而，笼罩在官**上的阴霾越来越重。太平军沿着长江两岸溯江而上，攻克了一座又一座城镇，1855年2月23日抵达汉口。[42]在东王杨秀清的指挥下，这支部队越战越猛。4月3日，武昌第三次落入太平军手中，官军迫于无奈，只能撤回了金口，水师的大型战船都在那里。[43]曾国藩在江西的处境也进一步恶化。太平军从湖口经过鄱阳湖东安，攻陷了广信府与饶州的许多城镇。3月16日，水师奉令攻打康山的太平军；罗泽南率领7000人从南昌赶往鄱阳湖东岸，希望收复几座被太平军占领的城镇；塔齐布则留在九江，继续攻城。[44]湖南如今不再负责这些部队的给养，曾国藩请求皇帝责令江西巡抚揽下这个责任，并由福建与浙江两省协助。袁甲三也请求招募一支5000人的新军。这时，所有的道路都被太平军控制了，曾国藩的奏疏必须从西北方向经过湖南，才能送达湖北的金口。[45]曾国藩意识到，自己正处在巨大的险境之中，也意识到太平军很可能会从他们武昌的基地一路南下，攻打他的家乡湖南。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了，他和塔齐布就必须回到湖南，保卫自己的家乡。[46]
正如我们所知，曾国藩又一次面临着巨大的苦难，归根结底就是资金问题，或者说是缺钱。[47]他手下的1.3万名士兵跟太平军一样骁勇善战，甚至能以少胜多。然而因为没有钱，他们很难抗衡溯江而上的太平军。曾国藩之所以在九江失利，归根结底也是因为缺乏资金，当时他无法继续进军，也是因为已经穷得叮当响，他不能招募新兵，不能以恰当的规模迎战太平。所谓恰当的规模，指的是有部队进攻，有足够的预备队守卫营地，还有大批的驻军守卫已经攻取的城市。有了人，有了钱，曾国藩觉得这场战争才有胜算；缺了这两样东西，一切都是空谈。这种资金缺乏的困境极大地束缚了曾国藩，他渴望回到他那宁静的家乡过着安逸的生活，然而，他内心高度的忠诚一直促使他坚持下去，坚持着去执行这样一项看似毫无希望的任务。[48]
4月底，曾国藩经过一番努力，总算得到了一支舰队，这支舰队由200条船和3000名训练有素的士兵组成。曾国藩率领部众，前往饶州与广信地区，与罗泽南的部队会合。他把李次青（即李元度。——译注）派往了南康府，[49]该地区在鄱阳湖的对面。这支舰队的任务是把太平军分隔开，并打开曾国藩几支分遣队之间的交通要道。然而，这几支小规模的官军部队根本无法抗衡当时在华中的太平军。东王待在武昌，最有能力的将领之一石达开待在九江，而罗大纲待在汉口。太平军占据了整个江西东部地区，包括官瓷产地景德镇。有证据表明，他们正计划沿着广信，一路入侵浙江。曾国藩想靠着联合整个军事区域来挫败他们的计划，皇帝任命他为总指挥，以执行他策划的方案。但是，因为缺人，因为内湖上水师的战船太少，还因为他必须在九江维持一支庞大的部队，这个计划就显得太烦琐、太庞大，很难立刻执行。[50]
5月，罗泽南几度报告大捷，在他的打击下，那一地区的太平军退到了浙江。但是，曾国藩与巡抚之间因为招募与管理新兵，尤其是关于提供给养所需资金而产生的争执将这些鼓舞人心的消息完全抵消掉了。他们之间的争执异常激烈，以至于曾国藩决定将大营从南昌迁至鄱阳湖东岸的吴城镇，后来又迁到南康府。经过几番努力，他最终把巡抚从这个岗位上成功地赶走了。[51]
浙江省要求罗泽南进入该省，击败他从江西驱逐到该省的太平军。但他正要向那个方向进军时，他听说湖北的一支军队从西面进入江西，已经抵达义宁，并残酷压榨当地百姓，这严重威胁到了省会南昌的安全。这一消息足以将罗泽南从浙江召回，不仅因为江西告急，而且因为义宁直接可通平江与浏阳，是通往湖南的后门。但是，他的撤退无疑将整个江西东半部拱手让给了太平军。这时，曾国藩仍在南康府，他很难与九江的塔齐布保持联系，也很难经常与南昌的部队沟通，而南昌此时正遭受着来自西面的威胁。直到8月，罗泽南奋战三天并取得胜利，这个威胁才得以解除。[52]为了给未来的胜利打下基础，曾国藩建议重组湖北的军队，因为当时大部分正规军驻扎在德安，显得毫无用处。得到皇帝的许可后，曾国藩派杨载福在湖南添募兵员。后来，杨载福率领一大批新船来到金口，与胡林翼合作，试图收复武汉三镇。[53]各项事宜正在缓慢推进着，这时，几乎汇集了所有湖北军队的德安却失守了，这再次印证了曾国藩对这支部队的看法是正确的。现在，满人将军官文成了总督。在江西，更严重的事情发生了，围攻九江时，塔齐布去世了。曾国藩任命周凤山统帅塔齐布的军队，此人值得信赖，但并不是十分能干。[54]
8月，正规军从金陵溯江而上，攻占了产稻区芜湖城，这里是距离金陵上游约160里的地方。[55]同一个月，曾国藩率领的内湖水师成功捣毁了湖口的要塞，这样，与长江的交通再次打开了。[56]
湖南当局深感恐慌，他们从三个方面受到威胁。广东和广西出现了新的叛军，他们并不是太平军，但很有可能加入太平天国运动。他们来到湘东南，威胁到湖南与江西两省。捻军的势力渗透到了湘西一带，至于湘西北，太平军正从湖北虎视眈眈地盯着呢。于是，巡抚上奏皇帝，请求将罗泽南从义宁调回，以保卫湖南。曾国藩强烈反对这一提议，因为在他的作战方案中，罗军是最重要的部队之一，将罗军撤出江西，将威胁到整
个作战局势。他认为，湖南巡抚应该动用自己的军队来对付土匪。在他的举荐下，皇帝批准罗泽南率部向武昌推进，希望他协助将太平军赶出湖北，尽快打通从武汉到湖口的长江水路。[57]
夏季和初秋，肃清湖区的工作进展得很顺利。但这个任务刚刚完成，几周前将湖南巡抚吓得不轻的广东叛军撤离了湖南，来到了南昌以南的吉安府。他们得到翼王石达开的支持，翼王集结了那些在罗泽南的攻打下难以防守的湖北各地的部众，在赣西连克数城，到1855年圣诞节时，实际上攻占了瑞州、临江、袁州、吉安四府的所有城镇。[58]翼王号称率领10万之众，而巡抚的部队在人数上与素质上都与太平军相差甚远。在曾国藩看来，只有一条出路，就是把九江、湖口与湖区的所有部队在南昌集结，保卫省会，而罗泽南则率部控制通往湖北的交通，以防太平军从后路发动袭击。现在，他的信件只能经浙江送出，实际上，他已经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络。
就这样，1855年在黑暗中走向了尾声。实际上，曾国藩成了被困在南昌城里的一名囚徒。武汉与九江在太平军手里，他们还控制了从金陵至金口的长江水域。令人庆幸的是，金口的湖南援军虽然还没强大到足以发起进攻，但能防止太平军越过他们，进攻湖南。石达开肯定是在赣西，但他不在水面上。虽然安徽打了几场小胜仗，但整个局势并不明朗。如果太平军的领袖更加精明、能干，清王朝的皇帝恐怕只能在他的龙椅上打哆嗦了。
注释
[1]在3月24日的奏疏中有详细的报告。《奏议》，卷二，第38页上栏。
[2]《太平天国野史》，卷十二，第6页。
[3]曾国藩在给父亲的一封信中解释说，此次战败是因为他将兵力分散，而且当时敌我力量悬殊，大约3万名太平军对抗2000多名官军。
[4]《奏议》，卷二，第42—44页。
[5]同上，卷二，第48页。
[6]《年谱》，卷三，第7页、第8页。
[7]同上，卷三，第8页。
[8]江忠源在全州附近完全改变了他们的进军路线。
[9]《家书》，1854年5月16日。
[10]同上，1854年5月12日。我们可以根据这封信和其他的家书推断，他的弟弟都没有通过他的推荐从军。
[11]同上，1854年5月16日。璞山是王錱的字。
[12]同上，1854年4月22日。
[13]《年谱》，卷三，第7页、第8页、第10页及以下。
[14]同上，卷三，第9页；又见湘潭大捷、靖港之战的奏疏，以及因为战功而得以提拔的将领推荐信，信中详细说明了他们的功劳。《奏议》，卷三，第51—56页。
[15]在 6月3日签署的奏疏中说明了这一请求。《奏议》，卷三，第71页。在《年谱》卷三第12页上有朝廷批准的回复。
[16]同上。
[17]《年谱》，卷三，第13页；《奏议》，卷三，第1—5页（8月4日）、第10—15页（8月9日）。
[18]《奏议》，卷三，第13—39页，日期不同。
[19]同上，卷三，第40—45页，日期为1854年9月25日。
[20]官员被划分为九个等级，官帽与官服上的标记可以表明等级。最高两个等级的官帽的顶子是红色的，第三个等级的官帽的顶子是蓝色的。
[21]《奏议》，卷三，第46页。
[22]同上，卷三，第56—62页；《年谱》，卷三，第18页。此处的日期是14日。《发贼乱志》上没有提到这些城市的陷落。
[23]武昌县不是湖北的省会城市。
[24]花翎就像现代的一种装饰品，分为三个等级，即单眼、双眼和三眼。曾国藩拒绝了担任代理巡抚的职位，原因正如他在11月3日的家书中所说，这样做有违习俗，在守哀期间不能接受这样的赏赐。组建军队并协助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这是一个朝廷大臣应尽的职责。但在守哀期间，必须小心避免接受官职、希求功名的行为。皇帝批准了他的奏疏，不过却斥责了他未获得准奏就提前辞官的行为。《年谱》，卷三，第22页、第23页。
[25]《年谱》，卷三第20页所总结的上谕。
[26]《年谱》，卷三，第20页；《家书》，1854年11月3日。
[27]《奏议》，卷三，第67—71页。
[28]《平定粤匪纪略》，卷三，第20页及第21页；《发贼乱志》，第29页。
[29]在米奇给英国驻北京公使布鲁斯呈交的报告中，讲述了他于1**1年在金陵的所见所闻（见《1**2年太平天国蓝皮书》），称直到那时候，他们还是主要靠抢夺为生，而不是以税收或其他正规的收入来源为生。见麦克奈尔《现代中国史选读》第348页及以下。
[30]《平定粤匪纪略》，卷三，第18页、第19页。
[31]《年谱》，卷三，第21页。
[32]《奏议》，卷四，第34页。
[33]《年谱》，卷三，第24页。
[34]《奏议》，卷四，第42页。
[35]《太平天国野史》，卷十二，第18页、以下。
[36]《年谱》，卷三，第29页、第30页；《奏议》，卷五，第3—6页；《家书》，卷五，第1页。
[37]《年谱》，卷三，第30页。
[38]《奏议》，卷五，第3—6页。
[39]《年谱》，卷四，第1页。
[40]《奏议》，卷五，第12—14页（2月24日）。
[41]《年谱》，卷四，第2页、第3页；《奏议》，卷五，第17—19页。
[42]《奏议》，卷五，第25页。
[43]《平定粤匪纪略》，卷四，第4页、第5页；《发贼乱志》，第33页。据一些官方资料记载，该城陷落的日期是4月20日，但曾国藩在一封家书（卷五，第2页）中说，他得知这一消息是在4月15日。
[44]《年谱》，卷四，第4页。
[45]同上，第5页；《奏议》，卷五，第25—33页。
[46]我们应该记住，曾国藩的部队及其将领都是湖南人，当时中国人的地方情结和同乡情结是十分强烈的。
[47]《家书》，卷五，第2页上栏。
[48]同上。
[49]《奏议》，卷五，第27页。
[50]同上，卷五，第25页、第32—36页。该计划暗示包括了湖北、安徽和江西三个军事区域。
[51]《年谱》，卷四，第7页。1855年7月25日，巡抚一直上奏。可见于《奏议》，卷五，第61页及以下。
[52]《年谱》，卷四，第10—12页；《奏议》，卷四，第6—13页。
[53]《年谱》，卷四，第11页。
[54]《奏议》，卷六，第1—3页。
[55]《平定粤匪纪略》，卷四，第15页。
[56]《奏议》，卷六，第14—18页；《平定粤匪纪略》，卷四，第16页。[57]《奏议》，卷六，第23—25页。
[58]同上，第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