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曾国藩出山及新军的组建
曾氏家族是中国的六大家族之一，镇压太平军的主角就来自这个家族。曾家的源头是哲学大家曾子，他是孔夫子最伟大的弟子之一。曾国藩与曾子之间隔了70个世代，他的直系先祖是湖南湘乡县的农民，他的家乡距离长沙约200里。他家境贫寒，却以骄傲的血统跻身于家乡的士绅阶层，希望通过学习经典来继承先人的学术传统，以保持学术贵族的地位。曾国藩的祖父注重实践，是个不折不扣的实干家，这一点对曾国藩性格的形成影响深远。他的父亲也一心向学，但早年未能获取功名，直到长子获得学士学位的那一天，他才获得了同样的学位。或许这并不是什么稀罕事，但它说明了中国人对于获取学位的愿望是多么的强烈。
1811年11月26日，曾国藩出生于这个贫寒的乡村家庭，他的出生伴随着美梦与吉兆。4岁时，他就开始了学业。8岁之前，他已经开始学**经，并开始学习写作。5年以后，按照中国人的传统习俗，他与一个名为欧阳的女孩订了婚，等他到了婚嫁年龄就把她娶回家。[1]
1826年，他首次应试，名列第七。[2]但是直到1832年，他才开始挑战学士学位。第一次他未能如愿，但上了光荣榜。[3] 1833年，他考中了秀才，而他的父亲在经历17次失败以后，这一次和他一起通过了考试。第二年，他前往长沙参加乡试，中了第36名举人，相当于今天获得了硕士学位。同一年，他到北京碰碰运气，参加了会试，去考取进士，也就是博士学位。但是连续两次考试都以落第告终。1836年，他设法弄到了些盘缠，游历于江南与浙江地区。虽然举人身份为他带来了一些社会声望，但他并没有就此满足。据说，在游历时他偶然间发现了一套很有价值的书，就借了100两银子将书买了下来。他把这些书带回了家乡，埋头苦读一年，准备参加第三次会试。
1838年年初，在准备了一年之后，他再次准备进京参考。他没有路费，但他借到了32串钱作为盘缠，但这点钱在路上就几乎花光了， 到京城时他身上只剩下了3串钱。[4]在当时，这是一段漫长的旅途，需要耗时一个月乘船或坐轿子缓慢前进。通常情况下，路上就要花费约40两银子。曾国藩最终通过了会考，[5]不久之后又通过了中国学者最高等级的考试，于当年6月23日进入翰林院。[6]
这些荣誉为他带来了做官的特权，他就此踏上仕途。不过考试并没有结束，因为翰林院还分为好几个等级。因此，曾国藩衣锦还乡的风光时刻并不多，很快他就投入了新的职位，逐级上升，并得到了京城下级官职的任命。他在这个时期所写的书信表明，他身处于文人圈，在翰林院的同事之间游刃有余，过着韵味十足的生活。他们辩论不休，进行友好的诗文比赛。他的收入不多，时常入不敷出，但我们并不知道详细情况，只知道1842年时他的房租是每月15串钱。他会慷慨地和家人以及在京的湖南人分享他的收入。他痴迷于学业，利用他的大把闲暇时光提升自己，因此他才能一路扶摇直上。终于在1843年，在圆明园的宫殿中，他参加了一次由皇帝亲自主持的专门性考试。当时总共有123名翰林参考，曾国藩在其中排名二等第六名。正是这次考试赐予了他进入翰林院高级部门的机会。他在家书中告知父母他是大清朝获此殊荣的第三个湖南人。[7]
同年，他奉命去四川担任考官。第二年和第三年，他得到了一些头衔，还有宫中职务。这些令人欢欣鼓舞的升迁并没能给他带来多少财政上的好处，就连他当时在成都担任考官时得到的1000两银子也被他用于救济穷亲戚了。他的开销逐年增多，到1842年时已多达600两银子，其他年份可能也是如此。[8]在四川，曾国藩对工作中的社交深感厌倦。他抱怨说，不仅要承担考官的职责，还要做许多接待工作；他还要应邀写一些对联，对湖南和四川做一些华而不实的对比；此外还有不少人跑来找他借钱，不管他们借多少，拿到了多少甚至是否拿到了，他们总是喋喋不休地和他说个不停；除此之外，还有无穷无尽的应酬。[9]在很久之前，曾国藩就抱怨过他很厌烦京城的社交，但他在北京相对自由，可以少干一些自己不愿意干的事情，他可以只去结交那些能够帮助他改正缺点的人，努力提高生活质量，而不需要为了争取功名去刻意迎合达官显贵。[10]因此，在成都无论如何都摆脱不了的社交枷锁让他十分头痛，更别提闷热的天气所带来的身体不适。
1847年，曾国藩通过了最后的考试，升入内阁。自从大清王朝建立以来，从没有一个湖南人能在37岁的年纪就获得这样的地位和荣耀，近年来也只有另外两位来自其他省份的人在十年之内从翰林升入内阁。[11]曾国藩被任命为礼部侍郎。[12]1849年，皇后去世，第二年皇帝驾崩，这两场高规格的葬礼让作为礼部官员的曾国藩忙得团团转。此后，曾国藩因为在工作中优异的表现得到嘉奖，家中三代都能分享朝廷赐予他的荣耀。
从礼部开始，他被调到一个又一个部门，最后，六部中的每个部他都当过副部长，也就是侍郎。1852年，太平军从永安突围，官军失利，这一消息传到京城后，[13]他奉命与刑部的官员讨论如何处置乌兰泰与赛尚阿，因为他们要对官军的失败负责。曾国藩认为军事至关重要，主张施以最严厉的惩罚，但是皇帝最终驳回
了刑部的决定。当时正值紧要关头，优秀的将领太过稀缺，皇帝也许是保险起见才做出了这个决定。但透过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到，最终注定要承担起组建军队、镇压太平军这一重任的曾国藩，在精神层面上有其严厉的一面。[14]
接连几年，曾国藩都想回家省亲，但是一方面他很穷，另一方面他不愿失去升迁的机会，所以他一直未能如愿回家。虽然几位家人进京来看望了他，曾国荃还在京城中与他同住了一段时间，但他仍强烈地渴望回到宁静的乡间，与亲友聚首。1852年7月，机会终于来了，他被任命为江西的考官，得到了60天假期，可以回家省亲。在从北京前往江西途中，7月28日他接到了母亲去世的讣告。根据刻板的习俗，他必须立即放弃任命，回家守丧。因此曾国藩立即向湖南出发，想要在家守27个月丧。[15]
9月26日，他在武昌得知了长沙遭到太平军的长久围攻，于是他避开长沙，在湘阴上岸，穿过宁乡，在10月6日到家。当月25日，他的母亲下葬。曾国藩这段时间一直待在家里，一直等到太平军离开长沙，沿江而下，奔向遥远的金陵。[16]
我们记得，到目前为止，官军对太平军取得的唯一一次胜利是由江忠源率领的一支乡勇小部队取得的。我们也应该记得，赛尚阿虽然已经被革职且名誉扫地，但确实是他首先认识到当前形势迫切需要这种武装力量的官员，并在广西招募了3万名乡勇。长沙被太平军围攻时，江忠源率领着2000人作战，发挥的作用远远超过了其他拥有同等人数的军队。[17]太平军刚撤围而去，湖南土匪四起，巡抚无力对付他们。除了江忠源手下的2000人之外，罗泽南和王鑫又另外组织了1000余人。在宝庆，江忠源成功镇压了一次暴动，于是人们期待着民兵可以彻底剿灭土匪。[18]曾国藩意识到了这些乡村志愿兵部队的价值，并认为这些武装力量足以维持乡村的社会秩序，但他们能否对付那些深受太平教义蒙蔽而抛弃了儒学教义的人，他并没有把握。[19]
年底，巡抚接到来自京城的上谕，告知他曾国藩此时正在湘乡家中，令他将上谕传达给曾国藩，此谕的内容是令曾国藩协助团练本省的乡民。[20]大约在1月22日，这份上谕被送到了曾国藩手中，但一开始他并不愿意遵旨而行。他认为，自己应该守丧直至期满。然而身处社会危机频发的危机之下，他自知应该负起责任来，于是不再固执于传统观念中对守丧的规定。但如果他真的这样做了，他会陷入很大的困境中，会遭到乡绅阶层的反对，但他又有求于这些人。他预见到了二利八弊，[21]但他仍然愿意听取忠告。几位有影响力的友人来到他家中，希望他能出山。武昌的陷落与四处动荡不安的局面最终说服了曾国藩，他于1月26日离家，出发去与巡抚商讨。他的想法是让新军先剿灭土匪，再对付太平军。[22]
他这次的职责已经是紧急公务，因此他马上投入到工作当中。1月31日，他将自己的计划奏报北京。他认为，湖南深受太平军威胁，但能用于防御的兵力太弱，他提议在长沙建立一个兵团，在每个县都设立募兵处。那些在乡下接受过相关训练的勇丁都可以应召入伍，再调到长沙接受必要的训练，然后暂时派往湖南各地镇压土匪。在同一份奏疏里，他再次请求皇帝批准他回乡守丧，直至期满。[23]
现在，罗泽南率领着他训练的三营[24]勇丁来到长沙，他们构成了曾国藩新军的核心力量，从此“湘军”或者说湖南的军队这一称号在中国历史中正式出现。曾国藩制定了一系列繁琐的制度，要求部队严格遵守。这些纪律的确非常严苛，因为曾国藩已经意识到在军中执行严格的军纪非常有必要，他担心制定出来的制度像在正规军中那样，成为一纸空文。江忠源的楚勇部队总是为他提供灵感，就在这时，周国虞率领着1万多造反军在浏阳揭竿而起，却被江忠源一战击溃。
很快，曾国藩的新军就迎来了对他们的考验。3月1日，长沙人听说造反军集结于耒阳与常宁，已经威胁到了嘉禾。800名楚勇与湘勇奉令前去镇压，在衡山县轻易将其击败。[25]
可以想到的是，正规军的将领们对这支新军并没有什么兴趣，而那些为维持这支新军提供费用的文官也只是奉命予以支持，态度很冷漠。但事实上，这支军队对于北京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总督与巡抚都接到了上谕，命令他们建立征募处，保障维持部队运转的资金，并扩大这支新组织。3月12日，这份上谕被送抵长沙。
但曾国藩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在另一个方面出现了。受了太平军的刺激，土匪到处横行，乡间的百姓对成千上万的湘勇产生了敌视情绪，因为他们将奔赴外省作战，但其实他们的家乡也很需要他们保卫。土匪肆无忌惮地在乡间横行，如果不将他们彻底镇压，就无法劝说官兵不去保卫自己的家乡，反而离开湖南去作战。
在另一个方面，曾国藩也感到了压力。朝廷催促他加快练兵，将部队派去打击太平军，因为他们当时对国家造成了极大的威胁。曾国藩既不能违抗圣旨，又不能漠视地方上的感情。他要寻找一个方法，可以满足双方有充分理由的愿望。在3月24日的一份奏疏中，他告诉皇帝，最聪明而必要的做法是首先剿灭湖南的土匪。自称为“天地会”的会党大部分加入了太平军或者在湖南代表太平天**业；除了他们以外，还有其他名称古怪的
会党，如串子会、红黑会、边钱会与香会。这些会党逐步形成大股武装，进入山区，成为危险的亡命之徒，在湖南的东南部和西南部尤为严重。当局尽管明知他们的存在，却不敢加以镇压，因为他们毫无阻碍地滋长了这么久，已经过于强大。他们的目的各有不同，有些信奉宗教，有些是兄弟结拜，还有一些以盗抢为宗旨。
这些危险的结社最近已经得到另一些暴徒的补充，大批逃兵变成了流氓，因为他们没钱寄回家，也没有军营愿意收留他们。流浪汉与穷人是无限的资源，自然使近期的动乱中增添了大量的流动人口。对付这些动乱群体的理想手段，就是将全军派往每个县，留在当地，直到动乱平息，恢复秩序，然后开往另一个县。这样就可以在部队出省时，留下一个安宁的湖南。在这样的局势之下，曾国藩的应对之策是建立审案局，根据被捕盗匪犯罪的严重性，审查案情并给予必要的惩罚。皇帝对这份奏疏的批复认可了彻底镇压土匪的必要性。[26]曾国藩的审案局确实审办了一大批这类罪犯，其余人犯则在受到影响的地方接受惩罚。
我们还要记得，与此同时，江忠源奉命率领着部众顺江而下，前往南昌，协助当地守军将太平军赶出湖南的后门。[27]在路上，他抽空写信给曾国藩，信中坚持了他的看法：要打败太平军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联合江西、湖北、湖南和安徽四省，共同建造上千艘战船，再从广东与福建调几千人负责驾驶。等水师平定长江地区后，就可以攻打金陵、扬州与镇江，迅速肃清太平军。这个建议很好，因为如果当时江面上有足够的水师，太平军就绝不可能抵达金陵。而事实上，当时他们正畅通无阻地使用着水道。但是当时曾国藩对这个提议很冷淡，因为朝廷催得太急了，而建立水师会耗费不少时日。[28]
曾国藩后来又仔细权衡了这个提议。如果采纳它，将产生令他尴尬的延迟，但如果它能帮助远征顺利展开，那么他就没有理由不为此耽搁一阵。因为准备不充分而贸然进军，只会导致失利。何况，他还需要更充裕的时间准备好陆军，好将太平军与土匪一举赶出湖南。当然，预备建这样一支舰队，虽然规模不是太大，还是会延搁一段时间。在见识了太平军的实力后，江忠源写信给曾国藩，提醒他不要忘记，只要太平军在长江上还能来去自由，官军就不可能获得长期优势。因此，舰队是不可或缺的。[29]江忠源首次提出的建议是，将大型战舰从广东通过上海进入长江，在那里与快蟹与拖罟船会合。后两种船可以从广东的内河驶向梧州，再经短途陆地运输，然后沿湘江而下。曾国藩与巡抚联名向皇帝提出了这一建议。[30]
在得到皇帝答复之前，曾国藩遭遇了几乎不可避免的麻烦：民兵新军和正规军之间闹矛盾了。8月17日，湘军与提督的标兵发生了械斗，曾国藩亲自责罚了民兵。但是9月7日，这两支部队之间又爆发了第二次骚乱，曾国藩要求提督按照军法处置。但是他的要求没有被执行，两晚之后，犯规的正规军发兵攻打塔齐布。这个人指挥着曾国藩的部分军队，在标兵的攻势之下他躲入了屋后的草丛中，好不容易才捡回了一条命。那些不法之徒将房屋烧毁后，又向曾国藩发难。巡抚听到嘈杂声后，光着脚跑来现场，才劝说住闹事的士兵，让他们罢手而去。[31]
这事尚未发生时，曾国藩已经想到，如果换一个地方训练自己的部队，也许效果会更好。这次的摩擦事件促使他尽快将这一想法付诸实践。他把自己的大营迁到衡州，将自己的新兵部署在湘东与湘南的边界，用于镇压土匪，防止太平军从江西侵入湖南。[32]
曾国藩在9月15日的疏奏中解释了他的动机，他以土匪抢掠为由，说他必须将兵力用做有效的治安部队，而他本人也愿意从长沙迁往各个更接近动乱地区的位置。太平军可以通过四条路从江西进入湖南（这里罗列的其实是从湖南进入江西的途径。——译注）：其一，经过平江，此地和江西西北部的战略重镇义宁相连；其二，通过茶陵、攸县通往吉安；其三，通过浏阳前往瑞州；其四，通过醴陵前往袁州与萍乡。他没有派军队去平江，因为如果走那条路则有点绕道，但他用自己手下的小部队尽可能在其他几条路上设了防，[33]这一切在衡州能办得更好。在奏疏中，他并没有谴责正规军或其将领，也没有提及他们发起攻击的事，拥戴他的人会说他宽宏大量，但讨厌他的人则会说他为人谨小慎微。
当时，太平天国的势力正在向北方与长江上游地区的江西与湖北迅速扩张，皇帝颁发了一道又一道上谕，催促曾国藩火速进兵。接连接到几份上谕后，曾国藩拟写了一道长长的复奏，说明他正在创建水师。当时已经有几艘船从广州驶来，衡州的造船者试图以此为模型，造出能够装载千金大炮的战船。[34]皇帝的批复是一通劈头盖脸的谴责，催促曾国藩加紧进军，因为当时太平军已经越过安徽，溯江而上，这意味着朝廷已然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感受到了北京方面的不耐烦，曾国藩再次拟写了一份长长的奏疏，以说明妨碍他工作进展的几大难题。他陈述的理由共有五条：
第一，在永兴，因为匪帮挡住了通往广东的道路，只有83门火炮运到了湖南；此外，制造所需要的新船和修补旧船在新年过后大约还需要80天时间。
第二，尽管安徽与湖北面临着严峻的形势，但曾国藩不能一路沿着长江而下，他需要一边肃
清太平军，一边巩固自己的阵地；湖南方面已经派出3000名士兵，由江忠源及其弟弟，以及另外一位将领共同指挥，他们可以应付紧急情况。[35]
第三，曾国藩已经和巡抚、江忠源和其他人通信，探讨联合多省力量保卫湖北的可能性。武汉三镇[36]是长江中游最具战略意义的要地，是通往四川、广东与北方的交通要道。太平军越过安徽，来到黄州与巴河，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攻陷并守住武汉。控制了这里，就能控制通往金陵的水路，这似乎比立即将太平军逐出安徽更为重要。他建议，湖南和湖北的军队联合起来，一起阻止太平军再次攻陷武昌，再逐步将其赶出长江下游的几个要塞。如果此后能将安徽与江西的力量全部动员起来，官军击溃太平军的日子指日可待。他跟江忠源与巡抚骆秉章等人反复商讨，最终制定了这个计划。
第四，湖南当时土匪横行。衡州、郴州、永州与东南面的桂阳，都深受其害。许多土匪从江西进入茶陵与安仁；常宁、嘉禾、蓝山与永兴也时常遭到匪帮抢掠。曾国藩的当务之急是把部队派往所有动乱地区。这种情况下，他如何能将他们召回，抛下既没有造好也没有武装的船只，在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贸然北进，而听任自己的后方乱成一锅粥呢？
第五，征战的财政问题必须得到妥善解决。军队已经使湖南的银库枯竭，必须在部队离开之前解决征战的经费问题。[37]
透过以上这份简述的疏奏，我们能洞悉曾国藩的性格一二，还有他稳健、明智的作风。在做好充分准备之前，他不愿意匆忙出发，这是相当明智的做法。如果他不这样做，那么他的下场很可能跟江忠源一样，看似前程无量，结果却以悲剧收场。他的一大特质是善于抓住问题的本质，当朝廷高层与内阁大臣们为了减轻当时的危机而近乎失去理智的时候，他的这一特质一次又一次地展现了出来。曾国藩似乎总是比他身边的人目光更长远。
对于眼下这个问题，关键是赢得战争最终的胜利，如若没有做好万全的准备，就不可能达到目的。曾国藩凭借着敏锐的洞察力和罕见的耐性，总是能够坚持到所有障碍都被扫清。他还十分精明，能够发现最适合的人来为他做事，并依靠他们将问题顺利解决。试想一下，作为天子，皇帝提出的要求是不容抗拒的，面对严峻的形势他很容易失去耐心，而且这位九五之尊也不太愿意总是信任一个下属。因此，虽然曾国藩取得了胜利，但也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得到了希望中的结局。
冬季，正在筹备出征的时候，曾国藩与他身边的人在意见上发生了分歧，尤其是他和王鑫的意见相左。为了保卫长沙，王鑫提议组建一支军队，巡抚和布政使都批准了，要求王鑫组建起3000人的武装。他的计划看似不错，但人数与装备远远没有达到曾国藩的要求。在先前关于派兵去援救江忠源的问题上，他们二人就意见不合。1854年春天，王鑫与一些造反军打了一仗，击毙了大约30人。他据此上报，说是一次大捷。在联衔拟写军事疏奏时，曾国藩看了草稿并同意拜发。但是，正式送往朝廷的定稿又被左宗棠增删了一部分内容，如此一来，此文就叙述了一场虚假的胜仗。曾国藩大为震怒，因为对于官员这种为了一己之私而谎报军情的恶习，他是深恶痛绝的。[38]
当曾国藩在衡州时，巡抚派罗泽南率领两营的兵力去剿灭匪帮，1月5日他们经过衡州。曾罗二人经过商议，制定了组建和指挥新军所必须遵守的原则。[39]新军的单位是1个小团，简称为营，每营500名军士，另外还包括180名各种职能的其他人员。1个营分为4个连，称为哨；1哨又分为8队，但卫队的1个哨只分为6个队。规则制定得很详细，这奠定了一个基础，湖南其他的部队也按照这个规则组建。
为了加快进度，曾国藩又在湘潭另外设立了造船厂，以弥补衡州造船厂生产能力的不足。他们建造了三种战船，最大的叫快蟹，中等的叫长龙，最小的是用渔船改造的，上面安设了一门小炮。除了这三种之外，又建造了几百艘舢板和更小的船。[40]
到了2月底，曾国藩的准备工作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他向皇帝奏报，打算尽快向湖北进军。[41]从这份疏奏中我们可以得知，他的整个舰队包括1艘拖罟型的大旗舰，360艘其他船只，有4种类型，全部可以作为跑船使用：
1.40艘快蟹，每艘承载36名桨橹手与6名其他人员。
2.50艘长龙，每艘承载20名桨橹手与6名其他人员。
3.150艘舢板，每艘承载10人。
4.120艘经过改造的渔船，人员配备和舢板一样。
除了水手以外，每艘船还配备了炮手。
为这支水师招募水兵是一个很困难的任务，因为除了少数在内河水道上讨生活的人之外，村民们都很害怕尝试这种全新的生活，因为他们对江风和水流都不习惯。好不容易完成了水兵的招募，曾国藩从广西聘请了舰船枪炮官来为他们进行培训。当曾国藩计划顺江而下时，他手中已经有了10营水兵，共5000人，其中一半作为攻击力量，安排在快蟹船上；其余的作为预备队，安排在长龙船上。他们以旗帜来区分彼此，攻击部队的旗帜只有一种颜色，预备部队的旗帜是杂色的。[42] 这支舰队的总司令是褚汝航。
陆军也由5000人组成，由塔齐布任总司令。[43]这里的一个营并非都是由500人组成，人数有多有少。
将士兵、工匠、
仆从与长夫全部加上，这支远征军的总人数约为1.7万人，在供给船上，他们储备了大量武器弹药和给养。远征军携带着1.2万石大米，1.8万担木炭，4万斤盐以及3万斤油，顺江而下。[45]
维持这支远征军所需要的开支，每个月约为8万两银子，但是经过修订的预算将总数减少了1万两，所以正常的财政开支无法满足这个款额。于是，曾国藩请求皇帝指派专门的官员和绅士在湖南、江西与四川发动募捐，筹集不足的款额。接着，他进一步要求政府为他提供4000张空白的官位证书，包括实任官职和名誉官职。通过售卖官职，他可以从这三个省份中筹集一大笔军费。这些特殊措施都得到了批准，因为湖南巡抚已经想不出任何办法来筹集这笔款项，使曾国藩和他的远征军陷入了财政匮乏的困境之中。[45]
注释
[1]曾国藩早年间的有关资料主要来源于《曾文正公年谱》，其中的素材主要取自家族记载与他本人的着作。
[2]这是一种考试，通过者有资格考取秀才。
[3]这并不会让人看轻他，因为每个省份和地区的秀才人数是由皇帝钦定的，如果金榜题名，则会带来一定程度上的威望。
[4]1串就是1000钱，理论上等于1两银子，但它的实际购买力远远超过今天。
[5]考取进士会获得很多的赏赐。如果家里有人高中，通常会在门楣挂上红匾，写上“进士”两个大字。时至今日，在一些简陋的乡间农舍的门上还可以看到这些红匾。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当曾国藩考中进士的消息传到家里时，他的家人有多么兴奋。
[6]大致上相当于欧洲国家的科学院院士，不同的是，在中国是通过考试而非选举获得院士资格。
[7]《家书》，1843年4月22日。
[8]同上，1843年1月20日。
[9]同上，1844年6月27日。
[10]同上，1842年3月31日。
[11]同上，1847年7月20日。
[12]每部设有一汉一满两位尚书，此外，还有4名副部长即侍郎。在中国，对一个年轻人而言，这已经是一个很高的职位。
[13]这次战败是在4月6日与7日。4月29日，消息传到北京。见《年谱》卷一，第30页下栏。
[14]《年谱》，卷一，第30页。
[15]同上，卷一，第31页。理论上，为父母守哀的时间应为3年，但实际执行应该为27个月。这对评判一个人的操守极为重要，因此高官应该离职回家。但在危难关头，皇帝可以下旨将守哀的时间缩短。
[16]坡特《中国历史概述》称曾国藩是湖南巡抚，由于他防守长沙，才使该城免于陷落。但他忘了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清朝时任何人都不能在其家乡所在的省份当政，而且曾国藩那时根本就不在长沙。
[17]见第四章。
[18]他的部队名叫“楚勇”，而罗泽南的部队名叫“湘勇”，“楚”与“湘”都是湖南省的简称，但“楚”同时也可指湖北。
[19]《年谱》，卷一，第33页。尽管曾国藩在京城身居高位，但他现在作为一介平民隐居在家，必须通过巡抚才能上奏朝廷。
[20]《年谱》，卷一，第33页下栏。
[21] 1853年1月24—30日不同日期的信函。
[22] 1853年2月4日的信函。
[23]这种请求只是纯粹的“走过场”，是中国礼节的需要。[24]新军的一个营有500人，这是我假定的人数。
[25]《年谱》，卷二，第16页。
[26]《快报》，卷二，第6页、第7页。
[27]见第四章。
[28]《发贼乱志》，第23页。
[29]《年谱》，卷二，第6页。曾国藩在写给父亲的一封信中说，勇丁到目前为止表现很好，因此他要再招募1000名勇丁，组建一支士气高涨的精锐部队。
[30]《年谱》，卷二，第6页下栏及第7页。
[31]同上，第7页。
[32]同上，第7页。
[33]《快报》，卷二，第10页及以下。
[34]同上，第17—20页，签署日期为1853年12月26日。1斤约等于1又1/3磅。
[35]曾国藩把200艘炮船与200艘其他船派去安徽，交给江忠源。见《年谱》卷二第13页。
[36]武昌、汉口与汉阳。
[37]《快报》，卷二，第23—27页。关于这点，曾国藩已经获得批准，可以出卖从六品至九品的官衔以换取巨额捐款。全省所有地区的官职都可以公开出售，所以得到了大笔捐款。在此之前五天，曾国藩还未接到江忠源去世的噩耗。
[38]《家书》，1853年11月4日与1854年5月16日。
[39]《年谱》，卷二，第14页上栏。
[40]添置小船是采纳了黄冕的提议。他来视察曾国藩的战船时，建议他添置一些小船。他告诉曾国藩，太平军可以乘坐小船灵活自如地四处活动，可以逃进小溪，甚至是远离江流湖泊的沟渠里，完全隐藏起来。如果他的舰队里只有快蟹与长龙，就不能进入那些隐蔽的地方驱赶太平军。基于这个提议，曾国藩添置了一些小船。《大事记》，卷一，第5页。
[41]《快报》，卷二，第31—32页。
[42]《大事记》，卷一，第5页。
[43]《年谱》，卷三，第2页。
[44]《快报》，卷二，第32页。1石约等于133又1/3磅，1斤约等于1又1/3磅。
[45]同上，卷二，第35页及以下，日期为3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