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 阳
一
一天清晨在餐厅，我和母亲正拿着勺子喝汤，忽然，她轻轻地叫了一声：
“啊！”
“有头发？”我以为汤里混进了什么脏东西。
“没有。”
母亲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又开始轻快地用勺子将汤送入口中。喝完一口，她转头望着窗外绽放的山樱花，然后就这样侧着头，又轻快地将一勺汤送入她那樱桃般的小口中。用“轻快”来形容母亲，绝不夸张。她的用餐方式与女性杂志之类介绍的完全不同。曾经弟弟直治喝着酒对我说了这样一番话。
“可不是有爵位的人就能称得上是贵族。有的人没有爵位却天生拥有贵族的秉性，有的人却像我们一样，拥有爵位却没有贵族气质，反而更像贱民。你看岩岛（直治的同学，一位伯爵）那样的家伙，简直比新宿一带妓院里拉皮条的还下流。前段时间，柳井（这位也是弟弟的同学，一位子爵的次子）在他哥哥的婚礼上有必要穿那件无尾晚礼服吗！先撇开这一点不谈，席间致辞时，这小子用的敬语不文不白，根本狗屁不通。他们这样假斯文就是在装腔作势，与真正的高雅差了十万八千里。在本乡（东京的一个住宅区。-译者注）常常能看到‘高级御公寓’（御：日语中名词前的接头词，表示对他人敬意或自己谦卑，不应该用在这里。-译者注）这类招牌，其实大部分华族（日本明治时期拥有爵位的人及其家族。-译者注）就是高级御乞丐。真正的贵族可不像岩岛装腔作势还装得那么差。咱们家族，能称得上是真正贵族的，也就只有妈妈一位啦。她才是名副其实的贵族，咱俩可比不上。”
就说平时喝汤吧，我们都是略微低头脸对着盘子，手横捏住勺柄舀一勺汤，保持横捏勺柄的姿势把汤送入口中。母亲喝汤时则是左手手指轻轻地搭在餐桌边，上半身挺直，仰着头，连看都不看盘子，另一只手拈起勺子，宛如一只燕子，此时的母亲只能用“燕子”这个词来形容，勺子尖对着自己的嘴唇，轻快而又灵巧地把汤送入口中。她总是一边状似随意地左顾右盼，一边灵巧地用勺子喝汤，仿佛挥动着小翅膀，一滴汤都不洒，也不会有勺子碰到盘子的声音或者喝汤声。她的吃法可能不符合正式的餐桌礼仪，但在我看来，这样的母亲迷人可爱，是当之无愧的贵族。事实上喝东西时像母亲这样自然送到嘴里，该是多么美味。可惜，我是弟弟直治所谓的高级御乞丐，没法儿模仿母亲那样轻快而不矫揉造作的喝法，只能郁闷地按照正式礼仪，面对盘子低头喝汤。
不光是喝汤，母亲的用餐方式与正式的餐桌礼仪也颇为不同。肉一上桌，她就会用刀与叉利落地把它切成一小块儿一小块儿的，然后撇下刀，改为右手持叉，悠闲地插起小肉块儿，开心地享受起来。吃带骨头的鸡肉时，我们害怕正苦恼如何从骨头上切下肉又不碰响盘子时，母亲却毫不在意地抓起骨头，啃骨头上的肉。这样的行为听着粗野，母亲做起来却显得异常可爱，甚至很性感，让人感慨真正的贵族果然与众不同。不光是带骨头的鸡肉，用简餐配菜如果是火腿或香肠，她也会随手抓着吃。母亲曾经说过：“你知道饭团为什么那么美味吗？因为是人用手指捏出来的。”
我其实也觉得用手抓东西吃更美味，但是像我这样的高级御乞丐，拙劣地模仿母亲的吃法只会沦为真正的乞丐，所以还是忍着没有模仿她。
连弟弟直治都说没办法模仿母亲，我就更是深感学她无望啦。还记得在一个初秋的月夜，西片町老宅的后院里，母亲与我在池边的亭中边赏月，边笑谈狐狸的嫁妆与老鼠的嫁妆有何不同，忽然，她站了起来，走进亭子边茂密的胡枝子丛中，又从胡枝子白花中探出头，她的面容比花儿更净白明媚：“和子，你猜妈妈现在在干什么？”
“摘花？”
我笑着小声回答。
“在尿尿。”
我很惊讶母亲一点儿都没蹲下身子，但从心里觉得她可爱迷人，虽然我这种人是学不了她的。
从今早喝汤的事想到这么多扯得有些远，不过我在一本书上看过：路易王朝时期，贵妇也会满不在乎地在宫殿庭院的走廊角落之类的地方小便。这种洒脱当真十分可爱。我的母亲就是这样一个真正的贵妇，也是最后一位贵妇了吧？
刚才说到早晨她喝了一勺汤，“啊”的小声叫了下，我问她是不是有头发，她说不是。
“太咸了？”
今早的汤是我把配给（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国内物质匮乏，粮食采取配给制度。-译者注）的美国罐头里的青豌豆过滤出来后做的西式浓汤，本来对做菜就没什么自信，所以虽然母亲说不咸，我还是很不放心又问了一遍。
“汤做得很好。”母亲认真地回答我，喝完汤，她又用手抓起海苔包的饭团吃了起来。
从儿时起，我就不爱吃早饭，因为不到十点肚子不饿。刚才的汤好容易才喝完，更别说吃东西啦。我把饭团夹进盘子，用筷子捅烂，挑起一粒米，像母亲刚才喝汤时那样，筷子尖对着嘴
，喂鸟食似的喂进自己的嘴巴。我正慢吞吞地嚼着，母亲已经吃完了，她轻轻地站起来，背靠在洒满清晨阳光的墙壁上，沉静地观察着我吃饭，不一会儿她说：“和子，你还是不行啊。早餐一定要吃得最开心才对。”
“妈妈吃得开心吗？”
“当然啦，我现在又不是病人。”
“我也不是病人啊。”
“不行、不行。”母亲苦笑着摇摇头。
五年前我曾经得了肺病而长时间卧病在床，不过我知道那是因为自己太娇生惯养。倒是母亲前些日子得的病才真是令人担心忧伤，但母亲却只顾担心我。
“啊！”我不禁轻声叫了一下。
“怎么了？”这回变成母亲问我。
我们俩彼此对看一下，瞬间理解了对方的感受。我“呵呵”地笑了起来，母亲也冲我莞尔一笑。
当一些让人害羞的回忆猛然袭上心头时，人就会情不自禁地叫出那样声音。六年前离婚时的种种往事涌入脑海，我不自觉地“啊”了一声。母亲是想起什么了呢？母亲绝不会有像我那样令人害羞的往事，那么，到底因为什么？
“妈妈，刚才想起什么事了？”
“忘了。”
“我的事？”
“不是。”
“直治的事？”
“是的。”她回应道，又歪着头想想说，“应该是的。”
我的弟弟直治在上大学时应征入伍，被派往南方的小岛，从此杳无音信，停战后仍然行踪不明。母亲说她已经做好了一辈子见不到直治的心理准备，但我坚信我们一定能重逢。
“我以为自己早已想开，但一喝到这美味的汤，想起直治，还是难受得不得了。当初应该对他好一点儿。”
直治从上高中开始沉迷于文学，完全过着浪荡公子的生活，不知让母亲操了多少心。尽管如此，母亲一喝汤想起直治，还是会情不自禁“啊”地叫出声。我低下头，硬把饭塞入口中，不禁眼眶一红。
“没关系，直治肯定没事。像他那样的无赖，哪儿那么容易死？好人不长命，祸害活千年。直治就算用棍子打都打不死的。”
母亲被我逗笑了，她开玩笑说：“那和子一定死得早啦。”
“为什么？我也是个祸害，还长着个大脑门儿，活到八十岁肯定没问题。”
“真的？那妈妈我活到九十岁也不成问题啦。”
“当然。”我回答道，心里有点儿难受。好人不长命，祸害活千年。母亲就是这样一个美好的人，可我希望她活得长长久久。想到这里，我感到一阵慌张。
“妈妈您又逗我！”说着说着我的下唇颤抖起来，眼泪不自觉地滴落下来。
再说说一段关于蛇的往事。四五天前的一个下午，住在附近的几个孩子在我们家院篱笆边的竹林里发现了十几枚蛇蛋。
“是蝮蛇蛋！”孩子们坚持说。我一想：如果竹林里孵出十几条蝮蛇，以后可不敢随便到院子里了。于是对他们说：“把蛋烧了吧。”
孩子们一听都高兴得手舞足蹈，跟在我后面。
我在竹林边收集了些树叶木柴点起一堆火，然后将蛋一枚一枚地丢入火中，蛇蛋却没烧着。孩子们又投了些树叶和小树枝，火烧得更旺了，蛋还是没有烧起来。
坡下农家的一位姑娘在篱笆外笑问：“你们在干什么？”
“在烧蝮蛇蛋，如果孵出蝮蛇可就糟了。”
“蛋有多大？”
“鹌鹑蛋那么大，雪白雪白的。”
“那就是普通的蛇蛋，不是蝮蛇蛋，生蛋是烧不着的。”姑娘被逗乐了，说完笑着离开。
火约莫烧了三十分钟，蛋还是没烧起来。我让孩子们从火堆中捡起蛋，埋在梅花树下，又用石子做了个墓碑。
“好了，大家都来拜祭一下吧。”我蹲下身双手合十，孩子们也都学着在我身后双手合十。之后我与他们分开，独自一人沿石阶而上，石阶上的棚架挂着紫藤萝，母亲正站在紫藤萝遮出的阴凉处：“你为什么老是干这种让人悲伤的事呢？”
“我以为是蝮蛇，原来只是普通的蛇。但是我有用心埋葬它们，没关系的。”虽然我嘴上这么说，但心下觉得不该让母亲看到我做如此残忍的事。
母亲不是迷信的人，可自从十年前父亲在西片町的家中去世后，她就很怕蛇。就在父亲临终前，母亲看见他的枕边掉下来一段黑色的细绳，想都没想刚要拾起来，发现竟然是蛇。那条蛇“嗖”的一下窜了出去，消失在走廊尽头，没人知道它去哪儿了。只有母亲与和田舅舅两人目睹了此事，不由得面面相觑。但据说为了避免引起房间里送终的人群骚乱，两人缄口不提此事。所以虽然我们都在现场，但当时关于蛇的事毫不知情。
不过，父亲去世的当天傍晚，我亲眼看到院子里水池边的每棵树上都缠绕着小蛇。我现在已经是二十九岁的老太婆了，十年前父亲去世时，我十九岁，当时已是个大人，所以尽管这事过了十年，仍然记忆犹新。那时候我想剪些花来供奉，走到院子里的水池附近，在池边的杜鹃花旁立住，定睛一看，杜鹃花枝头居然缠绕着小蛇。我吓了一跳，转而摘旁边的棣棠花，发现花枝上也缠绕着小蛇。旁边的桂花树、若枫、金雀花、紫
藤萝、樱花树，每棵树上都缠绕着小蛇。但我一点儿也不害怕，只觉得蛇和我一样，因父亲的去世而悲伤，从自己的洞穴里爬出来祭奠父亲的亡灵。我暗中告诉了母亲这件事，她只是安静地歪着头仿佛在思索什么，一句话也没有说。
然而经历过这两件关于蛇的事情后，母亲就变得特别讨厌蛇。与其说是讨厌，倒不如说是对蛇抱着一种敬畏、恐惧的心态。
母亲看见刚才烧蛇蛋，一定觉得不吉利，想到这儿，我忽然也觉得自己烧蛇蛋是一件可怕的事。很害怕会给母亲带来厄运，惴惴不安，过了一天心里惦记着这事，又过了一天还是惦记着。今早在餐厅，又偏偏顺口胡说什么好人不长命，口不择言，越描越黑，最终哭了出来。我感到心中好像钻进了一条不祥的小蛇，会折损母亲的寿命。收拾着饭桌，心里难受得不得了。
当天，我又在院子里看到了蛇。那天风和日丽，我收拾完厨房，打算搬张藤椅到院子里的草坪上做毛线活儿。刚把椅子搬到院子里，就发现庭院踏脚石边的竹林间有蛇。有蛇，真讨厌。我只是这样觉得，并没有想太多，又把椅子搬回了檐下走廊，坐到藤椅上开始打毛线。到了下午，我想从庭院角落佛堂中的藏书里找洛朗森（1883-1956，法国女画家，受野兽派、立体派影响，风格简洁、细腻，色彩丰富，以善描绘优雅而略显忧郁的妇女形象着称，作品有《聚会》等画册。-译者注），可是下石阶到院子里时，发现有蛇在草坪上慢慢地爬行，是早上看到的那条蛇。它身形纤细，姿态高雅。我猜是条美人蛇。它静静地横穿过草坪，爬向野蔷薇花荫中，然后停住仰起头，吐着细如火焰般的芯子。那条蛇仿佛在眺望四周，很快垂下头，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看到此情此景我也只是更深刻地感受到这条蛇的美，转身又忙着去佛堂取画册。回来时，我悄悄地看了下刚才蛇停住的地方，它已经不在了。
临近傍晚，我正与母亲在中国式房间喝茶，随意往院子里一瞧，今早上看到的蛇又在石阶的第三级出现了。
母亲也发现了它：“那条蛇是？”她边说边站起来扑到我身边，牵起我的手呆立在那里。经母亲一提醒，我忽然想到，脱口而出：“是蛇蛋的母亲？”
“是的，一定是。”母亲的声音嘶哑了。
我们拉着彼此的手，屏住呼吸注视着那条蛇，一声也不吭。只见它一开始垂头丧气地蜷缩在石头上，一会儿摇摇晃晃地蠕动起来，有气无力地穿过石阶，爬向燕子花丛中。
“早上开始它就一直在院子里徘徊。”我低声告诉母亲。她听完后叹了口气，颓然坐回到椅子上，用沉重的声音对我说：“是吗？她在找自己生的蛋呢，太可怜了。”
我无言以对，只能苦笑。
夕阳的余晖洒在母亲的脸上，她的眼中闪烁着青色的光芒，那微带薄嗔的脸庞显得异常美丽，我多么想扑过去抱住她。不知为何，我总觉得母亲的脸与刚才那条悲伤的蛇哪里相似。一个念头在我的脑海里不断闪现：我心中深藏的那条丑陋的蝮蛇钻来钻去，说不定有一天会咬死这条沉浸在忧伤中的凄美的美人蛇。
我把手搭在母亲柔弱纤细的肩膀上，不知怎的难受了好久。
我们舍弃了东京西片町的老宅，搬到了这栋位于伊豆的中国式山庄，是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那一年十二月初。和田舅舅是母亲的亲弟弟，也是这世上她唯一的娘家亲人。父亲过世后，我们家的经济全由他一人照料。和田舅舅劝母亲说战争结束后世道完全变了，家中已难以为继，唯有卖掉老宅遣散女仆，不如你们母女俩到乡间买个漂亮的小房子过些舒舒服服的日子。金钱方面的事情，母亲完全没有概念，连小孩子都不如，既然和田舅舅这么说，她就完全托付给和田舅舅办了。
十一月底，和田舅舅来了快信说：河田子爵在骏豆铁路沿线的别墅在出售。房子建在高地上，向外眺望景色很美，还带着一百多坪的田地，那一带的梅花很有名，又冬暖夏凉，住在那里一定很舒服。我觉得有必要和对方当面聊聊，明天请到我银座的办公室来。
“母亲，您去吗？”我问道。
“毕竟是已经托给你舅舅办了嘛。”母亲难掩脸上的凄凉，笑着说。第二天母亲请家里以前的司机松山先生陪她，刚过中午就去了，晚上八点左右才由松山先生送回来。
“定好了。”母亲走进和子的房间，手扶着和子的桌子，仿佛要倒下去似的坐到椅子上，说了这么一句。
“什么定好了？”
“全都定好了。”
“可是，”我惊讶地说，“房子是什么样的，连看都没看呢……”
母亲在桌上支起一只胳膊肘，手轻轻地扶着前额，微微叹了口气说：“反正和田舅舅说是个好地方，我想那索性就闭着眼睛搬到那儿去得了。”语罢，她仰起头对我笑了笑。那张脸虽然带着憔悴，却还是美得动人。
“是啊，”母亲对和田舅舅高度信任让我也不好说什么，只能附和着，“那么，和子也闭
上眼睛好了。”
虽然两个人都笑了，笑完后却感到无比凄凉。
自那天以后，搬运工开始每天到家里帮忙打包行李准备搬家。和田舅舅也过来安排把该变卖的东西变卖。我和女佣阿君一道整理衣物或者在院子里烧破烂东西等等，忙得不可开交。母亲却什么都不整理，也不安排什么，她整日在房间里，不知在磨蹭些什么。
“到底怎么回事？不愿意去伊豆了？”我心一横，用稍微苛责的语气问。
“不是的。”母亲只是呆呆地回答我这么一句。
过了十天左右，行李全都整理完毕了。傍晚，我与阿君一起在庭院里烧纸屑和稻草，母亲也从房间里出来，站在走廊上默默看着我们的火堆。一阵阴冷的秋风刮过，烟雾低低地从地面掠过。我抬头看了一眼母亲，猛地发现她的脸色呈现前所未有的苍白。我吃惊地叫了出来：“母亲！您的脸色好差啊！”
“什么事也没有。”说着母亲又默默回到屋里。
那天晚上被褥都被打包好了，于是阿君就睡在二楼西式房间的沙发上。我从邻居那里借来一床被褥，铺在母亲的房间里，与她同睡。
母亲用极为苍老虚弱的声音对我说了一番令我意外的话：“因为有和子在，因为有和子一起，我才去伊豆。因为有和子一起……”
我吓了一跳，脱口而出：“如果和子不在呢？”
母亲突然哭了起来：“那我还不如去死。妈妈也想在你父亲过世的屋子里死去啊！”说着母亲哭得愈发伤心了。
母亲从未对我说过这样的丧气话，也从没在我面前哭得这样厉害。父亲过世时没有，我出嫁时没有，我怀着孩子回到娘家时没有，我的孩子刚出生就死在医院里时没有，我因病而卧床不起时没有，直治做了坏事时也没有。从前，母亲从不会显露出这种弱者的态度。父亲去世后的十年，母亲还是那个无忧无虑温柔的母亲，与父亲在世时没有丝毫不同。而我们一味地朝她撒娇，幸福快乐地长大。但是，母亲的钱已经被花光了。她为了我们，为了我和直治毫不吝惜钱财，结果钱都花光了。现在她不得不从常年居住的房子里搬出来，搬到伊豆的小山庄里与我一同过着只有我们两人的寂寞生活。如果母亲是个心眼儿不好的吝啬鬼，呵斥我们，自己偷偷攒私房钱，那么无论世道变成什么样，她也不会有情愿死的想法。啊，没有钱是多么可怕多么悲惨的事啊，仿佛坠入无间地狱一般。我生平第一次意识到这一点，不由得心头一紧，痛苦得想哭却哭不出来。所谓人生的残酷或许就是我此时的感受吧。我难受得身体动弹不得，仰面躺着，像石头般纹丝不动。
第二天母亲的脸色依旧不好，而且不知干什么总是磨磨蹭蹭的，仿佛拼命想在这个家多停留一会儿。但是和田舅舅来说行李基本都送过去了，今天就起程去伊豆吧。母亲只好勉勉强强穿上大衣，对前来告别的阿君和常有来往的熟人默默地点头行礼，然后随着和田舅舅和我三人一起离开了西片町的老宅。
火车上乘客很少，我们三人都有座位。在车上，舅舅哼着小曲儿，似乎非常兴奋。母亲的脸色还是那么差，她垂着头，好像全身发冷似的坐在那里。到了三岛，我们换乘骏豆线，坐到伊豆长冈下车，接着坐了十五分钟左右的汽车。下车后，我们向上爬了一段平缓的山路，一片小村庄映入眼帘，村庄的尽头赫然耸立着一幢别致的中国式山庄。
“母亲，这房子比我想象的好太多。”我气喘吁吁地说。
“是啊。”母亲也站在山庄的大门口，眼中瞬间闪过喜悦的神色。
“首先，这里空气很好。清新的空气。”舅舅得意地介绍。
“确实是，”母亲微笑着说，“好吃。这里的空气真好吃。”说完，我们三个人一起笑了起来。
进门一看，在东京邮寄的行李已经到达，从门口到房间堆得到处都是。
“其次，坐在屋里眺望外面的景色也很美。”舅舅高兴地拉着我们坐到铺着席子的房间坐下。
当时是下午三点左右，冬日的暖阳正温柔地洒在院子里的草坪上。穿过草地，沿石阶而下有个小小的水池，池边生长着许多的梅树。往庭院下方眺望，大片的橘子园映入眼帘。橘子园的尽头连着一条村路，路通向水田，水田再往远处是一大片松树林，松树林的尽头能看得见大海。这样坐在屋里眺望，海岸线刚好到我胸口那么高。
“景色很柔和。”母亲懒洋洋地说。
“是空气的关系吧？这里的阳光和东京完全不一样，光线好像用绢滤过一样！”我兴奋地嚷嚷。
房间有十铺席的也有六铺席的，还有一间中国式的会客厅，门口和浴室旁也都有三铺席的小房间，餐厅和厨房都齐备，而且二楼有一间西式客房，里面附带一张大床。依我看，房间虽然就这么几个，但别说我们母女俩，就是直治回来，三人一起住也绰绰有余。
舅舅到村里唯一一家旅馆买饭，不一会儿就用盒子打包带回了些饭菜。在房间里，他把饭盒一字摆开，边喝着自带的威士忌，边兴高采烈
地大聊山庄的旧主人河田子爵在中国游玩时遇上的倒霉事。母亲却几乎没怎么动过筷子。不久，夜幕降临，她低声对我说：“就这么让我躺一会儿吧。”
我打开行李，铺好铺盖，让她躺下。不知怎的总是放心不下，又从行李里找到温度计测了下母亲的体温，竟然烧到了三十九摄氏度。
舅舅也似乎吓了一大跳，赶紧到坡下的村里找大夫。
“母亲！”不管我怎么叫她，她还是迷迷糊糊地躺着。
我紧紧握着母亲纤巧的小手，抽抽搭搭地哭泣着。母亲好可怜好可怜啊，不，我们母女俩好可怜好可怜啊。我泪流不止，甚至想就这么和母亲一起死了算了。我们什么都不要。在搬出西片町老宅的那一刻，我们的人生已经终结。
过了大约两个小时，舅舅带着村里的医生回来。大夫看起来上了岁数，身着仙台特产的高级丝绸做的裙裤，足登白色布袜。
大夫诊断完毕，模棱两可地说：“可能是肺炎，不过就算患了肺炎也无须担心。”然后给母亲打了一针便回去了。
第二天母亲还是没退烧。和田舅舅给了我两千日元，嘱咐说万一必须住院，就往东京打电报。嘱咐完后就独自先回了东京。
我从行李里先翻出最简单的几样厨具，熬了点粥劝母亲喝。母亲躺着吃了三勺后摇了摇头。
临近中午，又叫下面村里的大夫来看病。这一回他没穿裙裤，但脚上还是套着白布袜。
“是不是要住院……”我建议说。
“不，我看没那个必要。今天再打一针强效药，应该能退烧。”医生依然模棱两可地回答，然后给母亲注射了一针所谓的强效药就离开了。
也不知是不是真的是那针强效药的神奇疗效，中午过后，母亲满脸通红，不断冒汗。换睡衣时，母亲笑着说：“或许还真是位名医呢。”
母亲的体温降到三十七摄氏度。我开心极了，跑到村里唯一的那家旅馆，跟老板娘要了十枚鸡蛋，马上煮成半熟的溏心鸡蛋给母亲吃。母亲吃了三枚半熟的鸡蛋，还就着喝了半碗粥。
翌日，村里的那位名医又穿着白布袜子过来看母亲。我因昨天注射强效药的事向他表示感谢，他脸上露出当然会有效的表情，深深地点点头，之后仔细地为母亲做了检查，又对我说：“夫人的病已经痊愈，往后如何悉听尊便了。”他那古里古怪的说话方式让我忍俊不禁。
我把大夫送到门口，返回屋里一看，母亲神采愉悦，她坐了起来，出神地自言自语：“真是位名医啊，身体完全好了。”
“母亲，我把纸窗拉开好不好？下雪了。”
外面鹅毛大雪，纷纷扬扬，仿若落花般飞舞。我拉开纸窗，与母亲并肩而坐，透过玻璃窗眺望这伊豆的雪。
“身体完全好了。”母亲又自言自语似的说，“这样坐着，感觉往事仿佛都是一场梦。其实，刚准备搬家要来伊豆时，我心里非常非常不情愿。西片町的老宅，真想待一辈子，即便是多待一天半天也好。乘火车的时候，觉得自己已是半死不活。刚到这里时，开始稍微开心了些，可天色一暗，又开始思念东京，难过得要死。我得的不是普通的病。老天爷杀了我，然后让一个与昨日以前完全不同的我复活。”
从那以后一直到今天，我们母女二人在这山庄里相依为命，倒也活得安稳。村里的人对我们也很亲切。刚搬到这儿时是去年十二月，然后一月、二月、三月直到四月的今天，我们除了做饭、吃饭，就是在走廊上织织东西，或者在中国式房间读书饮茶，基本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二月正值梅花盛开，整个村子都淹没在梅花的花海之中。到了三月，大多数时候都风和日丽，盛开的梅花非但没有衰败，直到三月底还保持着美丽动人的风姿。无论清晨、正午还是黄昏、深夜，梅花都美得摄人心魄。只要打开走廊边的窗户，花香气立刻盈盈满室。三月末，一到傍晚便会起风，日暮时分只要我在餐厅里摆碗筷，梅花瓣就会从窗户飘进来落到碗里被润湿。四月，母亲同我一道在走廊边织东西时，基本都在计划种地的事。母亲说也想帮忙种。啊，这样写下来，好像我们真的如母亲说的那般，已经死过一回，变成崭新的我们复活过来。然而，像耶稣那样复活，人毕竟是做不到的吧。母亲虽然那样说，但喝了勺汤，一想起直治还是会“啊”地叫出声来。而过去刻在我心里的伤痕也完全没有消失。
啊，我真想毫无隐瞒地写下赤裸裸的真相，我甚至暗中觉得这山庄的安稳完全是表面上的假象。即便这是神明赐予我们母女的短暂休憩，我也不得不承认这份安宁背后隐含着某种不吉的阴影正向我们逼近。母亲假装幸福却日渐衰弱，我心中住着的那条蝮蛇以母亲为食日渐肥壮，无论我如何抑制还是越来越肥壮。啊，如果全都是因为季节的关系就好了，现在我已经快忍受不了这样的生活了。暗中干烧蛇蛋这种坏事肯定不过是我心里烦躁的一种表现，而发生这种事只会让母亲更加悲伤与衰弱。
爱情，写到这个词我便再也写不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