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儿童启蒙
喜欢思考的西方人是想不到日本人怎么教育孩子的。美**母在教育孩子要适应新生活时，不会像日本人那样要求谨慎自制，他们从一开始就会教育孩子，他们的愿望不是世界上至高无上的。我们会规定什么时候喂奶，什么时候睡觉，没到时间，就算孩子哭闹也得等。而如果孩子吸手指或摸身上其他地方，母亲就会敲他的手指禁止他。母亲常常会不在孩子身边，如果她出去了，她会把孩子留在家里。如果孩子贪恋母乳，也要想办法让他断奶，如果是用奶瓶喂奶，就不给他奶瓶。美**母会给孩子规定哪些东西对身体好，一定要吃，如果不吃，就要受罚。美国人会很自然地联想，日本成人后都必须克制欲望，小心翼翼地严守本分，他们小时候受的教育肯定更严格的。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日本人的人生轨迹与美国人的正好相反，是很明显的浅底U字形曲线。他们国家的老人小孩是最自由、最任意的，小孩长大了，约束也就多了，结婚前后个人自由度是最低的。他们的壮年一直保持这种低潮，几十年后会再次逐渐上升。六十岁以后，就又可以像小孩一样不用烦恼，不怕丢脸。美国人的人生轨迹恰好是相反的，儿童教育非常严格，孩子慢慢长大才会逐渐放松，到能够独立，成家立业时，他就几乎可以不受别人的任何约束了。美国人的壮年期是最自由和主动的，等到慢慢变老时，精力日益衰退会成为别人的累赘，就会受到约束了。美国人觉得日本人的生活模式似乎与现实背道而驰，让他们过那样的日子连想都不敢想。
但是，不论是美国人还是日本人，他们的人生轨迹其实都是确保人们能够在精力最旺盛的时候充分融入本国的文化，美国是通过让青壮年自由选择来参与文化；日本则是要最大限度地约束个人来使他们融入日本文化。就算这个时期人的体力最好、最有能力，也不代表他们能主宰自己的生活。他们坚信，约束才能修身养性，这是自由给不了的。虽然人在青壮年时期受到的约束最大，却又不是终生受约束的，他们的童年和老年都是自由的。
不管是日本人还是美国人，喜欢宠孩子的人都会希望有自己的孩子，他们想生小孩是因为觉得宠小孩是一种快乐。但日本人要孩子并不仅是为了获得感情上的满足，更因为如果断了香火，他们就是失败者，美国则没有那么重视传宗接代。日本人一定要有儿子，他们想生儿子是想自己死后有人祭拜，是为了传递香火，绵延子嗣，维护家族荣誉和财产。由于传统的社会原因，父亲需要儿子，就跟孩子需要父亲一样。儿子就算将来做了父亲，也不会不管自己的父亲，有了儿子才能让父亲安心。接下来，父亲仍然是家里的一把手，以后才会由儿子接班。如果儿子长大了，父亲还不能让权的话，别人就会说父亲没有当父亲的样。这种根深蒂固的使命感使日本人觉得，就算儿子成年了还依靠父亲也不用像西方人那样感到丢脸，即使他们依靠父亲的时间要比美国人长得多。
日本女人也想生儿子，这也不仅是为了感情上的满足，而是因为女人只有当了母亲才有地位。没有孩子的女人在这个家里地位最不稳定，即使没离婚，也不能指望哪天能当上婆婆，能够为儿子的婚姻作主、对儿媳呼来喝去。为了延续香火，她丈夫可能会领养孩子，在日本人的观念里，不能生孩子的女人也是个失败者。日本女人希望能多生小孩。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日本的出生率是千分之三十一点七，远远高于东欧多子女的国家，而美国20世纪40年代的出生率才千分之十七点六。日本女人生孩子也很早，大多数是十九岁左右就生孩子了。
在日本，分娩与***一样私密，产妇绝对不能在阵痛时大声喊叫，因为这样会让别人知道。他们觉得新生婴儿睡新床才吉利，母亲一般要提前给婴儿准备新被褥和小床。如果穷人家买不起新床，也要把被褥棉花洗净，这样，做成的被子也就跟新的一样了。小孩的被褥一般都很轻，不像大人的那样硬。虽然据说小孩睡自己的床才睡得香，但在他们潜意识里，其实是根据“感应巫术”即新人睡“新”床，才会让小孩分床睡觉。小孩的床虽然挨着母亲的睡床，但小孩并不跟母亲同睡，直到他长大了，知道要求跟母亲同睡时才和母亲睡在一起。日本人认为，小孩一般要满周岁才会伸出双手要大人抱，这时母亲才会搂着小孩睡。
日本小孩出生后的前三天是不喂奶的，他们要等着流出真正的奶汁。三天后，小孩才可以随时噙着奶头，有时是在**，有时是噙着玩。母亲也喜欢给孩子喂奶，她们觉得喂奶是女人最大的乐趣之一，小孩也最容易感受到母亲是以此为乐的。乳房不仅给小孩提供营养，还能带给小孩喜悦和快乐。小孩出生后的头一个月，要让妈妈抱着，或是在自己的小床上睡觉。三十天后抱婴儿去拜过神了，小孩的灵魂入体了，才能带他自由出去。一个月后，母亲一般会背着小孩，用一根双层带子系住孩子的腋下和屁股，绕过肩部搭在胸上，在腰上打一个结。天气冷了，母亲就会用外套裹着孩子。不管是哥哥还是姐姐，家里年龄大一点的孩子都会背小孩，有时还背着小孩玩**或踢石子。特别是农民家庭和贫困家庭，多数是靠小孩来看小孩。这样，“日本小孩从小就生活在孩子圈中，他们很小就显得很聪明，就好像自己也在玩大孩子们玩的游戏”。日本小孩被绑在背上四肢是伸开的，就跟太平洋诸岛及其他地方是用披肩裹婴儿类似，他们习惯把孩子当成被动的，这样他们长大了就能随时随地睡觉。日本人也是一样的，但是日本用带子背小孩不至于像用披肩一样把小孩包得死死的，
完全不能动。小孩“像小猫一样趴在背上，会自己去搂别人……绑在背上的带子很安全，但小孩……会自己去找一个最舒服的姿势，他很快就能找到，而不是被死死地绑在身上”。
母亲工作时把小孩放在床上，上街时背着走。母亲跟小孩说话，给他哼小曲，让他礼貌地跟别人打招呼。如果母亲给别人还礼，她顺便晃晃小孩的头和肩让他跟别人示意。总之，养小孩就像教大人一样。每天下午，母亲会给小孩洗澡，再把他放在腿上逗着玩。
三四个月大的小孩一般都要用尿布，但是尿布又粗又厚，日本人常抱怨他们的罗圈腿是用尿布用的。再稍大一点，母亲就会教孩子便溺。觉得小孩差不多要上厕所了，她们就把小孩领出去，用手托着小孩的屁股，不停地吹口哨，等着孩子自己尿。孩子也好像知道听到口哨就要便溺了。人们都觉得，日本小孩跟中国小孩一样很早就学会便溺。小孩尿床了，有些母亲会打他的屁股，但一般都只是训斥两句，再把记性差的小孩领到外面多教他两次。小孩拉不出大便时，母亲为了让孩子舒服一点，就会给他洗肠或者让他吃泻药。学会大小便后，孩子就不用带那种又粗又厚的尿布了。日本小孩肯定会觉得尿布特别不舒服，这不仅因为它粗厚，还因为日本人没有尿湿后及时给他们换尿布的习惯。不过小孩还太小，他们只知道每天都要用尿布，躲都躲不了，不知道学会撒尿跟摘掉尿布有什么关系。母亲抱着孩子撒尿时，每次都尽量让小孩与自己离得远点，抱紧点。这种无情的训练是为了孩子成人后，更容易接受日本文化那些繁琐复杂的礼节。
日本小孩通常是先会讲话，后会走路，人们不鼓励爬行。日本的传统习惯是，小孩不满周岁不能叫他站立或走路。以前，母亲是不允许自己的孩子在周岁之前走路的。直到最近十几年，政府在一份名叫《母亲杂志》**传应鼓励婴儿先学会走路，这种思想才逐渐普及。母亲一般会在刚学会走路的小孩的腋下系根带子，或者用手托着他。但是，相对来说，小孩还是想早学说话。大人逗小孩说话时，小孩的每一个单词就都具有了教育意义。他们不是让小孩模仿别人学着讲话，而是教他们单词、语法和敬语。
小孩学会走路后，就会捣乱。例如他们会用手指捅破窗纸，或者掉在地板中间的火炉里等等。大人不喜欢他们这样，就说屋子里有多危险。他们认为踩门槛是“危险”的，这是日本人的禁忌。因为日本的房子没有地基，是靠大梁撑着的，如果小孩踩了门槛，他们就会迷信地认为这会使整个房屋变形坍塌。除此以外，孩子们不能在两个榻榻米之间的连接处踩踏坐卧。日本人的榻榻米有固定的尺寸，房间按大小被称作“三铺席房间”或“十二铺席房间”。他们经常告诉孩子：古代的武士会躲在榻榻米下，然后从缝隙里拿剑行刺坐在或躺在榻榻米连接处的人。所以他们认为有缝隙的榻榻米很危险，只有厚厚的、柔软的铺席最安全。就是因为怕出事，母亲才常常用“危险”和“不行”这些词语来禁止他们做一些事情。人们阻止小孩做一些事情时，还有一个常用词就是“脏”。日本人家里干净是出了名的，因此他们教育小孩的时候也要他们注意整洁干净。
大多小孩在下一胎出生以前是不断奶的，近来政府在《母亲杂志》上提倡婴儿最好在八个月以上断奶。有些中产阶级的母亲已经照这样做了，但大多数人还没有形成这个习惯。日本人认为给孩子喂奶是母亲最大的快乐，就连那些慢慢接受了新习惯的人们也觉得缩短哺乳期是母亲为孩子的幸福做出的牺牲。他们接受新习惯，觉得“长期喂奶对孩子不好”，还认为不给孩子断奶的母亲是自我放纵，没有自制力。他们批评那些人说：“哪有没办法让孩子断奶这回事，根本就是她下不了决心”，“她就是想让孩子一直吃她的奶，吃她的奶她才开心”。就是因为有这种态度的母亲，日本才无法普及八个月断奶。其实，还有一个断奶晚的原因，日本人不习惯特意去给刚断奶的孩子做饭，本来断奶的孩子应该喝稀粥，但日本人大部分是从吃母乳一下子就变成了吃成人的普通食品。日本人很少喝牛奶，也不为孩子准备些特殊的蔬菜。这样一来，人们当然会怀疑政府倡导的“长期喂奶对孩子不好”这种说法，到底是不是真的。
以前，母亲吃饭时会抱着小孩坐在饭桌旁给他少喂一点食物，小孩一般是在能听懂大人说话以后就断奶了，断奶后他们吃得就多了。有了下一胎，这个孩子就不得不断奶。但是有些孩子一直没断过奶，就还是会想要**，这也可以理解。为了让小孩不要恋奶，母亲会不时地给他们吃点心，有时会在奶头上涂上辣椒。但所有的母亲都喜欢笑话小孩说“如果要**，那你就长不大。你看看你表弟，人家跟你一样小，都已经不**了，他才是个大人”，“你看那小孩在笑话你，你都当哥哥了还要**”。两三岁，甚至四岁还玩妈妈**的孩子，一般在发现比自己大一点的孩子过来了，他就会赶紧放手，假装自己没玩过。
日本人这种激将法和哄骗法不仅用于
让孩子断奶，也用于其他事情。从孩子能听懂说话起，家长就经常在各个场合用这些方法敦促孩子早点长大。例如当男孩哭鼻子时，母亲就会说“哭什么哭，你又不是个女孩”，“要知道你是个男孩”，或者说“看人家那个小孩就不哭”。当客人带小孩来串门时，母亲会当着自己孩子的面，一边亲客人的孩子，一边说：“我真想要这个宝宝，我就喜欢这样聪明懂事的好孩子，哪像你，都长大了还净淘气。”这时她自己的孩子就会飞跑过来，一边用拳头打母亲，一边哭着说：“我不要，我不要。我不喜欢这个宝宝，我会听妈妈的话。”一两岁的孩子吵闹不听话了，母亲就会对客人说：“你把这个孩子带走吧，我们家不要他了。”客人往往也会很配合地演戏，假装要把孩子带走。于是孩子疯了一样地哭喊着向母亲求救，母亲看到哄骗有作用了，就和颜悦色地把孩子拉到自己身边，让哭着的孩子保证以后再也不调皮了。有时候，他们也对五六岁的孩子使这种小把戏。
哄骗还有别的形式。母亲会指着父亲对孩子说：“我不爱你，我爱你爸爸，因为你爸爸是好人。”孩子就会很嫉妒，要把父亲和母亲分开。母亲就说：“你看，你爸爸才不会像你一样在家里乱喊乱叫，也不会乱跑。”于是，孩子跺着脚说：“你骗人？我才没有，我是好孩子。妈妈会喜欢我吗？”玩笑开得差不多就行了，父母相视而笑。另外，他们不仅这样哄逗男孩子，也这样哄逗女孩子。
小时候的这种经历造成了日本成年人也很害怕嘲笑和哄骗。我们不能确定小孩到几岁会懂得那些哄骗是拿他开玩笑，但他早晚会懂得的。懂得了以后，他就会把这种被人哄骗的感觉跟害怕失去一切的恐惧感联系到一起，当长大以后再受人嘲笑时，他就会有心理阴影，会感到恐惧。
这种嘲弄一般更会让二至五岁的孩子感到恐慌，因为他们把家庭视作避风港，可以由着他们的性子。父母不管在体力还是感情上都有明确的分工，他们很少在孩子面前争些什么。母亲或祖母一般都是做家务、教孩子，她们都会毕恭毕敬地侍候父亲、崇拜父亲。家里的长幼尊卑也十分明确，孩子也知道长者有特权，男人有女人没有的特权，兄长有弟弟没有的特权。但是孩子在童年时，全家人都宠着他，特别是男孩。在孩子心中，妈妈永远是有求必应的，一个三岁男孩会无缘无故跟母亲发脾气，但他绝不敢反抗父亲，却可以对母亲和祖母发脾气，用以发泄受父母嘲弄以及要被“送给别人”的怒气。当然，不是所有的男孩都脾气不好。但是，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在上流家庭，三到六岁的孩子一般都脾气不好。孩子往往是捶打母亲，又哭又闹，最后还野蛮地弄乱母亲精心打扮的发髻。母亲毕竟是个女人，而他就算只有三岁也是个男子汉，可以以粗暴发泄、无端攻击为乐。
而对孩子来说，父亲是家里至高无上的，他只能对父亲表示尊敬。用日本人的术语来说，就是“作为一种教养”，孩子也必须学习对父亲表示应有的尊敬。跟西方国家的父亲相比，日本的父亲似乎很少教育子女，教育孩子的事基本全交给了女人。父亲对孩子有什么要求，一般只是用眼神表示或者只是简单讲几句训斥的话。这种情况也不多见，孩子们一般都会言听计从。父亲可能会在空闲时给孩子做点玩具，在孩子会走路后很久，他有时也抱抱孩子或带他出去转转。日本的父亲有时也会教教这个年龄的小孩，而美国的父亲一般都交给孩子的母亲。
尽管孩子也要尊敬祖父母，但他们可以对祖父母任意撒娇，但祖父母并不教孩子。虽然有的祖父母觉得父母对孩子管得太松了，就想自己来管，但这毕竟会产生一大堆矛盾。这个时候，祖母一般一天到晚守着孩子，也经常会出现婆婆与媳妇争孩子的事。对孩子来说，他可以获得双方的宠爱，对祖母来说，她可以利用孙子来支使儿媳，而年轻的母亲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讨取婆婆的欢心。因此，不管祖父母怎样溺爱孙子，媳妇也不敢说个不字。经常会出现妈妈说小孩子不能再吃糖了，祖母却马上又给，还阴阳怪气地说：“奶奶给的糖没有毒。”在许多家里，祖母总能给孩子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这些都是母亲弄不到的，而且她也比母亲更有空陪孩子玩。
哥哥和姐姐都被教育说要宠爱弟妹。在妈妈生下另一个孩子时，大一点的小孩会明显地感到被忽略了，他们通常会想到自己平时吃的奶和跟妈妈一起睡的床就要让给新宝宝了。母亲会在新宝宝生出来之前，跟孩子说：“这次，你就有一个真的宝宝而不是一个洋娃娃了。以后你就不能跟妈妈睡，要跟跟爸爸睡了。”而且把这说成似乎是大孩子才有的特权。孩子兴高采烈地给新宝宝出生做各种准备，新婴儿出生时，孩子通常都是真的很激动很开心，但这种心情很快会消失。对于后来已经预料的一切事实，小孩也不会特别难受。但是失宠的小孩总想把婴儿抱到别的地方去，他对母亲说：“把这个宝宝送给别人吧。”母亲会回答：“不，这是我们家的宝宝呀，所以大家都要喜欢他。小宝宝可喜欢你了，你要帮妈妈照顾小宝宝呀。”这种情况可能反复出现而且持续很长时间，母亲对此似乎也不介意，孩子多了自然会有解决办法。孩子们会按间隔次序来安排照顾较小的孩子，比如老大会照顾老三，老二则照顾老四，而弟弟妹妹也一般跟隔一个次序的哥哥姐姐亲密一些。七八岁之前，这种男女之间的次序差别一般没什么影响。
日本的父母及亲友都送给孩子布娃娃及其他玩具当做礼物，有的自己做，有的是买的。穷人家一般都是自己做的，不用花钱。小孩会用布娃娃和其他玩具玩过家家、扮新娘、过节日之类的游戏，他们游戏之前会先争论真正的大人到底是怎么做这些事的，有时还吵得不可开交，就请母亲评理，母亲就用“贵人度量大”来劝孩子忍让。她们常说“吃亏就是占便宜”，意思是你把玩具让给别的孩子玩一会儿，等他玩腻了去玩别的了，这玩具还是你的。在玩主仆游戏时，母亲也会让大孩子当仆人，说大家都高兴，你也不吃亏。母亲这么讲，三岁的小孩很快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日本人这种“吃亏就是占便宜”的原则，一般也适用在成年人的生活中。
日本人教育孩子，除了训斥与哄骗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转移孩子的注意力。不时给孩子吃糖也是一种转移注意力的办法。孩子该上学了，父母就会用各种方法来转移他的注意力。如果孩子脾气不好、不听话、喜欢吵闹，管不住他，母亲就把他带到神社或寺院去。母亲的态度是“让我们求神佛治治他吧”，更多时候像愉快的郊游。负责治疗的神官或僧人认真问完孩子的生日和他的坏毛病后，就退到里屋去祈祷，祈祷完就说孩子的病很快就会好了。有时会说，孩子不听话是因为肚子里有虫子，他给孩子作法祛虫子，他就好了。日本人说这种方法“暂时有效”，即使在此过程中小孩受了很多折磨，他们也觉得那是“良药”。僧人把一种盛满干艾粉的小型圆锥形容器里点火燃烧，放在小孩的皮肤上给他做针灸，但是疤痕会永远留在身上。东亚一带很流行用艾灸来治病，日本也习惯用它来治疗各种疾病，还可以治坏脾气和死心眼。六七岁的小孩就要接受母亲或祖母这种“治疗”，治不好了再治第二次，但一般不会进
行第三次。艾灸虽然不是美
国人说的“你再这样我就揍你！”的那种惩罚，但艾灸要比挨打痛苦得多，所以孩子就记住不能淘气了，否则要受惩罚。
除了这些对付调皮小孩的办法以外，日本还有很多培养孩子各种技能的习惯。他们强调老师要手把手地教孩子做动作，孩子要乖乖地照着学。两岁之前，父亲就教孩子端正坐姿，两腿要盘起来，脚背要贴着地板。尤其是，端坐的时候身子要直，不能乱动，也不能换姿势。刚开始孩子做不好，经常四面朝天。日本人说，端坐的诀窍就是全身放松，让父亲按着孩子的腿摆正他的位置，他只要由着父亲就行。日本人不仅要学坐姿，还要学习睡姿。日本女人很重视睡姿的优美，就好像美国女人很在乎不能让人看到**一样。日本政府为了获得外国人的认同，曾把裸浴列为陋习，在此以前，日本人并不觉得公开裸浴很羞耻，但一直很重视妇女的睡姿。日本早期训练男女有别的一种规则是，男孩可以随便睡，女孩就必须双脚夹紧，直身而睡。这种要求跟其他的规则一样，对上层阶级的要求比下层阶级要严得多。杉本悦子谈到她自己经历过的武士家庭教养时说：“打我记事以来，我晚上总是小心地静静地躺在小小的木枕上……不论在什么场合，武士的女儿都要做到身心不乱，就连睡觉也不例外。男孩睡觉可以四仰八叉，呈‘大’字形，手脚乱放。女孩睡觉就必须规规矩矩，手脚放好呈现‘き’字形。这能体现出我们‘自制’的精神。”一个日本妇女告诉我她们晚上睡觉时，母亲或奶妈会帮她们把手脚放好。
老师教书法时也是手把手地教，说这是为了让孩子“亲身体会”。在孩子还不会写字甚至还不认字之前，老师就让他们体会那种张弛有度、慢条斯理的运笔方法。现代教学因为都是大班教学，这种方法不像以前那么常见，但偶尔也会用。像鞠躬、用筷子、射箭以及背枕头代替背婴儿，老师都是手把手地教孩子，指导他们把身体摆正。
除上层阶级外，孩子上学以前可以跟附近的孩子们一起自由玩耍。农村的孩子们不满三岁就开始结交玩耍的伙伴，就算在乡镇和城市，他们也可以在人来人往的街上，车辆出入的地方自由玩乐。他们可以在商店周围乱转，或者站在大人旁边听人们说话，或者跳房子和玩橡皮球。他们在村边玩耍打闹，自有神只保护他们的安全。男孩跟女孩在上学之前以及上学头两三年内可以一起玩，但大多还是与同性最亲近，同龄的孩子最易结为死党。特别是在农村，这些同龄孩子之间的友谊一般可以持续终生，持续时间远远超过其他团体。须惠村有一句俗话：“同龄人比老婆还要亲。”因为上了年纪的人，随着性关系的逐渐减退，同龄人聚会便成为了人生的真正乐趣。
在西方人看来，这种学龄前儿童相互之间无拘无束的结伴玩耍，甚至有些游戏带着一些猥亵的意味以及孩子具有性知识是因为大人谈话随便，不顾场合，也由于日本的住所狭窄，全家人都住在一起。而母亲逗孩子、给孩子洗澡时，也常常指戳生殖器，当然是男孩的生殖器。只要注意场合和对象，日本人一般不责备孩子的***，也不认为**有什么危险。伙伴之间可以相互揭短，大人之间的这种揭短就是侮辱了，他们会相互炫耀，大人之间的这种自炫就会引起耻辱感。而对孩子，日本人却笑着说，“孩子哪知道什么叫羞耻啊”，“就是不知道
才如此幸福”。如果说哪位成年人“不知羞耻”，就等于骂那个人是无耻之徒。这就是小孩跟成人之间的差别。
这个年龄的孩子们常常讨论别人的家庭和财产，还特别爱炫耀自己的父亲。比如他们经常说“我爸爸比你爸爸本事大”，“我爸爸比你爸爸聪明”等等，有的时候甚至为了自己的父亲而动手。美国人认为这些事情简直不值一提，但日本小孩们自己说的这些话跟他们从大人们那里听到的又完全不一样。大人都谦称自己家是“敝宅”“寒舍”，称邻居家为“府上”“贵府”。日本人也一致承认，从结成伙伴到小学三年级差不多是九岁左右的那段童年时间，是强烈要求个人意识的。他们经常会说“我当君，你当臣”，“不行，我不当臣，我要当主君”之类的话，他们有时会炫耀自己，贬低别人。总之，孩子想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年龄大了，他们就知道这些话不能说，于是他们就等着别人来问，不问就不张口，再也不炫耀自己了。
孩子们一般在家里学习崇拜超自然的神灵，神官和僧人并不“教育”孩子。孩子真正地接触宗教一般只是在赶庙会的时候，他会跟其他参拜者一起接受神官洒的趋邪水，就算有些家人带孩子去参加佛教仪式，也大都是在庙会时。孩子们对宗教印象最深的常常还是在自家的佛坛和神龛举行的家庭祭祀，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祭祀家族祖先牌位的佛坛，那里摆着花、香及树枝，每天还要供奉食品。家里的长辈要每天跪拜祖先，报告家里发生的大小事。晚上要点盏小小的油灯。人们常说，他们之所以不愿意在外面过夜，是因为没有家里这些神灵的保佑，他们心里不踏实。神龛通常是供奉一些神符的简单架子，除此之外也放置一些供品。厨房里还供着灶神，被烟熏得黑乎乎的，窗户和墙壁上也贴着许多护符，这些护符都是保全家平安的。村里护村的神社也很安全，因为有大慈大悲的神镇守着。母亲喜欢让孩子在安全的神社玩耍，所以孩子的经历中没有让他害怕神的东西，他也没有必要按照神的意愿做事。众神不是当权者，不可以为所欲为，他们受人祭拜，回头而向人间赐福。
男孩上学二三年后，才真正开始像成年人一样修行，他们的生活也被纳入成年人谨慎的生活模式之中。在这之前，孩子学习的是控制身体。如果他太淘气，就治他的淘气，分散他的注意力。他虽然受到了规劝和嘲笑，但他可以我行我素，可以对母亲发脾气。这样一来，他的从自我中心的观念就膨胀了，刚开始上学时也不会有什么大变化。小学的前三年是男女同校，而且，老师不论男女都很喜欢孩子，与孩子打成一片。不过，家庭和学校都一再嘱告他们不要让自己“难堪”。孩子年龄还小，不知道“羞耻”，但却必须教他们不要让自己“难堪”，比如，大人们会告诉孩子，故事里那个一直喊“狼来了”的男孩是在“糊弄别人，如果你们也这样，人们就会不相信你。那你就会很难堪”。很多日本人都说他们做了错事，第一个嘲笑他们的不是老师也不是家长，而是同学。确实如此，在这段期间，家长的任务不是嘲笑自己的孩子，而是把嘲笑和必须根据“道义”生活的道德教育结合起来。孩子六岁左右，家长才会给他们讲忠犬报答主人的故事所提倡的义务，以此来对他们进行一系列的约束。长辈会对孩子说“再这样下去，别人会笑话你”。日本的规则很多，也常常会因时因事而异，但大多数规则与我们所说的礼节有关。这些规则要求个人意志要服从于集体意志，包括对邻居、家庭及国家的义务等。他必须学会自制，必须认识到自己责任重大，必须知道自己还欠了诸多人情，如果要还清这些人情债，他就必须谨慎处事。
大人一般会把儿童时期的哄骗夸张一些，从而让成长期的少年清楚地体会到这种地位的变化。八九岁的孩子如果出了错，他可能真的会受到家人训斥和打击了。如果老师向家里报告说他不听话或行为不礼貌，或者德育分不及格，家里人就会不理他。但如果是一个店主指责他捣乱，那就意味着“他让家族蒙了羞”，全家人都会批评他。我曾认识两个日本人，他们十岁以前曾因为在学校受到老师的处罚，而两次被父亲赶出家门，他们也没脸到亲戚家去，两个人就只好待在外边的窝棚里，后来被母亲发现，好说歹说才让他们回家。高年级的孩子有时被关在家里全心“悔过”，专心致志地写日记，日本人十分重视日记。总之，家里人都把孩子看作他们在社会上的代表，社会指责小孩，家人也会反对他，因为他违背了“对社会的道义”，就别指望家人支持他，也别指望同龄人的支持。他犯了错误，同学也会疏远他，如果他不赔罪并保证不再犯，伙伴们就会不理他。
杰佛里·格拉说：“值得大力指出的是，上面种种约束在社会学上来说已经太不寻常了。一般来说，在那些大家族或其他宗派集团中，如果集团成员被其他集团成员指责和攻击，该集团一般都会挺身而出支持他。只要他能得到本集团的支持，他就会相信在需要或受到攻击时,会得到本集团的充分支持，他就敢和本集团以外的所有人为敌。日本的情况却恰恰相反，一个人只有得到其他集团的承认，才能得到本集团的支持。如果外人不赞成或指责他，如果他不能说服其他集团的人收回责难，本集团的人就也会反对他、惩罚他。这样一来，‘外界’的赞同在日本就远远比在其他社会重要得多。”
在此之前，女孩的教育与男孩的教育除了在细节上有点差异，本质上基本一样。但是女孩在家里比哥哥弟弟们受的约束要多些，虽然小男孩有时也得照顾小孩，但女孩要做的事情更多些。在接受赠礼、别人的关心时，也总是最后才轮到女孩，她们也不能像男孩那样发脾气。但是，与其他亚洲女孩相比，日本女孩是很自由的。她们可以穿鲜艳的衣服，可以在外面与男孩一起玩耍打闹。她在儿童时也“不知耻”。六岁到九岁这段时间，她们跟男孩的经历也差不多，慢慢懂得了对社会的责任。九岁以后，学校就分成了男班女班，男孩开始重视建立跟男孩之间的关系，他们开始排斥女孩子。男孩害怕别人看见他和女孩说话，母亲也会告诫女孩不要与男孩交往。据说这个年龄的女孩很难教，她们动不动就多愁善感，也不喜欢外出活动。日本女人的童年从被男孩排斥就结束了，也没有什么乐趣了。此后的很多年，不管是订婚还是结婚以后，她们就只能“自重再自重”，这种教导是永远持续的。
男孩就算懂得“自重”和“对社会的道义”，也还不能说他们已懂得日本男人的全部使命。日本人说：“男童从十岁开始学习‘对名分的道义’。”这句话让男孩子认识到对侮辱表示愤恨是一种品德，他还必须学习这类规矩：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直接攻击对方，在什么情况下可以间接洗刷污名。我并不认为他们的意思是教孩子学会在受到侮辱的时候要反击，因为男孩小时候就已经学会对母亲发脾气，学会跟年龄相仿的孩子争相斗嘴吵架，他们没有必要在十岁以后再学习怎样攻击对方。当十几岁的少年必须服从这种约束时，这种约束会指导他们该怎么处理攻击。就像我前面说过的，日本人往往把攻击指向自己，而不是对别人行使暴力，小孩也不例外。
少年在小学毕业后如果要继续升学，（其人数约占人口的15％，男童比例较高）他就要面临竞争更激烈的中考，要跟每个考生竞争每门学科，这些少年也就马上要承担起“对名分的道义”的责任了。因为在小学和家里基本上是不存在竞争的，他们也就没什么经验，因而这突如其来的竞争就显得更加激烈，更令人担忧了，他们常常会争名次，还担心老师会对某些人偏心等等。但是，日本人在回忆时不怎么会谈这种激烈的竞争，而是会提到中学里高年级学生欺侮低年级学生的习惯。高年级学生经常想方设法地欺负低年级学生，支使他们干这干那，让他们做各种被欺负被捉弄的表演。低年级学生被迫在高年级学生面前低头下跪、四脚爬行，遇到这种事情的日本男孩子不会觉得这是在开玩笑，事后，他们一般都恨得牙痒痒，一定要想办法报仇。但是又不能马上报复，所以他就更怀恨在心，耿耿于怀。他觉得这关系到他的名誉，是道德问题。也许几年之后，他会利用家庭势力把对方拉下马；或者他会努力学习剑术或柔道，毕业后要在大街上当众报仇，让他颜面扫地。总之，一天不报仇，他就总觉得“心事未了”。这是日本人崇尚报仇雪恨的一个主要原因。
有些少年没有继续读初中，他们入伍后也会遭遇相似的事情。和平年代，每四个青年便有一人被征当兵。二年兵欺负一年兵远比中学里高年级生欺负低年级生严重得多，但是军官对此却视而不见，除非有特殊情况，士官一般也都置之不理。日本军规的第一条就是，向军官告状是很丢脸的，所以士兵们一般都是自行解决矛盾争执。军官认为这是一种“锻炼”部队的方法，但他们自己却置身事外。二年兵把积了一年的怨气都一股脑儿发在一年兵头上，想方设法地羞辱一年兵，来展示他们受“锻炼”的经验。青年当完了兵，往往跟变了一个人一样，变成了“极度暴力的军国主义者”。但是，这种变化并不是因为他们接受了军国主义的思想教育，也不是由于被灌输了忠于天皇的思想，而主要是因为他们经历了各种屈辱和刺痛而造成的。那些接受过日本式教育、自尊心很强的日本青年，在这种环境里就变得很野蛮。他们说这种折磨简直是社会对他们的排斥，令人难以忍受，这会把他们自己也变成虐待狂。
毋庸置疑，近代日本的中学及军队中之所以会出现上面的情况，跟日本古老的嘲笑和哄骗习俗有关，在学校和军队中，对这种“侮辱性”的反应也不是特例。显而易见，由于传统日本人对“名誉”的看法，他们对嘲弄和侮辱性的反应会比美国人强烈得多。尽管这批被嘲弄的人会以同样的方式对另一些人，但这并不能阻止那个被侮辱的少年千方百计来报复虐待他的人。许多西方国家都习惯找替罪羊来发泄心中的郁闷，例如，在波兰，如果一个新学徒或年轻的收割手被嘲弄了，他不会报复嘲弄他的人，而是把气撒在下一代徒弟或收割手身上。但在日本不是这样的，虽然也有人用这种方法泄愤，但更多人还是选择直接复仇，只有报复了虐待他的人，他才能产生快感。
日本战后重建时，忧国忧民的***应该高度重视战前学校和军队里这种侮辱、戏弄青少年的习惯行为。政府应当大力强调“爱校精神”和“同学关系”，争取消除这些大欺小、高压低的习俗。军队里则应严令禁止虐待新兵。虽然老兵和各级军官应当对新兵严格训练，但是不能在训练中对他们嘲弄、虐待。在学校和军队中，上级生或
老兵不得让下级生或新兵摇尾装狗、学蝉鸣，或者在别人吃饭时间让他们“倒立”，违者重罚。如果做到这些，就等于是对日本人进行了再教育，它会比否定天皇的神圣以及从教科书中删除军国主义更有效。
女孩不用学习“名誉”的准则，所以她们体会不到男孩在中学及部队中的那种类似经历，她们的生活会比男孩平稳很多。从懂事起，她们受到的教育就是：凡事以男孩为先，礼品、关怀没有女孩的份。她们还必须遵守一定的规则，她们不可以公开表现自己的主张。尽管如此，她们的童年也跟男孩一样是有特权的。特别是当她们还很小时，可以穿鲜红的衣物。长大后，就不能穿那种颜色了，直到六十岁后才能再穿，六十岁以后也是她的特权期。在家里，她们也像哥哥弟弟一样可以得到母亲和祖母的双重宠爱。她的弟弟妹妹也想跟她亲近一点，所以也会对她很好，还争着跟她一起睡，表示自己才跟姐姐最亲。而她常常会把祖母给她的一些小恩小惠分给小几岁的弟弟妹妹们。日本人不喜欢单独睡觉，晚上小孩们可以挨着他们喜欢的长辈睡，两个人的床挨得紧紧的就表示“你对我最亲”了。十岁左右的男孩一般都跟自己的玩伴一起玩，女孩就不跟他们一起玩了，但她们可以炫耀新的发型，十四岁至十八岁姑娘的发型是最讲究的。她们以前只能穿棉布衣服，现在就可以穿丝绸衣服了。家里人也会千方百计地把她们打扮得漂漂亮亮，这样一来女孩们也心满意足了。
社会上对女孩的种种约束，是不需要父母逼她们执行的，她们自己会主动遵守。父母对女孩的特权不是可以任意体罚，而是平心静气地对女孩说：希望女儿按照自己的要求来生活。下面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它说明了女孩的教育看起来不甚严厉，好像她还有特权，但其实父母已经施行了一种无形的压力。稻垣银子从六岁起就有老师教她中文经典诗词：
“老师教了整整两小时的课，除了动动双手和嘴唇，基本上是纹丝不动。我坐在老师对面，就也得正襟危坐，纹丝不动。有一次正在上课，我也不知哪里不舒服，就稍微挪动了一下身子，跪着的腿换了舒服的角度，老师立马就不高兴了。他轻轻地合上书、说话慢悠悠但又很严肃：‘姑娘，你今天的心情显然不适合学习，你先回房好好想想吧。’我心里羞得无地自容，但那也没办法。我只好先拜过孔子像，再向老师行礼道歉，然后毕恭毕敬地退出书房。平时我上完课都会向父亲汇报，那次我小心翼翼地来到父亲跟前。爸爸很吃惊，因为时间还没到，但他漫不经心地说：‘你今天的功课学这么快啊！’这句话狠狠地敲到了我的心上，我现在想起这件事就难受。”
杉本夫人在另一本描写她的祖母的书里，简单地概括了日本父母最显着的一个特点：
“祖母脾气很好，但她希望每个人都按照她的想法去做。虽然她不指责也不争吵，但祖母的希望像真丝一样柔软而又坚韧，使她的小家沿着她认为正确的路发展着。”
这种“像真丝一样柔软而又坚韧”的“希望”之所以能这么成功，其中一个原因是祖母训练每个人的目标都很明确。女孩要培养的不仅仅是规则，更多的是习惯。幼时要正确用箸，进出房间要有礼有距，成年后要学茶道和按摩。这些都是由长辈手把手教，反复地练习，最后才形成了习惯的。长辈们从不认为孩子没人教也“会自然而然地学到”正确的习惯。杉本夫人还在书里描写了她十四岁订婚后如何学习给从没见过的未来丈夫做早餐，其实丈夫在美国，而她在日本的越后。可是，在母亲和祖母的亲自监厨之下，她一遍遍地“亲自下厨做几样东西，据我哥哥说那是松雄（未来的丈夫）特别爱吃的。我想象着他就坐在我旁边，我给他夹菜，劝他先吃。我慢慢学着关心未来的丈夫，让他满意。祖母、母亲总是装做松雄就在眼前似地问这问那，我也很注意举止和打扮，好像丈夫真的在房间里。就这样，我学会了尊重我的丈夫，并且摆正了自己作为他妻子的地位。”
对男孩子虽不像对女孩子那么严格，但人们也要通过实例和模仿来教他们养成习惯，而且“学了”习惯之后就不能违反。男孩过了青春期以后，就要去主动摸索生活中的未知领域。长辈不会教他怎么去恋爱，家里也禁止公开的亲密举动，没有亲戚关系的男孩女孩从九岁或十岁起就不能同席了。日本人希望男女双方家长在男孩对性感兴趣之前，为他订下婚约，因此，大家希望男孩女孩接触的时候能表现得害羞一点。农村人喜欢用这个话题逗男孩，想看他们害羞的样子，但男孩还是想着法学习恋爱。然而，从古至今，即使是在偏僻的农村，也有很多姑娘未婚先孕。日本人的这种婚前性行为是不属于人生大事的，所以比较自由，父母商量孩子婚事时也不太在乎这些事。但是今天，就像须惠村一个日本人对恩布里博士讲的那样，社会还是要教育女孩保持贞洁，就连女佣人也不例外。男孩上了中学以后也严禁交往异性，日本的教育和舆论都在竭力防止男女在婚前有亲密行为。日本的电影把那些爱对年轻女人调情的青年看做是“坏”青年，而“好”青年则指对可爱的少女不理不睬，甚至在美国人看来是冷酷、粗野的青年。日本人认为对女人调情的人都是花花公子，不是追逐艺伎、娼妇就是勾搭咖啡女郎。学习怎么示爱最好的办法就是去艺伎馆，他不用愁自己笨手笨脚，也不指望与艺伎上床，因为“艺伎会教你，男人只需看着就行了”。但是，能到艺伎馆去的日本青年并不多，大多数人是到咖啡馆去看男人怎样亲近女人的。但是，这种直接的观察跟他们在其他领域接受的训练是不一样的，男孩们有很长一段
时间会担心自己是不是太笨了。他们生活中不用长者亲手指导的事情很少，性是其中一件，有地位的家庭会在年轻夫妇结婚时送给他们一本《枕草子》和绘有各种亲密姿势的画。就像一个日本人说的：“这种事情看书就可以学会，就好比父亲并不教你怎么布置花园，你上了年纪就会知道如何布置。”虽然大部分日本青年是通过别的办法学习性知识的，但他们认为性和园艺一样，看看书到时候就会了。这倒是件有趣的事情。但不管怎么说，他们都不是靠成年人教他们性知识的，这种与其他训练的差异使青年人深信，性与人生大事无关，他们
不需要通过长辈亲自教或严格的训练来掌握。尽管刚开始他们常感到迷惑不安，但他们认为这件事可以自行掌握，自己获得满足。性和其他领域的规则不同，男人结婚后完全可以毫无顾忌地在外面寻欢作乐，这样做不会对不起妻子，也不会威胁到家庭关系。
妻子就没有这样的特权了，她必须对丈夫忠贞不二，就算对别人动了心，也只能偷偷地进行，日本女人有了私情很少能不被发现。人们常常把那些神经过敏或心绪不宁的女人说成有“精神病”，其实“妇女最大的困扰不是繁琐的日常生活，而是***，很多精神不正常的妇女以及大多数的精神病患者，都是因为生活不协调”。须惠村的农民说，“妇女只能靠丈夫来满足**，大多数妇女的病都是从子宫开始的，后来才会传到头部。丈夫如果只沉迷于其他女人，妻子就会不自觉地靠**来满足自己。不管是农村，还是大户人家，妇女们一般都秘藏有用于**的传统器具。农村妇女如果生过孩子，她们就可以随便谈论性。当母亲以前，她是绝对不会说关于性的玩笑的，但当了母亲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玩笑就成了男女聚会时的家常便饭了，她们还会配合艳情小曲，扭腰摆臀，不顾一切地大跳**舞蹈助兴。“这种做法肯定会引起哄堂大笑”。须惠村的士兵如果退伍回乡了，村里人都会去迎接。妇女们会女扮男装，互开下流玩笑，还假装要**年轻姑娘。
因此，日本妇女在性问题上还是很自由的，出身越低微，就越自由。她们一生要遵守许多禁忌，但她们不会忌讳男女情事。在满足男人**时，她们有时**有时又克制。女人到了成熟年龄，她们就不顾什么禁忌了，出身低微的女人可能比男人还**。日本人要求女人行为端正也是因时因地而异的，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像西方人认为女人要么是“贞女”，要么就是“**”。
男人们的行为也是视不同场合而定的，有时肆意放纵，有时克制谨慎。男人们最喜欢跟朋友一起喝酒，最好是有艺伎作陪。日本人喜欢喝酒喝到醉，他们不限制饮酒，两三杯下肚，就会一反平常严肃的样子，喜欢相互靠在身上，显出很亲密的样子。除了那些少数“难相处的人”，醉酒者一般也不会动粗或打架。日本男人除了在喝酒这种“自由领域”，是决不能干让别人讨厌的事的。如果说一个人讨厌，那就仅次于日本人常骂人的“浑蛋”。
我们可以从日本的育儿方式中理解西方人所说的日本人的矛盾性格，这种育儿方式造就了日本人的人生观中的两面性，但每一面都不能被忽视。他们儿童时期过的是有特权和娇纵的生活，所以后来接受各种训练时，他们总会想起那种天真无邪的童年生活。因为他们曾过着天堂一样的日子，所以不用畅想未来或描绘天堂。他们对童年的描绘是建立在“人性本善，众神慈悲”以及“作为日本人无上光荣”这样的观念之上的，这让他们很容易产生一种极端思想，即“人人都有‘佛性’，死后都能成神”。这种思想让他们变得固执，变得相当自信，他们不顾自己的能力去做一些超出能力范围的工作，他们敢于坚持己见，甚至敢于反对政府，他们会以死力谏，证明自己才是对的。但有时候，这种自信会让他们变得狂妄自大。
六七岁以后，强大的压力要求他们必须“谨言慎行”，必须“知耻”，如果犯了错，家人就会集体反对他。这种压力虽然不像普鲁士人的纪律那么严苛，但却无处不在。在他们的幼年还有两件事要求他们必须这样做：一是父母坚持要让他养成撒尿的习惯，还纠正他的各种姿势；另一个是父母常会嘲笑说要遗弃他。这些童年的经历使孩子们认识到必须准备好接受最严格的约束，免得被“世人”耻笑、遗弃，所以他要克制自己那些童年时的冲动。那些冲动并不是不好，只是因为现在的情况不允许了，他要开始认认真真地生活了。虽然他不再有童年的特权，但他现在可以享受成年生活了，童年的那些经历不会真正消失，甚至提供了他为人处世的经验。在那些所谓的“人情世故”和成年后的“自由领域”上，他都可以重温儿时的经历。
日本儿童成年的过程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那就是取得伙伴的承认，这对他们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一点不是什么绝对的道德标准，却深深地扎根于儿童心中。孩子童年前期，他刚会向母亲撒娇时，母亲就把抱过去，让他自己睡。他会自己比
较他跟兄弟姐妹们谁得到的点心多，来看自己在母亲心目中的地位。当他能明显感觉到自己被冷落时，还会问妈妈：“你是不是最疼我？”稍微大点以后，他就慢慢要放弃单纯的个人满足，希望从别人的赞许和接纳里得到补偿，否则作为惩罚当然是要受到“世人”的讥笑。大多数文化中的儿童教育都会这样给孩子们施加压力，日本的这种压力就更沉重了。被“世人”抛弃，就跟小孩心目中母亲威胁要丢弃他一样，所以跟挨打相比，他更害怕的是被伙伴排斥。日本人对嘲笑和排斥一般都很敏感，哪怕只是想想也觉得怕。实际上，日本人之间很少会有秘密，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外人几乎全都知道，如果人们不满意就会排挤他。而且日本的房子白天敞开着，中间的薄板又不隔音，有的人家修不起围墙和院子，私生活就全被别人看见了。
日本的儿童教育从他们成年就开始出现了断层，因此造成了他们性格的两面性，了解他们常使用的某些象征会有助于了解他们的双重性格。日本人幼年的时候都是“不知廉耻”的，他们成年后就不免常常对着镜子问自己儿时的天真还有多少。他们说，镜子能够照出“永恒的纯洁”、反映灵魂的深处，不会培养虚荣心，也不会贬低自己，人会在镜子里看见那个“不知耻的自己”。在镜子中，他们打开眼睛这扇灵魂之“窗”，这能让他像镜子里的那个“不知耻的自我”真实地生活，他们还能在镜子中看到理想的父母形象。为此，有很多人才会镜不离身，甚至有人会在佛龛上供一面特别的镜子来反省自己的灵魂。“自己祭自己”“自己拜自己”这回事说起来有点不寻常，但也不费事，因而几乎家家都会在神龛放镜子作为神器。战时的日本电台曾特地播过一首歌，表扬了几位自掏腰包买镜子放在教室的女学生。人们不觉得她们虚荣，而认为她们是发自心灵做出了贡献。照镜子可以看出一个人的精神是不是高尚。
日本人对镜子的感情从孩子心里还没养成“对镜自省”之前就开始了，那时候他们照镜子不一定是为了“自省”，而主要是因为他们能从镜中看到童年的自己，是那么的善良自然，根本不用“耻”来教。他们赋予镜子的这种象征**促使他们要通过自我修养来达到“圆熟”的境界，所以他们坚持不懈地消除“观我”，力求做回童年时那个天真自然的自己。
童年的特权生活对日本人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他们并不认为童年后期用羞耻感来约束他们就是剥夺他们的特权。我们知道自我牺牲是***的核心概念，但日本人却常常否认所谓这种自我牺牲的观念。就算马上要死了，他们也不觉得是在自我牺牲，而是“自愿”为“忠孝”“道义”而死。他们说，心甘情愿去死才是自己的人生目标，否则就是“犬死”，是没价值的。这与英语中的“犬死”穷愁潦倒而死的意思是不一样的。那些中规中矩的行为在英语中属于自我牺牲，日语中则是“自重”的范畴。“自重”常常代表自制，而做大事必须要自制。美国人认为，自由能帮他们实现目标。而日本人因为生活体验不同，会认为这远远不够，他们认为自制才能更好地实现自己的价值。要不然，他们就没法控制那个冲动危险的自己，而冲动会打乱正常的生活。正如一位日本人所说：
“经年累月，上漆时漆涂得越厚，漆器就越值钱。一个民族也是这样……有句形容俄罗斯人的话说：‘剖开俄罗斯人，你看到的是鞑靼人，’那也可以这样形容日本人，‘剖开日本人，你看到的是海盗。’但不要忘了：日本的漆是好东西，是做工艺品的，它不是瑕疵，也没有任何杂质，至少跟坯质一样美。”
让西方人感到惊讶的是，日本男人的行为矛盾，是因为日本儿童教育中出现了断层。他们永远记得童年时在自己的小世界里简直就是神，可以为所欲为，可以随意发脾气，似乎一切欲望都能得到满足。这种记忆虽然渐渐恍惚，但潜意识里还一直存在。这种双重性格就造成了他们长大成人后，既可以浪漫地谈恋爱，也能对家里安排的婚姻言听计从。既可以贪图享乐，也可以把义务看得高于一切。谨慎的教育会让他们的行动瞻前顾后，但他们又能勇敢得近乎鲁莽。在等级制下，他们可以很听话，但有时又不会轻易被掌控。他们可以彬彬有礼，但有时又桀骜不驯；在军队里，他们可以盲目接受训练，但又会顽固不易驯服；他们虽然很保守，但又很容易迷上新东西；他们学习中国也不排斥西方。
日本人的双重性格经常会制造矛盾，但日本人对此也反应不一。比如，如何处理童年时无忧无虑、处处受人宽容的经历跟后来动不动就受到约束的生活之间的关系，虽然很多人都觉得这个问题很棘手，但每个人都会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解决同一个问题。有些人像道家那样处处约束自己的生活，害怕放纵自己会扰乱实际生活冲突。正因他们曾经真正地放纵过，而不只是幻想，所以才更害怕。他们超脱自然，墨守成规，就觉得自己能发号施令了。有些人就更矛盾了，他们害怕自己的反抗情绪郁积太久而会爆发，就假装温顺来掩饰自己。他们整天忙于日常琐事，机械地重复那些基本没意义的生活，怕意识到自己的真实感情。还有些人是因为太留**年生活，常常对长大后的成人生活中的要求无所适从，想依赖别人吧，又过了那个年龄。他们觉得失败就是对权威地背叛，动不动就会紧张激动，如果不能像往常那样应付意外情况，他们就会害怕。
这些就是日本人在担心被人抛弃和被人指责时，经常容易陷入矛盾的原因。压力不是很大的时候，他们就会很享受生活中的乐趣，又能小心行事保证不会伤害到别人。这已经算很成功了。童年时的经历培养了他们的自信，同时也没有什么罪感的负担，虽然后来是为了跟伙伴协调一致才受约束，但他们的义务也是相互的。有时候别人会干涉他的意愿，但他们在那些规定的“自由领域”中还是可以得到感情上的满足的。日本人一向喜欢接近自然，陶冶情操，他们会观樱赏月、赏菊看雪，也会在室内挂个笼子听鸟叫虫鸣，或者是咏和歌排句、修园插花、品茗等等，但这些不应该像一个内心烦闷又喜欢侵略的民族会做的事。他们消遣享乐时也不是愁眉苦脸的，在日本还未发动战争的时候，人们觉得自己生活得也挺幸福，农村闲时的生活活泼愉快，忙时也跟其他现代民族一样勤勤恳恳。
但是，日本人的自我要求却非常之多。为了避免被人们疏远和毁谤，他们宁愿放弃刚刚尝到的甜，在人生大事上他们也必须抑制这些冲动，如果极少数违反了规矩，他就有可能丧失自尊。自重的人的生活准则不是明辨“善”“恶”，而是迎合世人的“期望”，为了不让世人“失望”，他们可以牺牲掉个人要求。这样的人才是“知耻”而谨慎的好人，才能光耀门庭、为国增光。这种思想给日本人强加了极大的压力，日本一心想成为东方领袖和世界一大强国。但这些压力对个人来说就是负担，人们极度紧张，害怕失败，害怕自己付出巨大牺牲从事工作，却依然会被人看不起。有时，他们郁积太久了就会爆发出一些极端的攻击性行动，但这并不是因为像美国人那样遵守原则或自由受到威胁，而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或诽谤。这时，那个危险的自己就被激怒，他会报复诽谤他的人，要不然，就会针对自己。
日本人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他们自愿放弃了美国人认为像空气一样必不可少的自由。我们应该注意到，日本人战败以来正在追求民主，如果能无拘无束、随心所欲地生活，他们会高兴成什么样！杉本夫人说她在东京一所教会学校学英语时可以随意种花植树，自己当时高兴极了。老师分配给每个女学生一块园子，还给他们准备了需要的种子。
“这块园子可以让我随便种，这就让我觉得自己焕然一新……人的心中能觉得这么幸福，这才让我惊讶……我简直想不到，像我这种恪守传统，从不让家族蒙羞，也从不惹父母、老师、邻居生气，对世界无害的人，现在竟然也能自由行动了。”
其他女学生都种花，而她却想种土豆。
“谁也理解不了这种荒谬的行为当时给我心灵的撞击，我觉得自己彻底自由了。”
这是一个崭新的世界。
“我家的花园中专门荒了一块地，我特意让它保持天然野趣。但又总有人修修叶，整整枝。每天早晨大爷还要把石阶和松树下那块地方扫干净，把从林子里采来的嫩松针细心地撒在上面。”
这种伪装的天然野趣对杉本夫人来说，就象征着她被教导了那种要伪装自己的思想。其实，日本到处都是伪装，他们园子里埋在地下的巨石大多数都是精心挑选过，从别处运来的，下面还要铺上小石块，还要布置得跟流泉、屋宇、矮丛、树木相协调。菊花也是盆栽，为参加日本每年举办的花展，人们还要精心修剪这些花。每朵花都要仔细修剪，还用几乎看不见的金属线圈固定着它的形状。
当杉本夫人摘掉了菊花上的细线圈时，她的激动心情不言而喻。那些经过修剪的菊花一旦恢复自然，就显出满心欢悦。但是今天的日本人已经不考虑他人的期望了，也对“耻”的约束力提出怀疑，这可能会破坏生活方式的平衡。在新的制度之下，他们不得不学习新的约束力，但是这种变化要花费高昂的代价，要提出新观点、树立新道德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西方人不指望日本人会立即接纳新道德并把它变成自己的东西，但也不认为日本不会建立一套自由宽容的道德体系。生活在美国的“二代”日本人已经对本国的道德和行为非常陌生了，他们也不用必须遵守父辈们带来的习惯。同时，新时代的本土日本人也是有可能建立起一种不像过去那样要求自制的生活方式，菊花也完全可以摘除金属圈，不经人工修剪也一样可以秀丽多姿。
在崇尚精神自由的这段过渡时期，日本人或许可以借助两三种古老的传统而保持平稳。其中之一就是“自我负责”精神，日本人喜欢把自己比作一把刀，自我精神就是要擦掉“身上的锈”。正如持刀者要保持刀的光泽一样，人也要对自己行为的后果负责。如果由于他自己的弱点、不坚定和做事的力度不够造成了不好的后果，他要勇于承认并接受。在日本，对自我负责的要求要远比在美国严格。在这种意义上，刀并不再象征着发起进攻，而是比喻理想和责任。在崇尚个人自由的社会，这种品德是能起到最有效的平衡作用的。而且，日本的儿童教育和处世哲学已使自我负责的品德成为日本精神的一部分。所以在西方人看来，日本人的确是“放下刀”投降了，但对日本人来说，他们还会继续关注怎样才能保持心中那把易生锈的刀的光泽。按他们的话说，就是即使在自由和平的年代，他们也能把刀保存在心里成为一种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