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投降后的日本人
美国人在战胜日本之后对其进行了改造，他们常常为自己在这一方面的作为感到自豪。1945年8月29日，美国通过电台发布了***、陆军部、海军部的联合指令，并由麦克阿瑟将军全权负责实施。但是，由于美国报刊、电台到处都是党争性的褒贬不一的评论，普通人也不清楚美国引以为自豪的理由到底是什么，只有极少数足够了解日本文化的人才能明白当前对日政策到底可不可行。
日本投降时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对日本的占领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战胜国对现存政府乃至天皇，到底应该利用还是废弃？是否应该在美**政官员指导下管理各县市？盟军在占领意大利和德国时是在每个地区设立盟军军政府总部，它也是战斗部队的一部分，而地方的行政大事是归盟军官员管的。日本战败以后，太平洋区域的盟军军政府总部官员以为也会对日本采取这种手法，日本人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还能保留多少管理权。波茨坦公告上只是说：“日本领土上经盟国所指地点必须占领，以确保吾辈于此所示之根本目标，”以及必须永久排除“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之威权及势力。”
***、陆军部、海军部三部向麦克阿瑟将军联合发布命令，要求他严格执行并支持上述各项内容。日本的行政管理和重建工作由本国国民负责。“只要能满足美国目标，最高司令官将通过日本政府及包括天皇在内实行对各个机关的管理权。日本政府将在麦克阿瑟将军的指挥下，正常地管理国内事务。”因此，麦克阿瑟对日本与盟军对德或对意的管理方式是有相当大的区别的，最高司令部把通告发给了日本政府，而不是发给日本国民和居民，所以它纯粹是最高司令部自上而下对日本各级官员机构进行的管理。它的任务就是制定日本政府的工作目标，如果哪位内阁大臣认为这些目标不可行，他可以辞职，也可以说服司令部修改指令。
这种政策是一次大胆的尝试，但是对美国来说有很多好
最终，麦克阿瑟领导的盟军总司令部得以在保存天皇制、不追究天皇责任的客观条件下，对日本政府进行改造，包括制定了《日本国宪法》及确立现行日本政府组织架构的基础。
图中为麦克阿瑟与裕仁天皇合影。
处。就像当时希德林将军说的：“我们占领日本再利用日本政府是很有好处的，如果不能利用日本政府，我们就要建立一个直接管辖日本七千万人口的管理体系，而他们的语言、习惯、态度与我们都截然不同，而利用日本政府的话，我们就可以节省大量时间、人力和物力。也就是说，我们是让日本人自己整顿自己，我们只负责提供指导意见就可以了。”
当然，***制定这一政策时，很多美国人仍然担心日本人也许会抵抗、不合作，一个报复心极强的民族可能不会接受这样的和平计划的。但后来证明这些担心并没有成为事实，原因主要是日本文化的特殊性，那些战败民族在政治、经济方面的一些道理是解释不通的。可能再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像日本这样顺理成章地接受美国这种“善意”地占领。日本人看来，接受这种政策就意味着能够抹去在战败中受到的屈辱，还可以促使他们改革国策，而他们之所以能欣然接受，主要还是因为在日本文化下形成的国民性格。
在美国人似乎一直在讨论和谈条件的宽严，但是真正的问题并不在此，而是在于惩罚要恰到好处，从而摧毁他们那种传统的、危险的侵略性的旧模式，建立起新模式。但是要选择哪种方法，这还得根据日本国民性格和传统的社会秩序而定。普鲁士的专制主义不仅反映在家庭生活中，在市民日常生活中也已经根深蒂固，所以对德国和谈就必须签订一些条件。但是，对日本的和平政策可能要有所不同。德国人并不认为自己像日本人那样欠了社会历史什么“人情债”，他们努力奋斗不是为了还债，而是为了避免自己沦为牺牲者。在德国人眼中，父亲就跟其他有地位的人一样是专制的，会“强迫别人尊敬他”，得不到尊敬就不舒服。德国人青年的时候都反对父亲的专制，但是长大以后，迫于压力之下他们也变得跟父母一样，屈服于单调无味、没有激情的生活。他们一生的**时期还是叛逆的青年时期。
日本文化中的问题并不在于极端的专制主义。几乎善于观察的西方人都会发现，西方很少能看到日本父亲对孩子的那种关爱，日本孩子觉得跟父亲亲近是理所当然的，他们还会公开炫耀自己的父亲，因此，只要父亲变变声调孩子就会听父亲的话。但是，父亲对孩子也不是那么严厉，孩子青春期也绝不会违抗父母之命，相反，在世人眼
中，他们在青春期时又有责任心又孝顺，可以说是家庭的模范。日本人常说，他们是“为了学习”“为了修养”而尊重父亲的，也就是说，尊敬父亲已经成了等级制和正确为人处世的一种象征了。
儿童早期与父亲接触时学到的这种态度已经成为整个日本社会的一种社会方式，最有地位最受人尊敬的人并不一定握有实权，而位居高位的官员也并不一定能行使权力。上自天皇下至平民，其背后都有谋士和隐蔽的势力在策划。20世纪30年代初期，日本黑龙会的***接受东京一家英文报纸访问时，对社会这一侧面作了很好的说明：“日本是被大头针固定住一角的三角。”换句话说，大家都看得见三角形在桌上，但是看不见大头针。三角形有时往右偏，有时往左偏，但都是围绕着一个看不见的大头针在摆动。借用西方人的话就是，凡事都要用“镜子”来反映。争取做到专制而又不锋芒毕露，一切行为
都只是象征的忠诚，忠诚的对象往往是没有实权的。日本人一旦拿下假面具发现了的权力源泉，就觉得这是剥削，跟他们的现行制度不相符，这种看法同他们对高利贷者和暴发户的看法一样。
正因为日本人是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的社会，因此，他们相信不革命也一样可以反抗剥削和不义之行。他们并不打算破坏现行社会，而是回到过去进行“复古”，像明治时代那样在不批判制度的同时进行变革。但他们从来都不是革命者。当时西方的学者都严重地错误估计了形势：有些学者希望日本掀起一场意识形态方面的群众运动，有些高估了日本的地下势力，还希望能在投降之前掌权，还有些人甚至预言激进分子会赢得战后的选举。保守派代表币原男爵1945年10月组阁时发表的演说中，一语中的地道出了日本人的心声：
“新的日本政府将继续发扬民主传统，尊重全体国民的意愿……自古以来，明治天皇宪法的精髓就在于天皇要以全体国民意志为自己的意志，而我所讲的如今这种政府也正体现了这种精神。”
在美国读者看来，这样解释民主简直毫无意义，但日本人宁愿在这种复古的前提下扩大国民的自由和福利，也不愿立足于西方的意识形态。
日本会试行西方的民主政治体制。但是，西方的制度并不一定就是改善世界的灵丹妙药，虽然它在美国卓有成效。普选和由当选者组成的立法机关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也会产生很多问题，如果这些困难一直持续下去，日本人就会修改我们最初制定的实现民主的方法，美国人就会觉得这场仗白打了。我们一直觉得我们的民主是最好的，但目前来看，日本的重建过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民主在这个过程中也是次要的。19世纪90年代，日本试行了第一次选举，但截至现在，整个国家也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小泉八云在书中记载的那些问题今后还会重复。
“在这些激烈的选举中甚至牺牲了许多人，但确实不存在私人恩怨。外人往往惊讶论战中会出现激烈地论战，甚至大打出手，但是这其中确实不是个人不和。政斗不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斗争，而是各党派之间为争取利益而进行的斗争，而每个党派的忠诚追随者都会把政治变故看成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20世纪20年代，村民们在选举投票之前总是说：“做好被砍头的准备。”人们常常把选举斗争跟过去武士攻击平民相比，时至今日，日本的选举的意义跟美国完全不同，这跟他们有没有发起侵略战争无关。
日本人相信自己能重新建设一个和平国家，是因为他们敢于承认自己的失败，从而把精力转向另一方面。日本人很善变，他们曾试图以战争的方式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结果失败了。于是，他们只好放弃这种方式。因为他们从小到大所受的教育就是让他们能够随时地改变。具有强权意识的民族坚信自己是在为原则而战，他们投降时会说：“我们失败了，这世界上就没有正义了。”但他们的自尊心会使他们为下一次“正义”的胜利继续努力。或者，他们会承认自己犯了罪，进行自我忏悔。但日本人不是这样。投降后的第五天，当时美军大部队还没有登陆，但东京的大报《每日新闻》就已经写了文章评论日本的失败和由此带来的政治变化了。它说：“然而，这是有助于拯救日本的。”这篇文章强调每个人都必须明白，日本已经彻底地失败了，既然企图靠武力来建设日本已经行不通了，今后就必须走和平国家的道路。另一家东京大报《朝日新闻》也在同一星期发表了文章，认为近年来日本对内对外政策的“眼中错误”就是“过分相信军事力量”，说“我们必须抛弃过去那种不合时宜且
让我们损失惨重的政策，而要努力同国际协调、爱好和平”。
西方人认为日本的转变是原则性的转变，因而心生怀疑，但这却是日本人为人处世的一种方式，在人际关系和国际关系上都是这样。日本人如果采取了某种政策而未取得成功时，他们便认为是犯了错。日本人没有固守失败的习惯，如果政策失败了，他们肯定会予以抛弃。日本人常说“噬脐莫及”，20世纪30年代，他们普遍认为军国主义是争霸世界的必要手段，他们靠武力就可以获取世界的崇拜，为此他们作出了一系列牺牲。1945年8月14日，日本最神圣的天皇向国民宣布日本战败，因而他们承受了战败带来的一切后果。战败意味着美军要占领日本，于是他们欢迎美军；意味着帝国侵略计划泡汤了，于是他们开始制定放弃战争的相关政策。日本投降后的第十天，《读卖新闻》就发表了题为《新艺术与新文化的起步》的社论，其中写道：“我们必须坚定地相信，战败与一个民族的文化价值是两回事，我们应把战败当作一种动力……因为，只有作出这种惨重牺牲，日本国民才能提高自己的思想；开阔视野，实事求是地看世界。我们必须理性地分析过去歪曲日本人思想的非理性因素，从而进行消除……我们要勇于正视战败这一残酷的现实，但我们必须对日本文化的明天充满信心。”这就是说，他们已经尝试过一种政策，但是失败了，现在他们要开始一种和平的政策。日本各家报纸的社论反复强调：“日本必须赢得世界各国的尊重。”日本国民的责任就是在新的政策下，赢得别人的尊重。
这些报纸的社论不仅仅是少数知识分子的心声，东京街头及偏远的村民也同样转变了态度。美国占领军简直不相信曾经发誓要单枪匹马死战到底的国民，如今会友好地配合。日本人的伦理道德中有很多东西都是美国人所排斥的，但是，美国人在占领日本期间又感受到，其他民族的道德也有可以赞扬的部分。
以麦克阿瑟将军为首的占领日本的美国当局认为，日本人是有能力改变前进的方向的，所以没有采用羞辱日本人的手段来阻止他们。如果我们按西方的规则来羞辱日本人，也是符合西方的文化的，因为根据西方的伦理，侮辱和惩罚是最能让坏人服罪的手段，而认罪是重新做人的开始。但是，日本人认为每个人都必须对自己行为的一切后果负责，也包括总体战争的失败，犯错是让他意识到这样的错不能再犯。但是，日本人并不认为这些情况是对他们的羞辱而对此憎恶。按照日本人的说法，侮辱就意味着诽谤、嘲笑、鄙视、侮蔑以及揭短，如果他们认为自己受到了侮辱，那么复仇就是一种美德。尽管西方的伦理强烈谴责日本人的这种信条，但美国能不能成功占领日本就取决于它在这一点慎重不慎重了。因为，日本人很厌恶嘲笑，认为这跟投降后的解除军备、巨额赔偿等等必然后果是截然不同的。
日本曾战胜过一个强国，而在敌国（即俄国）投降的时候，日本认为它并没有嘲笑过日本，战胜的日本也就极力避免去侮辱失败者。日本有一张妇孺皆知的照片，它拍的是1905年俄军在旅顺口投降时的情况，照片上的俄**人并没有放下武器，还依然带着军刀，整个图片上战胜者和战败者的唯一区别就是军服不同。当时日本人流传着一个故事，俄军司令官斯提塞尔将军表示同意日方提出的投降条件时，一位日本大尉和一名翻译带着食品来到俄军司令部。当时，“除了斯提塞尔将军的坐骑以外，军马已经被杀掉吃光了。因此，日本人带来的五十只鸡和一百个生鸡蛋受到了热烈地欢迎。”次日，斯提塞尔将军和乃木将军如期会见。“两位将军握手，斯提塞尔将军称赞日本部队的英勇……乃木将军则称颂俄军防御持久。斯提塞尔将军很同情乃木将军在这次战争中失去了两个儿子，提出要把自己心爱的阿拉伯种白马送给乃木将军。乃木将军说，虽然他很希望得到这匹马，却必须先献给天皇，然后天皇一定会把这匹马赐给他的。他表示，如果真的能得到这匹马，他一定会像爱护自己的马那样加倍爱护它。”日本人都知道，乃木将军在自己的房子前面为斯提塞尔将军的爱马建了一所马厩。据说，它建的比乃木将军自己的房子还要讲究，而且这间马厩在将军死后成为乃木神社的一部分。
有人说，日本人的性格从上次俄国投降后就已完全变了，比如，他们在占领***的几年间，就进行了举世瞩目的肆意破坏和残酷虐待。不过，对于日本这样道德标准要视情况而定的民族而言，上述结论不一定属实。第一，日本的敌人在巴丹之后只是局部投降而
没有全部投向。甚至后来在***的那部分日军投降之时，日军还在作战。第二，日本人从不觉得俄国人在20世纪初曾经“侮辱”过他们。而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每一个日本人都认为美国的政策是在“蔑视日本”，或者用他们的话说是“根本没把日本放在眼里”，他们觉得《排日移民法》，以及美国在《朴次茅斯和约》和第二次裁军条约所起到的作用也是在蔑视日本。美国在远东经济中的影响日益扩大，对有色人种的歧视态度也使日本人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因此，日本战胜俄国时的态度，与日本在***战胜美国时的状况，显示了日本人行为中明显对立的两面性格：受过侮辱时是一种情况，没受过侮辱则是另一种情况。
美国的最后胜利改变了日本人的处境，在遭到最后失败时，日本人就依照他们的通例改变了既定方针。日本人这种独特的道德观，让他们能够很快洗去耻辱、忘记过去。美国的政策和麦克阿瑟将军的政策没有给日本增添新的耻辱，而只是在坚持实行在日本人看来是失败的“必然后果”的政策，这样的做法显然卓有成效。
保留天皇的意义重大，美国也把这件事处理得很好。天皇先拜访了麦克阿瑟将军，而不是麦克阿瑟将军先拜访天皇，西方人是很难估计这件事给日本人带来的意义的。据说，天皇曾在美国建议否认天皇的神圣性时提出异议，说抛弃原来没有的东西会使他为难。他真诚地说，日本人并不把他看作西方意义上的神。但是麦克阿瑟将军仍劝他说，西方人认为天皇主张神性，这将对日本的国际声誉产生严重的影响。于是天皇勉为其难地同意在元旦发表否认神性存在的声明，他还要求把世界上对此事的评论翻译给他看。读了这些论评后，天皇写信给麦克阿瑟将军说他满意。很明显，外国人在以前并不理解，天皇庆幸自己发表了这个声明。
美国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日本人。***、陆军部、海军部三部联合指令上明确写道，“对于在民主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劳动、工业、农业诸团体，应鼓励其发展并提供便利。”所以，日本许多产业中出现了工人组织，他们活跃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民也重新兴起来了。许多日本人认为这场战争为日本人赢得了很多东西，因为他们能够靠自己的努力改善自己的生活环境了。一位美国特派记者告诉我，东京的一个罢工者盯着美国士兵乐呵呵地说：“日本‘胜利’了！是吗？”日本今天的罢工类似于战前的农民起义，那时农民起义常常是因为赋税徭役过重，妨碍了正常生产，人们并没有试图变革制度本身，因而不属于西方意义上的****。而今天，日本各地的罢工也没有降低生产，他们最喜欢的办法就是由工人“占领工厂，继续工作，增加生产让经营者无地自容。在三井所属的一家煤矿中，‘罢工’工人把负责经营的人全部赶出矿井，然后把日产量从250吨提高到620吨。足尾铜矿的工人在‘罢工’中也增加了产量，并把工资提高了两倍”。
当然，不管这些政策出发点有多好，管理一个战败国是困难的。日本的粮食、住宅、国民再教育等，依然是很尖锐的问题，如果不利用日本政府的官员，问题只会更严重。美国在战争期间一直很担心被遣返的日本军人的问题，但是现在保留了日本的官员，这个问题就没那么严重了，但要解决也不是一件容易事。日本人也很了解这种困难，日本报纸去年秋天同情地说，战败对那些历尽艰辛却还是吃败仗的日本士兵该是多么难啊！并请求他们不要因此干扰了他们的“判断”。总体来说，遣返军人的“判断”是相当正确的，但也有些人因为失业和战败而参加了意图复仇的旧式秘密社团。日本人已不再承认他们昔日那种特权地位，他们很容易为此而感到不满。以前，行人遇见穿白色衣服的伤残军人都要行礼，入伍和退伍的时候也都要举行热烈的欢迎和欢送仪式，他就可以坐在主席台上享受美酒佳肴、美女歌舞。如今，遣返军人只有家里人会安置他们，再也得不到以前的优厚待遇，而且还会在城市村镇受到冷落。如果我们了解日本人对这种形势巨变是如何怀恨在心的，我们便很容易了解日本人为什么喜欢跟昔日伙伴同聚，缅怀过去那种“军人就是日本的荣誉”的时代了。而且，有的战友可能会告诉他，为什么要绝望呢？既然有些幸运的同伴已经在爪哇、山西、满洲与盟军作战，他们也有可能重新回到战场的！日本很早以前就有国家主义的秘密团体了，这些团体要“为日本正名”，那些夙仇未报，而觉得“世界不公”的人极可能会参加这种秘密团体。日本人认为，像黑龙会
和玄洋社之类的团体使用的暴力是符合道义的，所以允许他们使用。因此若想消灭这种暴力，日本政府在今后的若干年中必须继续努力强调履行“义务”而抑贬对名分的“道义”。
因此，仅仅靠“判断”是不够的，还必须重建日本经济，确保二三十岁的人有出路，能“各得其所”；还必须改善农民的状况，每当经济不景气，日本人就会重归故里，但很多地方人多地少还负债累累，根本养不活那么多人；大多数人坚持反对平分遗产，只有长子能够继承遗产，其他儿子就只能到城市去谋生，所以也必须开始发展工业了。
毫无疑问，日本人今后面临着漫长而艰难的道路。但是珍珠港事件前大约十年间，日本把一半的收入都花在军备及维持军队上。如果国家预算不包括军备费用，他们就有机会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了。如果停止这类支出并逐步减轻农民的赋税，日本是有可能建立健全的经济的。就像前面说的，日本农产品分配制度是60％归农民，剩余40％用于赋税和田租。这与同产大米的缅甸、暹罗的情况相同，那些国家是90％归农民，而日本农民所缴的巨额税金却是当做军备支出。
今后十年间，欧洲或亚洲那些不扩充军备的国家，肯定比扩充军备的国家更有潜力，因为这类国家可以把财富用来建设健全、繁荣的经济。而美国在推行亚洲政策及欧洲政策时几乎没考虑过这种情况，因为我国不是农业国，也没有遭受过战祸，即使实施需要巨额经费的国防计划，国家也不会被拖垮。我们的关键问题是工业生产过剩，我们不断大量完善生产和机械设备，若不用于大规模军备、奢侈品产业、福利事业及研究设施，我们的人就会失业。资本也急迫地需要有利的投资机会。其他国家甚至西欧的情况都与美国有所不同，在今后十年里，如果法国推行扩充军备政策，那么他就不能建立健全繁荣的经济；而德国尽管要负担巨额赔偿，但已不能重新建立自己的军队武装，他是有可能建立健全而繁荣的经济基础的。而中国当前的军事化目标得到了美国的支持，那日本也可以利用与德国同样的优势超过中国。日本如果不把军事纳入国家预算，它很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建立起繁荣的经济，并成为东方贸易的中心。它可以在和平利益的基础发展经济并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这样和平的日本就会获得世界各国的赞誉。如果美国能继续利用并积极支持这项计划的话，会对日本有很大的帮助。
不管是美国，还是其他国家，都不能命令日本创造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这种方法在任何一个被统治的国家中都没有获得成功的先例。对一个具有不同习惯和观念的国家，任何外国都不能强迫他们按照自己的模式去生活。就算制定法律，也不能勉强日本人承认选举出来的人的权威，也不能让他们抛弃等级制中的“各得其所”。法律也不可能让他们变得像美国人一样自由地人际交往、追求自我独立，以及自行选择配偶、职业、住宅和热情地承担各种义务。但是日本人已明确，他们的确有必要做出这些改变。日本投降后，当政者曾说日本必须鼓励人民享受自己的生活，相信自己的良心。他们虽然没有这样说，但每个日本人心里都已经开始怀疑“耻感”在日本社会的作用，而希望人们能够获得新的自由，不必再担心受到“世人”的指责和排斥。
就算日本人心甘情愿，日本的社会压力对个人的要求还是太多了。社会要求他们隐藏个人感情和欲望，以家庭、团体或民族代表的身份面对社会。虽然他们能够忍耐这种生活方式要求的各种自我修养，这种负担还是太沉重了。他们要过度地压抑自己，更得不到自己的幸福。他们不敢要求生活得轻松一点，结果就被军国主义者引上了一条不归路。付出如此高的代价以后，他们变得自以为是，并看不起那些道德宽容的民族。
日本人变革社会的第一步就是承认侵略战争是个“错误”，是一次失败。如果他们希望重新获得和平国家的尊重，就必须实现世界和平。如果俄国和美国若干年以后想扩充军备，想要进攻，日本就会利用军事知识参与这场战争。但是，就算这一点是事实，也不能否认日本是可能成为和平国家的，因为日本的行动总是视情况而定的。如果可能，日本会在和平世界谋得一席之地。如果不行，他们会再次加入武装阵营。
现在日本人认识到军国主义已经失败，他们还会关注其他国家的军国主义是否也终将失败。如果没有失败，日本恐怕会再次发起战争，显示战争还是大有用处的。假如其他国家的军国主义也失败了，日本会以自身的例子教训人们，帝国主义侵略绝不能到达荣誉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