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洗刷名誉
对个人名誉所承担的“道义”，也就是保证自己的名声和荣誉不受玷污的一种义务。这种“道义”是一系列的美德，对于西方人而言，有的美德互相矛盾，但日本人则认为是完全统一的。因为这类义务不是报恩，不属于“恩”的范畴，这是保护自己名誉的行为，不涉及以往从别人那里受到的恩惠。因此，想确保个人名誉，就要遵守“安守本分”的各种烦琐礼仪，能够忍耐痛苦，并且在专业和技能上维护自己的名声。另外，维护自我名誉的“道义”，还需要以行动消除毁谤或侮辱，打击恶意的毁谤者，洗刷被玷污的名誉，甚至为此不惜了结性命。在这两种极端的行为之间，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解决办法，但绝不能随便应付了事。
我所说的“对名誉的道义”，日本人并不明确其概念范畴，只是把它描述为“报恩”以外的某种责任。以此为基础对“道义”进行分类，并非“对社会的道义”就一定是报答别人的恩惠，而“对名誉的道义”则包含了复仇行为。西方语言把二者区分为报恩与复仇两个对立概念，但日本人对此不以为然。一个人对别人的善意有所反应，也会对恶意有所反应，一种美德同时兼顾这两方面，为什么不行呢？
日本人就是这样认为的。一个有德行的好人对恩情和侮辱同样感受强烈，无论是报恩或者是报仇，他都会认真对待，也都能体现他的美德。日本不像我们那样区分两者，我们认为报仇是侵犯，而报恩不是侵犯。在他们看来，只有“道义范围”之外的行为才算是侵犯。只要是维护“道义”，为自己洗刷污名，就不能算是犯了侵犯罪，他只不过是公平算账而已。他们认为，只要不清除遭受的侮辱和毁谤，不洗刷失败和羞耻，“世道就不公平”。一个好人应该努力让世界保持公正的平衡。这是美德，不是罪恶。在欧洲历史上的某些时代，维护名誉的“道义”，也曾经是一种美德，就像在日语中把“感谢”和“忠诚”放在一起，在文艺复兴时期，尤其是意大利，曾经盛极一时。
古典时期西班牙的elvalor Espaol（西班牙的勇敢），还有德国的die Ehre（名誉），跟这都极为相似，甚至与欧洲一百多年前流行的决斗行为，也有些共通之处。无论在日本还是欧洲各国，重视洗刷名誉的道德观，其核心内涵是超越一切物质上的利益。一个人为了“名誉”，可以牺牲财产、家庭甚至自己的性命，牺牲得越多，越是被看做道德高尚的人。这是道德概念本身的一部分，国家通常肯定这样的“精神”力量和价值。它当然会带来巨大的物质损失，却难以衡量利害得失。在美国人的生活中，充斥的是激烈的竞争和公开的敌对，这与道德名誉观形成鲜明的对比。在美国的某些政治或金钱交易中，人们无所不用其极，为了获取和维持某种物
质利益，简直可以发动战争。只有某些特殊情况，比如肯塔基山区民众之间的械斗，那里的习俗才真正是为了名誉而战，属于“对名誉的道义”的范畴。
不过，在任何文化中，为维护名誉的“道义”都会伴随着敌视和伺机报复，这不是亚洲大陆特有的“美德”，也不是所谓的东方特质。因为中国人就没有这种特点，暹罗人和印度人也没有。中国人认为，听到侮辱或诽谤就神经过敏，这是一种“小人”行径，只有道德卑下的人会这样，而日本人则把它看作崇高理想的一部分。在中国的伦理观念中，一个人突然使用暴力，是绝对不应该的，哪怕他是因为受到侮辱而实施报复，滥用暴力就是错误。他们觉得一个人如此神经过敏，是非常可笑的。这种人不会尝试用各种善良而伟大的行动，来证明诽谤是无稽之谈。暹罗人对于侮辱伤害也根本不敏感，他们像中国人一样，让诽谤者处于尴尬地位，显得滑稽可笑，绝不认为自己的名誉遭受损害。他们说：“我的容忍退让，才会显出对方的卑鄙残忍，这是最好的办法。”
在日本，所有不属于“侵犯”类型的美德都包含在“道义”中，这有助于完整地理解“对名誉的道义”。复仇只是特定场合需要执行的一类“道义”。除此之外，“对名誉的道义”还包括镇定、克制的行为。一个自重的日本人必须懂得坚忍和克制，这也关乎他的名誉。女人在分娩时不能大声喊叫，男人在痛苦和危险中也必须泰然处之。当洪水冲进村庄，每个持重的日本人要收拾好必需品，妥善找到一处高地，不能胡乱地奔跑喊叫，不能惊慌失措。在台风暴雨来袭之时，日本人也是同样地自我克制。这是日本人自我尊严的一种体现，哪怕他无法完全做到。他们认为，美国人的自尊心中没有自我克制。在日本，自我克制中还包含了“位高任重”的义务，所以封建时代，对武士的要求高于对普通人的要求，对平民德行的要求不那么严格，只是要遵守各个阶层的基本准则。如果说，对武士的最高要求是忍耐极端的身体疼痛，那么对平民的最高要求则是忍受带刀武士的侵犯。
关于武士坚忍的故事，有一些非常有名。他们必须能忍饥挨饿，这都不值一提，他们奉命在饿肚子的时候，也必须要装出一副刚刚吃过的样子，而且还用牙签剔牙。谚语说：“雏禽求食而鸣，武士紧咬牙签。”在二战中，这句话成了日本士兵坚韧的格言。武士们不能向痛苦屈服。日本人的态度有点像那个少年兵回答拿破仑的故事：“受伤了吗？不，禀告陛下，我被打死了！”武士临死前不能露出丝毫的痛苦神色，面对死亡也毫不畏缩。据说，在胜伯爵a小的时候，辜丸曾被狗咬伤，当医生给他做手术时，父亲用刀指着他的鼻梁说：“如果你哭出声来，我就杀了你，至少不会羞辱武士的名誉。”他虽然出身于武士家庭，但当时家境落魄，已经到了一贫如洗的地步。
“对名誉的道义”还有一个要求，就是他的行为必须与身份地位相称，如果不履行这种“道义”，就丧失了尊贵的权利。在德川时代，对各个阶层的衣着、财产、生活用品几乎都有详细的规定，不同地位的人要依照身份规定去生活，这是每一阶层的人都应该维护的尊严和义务。这种按世袭阶级地位规定的严格律令，让美国人感到震惊。在美国，想要获得尊严和权利，就要努力提高自己的身份地位，那种固定不变的阶级法令和等级制度与我们的社会基础格格不入。德川时代的法律规定令我们感到不寒而栗，某一等级的平民可以给孩子买某种布娃娃，而另一等级的平民则只能买不同的布娃娃。然而，在美国，我们的另一套规定也产生了同样的结果，而且我们毫无怨言地接受了这个事实：工厂主的孩子能拥有一列电动火车，而佃农的孩子有一个玉米棒做的娃娃就心满意足了。我们承认不同的人收入也不同，并认为差异是合理的。在美国，赚取高薪才是尊严的表现。既然购买不同的布娃娃取决于收入高低，那就不会与我们的道德观念产生冲突，有钱人就可以给孩子买高级布娃娃。而在日本，富翁往往会遭到怀疑，不一定能享受到与财富相称的地位。即使在今天，日本的穷人和富人一样，都保持着遵守等级制度的习惯，以维护各自的尊严。这是美国人无法理解的，早在18世纪30年代，法国人托克维尔就指出了这一点，我们在前文引用过他的话。托克维尔生于18世纪的法国，尽管他对美国的民主制予以好评，但他深知并热爱的仍是贵族式的生活方式，他认为美国有诸种优点美德，却缺少真正的高贵与尊严。他说：“真正的高贵在于各安其分，不卑不亢，无论王子或是农夫，皆以此自处。”托克维尔能理解日本人的态度，认为阶级差别本身没什么不体面。
今天，我们有条件对各民族文化进行客观研究，大家认为，对于“真正的尊严”，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定义，正如人们对“屈辱”也能作出各自不同的解释。有些美国人叫嚣说，只有在日本推行我们的平等主义，日本人才有可能获得尊严。其实这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说法，犯了民族主义错误。确如他们所说，如果真的希望日本人保持尊严，就必须认清他们自尊心的基础。正如托克维尔认为的，那种贵族式的“尊贵”正从现代社会中消逝，我们也相信另一种更美好的尊贵会取而代之。毫无疑问，日本的将来也必定如此。但今天，日本只能在它本有的基础上重建尊严，而不是在我们的基础上重建。而且，它只能用自己的方式来净化自己。
除了“自守本分”之外，“对名誉的道义”还要履
行很多其他义务。借钱时也许要抵押“名誉”，在二三十年前，借钱的人都要向债主保证：“如果不能按时还钱，我就在大家面前被人耻笑。”实际上，即使真的还不起，也不会公开受辱，因为在日本压根没有当众揭丑这回事。但是，每当除夕之夜，必然要偿还债务，还不起债的人可能以自杀的方式“洗刷污名”。直至今日，仍有人在除夕之夜自杀，只是为了挽救自己的声誉。
各种职业道德也与“名誉的道义”有关。日本人对道德的要求往往很奇怪，在某种特殊情况下，人们会成为众矢之的，而且备受责难。比如说，因为学校失火，很多校长引咎自尽，其实跟火灾毫无关系，他们是为天皇御像而死的，日本的每一所小学都挂着天皇画像。有些教师冲进火中，就为抢救天皇御像，甚至不惜被火烧死。这些人以死表明，他们是多么看重自己的名誉道德，多么重视对天皇的“忠诚”。至今还有很多故事流传甚广，有些人在公开场合庄严朗读天皇诏书，不管涉及教育还是军事，都会因为偶尔读错而内疚，并以自杀的方式洗刷罪孽。在当今的天皇统治下，也有人因一时不慎，给孩子起名“裕仁”——这是天皇的御名，在日本是必须避讳的——这个人因此自杀，并且杀死了自己的孩子。
在日本，专业人士对名誉的要求也很苛刻，但不一定用美国人理解的那种高水准专业水平来维持名誉，教师们说：“作为一名教师，我无法漠视自己的职业道德，绝不能对学生说‘不知道’。”他的意思是，即使他不知道青蛙的属科，也必须要装作知道。一名教英语的教师，即使只在学校学了几年基础英语，也不能容忍有人纠正他的错误，“教师名誉的保证”特指这种自我防御。企业家也是一样，对名誉的维护意味着，他不能向任何人透露已经濒临破产，或是商业计划失败。外交官在“道义”上也不能承认外交方针的失败。所有这些关于“道义”的阐述，都是把人和职业能力等同起来，质疑某人的工作能力，就等同于批评他本人。
日本人认定，失败和不足必然导致名誉扫地，这种过激反应在美国也时有发生。我们都知道，有些人一遭到诽谤就气得暴跳如雷。但是，美国人却很少像日本人那样高度警惕戒备。如果一位教师不知道青蛙的属科，他也许会掩饰自己的无知，但他最终会觉得，老实摊牌要比不懂装懂好一些。如果商人对自己推行的计划不满意，他会考虑再推出另一种新策略。他当然不会认为，自己的计划永远都管用，这可不是维护名誉的好办法。如果承认错误，就必须引咎辞职甚至退休？他决不会这么想。可是，在日本，这种自我戒备机制已经深入人心。所以，不要当面指责某人犯了专业上的错误，这是一般的礼节，也是一种明智的态度。
当比赛失败的时候，这种敏感性表现得尤为显着。例如找工作时有人比他更适合，或者在考试中失利了，他就会因为失败而感到“蒙羞”。这种羞耻感有时会鼓舞他加倍努力奋斗，但更多时候很危险，会让人变得沮丧气馁。他可能丧失自信心，变得忧郁，一蹶不振，也可能怒发冲冠，或者忧愤交加。他的努力受到挫折，因而最终放弃。对美国人来说，非常重要的是，我们认识到竞争是一件好事，竞争能让人们达到被社会认可的效果，这在日本不会发生。心理测验证明，竞争能刺激我们努力工作，表现得越来越出色。有竞争者存在，就会提高工作效率，自己一人工作时，就达不到那种成绩。但在日本，测验结果正好相反，这种现象在青春期之后尤为明显。日本儿童喜欢竞争，他们把竞争当成游戏，不会有太多顾虑。但是青壮年的表现就差多了，竞争会降低工作效率。人们单独工作时，进步迅速，很少出错，速度也很快，一旦出现竞争对手，就不停出错，速度也会慢下来。当他们跟自己比较衡量成绩的时候，一定会做得最好，如果跟别人的成绩作对比，就表现得很差劲。日本人用实验对此作出正确分析，他们说，如果某项工作具有明显的竞争性，人们就会集中精力担心失败发生，就干不好工作。他们对竞争异常敏感，仿佛竞争就是对自己的侵犯，因而把注意力转到与入侵者的关系上，不再专注手头上的工作。a
测试表明，接受测验的学生心理压力极大，想到可能会失败蒙羞。正如教师、商人都要保持各自职业上的“名誉道义”，学生也十分重视他们的“名誉道义”。在竞赛中失利的学生团队，会因羞耻而自暴自弃。赛艇运动员可能扑倒船上，手握船桨号啕大哭。输掉比赛的**队员可能抱成一团失声痛哭。在美国，我们会说这些家伙太糟糕了，简直没有器量。我们的礼仪态度是，失败者要承认胜利者很优秀，并且跟胜利者握手致意。每个人都讨厌失败，但我们更看不起那些输了比赛就情绪过度激动的人。
日本人总是想方设法避免直接竞争，他们非常有创意。日本小学中的竞争少之又少，让美国人无法想象。日本的教师有责任让每一个孩子提高自己的成绩，不能给他们机会去跟别人比较。日本的小学里没有留级重读的制度，同时入学的孩子，要一起完成全部课程，然后一起毕业。小学生的成绩表上都是纪律操行，而不是学习成绩。当竞争无法避免，比如参加中学入学考试，学生们的心理紧张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当学生们知道考试落榜，很可能会自杀。每位老师都知道几个类似的故事。
把直接竞争的可能性降到最低点，这种做法在日本人的生活中极为普遍。他们的伦理基础是“恩情”，所以不愿给竞争留空间。美国人奉行的原则是：在与同辈的竞争中，要表现得出色优异。在日本的等级制度中，对每一个等级都有繁琐而具体的规定，这就把直接竞争控制到最低点。日本的家族制度也限制了竞争，在美国，父子之间可能存在竞争，但在日本绝对不会，父亲与儿子也许互相看不惯，但不会相互竞争。日本人常常批评美国的家庭生活，同时又感到惊诧奇怪，因为在美国，父子俩会争着用家里的汽车，还会在母亲或妻子面前争宠。
为了避免直接竞争的冲突，日本人通常请中间人进行调停，这是防止双方直接对峙的最佳办法。一个人在失败时往往感到羞愧，这种情况下他需要鼓舞和安慰。因此中间人在日常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提亲、找工作、离职以及不计其数的琐事。中间人传达双方的意见，如果碰上结婚这样的大事，双方都要请媒人，两个媒人先交涉细节，然后各自向己方汇报。用这种间接方式处理问题，当事人就不至于当面听到对方的要求和责难，因为在直接交流中难免发生伤及情分和道义的事。正因为中间人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往往能获得声望和尊重。谈判如果顺利，中间人就赢得赞誉，脸上增光，日后的谈判机会会更多也更顺利。求职者如果想打探雇主的意向，或者员工想递交辞呈，也都请中间人以委婉的方式帮忙。
有些时候，自己的“道义名誉”遭受质疑，这会令人感到羞愧难当，所以要尽可能避免这类情况的发生，为了减少这种可能性，人们就会远远地避开直接竞争。日本人认为，主人有责任用庄重的欢迎仪式来招待客人，而且自己也要穿上规整正式的礼服。因此，如果你来到一个平民家里，他穿着日常的工作服，那么你需要等一会儿，直到他换好合适的礼服，安排好欢迎仪式，才正式欢迎你来家里做客。哪怕客人正坐在屋里，主人也没有欢迎一下的意思，在他换好衣服置备仪式之前，客人就仿佛不存在一样。在农村也是一样，青年男女约会见面，男的要等到夜晚家人都入睡之后，甚至女孩已经上床。男的来了之后，女孩子可能会接受，也可能会拒绝。但是男的会带一条毛巾，把脸包裹起来，这样哪怕女孩拒绝他，第二天也不用感到羞愧。这类蒙面术不是掩饰身份，防止女孩认出他，而是为了将来否认曾经遭受过被拒绝的侮辱，其实这是一种鸵鸟方式。日本人的礼节，要求在任何事情成功之前，尽可能不让人知道。在缔结婚约之前，媒人要想办法撮合婚事，让男女双方的相逢看起来是偶然邂逅，然后再努力让他们走到一起。如果在见面阶段就把婚事目的说出来，那么万一婚事告吹，就会影响一方或双方家庭的声望和名誉。一对年轻人必须由双方父母陪同，由媒人安排，严密谨慎地安排双方“偶然相遇”的情形。见面的场合要么在每年的菊花展上，要么是观赏樱花的时候，要么在
某个公园里，要么在某个娱乐场里。
还有许多其他方式，总之日本人就是想避免挫败感，不要伤及名誉和脸面，虽然他们强调自己有责任洗刷受辱的名声，但实际上，日常生活的许多事情都进行了精心安排，很少人会遭受侮辱，不会产生羞耻的感受。这与太平洋群岛上的许多民族风俗迥然不同，尽管这些民族也跟日本人一样，把洗刷名誉的事情看得无比重要。
在新几内亚和美拉尼西亚的原始部族，人们通常从事园艺种植劳动。遭受侮辱而产生的愤怒，往往会成为部族或个人行动的主要动力。每当举行部族宴会，大家彼此议论，说某个村子的人是吝啬鬼，穷得连十个客人也请不起，还把芋头和椰子都藏起来，他们的首领都是蠢货，连宴会都组织不起来，等等。于是遭到侮辱的村子就必须行动起来，他们举行宴会，每个角落都堆满东西，以炫耀豪奢和慷慨，一定要让来客感到惊异，才能洗刷羞辱和污名。在婚姻安排和经济交易上也是这样安排的，即便打仗交战也是如此，敌我双方在搭弓射箭之前，必须互相谩骂一阵子。哪怕是鸡毛蒜皮的琐事，他们也要当做大事一战到底，然后拼个你死我活。这种“荣誉感”刺激部族采取行动，他们往往精力旺盛、活力四射。不过，也不会有人说他们是礼仪之邦了。
相反，日本人却是尚礼的模范。礼仪名誉可以衡量他们的自我控制达到何种程度，他们极力限制那些需要洗刷受辱污名的事情。虽然侮辱会引起愤怒，而愤怒则是取得成就的良好鞭策，但日本人却极力避免挑起事端，只有在特定场合，或者无法用正当途径消除耻辱时，他们才愤然而起洗刷污名。这种对名誉的刺激鞭策，使得日本在远东地区取得了主导地位，近十年对英美开战的政策也受到“名誉道义”的推波助澜。关于日本人对侮辱敏感，而且热衷复仇，西方人已经作过诸多讨论，但是，这些议论更适用于新几内亚那些以侮辱为动力的部族，而不适用于日本。日本战败之后，将来会如何？西方人作出过多种预测，但都不切合实际，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日本人对名誉的“道义”，有很多特殊的需求和限制。
日本人讲礼貌，但美国人不应当被这点误导，以为他们对诽谤不敏感。美国人随便评论人，把说闲话视为游戏。我们很难理解，日本人会把轻微的批评当做要命的大事。日本画家牧野芳雄在美国出版的英文自传，生动描述了日本人所理解的“嘲笑”，以及他对“嘲笑”作出的典型反应。写这部传记时，他已经在欧美度过了大部分成年时光，但他仍然强烈地感到，他好像还生活在故乡——日本爱知县的农村。他的父亲是一位颇有地位的乡绅，他是家里最小的儿子，在幸福的家庭中成长，受到无比的呵护和宠爱。在他童年即将结束时，母亲去世了。不久父亲破产，为了偿还债务，父亲变卖了全部家产。家庭败落之后，牧野身无分文，他的一个梦想是学习英语，而这时却无法实现宏愿。他投靠附近的一所教会学校，在那里当门房，目的是要学英语。直到他十八岁时，只去过附近的几个乡镇，他没出过远门，却决心要去美国。
我去拜访一个最信赖的传教士，跟他说，我想去美国，希望他给我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可是，却让我大失所望，传教士惊叫道：“什么？你要去美国？”他的夫人刚好也在房间里，他们俩一块儿嘲笑我。刹那间，我似乎觉得满脑子的血液都流到了脚底！我默默地站在原地，站了几秒钟，没跟他们说“再见”，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我跟自己说：“一切全完了！”
第二天早上我就离开了。现在，我要说一说原因。我一直坚信，世界上最大的罪恶就是待人不真诚，而嘲笑人则是最不真诚的。
我常常原谅别人发怒，因为脾气不好有时是人的本性。如果有人对我说谎，我一般也能原谅，因为人性很脆弱，面对困难时不够坚强，不敢讲真话。对那些毫无根据的流言蜚语，我也能原谅，因为人们很容易被谣言蛊惑。
甚至对杀人犯，我也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酌情体谅。但对嘲笑，则无法原谅，因为只有内心不真诚，才会嘲笑无辜的老实人。
让我来对两个词下一个定义。杀人犯：杀害别人肉体的人；嘲笑者：杀害别人心灵的人。
心灵比肉体珍贵得多，因此，嘲笑是最恶劣的罪行。事实上，那一对传教士夫妇企图残害我的灵魂和心灵，我的心感到一阵剧痛，叫喊道：“你为什么……”a
第二天早上，他把全部家当打成一个包袱，背着走了。
他感到被传教士的嘲笑“残害了”，传教士不相信，一个身无分文的乡村少年想去美国，想成为艺术家。他的尊严和名誉都被玷污了，只有实现他自己的目标，才能雪耻污名。遭受传教士的嘲笑之后，他别无选择，只能离开那里，努力证明他有能力去美国。他指责传教士时，用英文“Insincerity”（不真诚、不诚恳），这让我们感到奇怪，在我们看来，那位美国传教士的惊奇完全符合“Sincere”（诚实、正直）的含义。而牧野则按日本人的理解使用这个词，他们通常认为，蔑视别人、恶意挑起事端的人，都是不真诚的。传教士的嘲笑就是这样的行为，放肆而且毫无顾忌，既不道德，也不真诚。
“甚至对杀人犯，我也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酌情体谅。但对嘲笑，则无法原谅。”既然嘲笑无法“原谅”，那么唯一可行的就只有报复。牧野来到了美国，成为了画家，也就洗刷了受辱的名誉。遭到侮辱或失败之后，“报复”是一件“好事”，是日本高尚的传统。日本人给西方读者写书时，常使用生动的比喻和修辞，来描述日本人对于报复的态度。新渡户稻造是一个富有博爱精神的日本人，他在1900年的书中写道：“复仇中存在某种满足正义感的东西，有时像数学题一样精确严密，如果方程式两边未求出相等结论，事就没完。”a冈仓由三郎在《日本的生活与思想》中，把复仇与日本一种独特的风俗作了比较：
“日本人那些所谓的精神特性，源于喜爱洁净和厌恶污秽。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因为我们从小被训练要关注侮辱，事实也是如此，无论遇到家庭名誉受辱，或是国家荣誉遭诋毁，都是污秽和创口，必须通过申辩和反击，来彻底洗刷干净，否则就不能恢复清洁和健康。在日本的公私生活中，常遇到复仇事件，不妨把这些看做是日本人的晨浴，日本人都喜欢早晨洗澡，因为人们喜爱清洁的习惯已经成了一种洁癖。”a
他又说，“日本人过着清净无尘的生活，犹如一树盛开的樱花，美丽而凝静。”书中“晨浴”的意思，就是洗净别人扔到你身上的污泥，只要身上沾到一丁点，就不可能贞洁。世上有一种伦理教导说，只要自己不感到受侮辱，就不算是受辱。所谓“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受辱的根源全在于“自辱”，并不在于别人说什么做什么。但日本人从来不这样认为。
日本的传统公开提倡“晨浴”式的报复。数不清的复仇事件和英雄故事已经家喻户晓，其中流传最广、最脍炙人口的就是历史故事《四十七士》。人们在教科书里看到这些故事，在剧场中演出，改编拍摄成电影，改写成通俗小说。它们俨然已成为日本当代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许多故事讲的是对偶然失败的愤慨，例如一个故事中，大名叫来三个随从，让他们猜一柄宝刀是谁打造的，三人说法不一。后来请来专家揭晓谜底，只有山三说的正确，那是一柄“村正”宝刀，另外两人猜错了，他们就把失败看成一种耻辱。夜里其中一人等山三睡着，就去刺杀他，但山三没有死。后来那人一心要报复，最后终于成功杀了山三，保全了自己的名誉和尊严。
还有一些故事是讲被逼无奈的人对主君实施复仇。按照日本的伦理，“道义”具有双重含义，意味着家臣必须终生效忠主君，同时如果家臣受到了主君的侮辱，也会转变为不共戴天的仇人。有一个故事讲道，家康是德川时期的第一位将军，有个家臣听到家康在背后嘲笑他“会被鱼骨头卡死”，觉得侮辱了他的武士尊严，绝难容忍。于是，这位家臣发誓，至死不忘此辱。当时全国尚未统一，家康刚刚迁都江户，敌人势力仍然强大。这位家臣暗中勾结敌方领主，策谋做内应，试图纵火烧毁江户。他认为这样就保全了名誉“道义”，向家康报仇雪恨了。西方人讨论日本人的忠诚，很多结论不切实际。原因在于他们没有认识到，“道义”不仅是忠
诚，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背叛也彰显一种美德。正如日本人所说“挨打的人会成为叛徒”，遭受侮辱的人也是一样。
从这些日本历史故事中可以总结出两个主题：一个是错误那一方报复正确那一方；另一个是只要受辱就必须报复，即便侮辱自己的是主君。在日本文学作品中，这两个主题经常出现，故事情节也很多。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当代日本人的自传、小说和报道，我们就会很清楚地发现，尽管他们在传统思想里非常喜欢报复，但在现实生活中则和西方国家一样很少有报复行为，甚至更少。这并不意味日本人的名誉观念日趋淡薄，而是意味着对失败和侮辱的反应由进攻性越来越趋向于自卫性。他们对耻辱仍然很重视，但已更多地趋向以自我心理麻痹来代替挑起不必要的斗争。在明治维新之前，缺少法律制约的日本人更倾向于直接报复。到了近代，随着法律、秩序以及处理相互经济依赖的难度增大，因而转向了背地里进行报复，或者把它直接放在自己心里。一些人开始玩弄计谋报复自己的仇人，并让对方毫无察觉，事后他也绝不会承认。这有点像老故事中，主人把粪便暗藏在食物里，用藏有粪便的美食招待客人，唯一的目的就是要客人毫不知情，并暗中报复一下。今天，就连这种背地里的报复也变少了，更多的是把矛头转向自己。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把它当做鞭策，激励自己做自己认为“不可能”的事；另一种是让它慢慢侵蚀自己的心灵。
日本人对失败、受辱和排斥很敏感，从而很容易埋怨自己。在过去的几十年，日本的小说一直在描写有教养的日本人一会儿很忧郁一会儿又很愤怒。这些小说的主人公厌倦一切，厌倦生活，厌倦家庭，厌倦城市，厌倦国家。他们的厌倦并不是因为未达到自己伟大的理想，与伟大的理想目标相比，一切努力都是很渺小的。他们的厌倦也不是来自现实与理想的对立。日本人一旦有了要追求伟大使命的目标，厌倦情绪就会慢慢消失，无论这个目标有多遥远，厌倦情绪都会彻底地消失。日本人这种特有的厌倦，是一种对感伤太敏感的民族的病态心理。他们把害怕被排斥的这种恐惧会深入内心，不知道如何去处理。与我们熟悉的俄国小说中的厌倦心理状态相比，日本小说有所不同。在俄国小说中，现实与理想的对立是小说主人公一切苦闷体验的基础。乔治·桑塞姆爵士曾说过，日本人缺乏这种现实与理想的对立感。他这样说，并不是为了分析日本人产生厌倦心理的根源，而是为了表达日本人对人生的一般态度，以及他们的哲学是怎样形成的。当然，这种与西方基本观念的对立已经远远超出此处所指的特殊事例，但这和日本人无处不在的忧郁症却有着特殊关系。日本和俄国都喜欢在小说中描写厌倦情绪，这和美国小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美国小说一般不写这种题材，而是把书中人物的不幸归咎于性格缺陷或社会的残酷，很少描写纯粹的厌倦情绪。个人与环境不协调总会有一个原因，作者让读者从道义上责备主人公的性格缺陷，或社会秩序中存在的弊端。日本也有无产者小说，谴责城市中令人绝望的经济状况或者渔船上的恐怖事件。但是，正如一位作家说的，日本的小说暴露出这样一种社会，小说人物生活在其中，情绪爆发时就像有毒的气体在四处飘散。小说的主人公或作者都认为没有必要去分析周围的环境或主人公的经历，用以弄清阴云从何而来。这种情绪来去自由，人们都很容易受到伤害。古代英雄喜欢向敌人发动攻击，现在的日本人则把这种攻击转向内在。在他们看来，自我忧郁没有明确的原因。虽然他们也会找些事情当做原因，但这些事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最多也不过是一种象征而已。
现代日本人对自身采取的最极端的攻击行为就是自杀。按照他们的信仰，最适当的方法就是自杀，可以洗刷污名并使后人记得他们。而美国人则谴责自杀行为，认为自杀只是一种自我毁灭，是屈服于绝望的懦弱表现。日本人则敬重自杀，认为它是一种光荣而有意义的行为。在某种特定情境下，为了自己的名声，自杀是最荣耀的行为。那些在年底还不了债的人，为了对某种不幸事故负责而引咎自杀的官员，相爱没有结果而双双殉情的恋人，以死相逼抗议政府未对中国进行战争的“爱国分子”等等，都像考试失利的学生或不愿被俘虏的士兵一样，把最后一击对准自身。有些日本权威人士说，这种自杀倾向在日本是新出现的，我们很难判断这种说法的确实性，但是统计表明，近年来观察者高估了自杀的频率。19世纪的丹麦和纳粹统治前的德国的自杀人数，比日本的任何时代都要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日本人喜欢自杀，就像美国人喜欢罪恶一样，两者都以此获得同样的乐趣。只不过与杀人相比，他们更愿意把这种乐趣建立在自杀上。借用培根的话来说，他们把自杀看作最喜欢的“刺激**件”。议论自杀迎合了日本人的那种满足感，而其他话题却起不到这种作用。
对比近代日本与封建时期历史故事中的自杀事件，前者更加趋向自虐性。在那些历史故事中，武士为了免受死刑的侮辱，面对朝廷下达的死亡命令时，宁愿选择自杀，就像西方士兵宁愿被枪杀，也不想上绞刑架或者落入敌军之手遭受酷刑一样。武士允许切腹，好比一名普鲁士军官如果名誉扫地，他想秘密自杀，有时也会被批准一样。普鲁士军官犯了罪，他知道除了死之外，无法挽救名誉，在这种情况下，上司就会在他卧室的桌上放一瓶威士忌和一把手枪。日本武士也是一样，死是必然的，只不过可以选择死的方法，而近代日本人的自杀则是主动选择死亡。人们很少选择残害报复别人，而是把暴力转向自己。在封建时代，自杀行为最终是为了表明某人的勇敢和决绝，而如今的自杀则转变为主动选择毁灭自我。在最近四五十年间，
如果日本人觉得“世界混乱”，或者“方程式两边”不相等、不平衡，或者需要用“晨浴”洗净污秽的时候，他们愈发倾向于毁灭自己，而不是害死别人。
在日本的封建时代，人们往往把自杀作为最后一步棋，以争取决定性的胜利，现代也如此，而且更将自杀当成最后一张王牌。德川时代有个故事很着名，说的是幕府有一位德高望重的顾命大臣，担任将军的监护人，他曾经不顾其他重臣和幕府决策人的劝阻，当众抽刀袒腹，准备切腹自杀。这种威胁手段十分奏效，他推荐的人选最终继承了将军之位。他的自杀行动没有成功，但是已经达到了目的。用西方的话来说，这位顾命大臣是用“切腹”威胁反对派。在现代，这种带有抗议性的自杀行为已经不是谈判手段，而是变成为某种主义殉身，自杀殉道之所以出现，多半是因为提出的主张未被当局采纳，或者是抗议当权者签订某种协议（如伦敦海军裁军条约），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青史留名。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实实在在的自杀成功，才能影响舆论导向。那种虚张声势，摆摆样子进行威胁的，是不可能奏效的。
日本人在“名誉道义”遭受威胁时，会把攻击的目标指向自我，这种倾向虽然正在发展，但并不意味着一定会使用自杀这种极端手段。有时自我摧残也可能表现为沮丧消沉，或是在日本知识分子中流行的那种十分典型的厌世情绪。这种情绪之所以在知识分子阶层无限蔓延，具有广泛的社会学原因。日本知识分子的过剩，使他们在等级制度中的地位显得很不稳定，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得偿所愿，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特别是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政府怀疑他们散布“危险思想”，这使他们愈发地感觉受伤。日本知识分子往往把自我抑郁归咎于西化所造成的混乱，但这种说法并不靠谱。日本人的情绪波动，典型表现为从强烈的献身精神急转为极端的厌世情绪。很多知识分子都曾遭遇过这种心理转变，这是日本传统文化所固有的精神因素。20世纪30年代中期，许多日本知识分子采用传统方式摆脱这种厌世情绪。他们将国家主义作为人生目标，再次把矛头从自我内心转向外敌。对外发动极端主义的侵略，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重新发现了自身的价值，从而摆脱了恶劣的心态和情绪，甚至能感觉到有一股内在的巨大能量正源源不断地产生。他们觉得，在处理人际关系上很难做到这一点，但却相信能用这种办法征服一个民族。
这个民族的确很难改变，要么顽强不息地对外
侵略，要么极端颓废地消磨时光，他们在这两种情绪之间摇摆不定，以纯粹的“日本方式”对事情作出反应，这对他们来说却是极其自然的。当前，在日本人战败之后，他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如**护名誉，而且他们普遍认为，如果对战胜国采取友好态度就能够挽救日本的名誉。因而许多日本人得到一种派生结论，认为依赖美国可以达到这一目的，而且是最安全最稳妥的办法。日本人通常会认为，做得越多，错得越多，努力反倒会招致猜疑，还不如什么也不做，消磨时光最好。于是，消沉情绪逐渐蔓延开来。
但是，日本人绝不欣赏这种消沉的情绪。当今日本宣扬要改变生活状态，经常号召人们“从颓废中站起来”，“把人从消沉中唤醒”等，这也是战争期间广播里常用的口号。日本人以自己的方式跟消极无为的情绪态度做斗争。1946年春，日本报纸连篇累牍地宣称：“全世界的目光正注视着我们。”而轰炸之后残留的废墟瓦砾还没来得及清理，某些公共设施仍处于停顿状态，这让日本蒙羞，侮辱了日本的名誉。他们还指责那些无家可归的难民，说他们整日意志消沉，晚上睡在车站，让美国人嘲笑他们的可怜相。对于这种激发民族自尊心的呼吁，日本人通常都能理解，他们也希望倾注更多的努力，使日本将来能在联合国占有重要的一席，那样做当然也是为了荣誉，只是方向已经焕然一新了。未来大国之间若能实现和平，日本也能够走上自尊自重的道路。
日本人恒久不变的目标就是维护名誉，这是博取众人尊敬的必备条件。至于使用何种手段实现这一目标，则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决定。如果情况有变化，日本人也会随之改变态度和方法，这不涉及道德问题。而我们却热衷于“信念”，执着于意识形态上的信仰，即使失败，信念也永不改变。欧洲人战败之后，在各处组织地下活动，而日本除了少数极端的顽固分子外，不会掀起抵制美军的运动，也不会在暗中组织地下活动反对美国占领军。他们觉得没必要坚持道义上的老路。美军占领日本不到几个月，即使美国人独自挤进拥挤不堪的火车，去日本某个穷乡僻壤的地方，也根本不必担心人身安全，而且还会受到当地官员的礼遇和接待，这些官员很可能曾是极端的国家主义者，但在日本境内从未出现过一次报复行为。当我们的吉普车经过村子，日本的孩子们站在路旁，大声高喊“Hello”（你好）、“Good—bye”（再见），幼小的婴儿不会自己招手，母亲就握着他的小手，朝着美国士兵挥动。
日本人战败后的180度大转变，对于美国人而言很难理解，却又是极其真实的。这一点美国人根本无法做到，对我们来说，这甚至比战俘营中日本俘虏改变态度还更令人费解。战俘们觉得对于日本而言，他们已经是死人。既然是“死人”，我们就猜不到他们会做出什么离谱的事。那些所谓了解日本的西方人士，几乎没有一个能预料到，上述的日本战俘表面看起来发生了性格变化，而这种变化竟然也出现在战后的日本公众中。多数西方人认为，日本“只知道胜或败”，在日本人眼里，失败就是耻辱，一定要誓死进行暴力复仇。某些人认为，日本的民族性不可能接受任何和平协商条款。这些研究日本的学者们不懂得“道义”，他们在研究日本众多维护名誉的事件时，看到了日本人的各种抉择，但他们只是挑出与复仇侵略明显相关的传统模式，没有考虑到日本人可能还会采取另一种方式。他们把日本人的侵略理论与欧洲人的法则混淆在一起。在欧洲的游戏规则中，个人或民族如果参加战斗，首先要确定战争目的是否具有永恒的正义性，而其正义力量来自压抑已久的憎恶和义愤。
日本人则从另一个角度寻求侵略的依据，他们迫切渴望赢得全世界的尊敬，他们看到大国都依靠军事力量赢得尊重的地位，于是试图跟这些大国并驾齐驱。但日本资源匮乏，科技落后，他们不得不采用比希律王更毒辣的残暴手段。他们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代价，但最终还是失败了。这对他们来说，只是意味着选错了方法，侵略毕竟不是赢得名誉和尊重的正确道路。而“道义”则具有双重等量的含义，一是借助侵略手段，二是保持相互尊重的关系。在战败之后，日本人很快就从前者转向了后者，而且显然在心理上没有任何压力，这么做的目的仍然是为了维护名誉。
日本人类似的举动，也在历史上的其他场合发生过，这往往使西方人困惑不解。1**2年，在日本已经执行了长期的闭关锁国政策，一位名叫理查森（Richardson）的英国人在萨摩遭到日本人的杀害a，萨摩的武士大多傲慢好战，萨摩藩在日本以反对外族入侵而闻名，这里也是日本攘夷运动的策源地。英国就此事派遣远征军，并炮轰萨摩藩的重要港口鹿儿岛。日本人虽然在整个德川时代都在制造武器，但他们仿造的是旧式葡萄牙枪炮。在鹿儿岛战役中，日本人当然无法对抗英**舰。但这次炮轰却引发了意外惊人的结果，萨摩藩并没坚持誓死报复，反倒向英国寻求和解。他们亲眼所见敌人十分强大，就很想跟对方请教一番，之后日本与英国建立了往来通商的友好关系，并于第二年在萨摩开办了英式学校a。根据当时一位日本人的描述，这所学校“讲授西方的学术奥秘和精义……因生麦事件而形成的日英友好关系正不断发展”。所谓萨英战争，就是指英国惩戒萨摩并炮轰鹿儿岛港的事件。
事实上，这并非是一个孤立的例证，长州藩与萨摩藩相类似，也以好战和激烈排外着称，这两个藩都是培养“王朝复辟”统治者的温床。当时没有实权的朝廷曾颁布一道敕令，命令幕府将军把一切外族夷狄赶出日本国土，敕令以1**3年5月11日（阴历）为限期。幕府根本没理睬这道敕令，而长州藩则积极响应配合，当西方商船从下关海峡经过时，长州藩从港口要塞向商船开炮，只是日本的火炮和火药质量太差，外国商船毫发未损。为了惩治长州藩的野蛮行为，西欧各国派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摧毁了长州藩要塞，并索要三百万美元的赔偿金，然而这次轰炸的结果与萨摩藩事件同样奇妙。诺曼对比论述两次事件时写道：“日本攘夷排外时，这些藩部曾经冲在最前面，而此后态度却发生了巨大转变，无论背后的动机有多么复杂，这种转变却能证明他们极其现实，而且心态极其冷静，对此我们只能表示敬意。”
日本人很现实，他们善于应变的能力展现出“对名誉之道义”光明的一面。“道义”如同月亮一样具有两面性，有光明面和黑暗面。“道义”的黑暗面使日本人痛恨“美国限制移民法”和“伦敦海军裁军条约”，他们把这些看做是西方对日本的极大侮辱，并促使日本推行这项惨烈的战争计划。而“道义”的光明面使日本善意地接受了1945年的投降，也接受了投降带来的一切后果。日本仍是一如往昔，没有改变，完全按照他们的性情做事。
现代的日本作家和评论家在谈到“道义”的各项责任时，会选出其中一些介绍给西方读者，称之为“崇尚武士精神”，也就是“武士道”。我们有理由说，这种介绍已经引起了某些误解。原因在于，“迫于道义”“完全出于道义”“为道义而竭尽全力”等口号，其背后都有着深厚的民族情感背景。而“武士道”这个名称是到近代才正式出现的，它不能完全囊括“道义”复杂多样的内涵，它只是出自评论家的灵光一闪而已。另外，武士道曾是日本民族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的口号，由于这些侵略者早已名誉扫地，武士道这个概念也受到了人们的质疑。这并不是说日本人从此以后不再“重道义”。相反，在这个重要的时期，西方人应当更进一步了解日本人的“道义”究竟意味着什么。还有一种理论，是把武士道看作和武士阶级一样，任何一个阶级都应认同某种“道义”。这与日本所有别的义务准则一样，地位越高的人，“道义”责任也就越重，只是所有的阶层都需要维护基本“道义”。至少日本人认为，“道义”对武士的要求比对平民的要高。外国的观察者则认为，由于普通百姓得到的回报最少，因而“道义”对百姓的要求相对也最高。在日本人看来，只要自己受到别人的尊重，就已经得到足够的回报，而那些“不懂道义的人”仍然是“可怜人”，他们会遭受同伴的藐视和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