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最难承受的道义
日本人常说，“道义最难承受”。一个人必须履行“道义”，就像必须承担“义务”一样。但是，“道义”和“义务”所要求的条件根本不属于同一范畴，在英语中也找不到与“道义”完全对应的词汇。人类学家从世界文化中总结了一切奇特的道德义务，在这些范畴中，“道义”是最奇特的一个，它或许是日本所特有的东西。在中国，也有“忠”和“孝”的道德规范，虽然日本对这两个概念进行了改造，但与其他东方国家熟悉的道德要求没有太大差异，而且渊源都是一样的。而“道义”这一概念却与中国儒家思想无关，也不来自于东方的佛教。它是日本独有的道德范畴，如果不了解道义，就不可能了解日本人的行为方式。当日本人谈论行为动机、名誉以及遭遇的各种麻烦时，经常都要说到“道义”。
在西方人看来，“道义”包含了一系列混杂的义务，包括报答恩情，或者是复仇。事实上，日本人无法向西方人解释“道义”的含义，因为就连他们自己的辞典也很难解释这个词语。有一部日语辞典的释义（按我的理解翻译）是：“正道，人应遵循之道，为免遭世人非议而承受一些义务或不情愿的事。”这种阐释无法让西方人明白其中的内涵，但“不情愿”的意思却指明了，“道义”与“义务”是有差别的。“义务”对个人来说就算十分艰巨，十分困难，但至少是针对骨肉近亲，或者是国家，或者是对生活方式，或者是爱国主义精神，或者是最高统治者，总之，这是人们应尽的责任。人们之所以要履行“义务”，是因为与生俱来就跟义务对象建立了紧密的联系，故而必须承担这种责任。“义务”可能会让人“不情愿”，但“义务”从未被定义为不情愿的行为。而对于履行“道义”，人们往往在心中感觉不愉快，在“道义”的笼罩下，所欠的人情和责任都极其沉重，无以复加。
“道义”的范畴有两种全然不同的类型。一类我称之为“对社会的道义”，按字面解释就是“履行责任的道义”，即对社会普通大众的报答之情。另一类我称之为“维护自我名声的道义”，大体上类似于德国人看重的“荣誉”，即保持自己的名声和名誉不受任何玷污和诋毁。“对社会的道义”可以描述为履行社会契约关系，它与“义务”的区别在于，“义务”是承担天生与亲情有关的责任，“义务”的对象往往都是有血缘关系的亲人。因此，“道义”的范围可以针对姻亲家属，而“义务”的范围则是对直系家属和嫡亲家人。岳父和公公被称作“道义”上的父亲，岳母和婆婆被称作“道义”上的母亲，配偶的兄弟姐妹也称作“道义”上的兄弟姐妹。这一套称谓通常既适用于配偶的亲属，也适用于亲属的配偶。在日本，婚姻当然是家庭之间的契约关系，对配偶的家庭终身履行契约义务，就是“履行道义”。婚姻契约是双方父母安排的，而子女却要履行对双方父母的“道义”，这种安排无疑是最沉重的。年轻媳妇对婆婆的“道义”尤其沉重，正如日本人所说，儿媳生活的地方并不是她出生的家庭。女婿对岳父岳母的义务有所不同，但也很可怕，因为岳父有困难时，女婿必须借钱，还要履行其他契约义务。正如一位日本人所说：“儿子长
大成人之后，侍奉赡养自己的亲生母亲，是出于爱母之情，这并不是道义。”所以，凡是发自内心的行动，都不能说是“道义”。但对姻亲的义务不能含糊，不论付出多大代价，都必须履行，以免遭受世人的谴责，被说成“此人不讲道义。”这种谴责是十分可怕的。
日本人对姻亲家属义务的态度，在“入赘为婿”上表现得最清楚，男人好像女人“出嫁”一样入赘到女方家。一个家庭如果只有女儿没有儿子，就要为女儿择婿入赘，以延续“家名姓氏”的香火。入赘女婿要在本家户籍家谱中消除名字，然后改从岳父的姓氏。他入赘妻家之后，在“道义”上从属于岳父母，死后也要葬入岳父家的墓地，这些方式与普通婚姻中妇女嫁人都完全一样。给女儿择婿入赘的原因，也许不单是因为自家没有男孩，也常常是为了增进双方利益，即所谓的“政治联姻”。有时女方家虽然不富，却是名门望族，因为“门第”高贵，女婿带着金钱入赘妻家，能换取的东西是，提高个人身份和社会等级地位。有时是女方家庭富裕，有财力培养女婿上学读书，女婿接受了这一恩惠，代价就是离开自己的家庭到岳父家去。有时女方的父亲为了得到公司的未来经营者，因而招婿入赘。不管是哪种情况，入赘的女婿所承受的“道义”都特别沉重，而且还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在日本，男人改变姓氏进入别家的户籍，是一件严重的事。在封建时代的日本，改变姓氏非同小可，这就意味着，在战争中他必须站在岳父的一方，即便帮岳父杀死亲生父亲也在所不辞，从而以此证明自己是岳父家族的一员。在近代日本，与入赘女婿有关的“政治联姻”，已经造成了强大的“道义”约束力，用最沉重的枷锁，把青年的命运死死束缚在岳父的产业和事业上。尤其在明治时代，这种事往往对双方都有利，但社会上对入赘女婿都十分嫌恶。日本人有句谚语是：“有米三合（约等于一品脱），决不入赘。”日本人说，这种嫌恶感也是出于“道义”。假如美国也有这种风俗，我们可能会说：“这不是男子汉大丈夫该干的事！”总之，履行“道义”是件痛苦的事，是人们“不愿意”做的事。因此，“出于道义”这句话，对日本人来说，最能表达那种负担沉重的人际关系。
对姻亲的义务是“道义”，不仅如此，甚至对叔伯辈和甥侄辈的义务也同样是“道义”。在日本，对这类近亲的义务不列入“孝悌”范畴，这是日本和中国在处理家族伦理关系时的重大差异。在中国，很多这类的亲属，以及血缘关系更远的亲属，都能共享大家族中的各种资源。但在日本，这类亲属则是“道义”关系和“契约上”的关系。日本人认为，救助这类亲属，绝不是因为对亲戚们有多么深的感情，而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祖先，是为了报答祖先的恩情。养育自己的孩子也出于同样的原因，但却是理所当然的“义务”和无可推卸的责任。帮助远亲的事情虽然跟这差不多，却是“出于道义”。当一个人必须帮助这些亲属时，就像他帮助姻亲一样，会说：“我被道义所缠累。”
大多数的日本人，更重视对主君及武士的“道义”，在考虑姻亲关系之前，也要先顾忌这种更重大的“道义”。一个有荣誉感的男
人，更重视对主君和上级的效忠，还有对同僚战友的忠诚。在很多传统文学作品中，颂扬这种“道义”，被视为“武士道精神”。在德川家族尚未统一国家以前，日本的这种“武士道精神”甚至比对将军的忠心还更重要。在12世纪，源氏将军要求一位大名交出他所庇护的敌对领主，那位大名的回信保留至今，在信中，他为自己的“道义”受到诬蔑挑衅而表示强烈的愤慨，哪怕顶着不忠的罪名，也不愿意背弃道义。最后他断然拒绝了将军的要求，信中写道：“于公事，实个人无能为力，然武士重名誉，道义乃永恒之真理。”也就是说，道义超越了将军的权威，武士拒绝对“所敬者背信弃义”。在古代日本，这种武士精神超越一切，相关的大量历史故事广泛流传至今，经过编写润色，制作为能乐、歌舞伎及神乐舞蹈。
其中最着名的一个故事，是关于一位力大无穷的浪人，他没有主君，依靠自己的能力谋生，这位武士就是12世纪的英雄人物弁庆。他身无长物，除了一身神力之外，别无所有。他寄身僧院的时候，斩杀过往的武士，把刀剑收集起来，以筹备封建武士所需的行装，这使僧侣们极为惊恐。他最后挑战了一个年轻领主，那人看似是武艺平常的纨绔子弟，没想到却是个劲敌，原来这位青年竟是源氏后裔，正筹划为其家族恢复将军领地，他就是极度受人崇拜和敬仰的日本英雄源义经。弁庆向源义经献上热诚而狂热的“武士道义”，为源义经的事业立下无数汗马功劳。在最后一次敌众我寡的战斗中，他们被迫率领家臣逃出敌军的包围，之后化装成僧侣，走遍日本全国，假装为建立寺院化缘。为了避人耳目，弁庆扮装成领队，源义经则乔装打扮混在队伍当中。沿途遇到敌方布置的哨岗关卡，弁庆就拿出一卷伪造的寺院募捐簿来念诵，以求蒙混过关。但在最后时
刻，源义经的优雅贵族气质却引起敌方的怀疑，尽管他衣着朴素卑微，却无法掩饰那种气质。敌军哨兵把他们一行人叫回来盘查，弁庆灵机一动，借口一点小事训斥源义经并打了他一记耳光。他的计策彻底消除了敌方对源义经的怀疑，他们信以为真，因为如果这人真的是源义经，他的家臣绝对不敢动手打他，那种违背“道义”的事情不可想象。弁庆的不敬行为却挽救了一行人的性命，到达安全地带之后，弁庆立即跪在源义经面前请求赐死，而仁慈的主君也赦免了他。
在这些古老的故事发生的年代，“道义”都是发自内心的，
丝毫未受到怨念的玷污，这是近代的日本人对黄金时代的美妙构想。这些故事告诉他们，在那个时代，“道义”没有丝毫“不情愿”的因素。如果“道义”与“忠”发生冲突，人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坚持“道义”，并以此为荣。那时，“道义”是一种可敬可爱的人际关系，也是封建制度最好的装饰品。“讲道义”的含义就是终身忠于主君，反过来，主君通常也以诚挚报答臣仆。“担当忠义”，就是不辜负主君的深恩，身上的一切都是主君的，即便是性命，也随时准备献出。
这当然是一种幻想。在日本封建历史上，许多武士的忠诚被敌方大名收买。而且如下章所述，主君对家臣稍有侮辱怠慢，家臣就有可能弃职而去，甚至与敌人勾结对付主
君。日本人喜欢颂扬复仇行为，同时对捐躯尽忠也津津乐道。两种行为都是“道义”，尽忠是对主君的“道义”，对侮辱怠慢进行复仇则是维护自身尊严，是对个人名誉的“道义”。在日本，这是同一盾牌的两面。
不过，对于今天的日本人，古代那些关于忠诚的故事，只是令人兴奋愉悦的白日梦而已。因为，如今的“承担道义”，已经没有了自己合法的主君，而是对各色人等履行各种义务。今天的人们常充满怨愤之情地谈论“道义”，强调是舆论压力迫使人们违心地履行道义。他们说：“同意这门亲事，完全是出于道义”，“我录用那个人，完全是出于道义”，“我去见他，完全是出于道义”。人们还常常说“受到道义地缠累”，这句话在辞典中译成“I am obliged to it.”（我不得不这样做）。人们说，“他用道义强迫我”或者“他用道义逼我”，这些类似的惯用语的意思是说，某些家伙仗着以往所施的恩情，迫使人做不愿意或不想做的事。在村子里，在小商店里，在上层财阀圈里，甚至在日本内阁里，人们都“受道义所逼”或“为道义所迫”。求婚者可以利用道义，即凭借两家是故交，要么两家有交易，来强求对方做自己的岳父，人们也会用同样的手段，去攫取农民的土地。迫于“道义”的人，也觉得不能不答应，他说：“如果不帮助恩人，别人会说我不讲道义。”这些说法都有不情愿或委屈的含义，恰如日英辞典解释的那样：“For my decency' s sake”（仅仅是为了情面）。
“道义”的规定非常严格，就是必须要报答。它不是像《摩西十诫》那样的一套道德准则，某人迫于“道义”，有时很可能会无视践踏正义感。他们常说：“为了履行道义，我无法坚持正义”。而且，“道义”的准则根本不需要人们“爱邻如己”，也不要求人们真心主动地慷慨行事或宽容待人。他们说，你必须履行“道义”，因为“如果不这样做，世人就会说你不讲道义，你就会羞于面对世人。”总之，人言可畏，迫使你不得不屈服。事实上，“对社会的道义”在英语中常常被译为“Comformity to public opinion”（服从舆论）。辞典中还把“因为这是对社会的道义，只好如此，没有别的办法”这句话译作“People will not accept any other course or action.”（无论你想采取什么别的办法，世人都不会接受）。
这样的“道义规矩”，类似于美国人关于“欠债还钱”的规矩，将二者进行比较，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理解日本人的态度。在美国，如果有人给你写信，送你礼物或者适时给你劝告，这些恩惠和情分，我们不会非得考虑去偿还。但是对于美国人而言，银行的借款或利息，却是必须要偿还的。在美国的金钱交易中，对于不能偿还银行借款的人，就会宣布他人格信用破产，这是十分严酷的惩罚。在日本则把不讲道义的人视为人格破产，而生活中，人们可能会到处触碰各种“道义”，随处都能招致人格破产。这就意味着，日本人生活在这个复杂的世界上，每天都要谨小慎微，步步小心。美
国人毫不介意的那些细小言行，或者压根不会想到要承担什么义务的小事，日本人都要慎重对待，唯恐有失。
日本人对于“社会的道义”，和美国人借债还账比较，还有一个相似点，就是对“道义”的偿还存在等量关系，要保持毫厘不差。在这一点上，“道义”和“义务”截然不同。“义务”通常是无止境的，子女不论怎样做，也不可能完全报答父母的情义，但“道义”则是有限度的。在美国人看来，日本人对报答旧恩的态度几乎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但是日本人并不这样看。我们觉得，日本人的送礼习惯也很奇怪，譬如每年两次，每家都要包装一些礼品，作为六个月前所受恩情的答礼。女佣人家里会年年寄礼物来，以感谢主人雇用她的恩惠。但是，日本人忌讳更重的回礼，答礼如果超过了馈赠，会让人感觉“赚礼”，这会让人颜面扫地，是很不名誉的事情。在送礼的各种规矩中，最难堪的是“用小虾钓大鱼”。事实上，偿还“道义”时也是如此。
只要可能，人们都会记录相互之间的礼尚往来，不论是劳务上的，还是物品上的。在农村，有些记录由村长保管，有些由村户互助组保管，有些由家庭或个人保管。参加葬礼时，人们都习惯送“奠仪”，亲属们还要送来各种彩布，用以制作送葬的布幅。乡邻们都会来帮忙，女人们下厨房帮着做饭，男人们帮着打制棺材、挖墓穴。在须惠村，村长把这些事情记录在一本账簿上，这对死者家属来说十分重要，因为账簿里记录邻居们送礼帮忙的细节和名单，如果将来那些家庭有人去世，这些都是还礼的依据，这些都是常年礼尚往来的情形。此外，还有一些短期的礼尚往来，在各种筵席上，比如村中的葬礼，丧主要用饭菜款待帮忙打棺材的人，而帮忙的人也要给丧主带些大米作为膳食之资。在大多数筵席上，客人们都要带来一些米酒，作为对宴会的报偿。无论是庆生或是悼亡，无论是插秧还是盖房，以及各种聚会，交换“道义”的情况都被仔细记录下来，以备日后偿还。
关于“道义”，日本人还有一个心理惯性，这一点与西方借债还账很相似。那就是如果逾期未还，就会像产生利息那样不断增长。埃克斯坦博士叙述过这样一件事，他与一位日本制造商有过交往，这位商人资助埃克斯坦博士旅费，让他去日本收集野口英世的传记资料。埃克斯坦博士回到美国撰写传记，定稿后把书寄到日本，却没有回音，也没有收到任何回信。博士担心书中有些内容触怒了这位日本人，他写了好几封信寄过去，仍然没有回音。几年之后，这位日本制造商打来电话，说他正在美国。不久之后，他来埃克斯坦博士家拜访，带来几十棵日本樱花树。这份礼物实在厚重。这就是因为延误太久，回报必须送一份厚礼。这位日本人对埃克斯坦博士说：“您当时大概不是想要我立刻还礼吧！”
一个人迫于道义，往往因时间延长，“债务”就会随之加重。例如，某人向一位小商人求助，因为他是商人小时候的老师的侄子。这位学生年轻时没有能力报答老师，在道义上他的负债随着流逝的岁月逐渐增加，越积越重。这位商人虽然“不情愿”，但还是“不得不”答应帮忙，以偿还老师当年的恩情，“以免遭世人非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