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各就其位
要想理解日本人，必须要先弄清他们所说的“各就其位”是什么意思。他们信仰秩序和等级制度，就像我们信仰自由平等一样。日本人对等级制的信赖，是建立在对人与其同伴，以及个人与国家之间关系的认知之上的。但是，我们并不认为等级制合情合理，更不要说在现实生活中实施了。我们必须清楚他们关于家庭、国家、宗教信仰及经济之类的民族习俗，才能了解他们对生活的看法。日本人考虑国际关系问题时，也像对国内问题一样离不开等级观念。他们在过去的十年间，认为自己处在国际金字塔的顶端，现在这种顺序已被西方各国所取代，但他们就算接受了现状，也时时刻刻不忘等级观念。日本在外交文件中也不遗余力地表明他们对这一观念的重视，1940年日本签订的日德意三国同盟条约前言中说道：“大日本帝国政府、德国政府和意大利政府确信，只有各国‘各就其位’了，世界才能长久地和平。”天皇在此条约签订时所发的诏书，也再次谈到了这一点，诏书说：
弘扬大义于全宇，缔造世界为一家，实乃我皇祖皇宗之大训，亦朕夙夜所眷念。今世局动乱不知胡底，人类蒙祸不知何极。朕所珍念者，唯早日勘定祸乱，光复和平……袭三国盟约成立，朕心甚悦。唯万邦各得其所，兆民悉安其业，此乃旷古大业，路漫修远，前途尚迢……
在偷袭珍珠港的当天，日本特使向美国国务卿赫尔递交声明，其中也极为明确地提到这一点：“使万邦各就其位，乃帝国之基本国策……如有与帝国根本国策背道而驰之事，不能使万邦各就其位，帝国政府断难容忍。”
这一声明是针对数日前赫尔的声明而作的回应，赫尔在声明中强调了美国的四项基本原则：各国主权及领土完整不可侵犯；互不干涉内政；信赖国际合作及和解；各国平等的原则。这些原则对于美国的重要性，等同于日本的等级制，是美国人奉行平等及不可侵犯权利精神中的主要内容。我们认为，不管是在国际关系中，还是在日常生活中，都要遵循这样的准则。对美国人来说，平等是最崇高、最道德的，它意味着自由，不受专制压迫，不受干涉；也意味着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了平等，人们就拥有了改善自己生活条件的权利，可以追求更美好的世界。平等也是当今世界竭力实现基本人权的必经之路。即便我们有时破坏了这一原则，但我们依然支持平等，所以，我们是绝对不会向等级制妥协的。
美国始终都坚持平等这一观点，杰斐逊把它写入独立宣言，后来写入宪法的《权利法案》也是以此为基础。平等反映了美国人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完全不同于欧洲人的生活方式，所以才会被写入美国这一新生国家的法定文件中。年轻的法国人阿列克斯·托克维于19世纪30年代初期访问美国，写了一部有关平等问题的着作。托克维成长于法国上流社会，在很多仍然健在并有影响力的人士的记忆中，贵族阶层曾经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冲击，又受到《拿破仑法典》的影响。对他来讲，美洲大陆完全是另一个世界，他聪明敏锐又善于观察，在美国这个陌生的国度，发现了许多亮点。他以一个法国贵族的眼光，高度评价了美国新奇的生活秩序，并且表现出宽容的态度。他还展示了即将来临的新事物，他相信，美国的发展很具有前瞻性，就算会有些差异，欧洲也会像美国一样发展。
因此，他很详细地描绘了美国，认为只有在这里，人们才真正得到了平等，可以平等地交谈，可以进行和谐的社会交往。美国人从不拘泥于等级的细枝末节，他们常说，自己不接受施舍，且认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里没有古老贵族式或罗马式的家族，也自然没有旧世界占统治地位的等级制。他说，美国人什么都可以不信，但不能不信奉平等，平等就是生命，为了平等，他们甚至会无意地忽视掉自由。
通过外国人的眼睛，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多世纪前祖先的生活。如今的美国尽管发生了许多变化，但读了这部着作，我们就知道1830年的美国，跟现在的美国大体上没有改变。美国有过偏爱贵族式社会秩序的人，而且将来也还会有，比如杰斐逊时代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但即使如汉密尔顿之流也都承认，我们的生活方式绝对不是贵族式的。
因此，我们在珍珠港事件前对日本所宣布的四项基本原则，既是美国关于太平洋区域的政策，也是我们最信奉的原则。我们确信，朝着我们所指的方向前进，肯定能逐步改善这个世界。而日本人信奉的“各就其位”的生活准则，也是根据他们自己的社会经验而确立的。多少世纪以来，日本人已经习惯预计并且广泛接受了不平等，等级制对他们来说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在日本，不管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行事习惯都与我们的传统完全不同。不过，这不是一种简单的西方权威主义。既然现在日本人承认了美国的至高无上，我们就更有必要详细地了解他们的行为习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清楚地知道他们在现时情况下，将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尽管近年来日本逐渐西化了，但它依然是个贵族社会。人们每次寒暄和接触，都必须依照着双方的社会地位，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当一个日本人对另一个日本人说“吃”或“坐”时，都必须按双方的亲疏程度或辈分，使用不同的词汇。“你”这个词就有好几个，不同的场合必须用不同的“你”，相应的动词也有好几个不同的词根。换句话说，日本人也像许多其他亚洲民族一样有“敬语”，用“敬语”时还要适当地鞠躬和跪拜。而且这些规矩和惯例也很详细，要懂得向谁鞠躬，还必须懂得鞠躬的程度。也许对这位主人的鞠躬恰到好处，对另一位稍有不同的主人鞠同样的躬，就可能是一种无礼。日本行礼的方式有很多，有跪在地上、双手伏地、额触手背的最高跪拜礼，也有动动肩、点点头的简单礼节，所以日本人从儿童时期起，就必须学习在哪种场合该行哪种礼。
等级差别不仅经常表现在对礼仪的要求上，虽然这是极重要的，有时也要充分考虑性别、年龄、家庭关系、过去的交往等因素。甚至条件相当的两个人，也要根据不同情况表示不同程度的尊敬。一个老百姓对自己的朋友是不需要鞠躬行礼的，但如果对方穿上军服，他就必须向穿军服的朋友鞠躬。遵守等级制要平衡多种因素，有些情况下各种因素可以相互抵消，有些时候则反而增强，真可谓是一种艺术。
当然，日本也有不太拘泥礼节的人。但是在美国，在自己的家庭生活圈里，人们会抛掉形式，不顾礼节，自由自在。在日本，在自己家里却恰恰要认真学习，仔细观察各种礼节。婴儿还躺在母亲的怀抱，母亲会用手按婴儿的头，教婴儿懂礼节。幼儿摇摇晃晃会走时，学习的第一课就是尊敬父兄。日本家庭生活的核心，就是以性别、辈分以及长嗣继承来区分个人的等级。妻子要给丈夫鞠躬，孩子要给父亲鞠躬，弟弟要给哥哥鞠躬。女孩子不论年龄大小，都要向哥哥和弟弟鞠躬。鞠躬并不只是形式，它意味着：行礼的人原打算自己处理的事，现在允许他人干预，而受礼的一方，也就有义务承担自己应尽的责任。
不可否认，孝道是日本和中国共同崇尚的道德准则。随着中国的佛教、儒教伦理学以及世俗文化传入日本，孝道在六、七世纪也进入日本文化。为了适应日本家庭的不同结构，孝道的性质不免发生了变化。自古至今，中国人必须忠于自己的家族。这个家族成员可能成千上万，但他们都受家族的控制，而且也全心支持家族。虽然中国幅员辽阔，各地情况不同，
但大部分地方都是一个村庄居民同属一个家族。中国有四亿五千万人，却只有100多个姓，同姓人多少都承认彼此是同宗。而住在同一地区的人，可能全部是同族，就算远离家乡、住在城市，也有可能是同宗。在广东，人口密集地区的宗族成员常常会联合起来，一起打理氏族宗祠的事务，而且会在祭祖的日子里，一起祭拜他们数以千计的祖宗牌位。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财产、土地和寺院，还设立专项基金资助有前途的子弟学习。人们还不时地联系散落各地的家族成员，认真负责地刊印编订族谱，每隔十年左右就会增订一次，公布有权分享本族权利的人员姓名。每个家族都有世代相传的家规，如果家族与当局意见不一致，他们甚至可以拒绝把本族的犯人交出去。在封建帝制时期，这种半自治性质的大宗族，只是在名义上受国家政府派来的官员管理，但在他们的地盘上，政府官员只是个外人。
日本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直到19世纪中叶，日本只有贵族和武士可以使用姓氏。在中国，姓氏对家族至关重要，没有姓氏，就没有宗族，更无从发展。在某些宗族中，族谱也相当于姓氏。但是在日本，只有上层阶级才有族谱。就像1**0年在***成立的“美国革命妇女会”那样，日本的族谱是从活着的人向上追溯的，而不是由古至今列举代代相传的后裔。中日这两种方法截然不同。而且，日本是封建国家，他们对封建领主尽忠，而领主却不属于大宗族领袖。封建领主和中国那种任期短暂的官员也不同，两者相差很大，后者在任职的地区始终是外人，而日本人则与自己的藩主紧密联系，很重视自己是属于萨摩藩还是肥前藩。
要想让宗族制度化，另一种方法就是参拜神社或敬拜远祖。在日本，没有姓氏和族谱的“庶民”也能参与其中，但是，日本没有群体祭祀远祖的仪式。在“平民”参与祭祀的神社里，所有的村民集中在一起，并不证明他们拥有共同的祖先。他们往往因为自己住在某位祭神的封地上，就被称作是该祭神的“后代”。当然，和世界各地的其他村落一样，不同村庄的祭拜者由于在一个地方世代定居而慢慢形成了亲戚关系，并不是因为他们有同一个祖先。
与神社祭拜不同，人们一般在家里祭拜祖先，他们客厅里的神龛都会摆着六七个去世的亲属的灵牌，这些灵牌就好像微型墓碑，人们会在祖先面前摆好贡品，每天祭拜。各个阶层的日本人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祭祀过世的父母、祖父母以及其他近亲的。所以，曾祖父、曾祖母的墓碑上的字，就算已经认不出来了，他们也不再重新刻，人们甚至会迅速忘记三代以前的墓地。日本的家族联系很淡薄，接近于西方国家，在这一点上他们也许和法国最为相近。
因此，日本的“孝道”只限于在紧密接触的家庭内部，充其量只包括父亲、祖父，以及伯父、伯祖父及其后代。也就是在这个范围里，每个人应该根据自己的辈分、性别、年龄来确定自己的地位。即使是大户人家，也往往会分成几个小家庭，然后次子以下的男子还要另立门户。在这个小范围的家庭内部，对“各就其位”有着详细的规定，在长者正式隐退之前，其他人都必须服从命令。甚至今天，即便是一个人的儿子都已成年，只要他父亲还在主持家务，那么凡事都必须听从年迈的父亲。哪怕孩子已经三四十岁了，他们的婚姻也还是要听父母的。父亲作为一家的男主人，总是第一个用餐，第一个洗澡，全家人见了他都要鞠躬行礼，他只需点头答应。在日本有一则谜语广为流传，翻译过来就是：“为什么儿子向父母提意见，就像和尚要求蓄发一样？”（佛教僧侣必须受剃度）答案就是：“别妄想了，那是不可能的。”
“各就其位”不仅包含辈分的差别，还包含年龄差别。日本人说自己极度困惑时，就常说“非兄非弟”，这话类似我们说的“既非鱼又非鸟”。在日本人看来，长兄作为继承者，应该有个长兄的样子，去过日本的游人们也说：“日本的长子很小就有作为长子的责任感。”长子拥有的特权跟他的父亲没什么差别。在过去，弟弟肯定会很早就依赖长兄。现在，特别是在农村，长兄一般按老规矩留在家中，他的弟弟们则可以出去闯荡，接受更高的教育，赚更多的钱。可见，古老的等级制仍然根深蒂固。
甚至在现今政坛关于大东亚政策的讨论上，也避免不了这种遗留的长兄特权。1942年春天，陆军省一个中佐发言人就共荣圈问题发言说：“要让占领区的人们都看清楚，日本和他们之间是兄弟关系。不要对被征服者体谅过多，否则他们会过度地利用日本的仁慈，这会不利于日本的统治。”换句话说，哥哥在对弟弟的事情作决定时有绝对的权威，他决定强力推行的时候，不必“过多考虑”弟弟的意见。
不论年龄大小，一个人在等级制中所处的位置还和他的性别有关。日本妇女要跟在她丈夫身后走路，社会地位也比丈夫低。即使在有些场合她们穿上西服，与丈夫并肩同行，进门时走在丈夫前面，但是一旦换上和服，就必须退到丈夫的身后。在日本家庭中，女孩子只能乖乖听话，眼看着所有礼品、关怀和学费都给了兄弟。即使日本为青年女性开设了几所高等学校，那里也主要是教她们学习礼仪和举止规范，而就严格的智力训练而言，则根本没法与男性学校相比。有一位女校的校长建议，要教中上流家庭出身的学生学一点外语，其理由是希望她们整理丈夫们的书籍时，不要摆错了地方。
但是，与其他大多数的亚洲国家相比，日本妇女还是拥有很大的自由的，而且这也不仅仅是日本西化的一种表现。比如，她们不用像中国上层妇女那样必须缠足，她们不用整天藏在深闺里，她们可以在大街上行走，自由进出商店，这些都让印度妇女惊羡不已。在日本，妻子主管全家人的采购和金钱，手头紧了，她可以决定拿什么物件去当。她们可以使唤佣人，对儿子的婚姻有很大的发言权。当了婆婆以后更是一手掌管家务，仿佛她从来没当过别人的媳妇。
在日本，辈分、性别和年龄形成了极大的特权。但是，这些行使特权的人与其说是独断专行，倒不如说他们是代表这些特权之人来行使权利。父亲或兄长要对全体家庭成员负责，包括活着的、去世的，以及将要出生的。他必须作出重大决定，还要保证实行。不过，他的权力并不是无条件的。他必须要考虑全家的荣誉，他必须要让儿子和兄弟们记住自己家族的传统，包括精神上的和物质上的。即使是一个农民，也要祈求祖先保佑他的高尚责任。他地位越高，对家族的责任就越重，所以他有时会为了家族而牺牲掉个人。
不论门第如何，家长遇到重大事件时都要召集家族会议集中讨论。例如，家族成员可能会从很远的地方赶来，参加一个有关订婚的会议，每个人都有发言权，甚至妻子或弟弟的意见也可能改变决定。户主若无视众人的意见一意孤行，他自己也会很难做人。不过，当事人可能无法接受这种家庭会议的决定，那长辈们也会竭尽全力地要求晚辈们完全服从家庭会议的决定，走他们的老路。与普鲁士传统中那种男子对妻子和小孩的专横权力比起来，日本人这种做法的合理性，在法律上和习惯上有所不同。这并不意味日本人的权力小，只是效果不同而已。日本人并不在家庭生活中教小孩子尊重专制，也不培养他们向专制权力屈服的习惯，而是以关系家族利益的名义来要求人们服从家庭意志。不管他们做的事有多难，他们都必须服从家庭意志。
每一个日本人最初都在家里接触等级制，后来再把
这种习惯带到经济以及政治上。他懂得，不管一个人在整个圈子中有没有实权，只要他的地位高于自己，都要习惯向“适当位置”的人表示敬意。即使一个人受妻子或弟弟支配，他照样是受妻子或弟弟尊重的。尽管有人在幕后操纵，但也破坏不了特权之间形成的外在界限。同样，外在界限也不会为了迎合实际的支配权而有所改变，等级制依然是不可侵犯的。这些有时可以给人们带来便利，比如他们没有正式身份，但却可能掌握实权，这样就有可能保全自己。日本人从家庭生活经验中懂得：要作出一项决定，就要让整个家庭相信这么做可以维护家庭的荣誉，最能令人信服。这种决定并不是家长强加于人的命令，日本的家长更像一位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受托人，这些财产对所有的人来说都非常重要，所以他才要求每个人都服从要求。日本人虽然反对在家里使用武力，但并不意味着可以不服从家庭，不尊重长辈。即便家里的当家人不是很强势，家族中的等级制也依然能维持下来。
美国人处理人际关系的标准与日本人完全不同，因而对上面提到的日本人家庭中强大而公认的等级制很难接受。日本家庭中有一种相当牢固的团结性，本书研究的课题之一就是日本人如何培养了这样的团结性。要想理解他们的等级思想在政治、经济生活等广泛领域的要求，首先就要认识他们是怎么在家里学到这种习惯的。
日本人生活上的等级制，也跟家里一样。日本在历史上一直是个等级森严的阶级社会，他们的等级制已经延续了几个世纪，可谓有利有弊。从日本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等级制就一直贯穿在生活之中，甚至可以追溯到公元7世纪。那时，日本已经开始学习中国的生活方式，来适应自己的等级制文化。公元7到8世纪时，日本使节出使中国，看到了辉煌灿烂的文化，日本天皇和官员便想用中国文化来充实自己的国家，并为此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和热情。此前，日本并没有自己的文字，7世纪时，日本也是采用中国的象形
文字来记录自己与中国完全不同的语言。当时日本有一种名叫四万神的宗教，四万神掌管着山岳、村庄，给人们赐福，带来好运。这种民间宗教历经无数变迁，延续至今，成了现代的神道。7世纪时，日本大规模地从中国引入佛教，并逐渐成为日本的国
教。但在此之前，日本并没有大型的永久建筑，于是天皇按照中国京城的样式建造了新的奈良城，同时还根据中国建筑式样，在各地建立了很多宏伟壮丽的佛寺和僧院。天皇还采用了使节们从中国学来的官职、品阶和律令。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能够如此成功、有计划地汲取另一个文明，在世界上除了日本再无他例。
不过，日本从一开始就没有复制中国的社会制度，中国把官位授给通过科举考试的普通人，在日本却把它授给世袭贵族和封建领主。这就成了日本等级制的一部分。日本被分裂成许多半独立的藩国，领主们也经常钩心斗角，因而领主、家臣、侍从的特权也衍生了许多社会习俗。但是日本无论怎么努力吸收中国的文化，却终究也不能采纳中国的生活方式来代替等级制。他们无法接受中国的官僚制度和家族制度，可以把各种身份、职业的人联合在一起，也不能接受中国那种世俗皇帝的观念。中国常常改朝换代，日本却一次也没换过。日语中称皇室中的人为“云上人”，意思是只有皇室中人才能继承皇位。天皇是神圣的，是不可侵犯的。当初日本天皇及其大臣们把中国文化引入日本的时候，肯定无法想象中国的改朝换代是怎么回事，也想象不到他们做了哪些改动。
因此，尽管日本不断吸收中国的各种文化，但这些新的文明只是充当清除世袭领主与诸侯间冲突的工具。8世纪末，贵族藤原氏取代天皇掌握了大权，把天皇赶到后宫。后来，封建领主们又纷纷反对藤原氏的统治，整个国家陷入了内战之中。这时着名的源赖朝征服了所有的对手，并自称“将军”，从而成了全国的实际统治者。其实，“将军”是一个古老的头衔，它的全称是“征夷大将军”，像日本的通例一样，只要源赖朝的子孙能够控制其他封建领主，他们就可以世袭将军。这时的天皇没有任何的行政权力，形同虚设，但是将军还必须由他举行仪式进行授权，这也就是天皇的重要性所在。幕府将军掌握了实权之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常常以武力来镇压其他不肯服从的各个领主“大名”，而“大名”们也都有完全听命于自己的家臣“武士”，在动乱的年代，他们还时刻准备着帮大名夺回敌对大名，或最高统治者将军的“地位”。
公元16世纪，日本内乱频发，几十年后，伟大的武将德川家康击败了所有敌手，于1603年成了德川家族的第一代将军。此后，德川家族世袭将军约260年，直到1**8年，日本废除了天皇与将军的“双重统治”，德川政权才宣告结束，开始了日本的近代史。在日本历史上，漫长的德川时代是最值得重视的时期之一。它维持了国内很长一段时期的和平，还有效地实施了为德川氏的政治服务的中央集权制。
德川家康曾面临过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但也没找到解决的办法。在内战时，一些实力强大的藩主曾与他为敌，直到最后惨败才归顺。这就是所谓的“外样”（即旁系大名）。德川家康允许这些大名继续控制自己的领地和家臣，但是这些大名却不能享有德川家臣的荣誉，也不允许他们在幕府担任重要职务，德川家康把重要职务都交给了内战中拥护德川者的嫡系大名。但实际上，他们在自己的领地上的确享有最高统治权。为了维持这一时期的困难政局，他不让各个大名们私下积蓄力量，防止他们相互联合。为了维持日本的和平和德川氏的统治，德川家康不仅没有废除封建体制，还极力加强这一体制，让它更加稳固。
日本的等级划分十分复杂，每个人的身份都是世袭固定的。德川氏巩固了这种制度，并且对各等级成员的日常行为也做了详尽的规定。每一户的家长必须在门口张贴代表阶层地位和世袭身份的标志，他们的衣着、食物和房子，也是根据等级规定的。在皇族和宫廷贵族之下，日本有四个世袭等级，分别是士、农、工、商，再往下是贱民。贱民人数最多，最出名的就是从事各种污秽职业的人“秽多”，包括清道夫、埋葬死人的、剥取死兽皮及制皮者等。在日本，人们都不跟他们接触，更准确地说，人们根本不把他们当人看，甚至通过他们村落的那一段道路都不算数，仿佛这些地方和居民根本不存在一样。这些人生活极为贫困，虽然他们可以做这些被批准的行业，但却被排斥在正常社会之外。
商人的地位仅在贱民之
上，美国人再怎么吃惊，这也是封建社会中的现实。因为商人阶级常常会破坏封建制度，如果商人地位上去了，商业繁荣了，封建制度就有衰落的危险。17世纪时，德川氏施行了严峻的闭关锁国政策，从根本上铲除了商人的基础，这在其他国家是前所未有的。日本曾在中国和朝鲜沿岸一带进行过繁荣的海上贸易，商人阶级
也随之得以发展。德川氏为了阻止这种趋势，规定凡是建造或驾驶超过一定尺寸船只的人，都要处以极刑。就算准许建造的或驾驶的小船，也不能开到大陆或运输商品。各藩之间设置了关卡，严格禁止商品进出，国内的交易也受到了严格地限制。另有一些法律则规定商人的社会地位低下，《奢侈取缔令》中还规定了商人的穿戴、雨伞以及在婚葬时的费用限额。商人不能和武士一起，享有特权的武士就算羞辱了他们，法律也不保护他们。当
时的日本是建立在货币经济基础上的，德川氏却企图永远把商人踩在脚下，这无疑是行不通的。
德川幕府为了维持封建社会的安定，把武士和农民两个阶级分别冻结起来，在德川家康结束内战之前，名将丰臣秀吉已用其着名的《缴刀令》将这两个阶级分离开来。他收缴了农民的武器，并规定只有武士才能佩刀，但是武士不能再兼作农民、工匠或商人。身份最低的武士也不能从事生产，他必须依靠每年从农民缴的税中抽取贡米，作为俸禄来维生，就这样成了寄生虫的一分子。武士生活无忧，完全可以依赖大名，大名会把征收的谷米按份额分给每个武士。日本早些时期，封建大名与手下的武士，在各藩国之间无休止的战争中结成了牢固纽带。但是在和平的德川时代，这种纽带变成了经济性的。与中世纪欧洲的骑士不一样，日本的武士既没有领地和农奴，也没有钱。他们依靠并不富余的俸禄生活，而德川氏早就为其确定了俸禄数量。根据日本学者估计，武士的俸禄与农民的所得相差无几，只够维持最起码的生活。更伤脑筋的是，武士家族的几个继承人还要分享这点俸禄，那就更不够用了。因此，选择了武士，就只能限制自己的家族规模。对他们来讲，最令人难堪的，就是承认威望取决于财富和外观，所以，他们给自己定下“俭朴是最高的美德”的信条。
武士与农民、工人、商人这三个阶级之间，还有着一条巨大的鸿沟，后三个阶级是“庶民”，而武士则不是。武士的佩刀不单纯是装饰，他们对庶民可以使用佩刀，佩刀是其特权和阶级的标志。这是德川时代以前的传统。德川家康所颁布的法令中规定：“对武士无礼，对上级言而不逊的庶民，可立刻斩杀。”《家康遗训百条》内道：“士乃四民之首，农工商辈于士不得无礼。无礼，即心中无士也。于心中无士者，士不妨击之。”又有，宽保三年《彻定书百条》中规定：“士虽对步卒无礼，不得已而杀之，经审按后，属实者亦无妨。”这也只不过是以前的传统政策，建立在严格的等级之上，根本没有考虑到要在平民与武士之间建立相互依存的关系。庶民和武士虽然都服从大名的统治，接受他的直接统率，但两者又处于不同的阶层。两个阶层之间的人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每个阶层从上到下都有各自的法令、规则、统治和义务。两个阶级有时候出于形势会相互沟通，但这毕竟不属于等级制度所固有的东西。
德川时代，武士不仅会舞刀弄剑，他们还渐渐帮助大名管理财产，成为精通各种风雅艺术，如古典乐、茶道的专家。他们帮助大名处理各种文书，还能通过巧妙的手腕来实现大名的谋略。所有文书均由他们处理，藩主的谋略也靠他们的巧妙手腕来实施。在200年漫长的和平岁月里，武士们几乎没有展示自身武力的机会。就像商人不顾等级规定而追求舒适高雅的生活方式一样，武士虽然也时刻准备浴血奋战，但在这个过程中却学到了各种高雅的艺术。
没有法律的保障，农民还是会受武士的欺凌，他们还要缴纳沉重的赋税，又要受各种各样的限制，但还算有些安全保障。在日本，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这就等于有了威望。德川幕府统治时期，禁止土地永久转让，但与欧洲保护封建领主的利益不同的是，这条法令是为了保护耕作者的利益。农民十分珍视他拥有的土地，他们世代耕作，勤勤恳恳，不辞辛苦。尽管如此，农民像希腊神话里的提坦神阿特拉斯一样，养活了一大群寄生阶级。
这个寄生阶级大约有二百万人，包括将军的政府、大名机构、武士等。他们要缴实物税，将收获的财物上缴给大名来养活这些人。德川时代的传统赋税高达40%，实际缴纳的可能还要高，在有些藩甚至达到80%，而同样是水稻农业国的暹罗，赋税却只有10%。此外，日本还经常占用农民的精力和时间，强迫他们服徭役和无偿服务，所以农民也像武士一样，不得不限制自己的家庭人口。整个德川时代，日本全国人口总数基本没什么变化。而在这样长期和平的年代，一个亚洲国家人口停滞不前，很能说明那个时期的统治状况。统治阶级对武士和农民都实行了斯巴达式的严格限制，但每个阶级的下属与其上级之间也有相对的依赖关系，每个人都很清楚自己的义务、特权及地位，如果这些受到损害，最贫困的人也会反抗。
极度贫困会使农民起来反抗，不仅反对大名，也反对幕府当局。德川氏统治的二百五六十年间，发生过的农民起义就不下一千次，但农民起义也不是反对传统重赋，而是反对额外增收的赋税。因为实在无法忍受，他们才成群结队地去向大名抗议。但他们的请愿和裁判也要遵守一定的程序，首先要写好废除苛捐杂税的请愿书，呈递大名内臣，如果内臣私自扣压了请愿书，或者大名置之不理，他们就派代表把诉状呈递将军。那些有名的起义，一般都是农民怕诉状被扣压，就跑到京城的大道上拦截将军的轿子，直接呈递状子。尽管这种做法很冒险，但是将军一般收到状子后就会立刻调查，大多数还是农民会获胜。
但是，这样的做法是与日本的法律秩序相悖的。哪怕将军尊重农民，也作出了对他们有利的判决，可有一点是不容忽视的：农民起义者的行为已经破坏了“必须效忠”这一等级制的基本标准。所以不管农民多么有理，他们起义的初衷多么正义，他们都难逃一死。农民们也知道这是在所难逃，但就算被判处了死刑，他们也是大家心目中的英雄。但是当人们聚在刑场上，看着起义领袖被投入油锅，被砍头或被钉上木架，他们亲眼看着行刑，也不会为领袖出头发生暴动。这是法令，是秩序。事后他们可以为死者建祠立碑，奉之为殉难烈士，但他们却认为对领袖处刑是正确的，因为那是等级制法律的核心。
简而言之，德川时代的历代将军都力图巩固各藩的等级结构，使每一个阶级都依靠大名。大名在每个藩中居于等级制的顶端，对属下可以行使各种特权。而将军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控制大名，他会采取一切手段防止大名之间结成同盟或进行侵略。各藩的藩界设有哨所关卡，对过往行人严格盘查，严禁“出女入炮”，以防止大名私运妇女出境，或偷运武器入境。为了防止各藩之间结盟，大名之间不经将军允许是不能联姻的。藩与藩之间还不能架桥，因此商业的发展也受到了阻碍。另外，将军还派密探监视各大名的财政收支，一旦哪个大名富了，将军就会承包给他损耗极大的建筑工程，这样一来，他的工程完成了，他的口袋也空了。而最有名的一项规定就是，每年大名必须在京城住上半年，返回自己领地时，还必须把妻子留在京城作人质。将军如此费尽心机，才确保了自己的权势，巩固了自己在等级制中的统治地位。
当然，将军在这个拱形的等级制度中，并不是支柱，因为他要通过天皇任命才能执掌政权。天皇和皇宫里的世袭贵族被迫隐居在京城，没有实权，天皇的收入甚至还不如大名，甚至宫廷的一切仪式也由将军严格规定。尽管如此，有权有势的德川将军也没有废除天皇和实际统治者的双重统治。双重统治在日本并不是什么新奇事，从12世纪以来，将军就已经剥夺了天皇的实权，开始以天皇的名义来统治这个国家。有一段时间，经常发生权力的委托和再委托，职权分化更为严重。徒有虚名的天皇把实权托付给世袭的世俗首领，权力却又转交给了世袭首领的政治顾问。德川末年，佩里将军也没料想到，将军背后还有天皇。而1858年，美国的第一任驻日本使节哈里斯，在和日本进行第一个通
商条约的谈判时，也是突然发现还有一位天皇的。
实际上，日本天皇的概念跟太平洋诸岛上其他的皇帝是一样的，他是神圣的首领，可以参与政治，也可以不参与。有些太平洋岛屿的皇帝自己行使权力，有些则把权力委托给别人。但他本身是神圣的。新西兰各部落的神圣首领是神圣不可冒犯的，所以他不能亲自取食而是由专人侍奉，奉食的汤匙不许碰到他那神圣的牙齿。他外出时有人抬着，因为他双脚踏过的就是圣地，只归他所有，别人不能踏足。任何人都不可触摸他神圣的头部，他的话语可以上达诸神。在萨摩亚岛、汤加岛等岛屿，世俗的首领掌管一切政务，神圣的首领则与世俗生活完全脱离。18世纪末，到过汤加的詹姆斯·威尔逊提到那里的政府时说，“它和日本最为相似，所谓神圣首领，其实也是军事将领的傀儡”。汤加的神圣首领不参与政务，只负责主持宗教仪式，他在果园采下第一颗果实，举行了仪式之后，人们才能吃园中的果实。神圣首领去世时，讣告时要用“天堂空了”之类词句，其死后一般会葬入王墓。
日本人认为，天皇即使毫无实权，即使是所谓“军事将领的傀儡”，但他在等级制中也有一席之地，他的身份跟参不参政无关。西方人认为，天皇完全是多余的，但是习惯了等级制度的人，却并不这么认为。在征夷大将军统治的几个世纪中，日本人对天皇和京都的皇宫依然十分尊敬。
从天皇到贱民，近代日本都深深受到了封建时期极其明显的等级思想的影响。这种根深蒂固的民族习惯是不会轻易消失的，毕竟，从法律意义而言，日本封建统治不过是75年前才结束的。下一章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国家的目标有了根本的改变，近代日本的政治家们仍在竭力谋划，试图保存等级制度的大部分内容。与其他主权国家相比，日本更容易受到某种制约，这种制约详细到最具体的行为细节，甚至还规定了个人的社会地位。两百多年间，日本都是靠强权来维持法令和秩序的，他们深信，细致和烦琐的等级制度就意味着安全和稳定，只要在规定的范围内，严格履行自己的义务，这个世界就值得他们信赖。这样，既能消灭盗贼，又能停止大名之间的内战。民众如果能证明别人侵犯了他们的权利，他们就可以像农民受到剥削一样去请愿。这样做虽有风险，却是公众认可的做法。德川幕府统治时期，一个最开明的将军还设置了只有他自己能打开的“投诉箱”，任何人都可以前去投诉。在日本，人们可以获得人身保障，如果出现与现存行为规范相悖的行为，就有人拿规范来矫正侵犯行为。因而，人们非常相信这种规范，并且认为只要遵守它，就会获得安全。这个世界在许可的范围内是一个可知的、可靠的世界，一个人可以通过遵守现行规范来展现自己的勇气和优秀，而不是去修改或反抗现存制度。它的规则并不像《摩西十诫》那么抽象，它具体地规定了这种场合该如何，那种场合又该如何；武士该如何，平民又该如何；兄长该如何，弟弟又该如何，如此等等。
世界上有很多国家实行过等级制度，日本人并没有像其他国家的国民那样变得温良顺从。我们不得不承认，日本各个阶层都是有保障的。每个阶层虽然受到很大的限制，但又是有秩序和安全的。连贱民阶层也得到了保障，他们可以从事规定的特种职业，还可以成立自己的自治团体。
同印度等国相比，日本的等级制还具有某种灵活性。只要不破坏常规，人们就可以通过一些小手段利用这种制度，一个人可以用好几种办法来改变他的身份。日本的货币经济发展了，高利贷主和商人必然会富裕起来。这时，富人就会利用各种方法往上流社会挤。比如，日本虽然规定农民的土地是不准转让的，但是他们会让农民抵押土地来还债，他们靠收取地租而变成了“地主”。日本的地租非常高，他们让农民继续种地显然对自己是有利的，这样一来，商人可谓是名利双收。然后，他们的子女与武士通婚，他们自己也就自然而然变成了贵族。另一种手段就是过继和收养，这其实是一条“购买”武士身份的方法。德川氏虽然百般阻碍，商人还是富了起来。随后，他们就千方百计把自己的儿子过继给武士。这样一来，富商的后代成了武士，贫困的武士则获得了财富。既没有破坏等级制，还能两全其美。经过这种巧妙的手段，商人就能摇身一变成了贵族。其实，日本人通常会招女婿而很少收养子，招来的女婿称为“婿养子”，可以合法继承岳父的一切。但是入赘的女婿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他放弃了自己的姓氏和户籍，而转入妻子家的户籍，和岳父母一起生活。代价虽大，但受益也很多。
日本的等级制并不要求只能同等级内部通婚，人们可以通过合法的手段同其他阶层的人通婚。结果就是，商人跟武士阶层渐渐渗透在一起，这显然拉开了西欧与日本的差距。在欧洲，中产阶级逐渐发展，力量日益增强，并且消灭了封建制度，统治了现代工业时代。日本却没有产生强大的中产阶级。商人和高利货主“购买”了贵族的身份，商人和武士还结成了联盟。但是令人惊讶的是，欧洲与日本的封建制度都濒临灭亡的时候，与欧洲相比，日本却允许阶级流动。最有力的证据就是，日本的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
其实很容易发现，日本这两个阶级是有着共同利益的。商人、金融阶层和武士彼此联合，组成联盟，推翻了腐朽的幕府统治。虽然近代日本仍保留贵族制度，但如果日本没有采取容许阶级自由流动的手段，也不会出现上述情况。阶级联合的状况虽然在法国以及其他个别西欧国家也出现过，但欧洲的阶级性是固定的，所以法国****的结果就是贵族的财产被剥夺。
日本人偏爱和信赖那些详尽的行为规范，是因为只要人们遵守规范，就能获得安全。如果有人侵犯他们，他们可以抗议，还可以利用规范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它还规定了义务是相互的。19世纪后半叶，德川幕府垮台时，日本也没有任何人主张废除这些规范。日本没有发生“法国大革命”和“二月革命”，但事已至此，德川幕府垮台已成定局。从平民到将军，每人都欠商人和高利贷的债，已无法维持人数众多的非生产阶级的生计和巨额的财政支出。大名也囊中羞涩，无力支付武士的俸禄，所谓的封建系统只能沦为笑柄。没办法，大名们企图加重农民赋税，甚至提前征收好几年的租税，试图苟延残喘，但是这种做法使农民贫困到了极点。幕府也岌岌可危，濒临灭亡。当佩里司令1853年率舰队来到日本时，那里的危机已达白热化。他强行入侵日本，并于1858年签订了日美通商条约，当时日本已完全无力抵抗。
但当时日本的口号却是“一新”——即复辟，恢复王权，这与革命是完全对立的，甚至是落后的。与“复辟”相提并论的口号常常是“排夷”。民众支持回到闭关锁国的黄金时代，但有少数***知道这肯定是行不通的，他们极力反对，却纷纷被暗杀。种种迹象都表明，这个讨厌革命的国家肯定不会去顺应西方模式，更不要说五十年后能与西方国家并驾齐驱了。但这一切还是发生了。日本发挥了与西欧不同的自身长处，完成了很多高层人士和一般舆论都不可能料想到的目标。19世纪60年代的西方人，即使能预知日本的未来，他们也绝对不会相信，多年被禁锢在等级制下的落后民众，毅然选择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并坚持走了下去。因为当时没有任何迹象能预示二十年后日本会发生变革，但是不可能的事情就这么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