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战争中的日本人
每种文化传统都有它关于战争的惯例，尽管西欧各国各有特点，但也有他们的共性。因为这些国家的文化同根同源，包括战争在内。所以西欧的战争中，很多情况是可以预知的，例如，战前动员士兵全力以赴，局部失败时如何坚定信心，战死者比例达到多少就该投降，还有战俘的待遇等等。
通过了解日本与西方在战争惯例上的差异，我们可以明白他们的人生观以及对人应负的责任的看法。我们的目的是对日本的文化及行为进行系统的研究，去解答他们的行为所反映出得与其性格有关的许多问题。至于那些不符合我们信条的东西是否具有军事意义，我们不必去管。
日本对战争正义性的界定与美国恰恰相反，衡量国际形势的出发点与我们也不同。美国认为战争的起因是，日本、意大利、德意志三国非法冒犯并破坏了国际和平，他们无视了一条国际惯例，即“自己生存，也让别人生存”，侵犯了国际上对自由企业“开放门户”的准则。他们不管是占领***、埃塞俄比亚还是波兰，都已经证明，他们推行的是压迫弱小的邪恶政策。日本发动战争的理由很特别，他们要结束世界上这种“自立为王”的无政府状态，为建立等级秩序而奋斗。当然，这一秩序只能由日本来主导，因为只有日本真正建立起了自上而下的等级制度，在国内平定了叛乱，实现了和平统一，建立了交通、电力、钢铁产业，可见“各就其位”是非常必要的。另外，据官方公布数据来看，99.5%的日本青少年都在公立学校里接受义务教育。根据日本等级秩序的理论，“大东亚”诸国是同一种族，因此，它应该扶持拖后腿的小兄弟——中国，然后逐步将美国、英国、俄国从“大东亚”区域中驱逐出去，让他们“各回各家”。各国只有在国际等级链条中找准自己的位置，各司其职，才能形成统一和谐的世界。在下一章，我们将探讨这种广受好评的等级制在日本文化中的含义。“大东亚”其实是日本民族幻想出来的，最符合国民口味，但是其最大的不幸就在于，那些被侵占的国家并不认同这一理想。尽管如此，日本在战败后仍然不承认“大东亚”这一理想是不道德的。就连那些在外交上最具弱势的日本战俘，也很少责难日本对亚洲大陆和西南太平洋地区的心怀不轨。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日本肯定不会轻易抛弃一些固有的态度，特别是对等级制的信仰和依赖。虽然这一点与热爱平等的美国人截然不同，但我们还是要了解等级制对日本的含义，以及它的好处究竟在哪里。
日本人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精神上，他们叫嚷着日本必胜，精神必将战胜物质。他们说：“我们早就知道，美国确实是个大国，军备力量确实优越，但这算得了什么，我们根本没有把这些放在眼里。”我们还可以从他们的一家发行量很高的报纸——《每日新闻》上读到这样一段话：“敌人有丰富的资源，但是却不是这次战争创造的，我们要是害怕这些数字，当初就不会开战了。”
不管是日本打胜仗还是我们打胜仗，日本的政治家、领袖以及军人们都反复申明：“这不是一场军备上的较量，而是日本人的精神与美国人的物质之间的较量。毫无疑问，这场较量，胜利必将属于日本。”但这一信条却成了塞班、硫黄岛溃败时的托辞，虽然它并不是专门为失败而准备的。早在偷袭珍珠港以前，它就已经深入人心。在日军夸耀胜利的那几个月，它更是充当了冲锋的号角。日本前陆军大臣、狂热的军国主义者荒木大将，曾在20世纪30年代的一本小册子《告日本国民书》中写道，日本的“天授使命”在于“弘扬皇道于四海，力量悬殊不足忧，船坚炮利不足惧”。
日本与西方的差别并不是它不关心物质军备，事实上，像其他备战国家一样，日本也心存忧虑。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日本国民总收入的一大部分都用于军备，到了偷袭珍珠港的那年，国民收入将近一半用在了陆海军的军备上，而且这一比例还在急剧上升，而民用支出却只占总支出额的17%。但是，日本人认为物质并不重要，“船坚炮利”就像代表武士道德品质的佩刀一样，只不过是“日本精神”的表面象征而已。
美国一贯注重强大的实力，日本则一贯重视精神。他们说，精神就是一切，可以永恒；物质虽不可少，却是次要的，转瞬即逝。所以日本虽然也像美国一样开展增产运动，但这项运动却是基于他们的这一独特认知。日本的广播电台经常播放：“物质资源有限，终将覆灭，这是永恒的真理。”这种对精神的信赖也鲜明地反映在他们的战术手册中：“以吾等之训练以抗敌军之众，以吾等之血肉以抗敌军之固。”这句口号并非是为这次战争而特意制定的，而是他们的传统，他们的军队手册第一页始终都印着“必读必胜”四个大字。日本那支着名的“神风突击队”，就是精神战胜物质的活生生的例子。他们的飞行员会驾着飞机向我们的军舰做自杀式袭击，以此来表达对物质的蔑视。突击队命名为“神风”，
是因为公元13世纪，成吉思汗攻打日本时，船队遇飓风而遭覆灭，这次“神风”拯救了日本。
日本当权者在民间也不忘对老百姓进行“精神优越于物质”的教育。老百姓在工厂里辛苦劳作了半天，又被通宵达旦地轰炸搞得筋疲力尽，他们就说：“劳累和疲劳是在锻炼人的意志，越是疲倦，就越能锻炼人。”老百姓冬天在防空洞里冻得瑟瑟发抖，大日
本广播体育文化学会就在广播中让大家做御寒体操，说这体操不仅能代替被褥，保温取暖，还可以代替粮食，维持老百姓的正常体力。他们说：“当然，也许会有人抱怨，现在缺乏粮食，连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还谈什么做体操。不，越是吃不饱，我们就越要想方设法来强身健体。”这就意味着，必须用额外消耗体力来增强体力，这是什么道理。美国人对体力的认识，则要考虑睡眠、饮食、温度等因素，先要看你昨天睡眠是否充足，饮食是否正常，是否寒冷，然后才看你今天有多少体力能消耗。日本人则从来不考虑这些因素，说那样会陷入物质主义。
日本战时的广播甚至会灌输“精神可以战胜死亡”这种极端的说法，有家电台就曾播过一个英雄飞行员战胜死亡的神话：
空战结束后，日本的飞机编好队飞回机场。一个大尉在最先一批回来之后，站在地上，不时用双筒望远镜看着天空。他的脸色有些苍白，但却十分镇定，一架一架地数着部下的飞机，看着他们返回。到最后一架飞机平安着陆后，他就到司令部向司令官去作汇报，刚汇报完，他就不支倒地了。在场的军官们急忙跑上前去帮忙，经过检察，发现他已经断气，并且躯体已经冰凉，而他的胸口上有致命的弹伤。按理说，一个刚断气的人，身体不可能是冰冷的。而大尉的身体却凉得像冰块一样，大尉肯定是早就死了。大尉的精神支持着他看着部下平安着陆，并作了这次汇报，是他强烈的责任感创造了这次奇迹。
在美国人看来，肯定会笑这是编造出来的鬼话，但是受过教育的日本人却不觉得好笑。他们相信，日本的听众也肯定不会认为这是无稽之谈。他们首先会强调这个广播已经说了，这是“一个奇迹”。那为什么不能有奇迹？既然日本人都相信“精神可以永恒”，那这位以责任为己任的大尉为什么不能在这几个小时创造奇迹呢？日本人深信，灵魂是可以修炼的，通过特殊的修炼，精神可以创造奇迹。很显然，这位大尉已经修炼到家了，因此创造了奇迹。
作为美国人，我们完全可以不理会日本人这些极端的行为，把它当做穷途末路时的自我安慰也好，当成骗人的痴心妄想也好。但如果真的这样做，我们就更猜不透日本人在战时或平时都想些什么，他们只会更难对付。我们一定要了解，他们的信条绝不是什么简单的怪癖，不是把一定的禁忌和避讳，灌输给日本人，让他们牢牢记在心上。只有了解了这些，我们才能了解日本人为什么会在战败时承认“光有精神是不够的”，“单枪匹马守住阵地是幻想”，为什么会承认他们在战争中“完全是凭主观意识”，我们才能明白经过与美国人在战争和工业上进行的较量，他们承认“日本人的精神力量是不够的”这些话的潜台词。
除了等级制度以及精神力量高于一切，日本在战争时期的另外一些说法也值得比较文化研究者注意。一旦遇到灾难，城市的空袭也罢，塞班岛的溃败也罢，***失守也罢，政府总是对日本百姓解释：“这些早在预料之中，不用担心。”收音机那些夸张的宣传，也不过是安抚百姓之举，他们大谈安全、士气等只不过是给百姓打精神预防针罢了。他们希望日本人继续相信他们居住在可以预言的“乌托邦”之中。“美军占领了基什加岛，在我们的国土四周轰炸，而且肯定是海、陆、空军三面夹击。但是我们早就料到了，我们也准备好了。”美军开始对日本城市进行轰炸时，飞机制造业协会副会长在电台广播说：“敌机飞到我们头顶上空来了，但是我们从事飞机制造的人早就猜到了这种事会来临，对此也做好了万无一失的准备，所以不用担心。”就连那些希望早日停止这场无望战争的日本战俘也认为，轰炸是摧毁不了日本人的士气的，“因为他们对此早有准备”。一切都在预料之中，未雨绸缪，并且万无一失。似乎只有以此为出发点，日本人才能继续坚持自己的信念——凡事都是我们主动期求的，不是别人强加的。“我们不要想着自己是被动挨打，而应该想着是我们引来了敌人。”他们会说：“敌人，你要来就来吧。”“我们所期待的终于来临了，欢迎它的到来。”
而决不会说：“该来的终于还是来了。”对此，海军大臣在国会演说中引用19世纪70年代的伟大武士西乡隆盛的遗言：“世上有两种机会，一种是偶然的，另一种是需要自己创造的。当举步维艰时，我们必须自己创造机会。”另外，据电台报道，当美军突入马尼拉市中心时，山下（奉文）将军“微微一笑，得意地说，敌军已落入我的掌握之中”。“果然不出将军所料，敌军刚登陆仁牙因湾，马尼拉市即迅速陷落，接下来的事情就更能说明山下将军的神机妙算了。”换句话来讲，就是说，败得越惨，就越说明山下将军料事如神。
美国人也像日本人一样，只不过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全力以赴、全心应战。美国人时刻保持充沛的精力，随时准备迎接挑战。别人挑起这场战争，攻击我们，我们一定要给对方一点颜色看看。所以美国的发言人谈及珍珠港、巴丹半岛的溃败时，考虑安抚大众的情绪时，会说：“这是敌人的肆意挑衅，我们要以牙还牙。”而决不会说：“这些都是我们早就料到的。”日本人则宁愿生活在凡事都有预先安排的状态之中，他们觉得未曾料到才是生活中最大的威胁。
日本人在作战行动中经常宣传说“全世界的目光都在投向我们”，他们处在世界的中心，所以，他
们必须好好发扬日本精神，这显示了日本人的与众不同之处，关系到他们的国际形象，而对形象的重视是日本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一部分。日军指挥官在美国登陆瓜达尔卡纳尔岛时，向其部队下达命令说，全世界都在看着我们，我们必须表现出男儿本色，不能丢大日本帝国的脸。日本海军官兵也有一条诫令，如果遭到鱼雷攻击，上司命令他们弃舰时，他们必须以最完美的姿态撤退。否则“会遭世人耻笑，美国人还会把你们的丑态拍成电影，拿到纽约去放映”。
在关于日本人的态度中，更多人关注的是对天皇陛下的态度。天皇对其臣民到底拥有多少统治权呢？有美国权威人士指出，在日本七百余年的封建统治中，每个人所尽忠的对象是各自的直属上司——“大名”a，以及大名之上的军事统帅——将军b。天皇一直是有名无实的傀儡，根本没什么统治权，所以对天皇忠诚与否几乎根本无人关心。对于日本一般老百姓来说，有没有天皇都无关紧要。因为天皇被幽禁在深不见人的宫廷，日常活动和各种仪式也都不自由，被将军制定的严格的规章制度限制着。如果一个有地位的封建诸侯对天皇表达敬意，就会被视为是对上司的背叛。一些美国学者认为，只有了解了日本的历史，才能了解日本。这样才能了解，为什么一个对老百姓来说印象模糊、默默无闻的天皇，能够成为日本的中流砥柱，成为凝聚这个保守民族的力量源泉？那些反复强调天皇对其臣民有绝对统治权的日本评论家，实际上夸大了事实，这只能证明他们论据的脆弱。美国不必礼待天皇，恰恰相反，这种邪恶的元首观念，我们应该施以猛烈的攻击。天皇是日本神道的核心，如果我们向天皇的神圣进行挑战，我们就可以摧毁日本的整个价值结构。
许多熟悉日本的美国人，特别是了解前线状况或读过日本文献报道的，是不会同意上面的说法的。他们不认为，攻击天皇就是攻击军国主义。在日本生活过的人都非常清楚，如果口头上侮辱天皇或者攻击天皇，很容易刺痛日本人，激起他们的士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们亲眼看到，军人外出来到东京市区时，都要换上便装，谨慎行事，因为那时“德谟克拉西”a很盛行，而军国主义名声很臭，但就是在那些年代，军人对天皇的崇敬照样是狂热的。这些在日本待过的人士说，日本人对天皇的崇敬与高呼“***万岁”根本不同，因为后者与法西斯的罪恶相联系，只不过是纳粹党兴衰的一种反映。
日军俘虏的口供也印证了上述观点，因为日军与西方军人不一样，他们并没有受过相关的教育，被俘后哪些话该说，哪些不该说，显然缺乏统一性。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前几个月，当然还要归咎于日本一直以来的不投降主义，但那时只限于一部分军团和部队。我们之所以这么重视俘虏的证词，是因为它能代表日本军队意见的一个横断面。士气低落会导致投降，而投降的日本士兵就可能不再具有典型性。但是这些战俘几乎都是在受伤或失去知觉后，无力抵抗而被俘的，不是因胜利无望而投降的。
对所有的日本人来说，天皇就是一切。那些顽抗到底的，说他们的极端军国主义是为了天皇，自己是在“谨遵圣意”，“为天皇而献身”，“天皇鼓励国民参战，服从是我的天职”。然而，那些反对这次战争及日本“大东亚”计划的人，也把他们的和平主义归于天皇。厌战者称天皇是“爱好和平的”，“始终是一位和平主义者，是反对战争的”，“是被东条欺骗了”，“在****时，陛下还表示反对军部”，“天皇是不允许让国民卷入战争的，战争发生的时候，天皇并不知情，也没有许可。天皇也并不知道，他的士兵正处在水深火热中”。这些证词完全不同于德国战俘，德国战俘认为，尽管他们对***的部下背叛首脑很不满，他们仍然认为战争必须由最高决策者和教唆者——***来承担。日本战俘则明确表示，对皇室的忠诚与对军国主义及侵略战争的态度完全是两码事。
对他们来讲，天皇和日本密不可分。“没有天皇，日本就不是日本”，“天皇是日本国民的象征，是国民生活的中心，这种信仰是超越宗教的”，“纵然日本战败，所有的日本人仍会继续尊崇天皇”，“百姓不会谴责天皇，也不会认为天皇有什么责任。这都是内阁和军部领导的错，天皇是无辜的”。
在美国人看来，世人都不能免于怀疑和批判，这些认为天皇超越一切的论调，简直是欺人之谈。但是直到战败，日本这些论调也从未改口。审讯战俘有经验的人，会发现没有一个战俘愿意诽谤天皇，这些人也包括那些和盟军合作、甚至替我们向日军喊话的人，所以没有必要在每份口供上写下“拒绝诽谤天皇”。从各地汇集的审讯战俘的口供，只有三份委婉地表示反对天皇，其中一份说：“保留天皇在位将是一个错误。”另一份则说天皇“意志薄弱，只不过是个傀儡”，第三份则只是猜测天皇可能会让位皇太子，让位之后，如果日本废除君主制，青年女**许能像她们羡慕已久的美国妇女那样，获得自由。
因此，日本军部的统领很善于利用日本人这种对天皇的崇敬和忠诚。他们会把“天皇恩赐”的香烟分赏部下，会在天长节时，率领部下向着天皇所在的东方三叩首，高呼“万岁”。会在“部队受到轰炸时”，和部下一起诵读天皇在“军人敕谕”中亲自颁发的“圣旨”，“诵读声在森林中经久不息”。他们还号召
部下要“唯命是从”，“免除圣虑”，要“以崇敬之心报答陛下”要“为天皇而献身”。但是，这种对天皇“唯命是从”的做法也有两面性，许多日本战俘说，“天皇有令，我们必然遵从。我们可以单枪匹马地战斗，也可以立刻放下武器”，“如果天皇下诏，我们会立刻缴械投降，连最骁勇善战的满洲关东军也不例外”，“只有天皇的圣旨，才会让我们心甘情愿地承认战败，再鼓起劲来重建家园”。
日本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现象，就是对天皇的无限忠诚，和对天皇以外的任何人的无情的批判，这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日本的报纸杂志或战俘的口供中，就有不少人对他们前线的指挥官破口大骂，尤其是那些不能与部下同生共死的人。对那些坐飞机逃跑，而不顾士兵死活，让他们顽抗到底的指挥官更是恨之入骨。他们对日本的人和事可谓是明辨是非的，常常赞扬一些军官，严厉谴责另一些军官。国内的报纸杂志也在指责“政府”，他们要求有更强有力的领导，并能和他们同舟共济，还指责政府没有做为，甚至抨击政府限制言论自由。最好的例子就是1944年7月的一次会议，东京一家报纸刊登了这次由新闻记者、前国会议员、日本极权主义政党——大政翼赞会***参加的座谈记录。其中有位发言者说：“我认为振奋日本民心有很多方法，但最重要的就是给大家言论自由。近几年来，日本国民不敢坦露心声，他们害怕一不小心就会招来祸害。就算他们心存疑问，也只是表面应付，不敢直说。没有言论自由，还谈什么发挥全体国民的力量。”另一位发言者更进一步说道：“我几乎每晚都和我们选区的选民座谈，一聊就到大半夜，想问问他们关于一些事情的意见，但他们却吞吞吐吐不肯开口，这哪还有什么言论自由。特别是有了所谓战时特别刑法和治安维持限制令，国民简直像封建老百姓一样，变得胆小如鼠，本能够发挥的战斗力，到现在也没发挥出来。可见，限制言论绝对不是一种激发斗志的好办法。”
日本人并没有无条件地承认等级制的优越，因为即使在战时，他们也会批判政府、大本营甚至是他们的顶头上司。然而，唯独天皇是不受批判的。天皇的至高无上在近代才得以确立，为什么会如此受到尊重呢？这是日本人的一种怪癖吗？日本所说的只要天皇下令，他们可以单枪匹马战斗至死，也可以老老实实举手投降，这些话是真的吗？会不会是故意骗我们而编的谎言？
有关日本人作战行动的这些重要问题，从反物质主义的偏见到对天皇的态度，不仅关系到前线，也关系到日本国内。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在战争中暴露出来，就是日本对战争中人员损失的独特态度。当美国把海军勋章授给台湾海峡机动部队指挥官乔治·爱斯·麦肯因将军时，日本的电台对此表现出与美国人截然相反的态度，他们感到非常的惊讶，广播内容如下：
虽然尼米兹公报已宣称他击退了日军，但美国向司令官乔治·爱斯·麦肯因授勋的官方理由并不是他击退了日军，而是因为他成功地救了两艘损坏的美**舰，还安全地把它们护送到基地。我们也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但是这则小报道的重要性在于它不是编造的，而是实实在在的事件。我们并不怀疑麦肯因将军确实救了两艘军舰，只是希望你们了解一个奇特的事实：“在美国，救了两艘军舰就能受勋。”
一切救援行为，对倒霉蛋的一切帮助，都能深深地感动美国人。比救人行为更加英勇的，就是成功地救回了活人。日本人所谓的勇敢则排斥这类救援，他们甚至说，如果在B29轰炸机和战斗机上配备救生器材，那就是“胆小鬼”的行径，而且他们的报纸、广播不厌其烦地谈论这个话题。他们认为只有视死如归才是英雄行为，而小心谨慎就证明自己无用。所以他们对待伤病员和疟疾患者也是这种态度，他们认为这些士兵简直就是废物。日本医疗服务很差，更不用说维持正常的战斗力了，补给也跟不上，时间一长，本来就匮乏的医疗设施更加难以维持。但这还不算什么，他们还在这时宣传蔑视物质主义。他们教导士兵说，死亡本身就是精神的胜利。而我们对病患的照顾反而成了对英雄主义的干扰，就好比轰炸机上配置安全设备是贪生怕死一样。首先，日本人平时不习惯像美国人那样去看医生。连和平时期来美国旅游的欧洲人也经常谈到，与其他福利设施相比，美国更关心同情伤病患者。而这些对日本人来说是陌生的。总而言之，在战争中，日本军队没有训练有素的救护班，能在战火中抢救伤员，也没有前线救护所、后方野战医院，以及远离前线的康复医院这样系统的医疗设施，更不用说医疗品补给了。他们根本没有优先转移伤病员的习惯，情况紧急时，干脆杀掉伤病员。尤其是在新几内亚和***，日本人常常被迫在有医院的地点撤退。当部队进行真正“有计划的撤退”时，敌人已经近在眼前了，他们这时才会有所行动。负责的军医往往会在临走时枪杀伤病员，也可能给伤病员留一颗手榴弹，让他自杀。
日本人如此对待自己受伤的同胞，那么，他们也会这么对待美国战俘。按我们的标准来看，日本人不管是对战俘，还对他们自己的同胞，都犯了虐待罪。前***上校，军医哈罗鲁得·格拉特里说，他曾经在台湾被当做战俘关了三年，在那期间，“美军战俘所受的医疗护理甚至比日军士兵都要好，因为俘虏营中的盟军军医会照顾盟军俘虏
，而日本士兵却连一个军医都没有。有一段时间，唯一给日军看病的医务人员是一个下士，后来升了中士。”这位***上校一年只能看到一两次日本军医。（1945年10月15日《***邮报》报道）
日本对战争中人员损失的态度最典型的表现，就是他们的不投降主义。西方任何军队在竭尽全力却寡不敌众、毫无希望时便会向敌军投降，但他们仍然觉得自己是光荣的军人，而且根据国际协议，将让其通知本国，让其家属知道他们还活着。无论是作为一个军人或平民，在自己的家中，他们都不会因此而矮人一等。然而，日本人却认为荣誉就是战斗到死，就算走投无路，他们也不会投降，只会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或者赤手空拳出去跟敌人同归于尽。万一受伤昏迷，不小心被俘，他就会觉得“回国后再也没脸见人了”，丧失了名誉，他就是个死人了，再也不是以前的他了。虽然日本军中会有上述内容的命令，但是在前线却显然用不着特地强调了，他们一直都老老实实地用行动诠释这条规则。在北缅会战中，被俘者与战死者的比例为142比17166，也就是1比120。除少数人以外，这142名被俘者大都负伤或昏迷，一个人单独或两三个人一起“投降”的就更少了。而在西方，阵亡者如果达到全军兵力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他们就会考虑投降。投降者和阵亡者的比率大约是4比1。而在霍兰迪亚，日军的第一次大规模投降，其比率为1比5，与北缅的1比120相比，已经是巨大的进步了。
许多美国人都谈到，美国战俘在俘虏营里连笑都不敢笑，他们怕刺激到看守他们的日本人。在日本人看来，当了战俘就已经够可耻的了，就算没有受伤、得疟疾和赤痢这些疾病，他也已经是个废物，不算个“正常人”了，这些美国人居然恬不知耻，还笑得出来，他们简直忍无可忍。日本军官给美国战俘下的命令，就连一些俘虏营的日本看守也必须遵守，急行军或是乘坐像沙丁鱼罐头似的运输船转移，对日本兵来说是家常便饭。有些美国战俘说，日本哨兵会要求他们帮忙隐瞒自己的违章行为。在俘虏营中，最重的罪就是公开抗命。在俘虏营的战俘，白天外出筑路或上工厂做工，是不允许从外边带回食物的，但是只要把水果、蔬菜包起来就可以蒙混过关。这个规定也就成了摆设，但是如果被发现，就意味着美国战俘蔑视哨兵的权威，那绝对是重罪。在日本生活中和军队中，哪怕是一句“顶嘴的话”都等于是公然向权威挑衅，都要受到严惩。俘虏营中确实有暴行和虐待，但我们只是想区分文化习惯行为和暴虐行为，并不是想宽恕暴虐行为。
开战初期，日军士兵确信敌军将会虐待俘虏，最终还会杀掉他们，所以他们更觉得投降是耻辱。当时在日本有一个广泛流传的谣言，说美军用坦克碾死了瓜岛上的俘虏。或许有些日本士兵是打算投降的，但美军怀疑他们投降的动机，而且认为怀疑是有理由的，美军谨慎起见便将其杀害。就像一个日军战俘所说：“既然已下定决心要把自己献给胜利的祭坛，如果不能以死报效祖国，那才是奇耻大辱。”一个除了死亡别无选择的日本士兵，常常会选择与敌人同归于尽，并且引以为傲，所以他被俘之后也有可能这么做。这种可能性使我军倍加警惕，同时也减少了日军投降的人数。
“以投降为耻”这一信条已经在日本人的思想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他们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却与我们的战争惯例截然不同。同样的，他们也无法理解我们的行为。他们实在无法明白，美国人为什么丝毫不以被俘为耻，还要求把自己的姓名通知本国政府，以便让家属知道自己还活着，这种做法让日本人既吃惊又非常蔑视。所以，日本士兵想不到巴丹半岛的美军会向他们投降，他们以为美军会像日军一样奋战到底。
西方士兵和日本士兵之间存在一种最戏剧性的差别，那就是，日军被俘后竟与盟军合作。刚开始，他们完全不能适应已经成为阶下囚的事实，也没想着去适应新环境。他们觉得丧失了名誉，也就没有资格做一个日本人。直到战争快要结束的前几个月，才有极少数人要求回国，这时战争结局对他们而言已经无关紧要了。但有些人则要求处决自己，说：“如果这不符合你们的惯例，那就允许我做一个模范战俘吧。”有些老兵和曾经顽固的军国主义者完全倒戈相向，他们给我们指出弹药库的位置，仔细说明日军兵力的配置，帮我们写宣传品，还跟我军飞行员一起坐在轰炸机上指明军事目标。这些表现，就好像他们已经获得了新生，他们的生命跟过去无关，而且他们愿意忠诚于现在的生活。
当然，凡事皆有例外。就算以利相诱，也有少数战俘顽固不化。有些美军指挥官很警惕，不敢轻易接受日本人表面上的协助，所以有些战俘营根本没指望日军战俘会帮忙。但是如果接受了日军战俘的合作，战俘营对日军的态度必须由怀疑逐渐过渡到信赖。
美国人从没想到日本战俘的态度会有如此大的转变，这与我们的信条是格格不入的。但日本人的行为准则好像就是这样：择定一条道路便全力以赴，如果失败，就另作打算。那么，我们能不能在战后考虑利用他们的这种准则呢？或者这只是个别士兵被俘后的特殊行为？此外，除了日本人特殊的战时行为值得我们思考，有关日本人的生活方式以及各种制度的实施，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动习惯等诸多问题，也都值得我们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