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任务：研究日本
美国曾经与日本发生全面战争，也跟其他劲敌国家交过手，但在所有这些敌人中，日本人的脾性最古怪，也最难琢磨。他们不但是强大的对手，而且行为和思维习惯竟然全都与我们截然不同。因而必须引起重视，认真对待，这在其他战争中从没出现过。我们跟此前1905年的沙俄几乎面临同样的问题a，作战对手都是同一个民族，他们的传统不属于西方文化，但又经过充分的武装训练，甚至全民皆兵。在西方国家，人们对那些出于人道的战争惯例已经达成共识，但对日本人来说，这些东西显然毫无意义。如此看来，太平洋战争不仅是进行一系列的岛屿登陆作战，或者是克服困难卓绝的后勤补给，熟悉“敌性”也是一个重要课题，要想与日本人打仗，就必须先了解他们的行为习惯。
这项任务十分艰巨，困难也很明显。日本的国门刚刚打开75年，之前一直都推行闭关锁国政策，人们描述日本的时候，使用的一些词句往往很荒谬，令人感到困惑，比如“但是……却又……”之类，在描述世界其他民族时，从来没有像这样的。一位严谨的研究专家谈到其他民族时，不会刚说过他们彬彬有礼，就再加上一句：“但是，他们又很蛮横倔强。”通常也不会说“他们无比顽固”，转而又说“但是，他们很能适应暴力革命”；或者说这个民族性格温顺，又说他们不肯轻易屈服上级的管教；说他们忠诚厚道，又说“但是心存叛逆，怨恨满腔”；说他们本性勇敢，又说他们十分怯懦；说他们爱自己的面子，但做事总考虑别人的想法；又说他们真诚善良，渴慕西方文化，但他们又是顽固的保守主义分子。人们不会先写一本书，来描述这个民族如何酷爱审美，如何给予演员和艺术家崇高的赞誉，如何醉心于栽培菊花，而后再另写一本书作为补充，描述该民族如何崇尚刀剑武力，如何向往武士道的无尚荣耀。
然而，当谈论日本时，上述所有的矛盾都会出现，并形成纵横交错的经纬线。而且，这些矛盾都是千真万确的，刀与菊，充满不和谐的矛盾，却是一幅画面的两个组成部分。日本人的生性极其好斗但又非常温顺；他们黩武却又酷爱美丽；自负桀骜却又文雅守礼；顽固不化却又狡黠善变；性情温顺却又不甘受人摆布；忠贞不贰却又容易叛变；勇敢却又怯懦；保守却又渴望新潮。他们非常在乎别人对自己的评价，但是，如果别人不晓得他们有什么劣迹，或者干过什么坏事，他们就很容易被罪恶征服，不断地犯罪。在日本的军队里，虽然士兵已经被彻底驯服，但仍然具有很强的反抗性，攻击上司的事件时有发生。
美国迫切需要了解日本，这一点已成为当务之急，因此我们不能漠视这些矛盾，还有那些同样令人心烦意乱的，让人纠结的问题，也都无法置之不理。危机接二连三地出现在我们面前。日本人下一步打算干什么？将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如果不进攻日本本土，日本人会投降吗？我们是不是应该轰炸日本皇宫？对于日军俘虏，我们能有什么样的期待？为了拯救美国人的性命，同时削弱日本人那种负隅顽抗的决心，对日本军队及日本民众宣传时，我们该说些什么？这些问题在熟悉日本国情的专家中，存在严重的分歧。一旦实现和平，为了维持正常秩序，需要对日本实施永久性的军事管制吗？我军是否准备进入日本深山老林的每一个要塞，与那些顽抗到底的激进分子展开激战？在世界和平到来之前，日本会不会发生一场革命？类似法国革命或俄国革命？谁将领导这场革命？或者日本民族只能灭亡？对于这些问题，我们作出的种种判断，导致的结果将全然不同。
1944年6月，我接受委托从事日本研究。我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受命使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研究手段，以便弄清日本民族的底细，研究他们究竟是什么样的民族。那年初夏，我们刚刚开始了对日本的大规模反攻。许多美国人认为，对日战争将要持续三年，或许是十年，甚至更长时间。而很多日本人则认为，这次战争将会持续百年。日本人说，美军虽然取得了某些局部胜利，但那是在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离日本本岛至少还有数千英里呢。日本的报纸杂志根本不承认日本海军的失利，所以日本人还以为自己是胜利者。
然而，到了六月，局势开始发生变化。盟军在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两年半以来，盟军最高司令部一直给予欧洲战场军事优先权，这些措施已经明显见效，对德战争的结局完全能够预见。在太平洋战场上，我们的军队已经登陆塞班岛，这场大规模的战役预示着日军终将彻底失败。此后，我们的士兵经常与日军短兵相接。另外，通过新几内亚、瓜达尔卡纳尔、缅甸、阿图、塔拉瓦、比亚克等战役，我们深知自己深陷于残酷的战争中，而我们所面对的敌人又是何等可怕。
于是，在1944年6月，我们有许多疑问急需解答，这都与我们的敌人——日本有关，一切已经迫在眉睫。这些问题错综复杂，军事上的，外交上的，关乎最高决策的，关于在前线对日军散发传单的，诸如此类种种问题，我们都必须适时提出真知灼见。日本发动的是一场全面战争，我们迫切需要知道的，不仅是东京决策者的目标和动机，或是日本漫长的历史，也不仅是经济和军事上的统计数字。我们必须了解，日本政府从国民那里能够获取哪些期待？我们也必须了解，日本人的思维特征和情感习俗，甚至了解因这些特征和习俗所形成的生活模式。我们还必须搞清楚，有哪些制约因素支持这些行动和观念。我们得暂时把美国人的行动前提抛在
一边，并且尽可能地不要轻率武断地下结论，也许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做的事，日本人也会那样做。
我的任务极其艰难。美国和日本正在交战。在战争中，把一切错失都归咎于敌方，频频谴责对方，这非常容易，但要想弄明白敌人自己如何看待人生，如何通过他们的眼睛看待世界，这就困难多了。然而，这个任务必须完成。问题是，我要研究的是日本人将要如何行动，而不是我们处于他们的境况要如何行动。我必须努力整合日本人在战争中的所有行为，利用这些有用的资料试图了解他们，要把这些当做有利条件，而不是当做不利条件。我必须观察他们的打仗方式，并且暂时不将其看作军事问题，而是文化问题。无论在战争中还是在平时，日本人的行为都独具特色。他们处理各种战争事务时，表现出哪些特殊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他们的长官鼓舞士气，消除惶恐和疑惑，在战场上调兵遣将，所有的这些方式展现出他们自以为能够利用的力量，那究竟是什么？我得跟踪研究战争中的每个细节，以便观察日本人如何逐步展露出他们自己。
然而，美日两国正在交战，这一事实不可避免地对我的研究产生了不利影响。这意味着我必须放弃文化人类学家最重要的研究方法——实地考察，我无法去日本，到日本人的家庭中，亲眼观察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倾向，然后辨别区分哪些因素是至关重要的，哪些是不太重要的。我无法亲自观察他们做决定时的复杂状况，也无法观察他们如何培养下一代，他们的孩子如何成长。约翰·安布雷撰写的《须惠村》a，是人类学家在日本实地考察后，写出的唯一有关日本村落的着作，这些研究成果非常有价值。但是，我们在1944年遭遇的关于日本的许多问题，在《须惠村》里都尚未提及。
尽管有这么多的困难，但作为一名文化人类学家，我却始终相信，还有某些研究手段和条件能够加以利用。至少，我可以依赖文化人类学家最基本的研究手段——与研究对象面对面接触。在美国，有许多日本人，他们在日本出生长大，我可以根据他们亲身经历的事情向他们提问，弄清楚他们如何理解或判断那些事情，用他们的描述填补我们在知识上的许多空白。我相信，作为人类学家，这些知识有助于我们了解任何文化，而且是必不可少的，具有根本上意义的。通常，一些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从事日本研究时，主要利用图书文献，对历史事件进行分析，或者对资料进行统计，并收集日本的书面或口头宣传品，从字里行间中寻求其演变轨迹。我确信，他们所寻求的许多答案，都隐藏在日本文化的种种规则和价值之中，因此，通过真正生活在这种文化中的日本人，探究日本文化中的那些规则，会取得更加满意的答案。
这并不意味着我不阅读书籍文献，或者不请教曾经生活在日本的西方人。与日本有关的文献浩如烟海，在日本居住过的西方人也数不胜数，这些对我都帮助极大。有些人类学家到亚马孙河发源地或新几内亚高原，研究那些没有文字的部落，他们全然没有我现在的优势。由于没有文字，那些部落从未用文笔来展露自我，西方人的相关论述也是浮光掠影，少之又少。没人知道他们的历史，学者们进行实地考察，没有任何前辈学者的帮助，他们去探索那些部落的经济生活状况、社会阶层构成，以及宗教生活中所崇拜的事物，等等。我研究日本的时候，却有许多优秀学者的丰硕成果可以继承。在嗜古者的文献资料中，描述了日本人生活的细枝末节，很多欧美人士也详细记载了他们在日本的生动经历，日本人自己也撰写了许多传奇性的自传。跟许多其他东方民族不同，日本人热衷于描写自我，这种展露自己的冲动十分强烈，他们既写生活琐事，也在写全球的扩张计划，他们的坦率着实令人惊异。当然，他们并没有将所有的计划和盘托出，没有谁会那样做。日本人描述日本的时候，会忽略许多真正重要的事情，因为那些东西是他们最熟悉的，如同呼吸的空气一般，早已习而不察了。美国人记述美国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尽管如此，日本人仍然喜欢自我表露。
我阅读这些文献时，仿效了达尔文创立物种起源时所用的阅读方法，特别留意那些令人困惑的事情。对于日本国会演说中那些罗列的观念，我需要了解些什么？日本人会强烈声讨一些无可厚非的议案，而对某些骇人听闻的恶**件却毫不介意，隐藏在这种态度背后的究竟是什么？我一边读，一边不断地问，“这样的情形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为了弄懂这些，我究竟需要了解什么？
我还看了不少在日本拍摄录制的电影——有宣传片、历史片，还有描写当代东京生活的都市片，以及农村影片，然后，我再跟一些看过相同影片的日本人一起讨论。基本上在任何情况下，他们的眼光和观看角度都与我不同，他们以普通日本人的心理经验看待影片中的男女主角以及反面角色，我常对一些情节迷惑不解，而他们却明明白白。另外，他们对情节和动机的理解也与我不同，他们从整部电影的结构方式上进行理解。我和那些在日本长大的日本人观看同一部电影，如同阅读他们的小说一样，彼此对影片的理解存在很大的差异。在他们当中，有些人会为日本的习俗进行辩解，而另一些人则厌恶日本的一切，哪一类人使我更有收获？这的确很难说清。在日本，人们有什么样的生活规范？对于这一点，他们所描绘的景象基本一致，不管他们接受这种规范，还是深恶痛绝地排斥。
如果人类学家仅是搜集研究对象的资料，然后对资料
进行解释分析，那么曾经在日本生活过的西方人都已经做过这些事。假如一个人类学家仅能做这点事，那就别指望对日本研究作出新的贡献，还不如以往那些外国居住者对日本的描述更有价值。然而，文化人类学家受过特殊的训练，也具有某些特殊的才能，只需花费一些精力，就能在拥有众多学者和观察员的领域里，做出更多的贡献，因此，即便费一些周折，也是值得的。
人类学家了解亚洲和大洋洲的多种文化类型。甚至在日本，有许多习俗和社会生活习惯，都与太平洋岛屿上的原始部族相似。有些与马来诸岛的风俗相似，有些与新几内亚相似，有些与波利尼西亚相似。当然，了解这些相似性很有意义，可以推测在古代是否有过迁移或接触，这些问题都相当有趣。但是，了解文化的相似性，其价值并不在于它们彼此之间可能存在什么历史关联，对我而言，是能够凭借相似或差异，了解这些风俗习惯在文化中起到什么作用，从而启发我了解日本的生活方式。我对亚洲大陆的暹罗、缅甸和中国文化略知一二，可以把日本与这些民族进行对比，它们都是亚洲重要的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人类学家在研究原始部族时多次证明，这种文化比较的研究价值非凡。一个部落的正统习俗也许有90%与邻近的部落相同，但是在细节上可能进行修改补充，以适应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和自己的一套价值观念。在修补的过程中，可能会排斥一些基本习俗，尽管这些细节对整体而言所占的比例很小，但是也可能促使该民族未来的发展转到某个独特的方向。很多部族都拥有着独特的风俗，探讨具有共性的种族之间的差异，是人类学研究中最有意义的事情。
人类学家的自身文化与研究对象的文化之间也必然存在差异，因此必须让自己最大限度地适应这些差异，还要不断琢磨研究技术和手段，来解决这类特殊的问题。人类学家凭借经验可以知道，不同文化的种族和民族遇到某些情况时，会采取不同的解决方式，当他们对某些事件的含义作出判断时，其方法也截然不同。在某些北极村落或热带沙漠，人类学家见识过“血缘责任制”或“财物交换制”的部落习俗，其独特性远非任何**恣肆的想象力所能杜撰的。对此，人类学家必须进行调查，不仅要弄清血缘关系或交换关系的细节，还要调查习俗在部落行为中产生的后果，以及每一代人是如何从幼年起就受到制约，身体力行传承那些习俗，就像他们先祖曾经所做的那样。
人类学家关注研究差异、制约性及其后果，这些方法都可以运用在对日本的研究当中。如今，美日之间在文化上的差异根深蒂固，没有人不清楚这一点。美国甚至出现了一个关于日本的传闻：无论我们做什么，他们就一定会对着干。如果一个研究者相信这种简单的说法，认为两国之间的差异过于离奇，我们根本不可能去了解那样的民族，这样的成见当然非常危险。人类学家凭借自身的经验能够证明，即便最离奇怪异的行为，也无碍研究者对它进行研究和了解。人类学家从专业的角度出发，把差异作为优势资料加以利用，而不是看做一种令人沮丧的劣势。这一点比任何其他社会科学研究者都做得更好。种族或者制度之间的差异越明显，越离奇，就越能引起他们的注意。人类学家研究部落的生活方式，对任何东西都不会想当然，这就使得他们不仅关注个别事例，而且更关注整体。在研究西方国家的各民族时，如果研究者缺乏比较文化学的训练，往往就会忽视某些习俗的整体性。他们会觉得理所当然，因此不会去探求日常生活的细小习惯，也不研究人们普遍接受的公认裁决和说法。然而，在一个民族的大银幕上，这些习惯或裁决将会大面积地投射放映，严重影响这一民族的未来，比起外交官签订的条约，它的作用显然更加重要。
人类学家想要研究日常琐事，其技术手段必须完善。因为，在他研究的部落里，那些日常琐事与他自己国家的截然不同。当他试图理解某一部落中的极端恶毒事件，或者是另一部落中极端胆怯的行为时，当他试图了解特定情况下人们的行动方式和感受方式时，他会发现，这些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观察和对细节的关注，在文明国家里，这些观察方法常常不大引人注意。人类学家充分相信，关注琐事十分重要，并且也知道，使用什么样的方法把这些挖掘出来。
我们在日本研究上不妨试一试这类方法。只有关注某个民族日常生活中的琐事，因为这些琐事都带有强烈的人性色彩，如此才能充分理解人类学家的假设：即在任何原始部落，或者在任何最发达的文明国度中，人类行为都是从日常生活中积累形成的。一个人无论行为或想法如何怪异，他的感觉和思维方式总能联系到日常经验。这一假设具有重大意义。我对日本人的某些行为越是感到困惑，就越要设想：在日本人生活中的某个领域，一定存在某种极为平常的条件，从而导致这种奇异的行为顺理成章地产生了。如果能把研究深入到日常交往的琐碎细节中，那就更有用处了。人们正是在日常交往细节中学习成长的。
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我还有这样一个假设：那些最孤立的行为细节，彼此之间也有某种系统性的关联。我曾经认真地研究过，将数以百计的单项细节纳入一些整体模式当中。人类社会必须为自身的生存作出某种规划，这种规划支持人们面对某些情况时采取既定的处理方式，或者采取某种评价方式，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把这些方式看做是全部行为的基本要领。无论面对多大的困难，他们都把这些方式进行
整合。人们一旦接受了不可或缺的价值体系，并根据这套价值观念去生活，就不可能按照另一套相反的价值体系进行思考和行动，否则就会陷入被隔离的生活状态，也无法长久维持这种状态，这样势必会导致混乱和不便。他们力图获得更多的和谐一致，给自己准备某种通用的理由和动机。因为某种程度的一致性必不可少，否则整个体系就会崩溃。
这样一来，经济活动、家庭行为、宗教仪式以及政治目标都像齿轮一样相互咬合在一起。某个领域的变化可能更急剧一些，其他领域就会承受巨大压力，而这种屈从性质的压力来自对一致性的需要。在没有文字的史前社会，人们追逐着权力统治，这种权力意识往往在宗教活动中体现出来，或者显示在经济交往及部落交流中。文明国家拥有古老悠久的经文典籍，教会必然会保留以往年代的习语，而没有文字的部落却做不到这一点。但是，在某些领域，人们越来越认可经济和政治权力，并与教会的陈规发生抵触，教会往往就会放弃自己既定的权威，虽然习语词句能够保留，但内容已经发生改变。宗教教义、经济活动和政治行为，并非存在于用堤防隔离开的小池塘里，它们总能溢出假想的边界，互相交流融合，以至不可避免地掺杂在一块。情况总是如此，学者越是把观察点分散到经济、***、宗教，以及婴孩抚养等领域，就越能追踪到社会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就能有效地在生活的各个领域提出假设，并能搜集有利的证据资料，从而学会观察一个民族的基本要求，即便这些要求是用政治、经济或者道德的术语提出来的，他都能理解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表现习惯，因为这些都来源于社会经验的实践。因此，本书并不专门探讨日本宗教，或经济生活、或政治、或家庭，而是考察有关于日本人生活方式的各种假定观点。无论当时的活动如何，本书只描述这些假定观点所表露的情况。本书所要探讨的是，究竟什么样的因素使日本民族成为日本。
20世纪所面临的一大障碍是，我们仍然持有模糊不清、极为偏颇的观念，不仅在讨论日本民族何以成为日本时如此，而且在讨论美利坚民族何以成为美国，法兰西民族何以成为法国，俄罗斯民族何以成为俄国时，也都是如此。各国之间缺乏这方面的认知，因而彼此产生了误解。有时，仅仅是细微毫厘的小麻烦，我们也会担心是不可调解的纠纷。有时一个民族因为拥有他们自己的经验和价值体系，所以在思想和行动方针上与我们的设想截然不同，而我们却妄求跟他们探讨共同目标。我们没能给自己一个机会，去了解他们的习惯和价值观究竟意味着什么。假如去尝试了解了，我们可能会发现，他们的某些行动方针未必出于恶意，只因为我们不了解而已。
完全依赖某个民族自己所宣称的思想和行动习惯，这是不可靠的。尽管每个民族的作家都努力描述他们自己，但这并非易事。一个民族观察生活时的眼光都与其他民族完全不同。人们在判断事物时，很难意识到这是透过自己的视角观察到的。每一个民族都认为理所当然，对于这个民族而言，他们所接受的焦距和视点，仿佛就是上帝安排的全部景观。我们不能指望戴眼镜的人了解镜片的度数，也不能指望某个国家去分析它看待世界的观点。如果我们想知道眼睛的状况，就去找一位眼科大夫，他会验明眼睛的度数，配制出合适的镜片。有朝一日，我们会毫无疑问地承认，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任务，就像眼科大夫分析眼球那样，是负责分析当今世界的各个民族。
这项工作既要具备某种程度的硬心肠，也需要某种程度的宽容态度。有时，那些善良的人会指责这种硬心肠，“世界大同”的鼓吹者们坚信，“东方”和“西方”，白人和黑人，***徒和***教徒，这些差异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整个人类的内心都是相通的，相差无几。这种观点有时被称作“四海之内皆兄弟”，他们向全世界各地人们灌输这种信念。但是，我不能理解，难道信奉了世界大同的观点，日本人就不能有日本人的生活方式，美国人就不能有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吗？有时，这些软心肠的人似乎认为，全世界各民族都来自于同一张底片。如果不是这样，国际亲善的良好目标就无法建立。但是，如果强求其他民族接受单一性，并作为尊重他们的前提条件，那么就如同强求妻子儿女都要跟自己一模一样，这是一种神经质的表现。那些“硬心肠”的人认为，差异理所当然应当存在。他们尊重差异性，并试图建立一个能容纳各类差异的和谐世界。美国可以彻头彻尾都是美利坚，但却不威胁世界和平。法国、日本等任何国家也可以如此。差异就像悬在世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a，对于任何研究者来说，如果他们自己不相信这一点，试图用外部压力来干预人生态度的成熟，那么这类想法就显得很荒谬。他也不需要担心，如果坚持这种立场，就会使世界凝固不变。其实，承认文化上的差异，并不意味着世界要停止发展。英国伊丽莎白时代之后，又有安妮女王时代和维多利亚时代，并未因此丧失英国的特性。因为英国人一直是英国人，他们不是别人，他们能够适应不同的时代，在这些不同的时代中，变化的标准和民族心态证明了他们是以英国的方式存在着。
系统研究民族之间的差异，既需要有某种坚韧不拔的精神，也需要有某种程度上的宽容。只有坚持自己所深信的信仰，才能对那些差异有着不同寻常的宽容。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宗教的比较研究才能有所发展。那些研究者也许是基督徒或阿拉伯学者或者是唯物
主义者，但他们绝不是极端分子。比较研究文化之间的差异也是一样，如果人们只是一味地维护自己熟悉和习惯的生活方式，并坚信自己的生活方式是世界上唯一能解决这类事件的办法，文化的比较研究也就不可能发展。这类人已经把自己置身快乐和充实的体验之外，他们绝不会懂得，吸收和学习其他生活方式会使人们更加热爱自身的文化。他们如此保守，以至于只会要求其他民族采纳他们的特殊生活方式。作为美国人，他们就强求其他民族接受自己偏好的原则。但是，其他民族是很难接受我们特有的生活方式的，就好比我们无法学会用十二进位制代替十进位制进行计算，或者无法学会像东非某些土着人一只脚站着休息一样。
本书阐述日本人的心理预期，以及公认的习惯；日本人对自己的要求，比如他在哪些情况下想得到恭维，在哪些情况下不想；日本人什么时候会感到惭愧，什么时候会感到尴尬等等。本书所论述的事项的依据，最理想的就是大街小巷中平凡的普通人。这并不是意味着他们置身于我所说的每一个特殊的情境，而是意味着他们愿意承认在那些情境下会去那样做。如此研究，就是想要描述出那些埋藏在日本人思想深处的想法和态度。也许达不到这种目的，但这是我写这本书的理想。
在这项研究中，研究者很快就发现，不需再增加调查材料数量，也能提供更多的证据。比如说，某人在何时何地对谁行了礼，这一点就没有必要对所有的日本人都进行统计研究。这种大家公认的习惯性行为，任何一个日本人都可以向你证明，不需要为了同样的结论再去调查成千上万的日本人。
研究者若想弄清日本的生活方式是如何一直延续下来的，那他的工作肯定远比证实统计学里的观点要艰巨得多。我们要求他表明，这些被公认的判断是怎样成为观察人生的焦点的。研究者必须努力使用完全不同的焦距，让美国人也能明白日本人观察生活的焦点。在这种分析工作中，最具权威的法官可不一定就是“田中先生”，即任何普通的日本人。因为“田中先生”并没有说清楚自己的观点。何况对他而言，为美国人写的那些东西是费时费力的，而且很有可能是毫无意义的。
美国人在研究社会的过程中，很少留意文明民族的文化被建立时的那些前提。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这些前提十分清楚明白，根本不需要去证明和研究。多数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都关注“意念和行为”的分布，他们通常使用统计作为研究方法。只需收集大量的调查资料、调查问卷、访谈记录、心理测试等材料，然后进行系统的分析，再努力从中找出某些事实因素的独立性或相互依存性。在全国范围内可以通过科学方法，进行抽样调查，再进行民意测试。在美国，这种方法已高度完善。通过这种手段，可以了解到对于某一公职候选人或某项政策，到底有多少人支持或反对。这些支持者或反对者又分为乡村或城市、低薪阶层或高薪阶层、共和党或民主党等类型。在一个凡事都要选民投票的国家里，法律由民众代表制定并实施，因此，这种调查结果具有很重要的实践意义。
美国人可以调查民意，也能够理解调查的结果。但他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有一个很明显却被大家忽略的前提条件，那就是他们是美国人，熟悉美国的生活方式，并且认为这件事天经地义。民意调查的结果只不过是在已知的事情上再多加些东西而已。要想了解一个国家，则必须先对那个国家的人民的生活习惯和观点进行系统的研究，然后民意调查才能起到作用。通过研究抽样取得的调查的结果，我们可以了解有多少人支持政府，有多少人反对政府。但是，如果事先不了解他们对国家的态度，那么抽样调查的结果又能表明什么呢？只有了解他们对国家的观点，才能帮助我们弄清各个派别在街头或国会中到底争论些什么。一个国家的民众对政府的观点，要比标志各政党势力的数字更具有持久性和普遍性意义。在美国，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被认为是邪恶的，因为它限制了个人的自由。也许除了战争年代，对于美国人来说，政府官员可能还没有私企任职者的社会地位高。这种观念与日本人几乎完全不同，甚至与许多欧洲国家也存在着很大差异。我们首先必须了解的是他们的这类观念，这些观念表现在风俗习惯、民族历史神话，以及民族节日的活动中。当然，根据这些间接表现，我们也可以进行研究，但必须是系统性的研究。
每个民族都有一些解决问题的方式和基本观点，这些方式和观点都适合自己的民族。就像我们对于选举，十分关心赞成票、反对票各占的百分比一样，我们也该仔细详尽地研究某个民族在生活中形成的基本观点，还有他们认同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日本正是这样的民族，他们的基本观念和行为习惯都值得我们进行研究和探讨。我发现，一旦弄清了西方人观念中与他们不同的地方，掌握了一些他们经常运用的方法和符号，那么西方人眼中经常看到的那些日本人，他们行为中匪夷所思的部分，都不再那么难以理解。我开始明白，日本人为何会把某些摇摆不定的行为当成有机体的组成部分，因为这些与他们的体制是完全一致的。我可以说明其中的原因，我和日本人一起工作时，最初他们使用的习语和概念都让我感到困惑，但后来我发现，那些习语和概念具有丰富的含义，而且充满浓厚的情感。这一体系同西方人所了解的伦理观和善恶观存在着巨大差异，它是独一无二的，既不属于佛教，也不属于儒教，而是日本式的——包含着日本的优势和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