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章 衡量“大师”的尺子
近百年来，我们的“国学大师”有多少？许多人都有自己的一杆秤，都会以自己心中的尺子，从数以千百计的学者中，量出合乎自己标准的“大师”。
不久前有位教授发表看法，对“大师”的条件做了界定：“大师就是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德才学识兼备”，“并以卓特识见、新颖方法或指明未来取向，而受众多学者景仰”。条件似乎很严，但他心目中的“大师”人数却又很多。他认为“百年来在教科文卫领域，堪称合乎上述尺度的大师级学者，或许仅有百名左右”。
近百年来的“国学大师”有“百名左右”，究竟算多还是少？有趣的是，2006年，国学网、人大国学院和百度网，联合举办了“我心目中的国学大师”评选活动，对象是20世纪的文化学者。他们从已故的文化学者中，预先遴选出50名候选人名单，要求网民读者从中选出10名。据报道，共有120万张选票，结果王国维、钱锺书、胡适、鲁迅、梁启超、蔡元培、章太炎、陈寅恪、郭沫若和冯友兰当选。对这一具有学术性质的评选，不由专家评定，却让网民群众说了算，虽然也有非议，但多数专家还是给予积极的评价。
非议者不仅认为50名太多，10名也还是嫌多。有的认为“王国维、章太炎、陈寅恪当之无愧”，有的认为“王国维是标准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冯友兰、胡适等也可以算”，有的则说王国维不该名列第一，章太炎才应居首位……不仅入选与否，连座次的排列，都有一些分歧。
分歧表明标准和尺度不同，即便有明确统一的标准，每人的把握也有差别。国学网等主办的评选活动规定的入选标准有三：一是在百年中已辞世的学人；二是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在学术领域取得重大成就，有专着传世；三是有独特的思想价值观，对中国文化发展进程产生过重要影响。
对标准和尺度掌握的宽和严，其实是很自然的。“大师”的本来含义，是指有巨大成就而又为人敬仰者，多指学者或艺术家。而“巨大成就”和“为人敬仰”，都不可能量化。因此，谁能享此殊荣，向来没有十分一致的标准。学派林立，各有所宗，褒贬不一，难有共识。特别是同处一个时代，更是难以论定。卓绝成就，由后人做定评，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百年来中国的大学问家其实很多，这是一个需要大师而且产生了大师的时代。虽然“国学”的含义尚有争议，但仅就通常所指相对于西学的传统文化的意义来说，已故的许多着名专家，都是这门学问的大家，都够大师资格，选10位已经够让人煞费心思的了，只选两三位，就严到近乎苛刻了。把大师神圣化，像圣人，像佛祖，独一无二，也是欠妥。
至于活着的“大师”，我相信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有古人后有来者，是历史发展的规律。先贤有先贤的贡献，但不是不可超越，先贤可以是大师，超越者也可以成为大师。认为健在的学者中没有“大师”，是传统的“盖棺定论”的观念使然。“大师”称号应是一种严肃的授予，自封和滥封的确要不得。把私下里廉价的奉承之词，随意见诸报端或其他媒体，有损“大师”荣誉的庄严性。
自封和滥封，是一种常见的文化现象。对待此风，我们一是反对，并予以批评；二是不过虑，坚信它不会以正面姿态出现在文化史中。它只会蒙骗不明真情者于一时，不会弄假成真。真正严肃的文化史家，会从研究作品入手，剥去虚假光环，淘汰形形色色的冒牌者，而真正的文化大师，总会占有应得的席位。
“大师”二字，只是一个符号，并不具有神圣的意味。把“大师”的称号变得高不可攀也是一种误区。在某个技术或艺术领域，成就达到了极致者，如称梅兰芳为“京剧大师”、侯宝林为“相声大师”、谢军为“国际象棋大师”，此外把绘画、音乐、舞蹈、武术等行的杰出者称为大师，并不会事实上也没有贬低“大师”称号的价值。因为人们都只是把他们看成是技术上或艺术上的成就卓绝者，没有视为世间独一无二的圣人。
当然，国学是一种综合性的学问，“国学大师”的称号，内涵要比许多单项学问“大师”都要丰富得多，文化层次也高得多，更具有哲学的意义。因此，人们对此称号特别看重，也是理在其中。今天，对国学研究成就进行检阅，对成就卓越者做出评价，也是对其表示的一种集体的敬意。真正的“国学大师”，会永远铭记于国人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