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2月17日，元宵节，一大清早大街小巷便鞭炮声声。
局里其他不太重要岗位的同志都放了假，准备过元宵节，其余警力则准备在元宵夜在闹市区值班维护节日治安，而我们专案组的全体成员依然坚守岗位，按照周副局长的要求，我今天要和专案组的其他同志一起，参与对锁定嫌疑人的讯问。
当我来到刑侦大队方远山的办公室时，看见方远山、石岳、吴迪正围在一起讨论，看到我进来，大家突然都安静下来。
我想，这份安静应该是对我的突然到来的一种防范吧。
我走到房间的角落里悄悄坐下，准备等待领导们的安排，但是方远山却叫我：“汪小童，从北京回来了吗？”
“是的，方队长！”我慌忙站起身答应。
并且我发现，当方远山和我打招呼的时候，专案组的所有成员都对我投来友善的目光。
我猛然间明白，在我离开漠南市去往北京的这几天，在专案组对四起凶案进行调查的时候，他们应该都知道了我的秘密，这是他们对我显示友善的原因，这友善里夹杂着同情，是所有人对不幸的弱者的一种同情。我，在他们眼里，其实也算是“漠南系列切颈杀人案”的其中一名受害者。
我只能依然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这时，陆树斌也走了进来。我走过去，低声说：“陆科长，我把您儿子的事跟我妈妈说了，她说应该可以的，让孩子照两张一寸照片给我就行了。”
陆树斌眼里露出惊喜，冲我点头致谢。
接下来，讯问就开始了。
当周副局长不在时，专案组的核心人物自然会是方远山。他是一个性格强势的人，在任何场合都善于控制局面。
所以，他第一个开口说话：“同志们，对我们认为有嫌疑的八个人的第一轮讯问，是由我和石岳队长、吴迪三个人一起完成的，已经排除了其中的五个人，因为他们的确有不在场的证据。现在，还有三个人，我们认为有很大嫌疑，要进一步进行讯问。按照周副局长的要求，我们全专案组的同志都参与讯问，所以特意安排了监听室，还是由我和石岳队长来负责。另外，原来负责讯问的吴迪，换成法医科的陆
树斌科长。现在留下我和石岳、陆树斌，其余你们几个，就到隔壁监听室进行监听。我的提议大家同意吗？”
最后这句话，也仅仅是一句客套。我和吴迪几个人站起身，按照方远山的安排各就各位。
我跟随吴迪他们来到审讯室隔壁的监听室。
漠南市的监听室，并不像西方凶案电影中那样，有着完全现代化的监听设备，而仅仅是和审讯室一墙之隔，中间的墙壁上有一米宽的空洞，空洞上装着单面透视玻璃。这样坐在监听室里的人就可以看见讯问室，而讯问室的人则看不见监听室里的人。
我们都关掉传呼，或坐或站在监听室，等待讯问开始，吴迪和我站在一起。
方远山、石岳和陆树斌进入了讯问室开始讯问。
第一个走进讯问室的是一个年龄在二十多岁、神情猥琐的男子。
这人叫冯强，他就住在文化街，住处在“98.1.16”受害人齐阳家的后面一排，是一名无业吸毒者。据他自己说，案发时他在家睡觉。
1988年这个人多大呢？我看着他的脸想，同时，我也努力想从他那张颓废而蜡黄的脸上寻找江谦所讲述的他看到的那个人的影子，但是却没有。眼前的人给人整体的感觉是腐烂的、垮掉的，他不停地打着哈欠，似乎已经没有多少精力去应付警察的讯问。
他坐在方远山、石岳、陆树斌的对面，整个人正对着我们。
先是例行公事的询问，这名叫冯强的二十五岁男子慵懒但是清晰地回答了提问后，又弱弱地反抗一了句：“你们上一次不是已经审问过我了吗？”
就在这句话话音刚落，我看见方远山站起身走过去，狠狠一脚踹在了冯强的腰上，这个瘦弱的男人痛苦地呻吟了一声后，闭上了嘴。
我情不自禁地低声“啊”了一声，我身边的同事不约而同地侧脸看我。
我捂上嘴。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真正的刑事讯问，我没有想到会有暴力。吴迪也看着我，他似乎对眼前发生的情景也早已习以为常。
不要采用暴力去讯问嫌疑人，这是梁教授在课堂上讲给我们的一句话。他告诉我们，因为嫌疑人会撒谎，而暴力就是催化剂，会使讯问的方
向更加偏离轨道，并且也违背法律精神。真正的讯问，应该是讯问人和被讯问人双方在心理上的一场战争。
审讯室的讯问在继续。
方远山让冯强详细地讲述一遍案发当时，也就是1998年1月16日下午4点多，他在做什么。
“我在家里睡觉。”冯强用一句话回答了提问。
“有没有证人？”石岳问。
“没有，我已经告诉过你们，我妈在1月10日就和我妹回东北老家了，准备在那里过年，我爸当天上白班。你们也知道，我是一个***，吸毒，又没钱没工作，所以家里人都当我是多余的，恨不得我早点死了。我中午没吃饭，也懒得生火，睡觉是因为又冷又饿没力气。我还杀人？我连走路都快走不动了。”
“你从几点睡到几点？”
“从下午1点睡到5点。”
“中午没有醒来，没有上厕所？”
“醒来过，但是没上厕所,因为一整天我没吃饭也没有喝水。”
讯问毫无进展。
第二位受讯问人：赵四林，三十二岁，外来农民，在水四路租房做装修工，离
“98.1.19”案受害人赵青家很近，在1月16日也有作案时间。这个人在1997年曾因为和漠南矿业公司的职工里外勾结倒卖废铜而被拘留过十五天，除此之外再没有什么劣迹。春节前，他因为冬季生意清淡，老婆又提前回家过年，他自己在街头承揽擦玻璃、清洗抽油烟机的生意。而在1月19日，他刚好在家休息，由于是租房户，和周围邻居不太有来往，因此没有人知道他当时在家干什么。
赵四林很魁梧，是一个地道的西北汉子，但当他走进讯问室时，粗糙的脸上带着巨大的惶惑，似乎身子都在微微颤抖。
他操着一口地道的陕西关中口音，我听得不是太懂，但是从方远山和石岳的问话中，我大概能知道他的讲述。
他说他因为感冒，在1月19日下午一直在家休息，中午自己热了头天晚上剩的面条，就着腌酸菜吃了，因为老婆叮嘱他要赶在过年回家前把腌的酸菜吃完，不能浪费。然后他喝了一碗热姜汤，蒙着被子睡觉发汗，中间起来一次到外面上厕所，没有人看见
他。
“你们搜过我的屋子，我屋里除了垃圾没有刀没有血，我还能杀人？我小的时候连鸡都没杀过，不是不敢杀，是穷得没鸡杀啊警察同志。我这双手，除了拿锄头就是拿灰铲，啥时候握过个刀哩……”
“你没杀过鸡，但是不见得不敢杀人。据你租住房周围的邻居反映，你和赵青做邻居期间，曾经被她辱骂过，是不是？”
“没有没有！”赵四林慌乱地摇手，“那不是我，她是和我婆娘，两个婆娘因为乱倒水骂了起来，我当时也就在旁边看着，你说女人家的事，男人掺和个啥嘛，警察同志！”
“赵青当时有没有辱骂过你和你老婆？”
赵四林停顿了一下，似乎在回忆：“对，她就是骂过我们，我老婆把水倒在门口，冻成冰把人家滑了一跤，她就到我们家，骂我们是穷怂，让我们滚回老家去。”
我在监听室，仔细地看赵四林在说这段话时脸上的表情，看到他在讲到这里时，脸上有着深深的忧伤，夹杂着恐惧，却没有看到仇恨。
“公安同志哟，我没有杀人，那女的不是我杀的。我那两天就天天盼着挣点钱回家。我有七十多岁的老母亲和女人娃娃还在家里等我过年咧，我怎么可能杀人。”
这个粗壮的男人突然号啕大哭起来，双手捂着脸，眼泪从指缝中渗出来。
方远山沉默地看着他，没有过去踹他的腰。
第三名受讯问人，张富贵，三十四岁，刑满释放人员。八年前因**罪入狱，1996年夏天出狱，独自一个人居住，入狱前在漠南市屠宰厂工作。在初犯的**案中，他用刀逼迫受害人就范后，折磨受害人达三个小时。
吴迪小声给我们讲解着这名嫌疑人的来历。
“那个受害人呢？还活着吗？”我问吴迪。
“还活着，就是那个女孩儿报的案，他才被抓的。”
哦，他**，但是没有杀人，并且四年前，我的姐姐汪小颖被害时，他还在狱中，如果是他，四起案件就没办法并案。
不过，一切皆有可能，一切都是未知。
这个人体形修长，身材佝偻，脸上有着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凶戾，让人一看便产生厌恶和恐惧感。
用切萨雷·罗姆布罗
索教授的观点来说，这个人具备了常人所感觉的犯罪者的“面部特征”。
同时，我也想从他的身上看到江谦讲述的那个“厕所旁的影子”，但是没有。张富贵走在人群中，他的凶戾应该是比较扎眼的，他的体形也较那个“影子”要高大。
张富贵面对讯问，比起前两个人来显然要冷静得多。
“我不认识这两个死掉的女人。”他眼睛看着自己的脚尖，“在你们带我来这里之前，我连她们的名字都没有听说过。”
“那你如实告诉我们，1月16日和1月19日两天，你在做什么？”
“1月16日，我去省城转了一圈，一个人。我坐的是汽车站外面的车，所以没有车票，这个我跟你们说过了。我去省城是想看看过年那边有什么生意红火一些，等过完年好去做点小生意养活自己。我坐了这么多年牢，也怕了，只想赚点钱安安稳稳地过日子。我一直转到晚上才回来。像我这样的人，因为坐牢老婆跟人跑了，没有朋友，家人也不来往，做事独来独往，没有人给我作证。1月19日那天嘛，让我想想……那天应该是马上要过小年了，我一个人在家，心情很不好，要过年，没有钱也没办法置办什么东西，我就租了一张黄碟在家看，那张碟是我头天晚上在我们家路口的碟店租的，不信你们去问店里的人。你们不能因为我看黄碟就怀疑我杀女人吧？”
方远山看着他：“你相不相信我等会儿收拾你？”
张富贵弓起身子，将双手夹在***：“我相信，但是我真的没有杀人，我不认识她们，我为什么要杀她们，图色吗？我坐牢坐得连性功能都障碍了，也就看看黄碟过过瘾。”
张富贵的话让方远山和石岳忍不住笑了起来，并且都骂了一句脏话。但是，我看见背对着我的陆树斌握紧了双手，抬头看着张富贵。
“张富贵！”陆树斌严厉地喊了一声，“你要认真回答我们的提问，我是法医，我认为你是本案最大的嫌疑人，我们将对你做进一步的调查。”
张富贵愕然抬头看着一直没有作过声的陆树斌。
陆树斌转脸悄声对方远山耳语几句，方远山点点头。
讯问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