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格弗里德伦茨的《德语课》

    余华 / 文

    一九九八年夏天的时候，我与阿尔巴尼亚作家卡达雷（Isntail Kadarc）在意大利的都灵相遇。我们坐在都灵的剧场餐厅里通过翻译聊着，不通过翻译吃着喝着。这时的卡达雷已经侨居法国，应该是法籍阿尔巴尼亚裔作家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作家出版社出版过他的一部小说《亡军的将领》（The General of the Dead Army），我碰巧读过这部小说。他可能是当今阿尔巴尼亚最重要的作家，像其他流亡西方的东欧作家那样，他曾经不能回到自己的祖国。我们见面的时候已经没有这个问题了，只要他愿意，任何时候都可以回去，不过他告诉我，他回去的次数并不多。原因是他每次回到阿尔巴尼

    亚都觉得很累，他说只要他一回去，他在地拉那的家就会像个酒吧一样热闹，认识和不认识的人都会去拜访他，最少的时候也会有二十多人。

    因为中国和阿尔巴尼亚曾经有过“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友谊，我与卡达雷聊天时都显得很兴奋。我提到了霍查和谢胡，他提到了***和***，这四位当年的国家***的名字在我们的谈话里频繁出现。卡达雷在“**”时访问过中国，他在说到***和***时，是极其准确的汉语发音。我们就像是两个追星族在议论四个摇滚巨星的名字一样兴高采烈。当时一位意大利文学批评家总想**来和我们一起聊天，可是他没有我们的经历，他就进入不了我们的谈话。他一会儿批评我们中国法律制度里的死刑，想

    把我拉过去，我没理他；他一会儿又提到了科索沃的问题，激动地指责塞族人是如何迫害阿族人的。他以为身为阿族的卡达雷一定会跟着他激动，可是卡达雷和我一起在回忆里激动，我们都顾不上他。

    后来我们谈到了文学，我们说到了德国作家西格弗里德·伦茨（Sicgtricd Lonz），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说起的，可能是因为我们两人都喜爱伦茨的小说《德语课》（Deulschstunde）。这是一部可以被称为反法西斯的小说，也就可以在当时的****国家出版。

    卡达雷说了一个他的《德语课》的故事。前面提到的《亡军的将领》是卡达雷的重要作品，他告诉我在写完这部书的时候，无法在阿尔巴尼亚出版，他想让这本书偷渡到西

    方去出版，他的方法十分巧妙，就是将书藏在其他书里偷渡出去。他委托朋友在印刷厂首先将《亡军的将领》排版印刷出来，发行量当然只有一册，然后他将《德语课》的封面小心撕下，再粘贴上去，成为《亡军的将领》的封面。就这样德国人伦茨帮助了阿尔巴尼亚人卡达雷，这部书顺利地混过了海关的检查，到了法国和其他更多的国家，后来也来到了中国。

    我也说了一个我的《德语课》的故事。我第一次读到的伦茨的小说是《面包与运动》（Brol and Spiele），第二次就是这部《德语课》。那时候我在鲁迅文学院，我记得当时这部书震撼了我，在一个孩子天真的叙述里，我的阅读却在经历着惊心动魄。这是一本读过以后不愿意失去它的

    小说，我一直没有将它归还给学校图书馆。这本书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翻译成中文出版的，当时的出版业还处于计划经济时代，绝大多数的书都只有一版，买到就买到了，买不到就永远没有了。我知道如果我将《德语课》归还的话，我可能会永远失去它。我一直将它留在身边，直到毕业时必须将所借图书归还，否则就按书价的三倍罚款。我当时选择了罚款，我说书丢了，我将它带回了浙江，后来我定居北京时，又把它带到了北京。

    然后在一九九八年，一个中国人和一个阿尔巴尼亚人，在一个名叫意大利的国家里，各自讲述了和一个德国人有关的故事。这时候我觉得文学真是无限美好，它在通过阅读被人们所铭记的时候，也在通过其他更多的方式被人们所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