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们选择了善待自己
1
我在6年前认识了一个非常不错的朋友，暂且叫他GG。在高中时期，他是我们班里的篮球主力，学习成绩更是名列前茅。高中毕业后，我们一起去西安读书，我就读的是一所普通的重点大学，他就读的学校则是全国排名前十。
大学四年时间，我和GG并没有亲密的交流，因为都忙碌着自己的事情。我们偶尔会叫老同学们聚在一起喝一场酒，谈谈过去，再聊聊未来。我算是很会察言观色的或者说我很擅长从一个人的行为洞察到他的心理状态。每次在一起的时候，GG都给我非常正面的力量，他热情地哄骗着快要喝醉的人再多喝几杯酒，也好抢着去埋单，状态极好。
前几天，他在朋友圈发了一篇文章，洋洋洒洒千字有余。老同学在评论墙刷屏夸赞GG文采斐然，把他当成神一般的存在。但对于一个写了许多文章的我来说，我似乎捕捉到了他字里行间的难过，甚至能够用痛苦这个词来形容。于是，我发私信给他：怎么啦？他回复说：东旭，我们去喝一杯。
我们不是喝了一杯，而是喝了一打儿。
GG来见我的时候，我正在网球场打球。他安静地坐在座椅上等着我，低着头刷着手机。我也是不经意间才发现他已经等了我很久。虽然天色已经暗了下去，但我能看到他严肃并且紧张的脸，他比我们上一次见面时更加寡言。但酒过三巡后，GG开始流泪。
原来，他遇到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他在那所名牌大学里学习的专业是生物工程，对于目前国内的需求来说，他的专业绝对属于冷门。于是，他在毕业之后选择了一份销售的工作，勉强度日。是的，一个学习了生物工程的名牌大学毕业生选择了一份卖餐具的工作。GG是个自我认知度很高的人，于是在工作了三个月之后，辞去工作，选择考研。结果是他考取了另一所排名前十的名校，大热的计算机专业，这是件好事。
第二件事：他的弟弟今年高考，不出意外的话会考上名牌大学，需要学费；他的妹妹出嫁在即，需要嫁妆。然而，他只有一个务农的妈妈。
第三件事：他正在吃抗抑郁的药。
“我家现在只有我妈一个人在劳动，我怎么能那么自私，我应该赚钱养家。”GG用方言把这句话反反复复说了无数遍。
我在微醉的状态下思考着他正面临的问题。或许只有经历过贫穷或者苦难的人才能够完全体会他的痛苦。这一份重量并不是旁人加在他身上的，而是他自己把自己逼迫在了狭小的屋子，并且用最畸形的道德观拷问自己，一遍又一遍。
空瓶中间放着一口锅，锅里的红汤沸腾着，虽然是在炎热的六月，但依然能看见水汽。隔着淡淡的水汽，我看到我面前这个已经26岁的男人乌青着脸，眼睛聚焦在一个地方。他没有像之前那样给我劝酒，或者偷偷地把自己杯子里的酒倒在地上，也没有抢着去埋单。我在那一刻其实还是有些伤感，会心疼他，会觉
得他委屈地思考着并不是他应该思考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永远都不会有一个正确答案。
那晚，我们喝了很久。隔壁桌子的人陆续离开了，GG开口问我：“东旭，我该怎么办？”
我已经在他问我这个问题之前就做了无数种假设，但是任何一种建议都是不成熟的并且没有做到彻底的感同身受。于是，我回答：“我不知道！只有你自己知道答案！”
我认为这是最诚实也是最负责任的回答。
前几天，我在西安碰到GG，我提着笨重的行李，他拿着一个文件袋急匆匆地走着。我们两人互相击了一下掌。
我问他：“现在在干吗呢？”
他回答：“正在代写论文，过几天回去看我妈！”
“想得怎么样了？去读研究生吗？”我问。
“去！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今晚咱们一起吃饭。”GG已经离我几米远，侧过身子向我招手，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
看着他的背影，匆忙、高大。我在那一刻深吸了一口气。终于，他善待了自己，真正意义上的善待了自己。
2
我在很多篇文章中写过我的另一个朋友Y，那几篇文章发表之后，我收到很多读者的反馈，他们一直在问我，那个帅气的大男孩如今顺利毕业了吗？有工作了吗？女朋友找到了吗？我统一回复：没有！
Y是我大学生活中非常显眼的一个朋友，而此处的显眼并不是因为常规意义上的优秀所致，相反，他是一个我一提及就会忧虑并且担心他又会出什么乱子的人。
当我们顺利拿到毕业证书的时候，他被通知延迟毕业，并且托人找到的工作也遭遇滑铁卢，最严重的是，他的家庭发生了山崩地裂般的灾难。当我离开西安前往广州工作的时候，他已经身体憔悴，在床板上躺了多日。
在我工作后的很长一段时间，Y都过着极其混乱的生活。白天睡觉，晚上在网吧打游戏，等到没有钱的时候就会坐车回家“勒索”家人或朋友，还会张口管我要钱。最终，我在给Y打了几次钱之后，将他拉黑。我自私地认为他可能会拖累我前进的步子，同时也想让他冷静地意识到并没有什么人可以一直帮助他。
我见过太多放弃自己的人，甚至自杀的也有。但是当我非常好的朋友在绝望的时候选择彻底放弃，我还是无法接受。如果除去情感，更准确的说法是，我于心不忍。我能预想到他继续混沌下去的后果。一个衣衫褴褛的俊俏青年因为无为而与家人、朋友决裂，做着苦力，或者因为压力变得抑郁，走在街上，目光呆滞，看到我，还记得我，叫着我的名字。我想，如果面对这样的场景，我会崩溃的。
去年秋季，我在广州还未站稳脚跟，但还是咬着牙把Y叫到了我身边。我到机场接他的时候，他看到我，站在原地没有动弹，但在我们碰拳的时候，他声音哽咽着跟我说：“东旭，兄弟我过得不好呀！”眼泪随即流了下来。
在与我同住一个屋子的那一个月，Y从来没有在我睡着之
前入睡过，他一遍一遍地给我讲着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误。他洗澡的时候会哭，还会用手掌扇自己巴掌，走出浴室，满脸**地跟我说洗澡水太烫了。
在Y提出想要回西安再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工作时，我没有挽留。在他离开之前，我带着他到广州的地标建筑—广州塔上转了一圈。因门票太贵，我从来没有踏上过广州塔的观光电梯，但是在他离开之前，我想带他看一看这里的繁华。
晚上的广州珠江区域灯火辉煌，隔壁的几栋大楼变换着漂亮图案的L**灯光。观光台子上站着许多穿着精致的人，还有搂抱着拍照的男男女女，珠江上的游船来来回回，渡着乘客。我心情复杂地看着这一切，Y也看着。等到我们准备回去的时候，他转向我说：“东旭，这个地方挺漂亮的，你好好加油！”
送他到车站的时候，他整个人已经比来时精神了些，话还是不多，也没有说什么再见面时要如何如何之类的话，我们只是有一搭没一搭地互相叮嘱。就在快要检票的时候，过来了一对夫妻，男的没有胳膊，脸上全是被烧伤而留下的疤痕，女的手里拿着一个掉了瓷的碗，站在我们面前不说话，只是抖动着碗里的钱币。我的包里有一些零钱，但是在很深的夹层里，我不想翻找，于是我对站在我面前的两个人说了句“不好意思”。他们没有离开，还是继续抖动碗里的钱币，发出很刺耳的声音，我有些尴尬和生气，于是打算用凶狠的眼神赶走他们。Y卸下了背上的大包，里面全是我塞进去的风干海鲜和水果，他把那些东西都堆在了地上，找到了自己的钱包，拿出了一张五元和两张一元的人民币递给了那对残疾人夫妇，说了一句：“来，拿着。”
我有些愕然，心里升腾起非常多的希望和欣慰。
回到老家的Y还是沉迷了一段时间，等到他发微信给我说想让我资助他一笔钱，他想到西安打工租一间房子住的时候，我答应了。
今年春天，我去西安出差，他说要请我吃饭。我坐了很久的车到他工作的地方，虽然很远，但我能确定那个站在路边穿着正装的人就是他。我看到他把手里厚厚的传单递给路过的人，面带微笑，嘴里还说着一些我听不清的话。他身后是一栋装潢得很漂亮的售楼中心，里面还站着好几个精神抖擞的年轻女孩。Y成了一个房地产的销售人员。
饭桌上，我们的菜很简单，酒也没几瓶。我匆匆忙忙地询问着他的近况，他也老老实实地回答。我问他怎么会“屈尊”做销售，他回复我说：“思想腐朽落后的东旭啊！”于是，我捧腹大笑。
那天，埋单的时候，我没有和他抢，我静静地看着他走到收银台，拿出一张银行卡，一边刷卡一边和服务员说着什么。在那一刻，我心满意足，并且对他有了莫名的安全感和感动。
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对于自己最大的善待不仅仅是让自己过得多么舒服，还要对我们的未来负责、对我们
的人生负责。因此，成就自己就是善待自己。
3
2016年5月24日晚，我在广州一个偏僻的巷子里点了排骨土鸡粥，还要了肠粉和鸡腿，一个人吃着。这些精致好吃的茶点都是新同事带我来品尝过的，在去年我刚到广州工作的那天晚上。我是一个很重视仪式的人，于是从决定要离开广州的那刻起，就一直盘算着再去吃一次。一个人吃，食物点多了，也不会觉得浪费。
我回到出租屋的时候已经是夜里一点，把灯打开，住在我隔壁的舍友还没有回来。我把鞋脱了，光脚站在浴室的地板上，因为拖鞋已经被我打包放在了行李箱中。当喷头的水洒在我身上的时候，谢天谢地并不是很冰凉，如果水是刺骨的，那我也只能咬着牙继续洗下去，我答应过舍友不会再开启热水器，他说太费电，于是去年整个冬天我都是用凉水洗的澡。
我平静地坐在光板床上，手里握着一瓶冰凉的啤酒。电风扇吹出来的三档强风把垂在发梢的水滴吹落，掉在我的肩膀上，我头脑非常清醒。我最害怕清醒，因为清醒就容易陷入回忆，而回忆就一定伴随着批判和伤感。
2015年6月，因为很多复杂的原因，我最终选择从西安来到广州的一家公司工作。我并不是戳破天空的***，于是也并没有想着要在未来的日子里成为多么伟大的人，但切实的理想还是有的，比如温柔的南方姑娘、房子以及稳步上升的工作。但是后来我才发现，我所理想的东西正是很多人拿着***也未必能得到的，于是自嘲自己的幼稚和不懂社会的残酷。
2015年12月，我的第一本书出版，这本来就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当我得到确认出版的消息时我一整晚都没有睡着，想象着一切美好的东西，我想无论如何都要在第二天约上两三个好友大吃一顿。但是天亮之后，我竟然找不到一个能称得上是朋友的人。
那一刻，我问我自己：半年过去了，你是否在广州有了可以分享快乐和倾吐苦水的朋友？或者说，再给你半年时间，你是否能找到那样的人？答案是，没有，找不到。当我一个人提着箱子，腋窝底下夹着被子，而另一只手还要拿着大黑伞遮雨，寻找一处可以居住的出租屋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并没有什么真正的朋友。公司的本地人讲着我听不懂的方言，而外地来的人和我一样忙碌地做报表和出差，我也时常能看到他们为了融入一个陌生的环境而做出的苦苦挣扎，也看着他们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于是，那个闷热的夜晚，我独自拿着手机看了一场电影，买了三片西瓜，庆祝我出版了第一本书。
2016年1月，是春节前最忙碌的一段时间。我用四天的时间完成了半个月的工作安排，还做了几场签售会，并且在1月20日那天完成了4000公里的行程，我使用了轮船之外的所有交通工具。在第二天凌晨三点的时候我抵达广州白云机场，下了飞
机，径直走到机场休息室的卫生间。我把行李箱放在厕所小隔间的门外，吃力地将双肩包挂上挂钩，坐在了马桶上。没有脱裤子，我并不是要上厕所。我小心翼翼地将塞在耳朵里的棉花抽了出来，看到那团棉花已经被耳朵里的液体浸染湿透，呈淡黄色，虽然没有时间到医院去检查，但是我知道平均每周四次的长途飞行已经让我患上了严重的中耳炎。我用棉签和药水将耳朵清理干净。很久了，我还是坐在马桶上，并没有人催我，机场那时已经没有什么人。
终究是要走的，我觉得我已经无法站立，最后用仅余的毅力站起来，把双肩包背上，拿起行李箱，没走几步，突然头晕，身子有些站不稳，赶紧顺手扶着厕所的门，但最后还是没有站住，顺势瘫坐在了地板上。迷迷糊糊之中，我惊恐起来。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我还是坐在那个马桶上，行李箱和双肩背包都放在我的脚边，厕所隔间的门锁着，不知道我是怎么爬到了马桶上，我也幻想了很多种方式，想着想着就觉得不论是哪种方式都会让我感到委屈。我深吸一口气，站立起来，拿上行李在梳妆镜前慢慢地洗脸、剃须、涂爽肤水、戴上墨镜。路过匆忙的人群，我大步走出机场。
2016年4月，我爷爷突发脑溢血，半身不遂，我从广州回到陕西的医院，他盖着白色的被子睡着了。挂在病床左侧的药瓶子在滴着点滴，爷爷的两个脸颊可能是因为疾病而深陷得厉害，似乎真的是皮肤包裹着骨头。我不忍心看他的手，肿得不像样子。
爷爷醒过来的时候只是睁着眼睛看天花板，我凑到他跟前跟他打招呼，问他感觉怎么样。他却不说话，隔了很久才叫着姑姑的名字。爷爷和姑姑说的话，虽不清晰，但我听到这样一句：辉娃回来了吗？
辉娃是我的乳名，我的爷爷好像已经不认识我了。
可能是我年纪尚小，并不能在这样的年纪说清楚到底什么样的抱负才算是好的抱负，抑或者说我不知道一个优秀的男人到底该如何披甲，驰骋沙场。但我知道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也知道我目前的生活正在用尽全力折磨着我，甚至继续下去可能会发生令我终身悔恨的事情。
于是，我在稚嫩的年纪、在还可以悬崖勒马的年纪，选择不再折磨自己，选择一份淡然的、哪怕是会被旁人说成是不思进取的生活。我拒绝了领导加薪和升职许诺，自愿带着行囊回到西北，回到那片温柔的故乡。
我曾经尝试过给很多人讲述摆脱被折磨的道理，也同样会有人给我讲同样的道理。但是最终我发现我们的语言是苍白无力的。你没有办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我也没有办法拯救一个愿意自我折磨的人。我与我的朋友所遭受的学业、事业、家庭上的困苦，我想有太多的同龄人也正在遭受着，而这个世界上的天使并没有那么多，我们要学会做自己的天使，做自己的拯救者。
因此，亲爱的朋友，请选择善待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