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罗马基督教徒都应感谢君士坦丁一世
戴克里先的反***敕令引发了罗马帝国前后达19年的内战。最终，君士坦丁一世凭着强大的武力统一了罗马帝国，并废除了戴克里先实行的“四帝共治”，成为罗马帝国唯一的皇帝。
在此前，除了恢复一个帝国一个皇帝外，君士坦丁一世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纠正戴克里先的宗教政策，改反***为支持和控制***会。
原始的***是犹太教众多派别中的一派，是犹太人反罗马斗争的产物。在反抗罗马斗争中，由于政治、经济地位不同，犹太人分裂为许多教派和政治派别，较大的有撒都该派、法利赛派、艾赛尼派、吉拉德派。其中，吉拉德派是各派中最年轻的一派，为犹太人反对罗马统治和犹太上层斗争的产物，创始人为犹大。他们信仰***为唯一神，认为要保持信仰就必须反抗罗马，并宣称救主即将降临。
原始***与犹太教分离后，在地中海沿岸，特别是在小亚细亚、埃及一带流传甚广，信徒有犹太人，有非犹太人，有自由人，也有奴隶与被释放的奴隶，以下层民众为主。其教义、礼仪打破了民族界限与隔阂。
后来，原始***内部出现了以保罗为代表的“外邦人”基督徒，和以彼得为代表的犹太基督徒。两派经过较剧烈较量，保罗派取得了优势。保罗派的教义逐渐成为正统，在教义和组织上逐渐控制了各地教会。公元2世纪，一批有产者和奴隶主加入了***，并占据显着位置。在经济上和教义方面，他们逐渐成为主导力量，控制了教会。
至2世纪末，在实力和宗教权威方面，罗马、亚历山大里亚、小亚细亚、安提柯和迦太基等地的教会占有优势。此时，***已经形成由许多个体教会组成的教会网，由一些经常相互联系的主教控制。
君士坦丁一世做皇帝后，在战胜其对手的斗争中，宗教政策起了重要作用。君士坦丁一世的父亲康士坦提乌斯在其统治区（高卢、西班牙、不列颠）内，对***一向采取宽容态度。君士坦丁一世从父亲手上承接过来的军队中，又有许多***徒。识时务的君士坦丁一世虽然还不是
***徒，但已显示出他是***的有力庇护人。在公元313年，他就同据有东方各行省的皇帝李锡尼联合发布“米兰敕令”，宣布宗教信仰自由。以后，他又赐给***会许多重要特权，免除***僧侣本人对国家的徭役义务。于是，***很快就从受迫害的宗教变为占优势地位的宗教。***徒已适应于罗马的国家秩序，并乐意为罗马皇帝的权威辩护。
不仅如此，君士坦丁一世还积极参与教会事务，竭力帮助各地教会建立统一组织。他认识到统一的帝国必须有同它相适应的***会，在教会中不容有教义上的分歧。当时，就各种教义问题和教会纪律问题进行激烈争辩经常发生。这种争辩是社会斗争的反映，虽然发生在教会内部，但教会是联合了各种阶层的。***成为受官方庇护的宗教后，各派主教都希望借助皇帝的权力来解决内部纷争。君士坦丁一世也将教会事务和教义问题当作国务来对待。
公元313年，关于非洲多拉图斯教派正统性的争端发生。非洲***代表向君士坦丁一世提出申诉，请求裁决谁该被认为是正统的主教——凯基里亚努斯或多拉图斯。君士坦丁一世将此事交给主教会议处理。这次会议起先在罗马城开，后来转往阿尔列。会议承认凯基里亚努斯享有正统主教的权力，并获君士坦丁一世批准。多拉图斯及其拥护者宣称只有他们是真正的***徒，并着手建立自己的教会。因此，这次主教会议不仅没处理好问题，还导致***进一步分裂。
君士坦丁一世对教会事务的最大干预，是在如何对待阿里乌斯教派的问题上。
其实，早在2世纪末和3世纪前半期，亚历山大里亚教会的一些神学家就对正统教义提出了异议，其中特别有影响的是奥里根。奥里根以柏拉图的理念观为依据，力图把***义与希腊哲学原理结合起来。
4世纪初，一位以禁欲主义着名的教会长老阿里乌斯发展了这种理论，主张在圣父、圣子、圣灵三者中，只有圣父才是永恒的。这种学说受到那些服务于上层社会利益的埃及地区的主教们的谴责，
却在亚历山大里亚的普通居民、手工业者和水手中受到普遍欢迎。这导致在街头、市场和其他公共场所，常常发生激烈辩论，有时还会变成公开的冲突。辩论不仅在埃及教会，也在其他地方的教会进行。在这种情况下，君士坦丁一世在教会人士要求下进行了干预。
公元325年，君士坦丁一世在尼西亚召开全罗马帝国的***主教会议，讨论阿里乌斯提出的教义问题。大多数与会者反对阿里乌斯学说，承认圣子与圣父是同一的。会议据此制定所有***徒都必须遵奉的正统教义——《尼西亚信条》，确认基督与圣父、圣灵是同体的，因而也是永恒的。此时还不是***徒的君士丁一世担任会议主席，并批准会议的决议。阿里乌斯被放逐到伊利里库姆，他的拥护者被放逐到高卢。
然而，尼西亚“全***大会”与其说是排除了，倒不如说是正式开创了阿里乌斯教派。阿里乌斯派在宫廷官员中有不少拥护者，君士坦丁一世本人对其也有好感，因为阿里乌斯派是并不要求独立于国家权力之外的教会组织。
不久之后，阿里乌斯戏剧性地从流放地被召回来，而他的主要反对者、亚历山大里亚主教阿诺那修斯却被放逐。
公元336年，阿里乌斯死后，他的追随者继续得到罗马帝国宫廷的保护。但是争论长期进行着。在宫廷中，时而《尼西亚信条》的拥护者取胜，时而阿里乌斯的支持者占上风。公元337年，君士坦丁一世病重时，在阿里乌斯教派的教士手上接受了洗礼。
直至公元381年，阿里乌斯学说在新的一次宗教会议上再次被谴责，尼西亚教派（正统教派）才取得完全胜利，成为罗马帝国的正统宗教。阿里乌斯教派在罗马帝国失宠，却在日耳曼蛮族部落中得到了顺利传播。西罗马灭亡后，法兰克帝国和神圣罗马帝国先后恢复“罗马皇帝”权威，都遭到国内贵族抵制。之所以会如此，贵族们信仰的教派与“罗马皇帝”不同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对罗马旧教来说，君士坦丁一世的宗教政策导致了***的最后胜利，这无疑也是一种宗教改革。
因此，君士坦丁顺应了时代潮流，在宗教政策上比戴克里先更明智。不过，他们在利用宗教为帝国政权效劳，以巩固奴隶制社会结构的目标上并无不同。
在社会改革和财政政策方面，君士坦丁一世继承了对其统治有利部分的政策，例如地方民政权与军权分离的政策，把军队分为边防部队和内地机动部队的军事改革。
不仅如此，君士坦丁一世还进行了进一步改革。他解散骄横不逊的近卫军，重新组织宫廷亲卫军，并将军事权力完全集中到自己手里。不仅如此，他废除“四帝共治制”，分封他的子侄去统治各地，并将统领由军职改为地方行政官员，把全国设4名禁卫军统领，分别为东部统领、伊利里亚统领、高卢统领、意大利统领，统管除罗马城及君士坦丁堡外的禁卫军。同时，他降低了边疆驻军的权力，进一步神化皇权。
此时，罗马社会关系的日趋腐朽使军队的素质败坏了。过去那种将土地授予退伍士兵的办法曾具有复兴小土地所有者阶层的社会意义，如今已变成单纯用来强制土地领受者的儿子世袭当兵的奴役手段。虽然强制征召老兵的儿子服兵役，也只能获得一部分新兵，但远远不能满足兵员补充和扩大军队的需要，因而利用蛮族人当兵，把愈来愈多的蛮族人吸收到罗马军队中来就成为当时的时势之所趋。
到君士坦丁一世时，军队蛮族化进程大大加速，许多蛮族出身的人还在军队中担任了高级职位。当然，君士坦丁一世本身是军事强人，军队蛮族化暂时还不至于对罗马帝国造成什么大威胁。
君士坦丁一世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财政政策改革。当然，这种影响并非完全正面——对罗马帝国此后长期战乱负有****的责任。
为了获得稳定的税收，君士坦丁一世下令强制实施征税。它所造成的社会后果是各个社会阶层被奴役。公元316年和公元325年，君士坦丁一世颁布敕令，城市居民的高级阶层——库里亚不能离开他们出生的那个城市。他们不能以任何理由被免除对城市的义务，也不能担任民政或军事职务。库里亚的义务还
成为一种世代相承的负担。君士坦丁一世对待劳动者的态度当然不会更宽容。
为了从地域上更便于统治，并从政治上摆脱罗马城诸势力的牵制，公元330年，君士坦丁一世将罗马帝国首都从罗马城迁到拜占庭城，并将该地改名为新罗马，后来称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堡是天然良港，是连接欧亚大陆的要冲，也是欧亚洲贸易重心。君士坦丁一世迁都后，立即重建并大规模扩建城市。直到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攻陷，那里一直是罗马帝国或者说东罗马帝国首都。
迁都后，君士坦丁一世急需花一大笔钱修筑城市，因而最紧迫的还是抓税收。公元332年，君士坦丁一世下敕令：禁止隶农从一个庄园逃到另一个庄园；收容别人隶农的人，应将他交还原来的主人，此外，还应支付逃亡隶农在其庄园上居留的全部时间所应交的赋税。君士坦丁一世也将手工业者进一步固定在他们所属的公会里，强制他们共同负担国家向公会分摊征课的赋税和徭役。有些被固定在那些为供应宫廷和军队所需的作坊里的手工业者，还被打上烙印，以防逃跑。
对待自由人，君士坦丁一世都如此苛刻，那些奴隶的处境就更悲惨了。按照君士坦丁一世的法令，奴隶的生命是毫无保障的：主人如果为了“纠正”不驯顺的奴隶的不规矩行为而将其鞭挞致死，可不受起诉。这在实际上就是恢复了奴隶主任意杀害奴隶的权力，是历史的退步。此外，他还正式宣布，允许贫民出卖自己的子女为奴隶，还确认奴隶主有权把所谓“无礼的”被释奴隶连同其子女一起重新变为奴隶。
君士坦丁一世当皇帝前，罗马帝国经历了十几年内乱。他进行的一些改革，原本是有希望给罗马带来转机的，但他除了在宗教政策、政治改革和迁都方面顺应历史潮流外，在其他方面的改革都有逆历史潮流的痕迹。这些导致劳动群众和普通自由民的生活状况急剧恶化，中等阶层者的自由权利被剥夺，原本激烈的阶级矛盾进一步恶化。而事实上，君士坦丁一世死后，罗马帝国原本暂时得到缓解的危机，又进一步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