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结语
19世纪中叶，太平天国运动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这场运动横扫中国中部各省，而这场巨大的灾祸，最初竟起源于一个人脑子里冒出来的一个奇怪的想法。他端坐在金陵的王宫里，才能不足，又被东王和那些无能的亲属所控制。通过一系列的分析、研究和考察，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朱九涛才是这场运动真正的发起者！根据清政府一方的资料，他是洪秀全与冯云山的老师，运动早期他被称为天德王。因为一心光复明朝，他被人们拥戴为皇帝。根据新近出版的《太平天国野史》，我们也可得知，冯云山与洪秀全都追随过朱九涛，他死后，洪秀全才继承了这场运动的指挥权。[1]据我推断，在太平军主力永安突围以及天德王被俘获后，朱九涛才去世，在此之前他一直化名为洪大全，而他本人也亲口承认这是一个假名。他的供词与其光复明朝的计划完全一致，并且他也坦白了这场起义最初的动机。因此，我有理由认为，朱九涛与冯云山根据洪秀全所谓的上帝“天启”的宗教思想，精心策划了这次运动，只是当他与冯云山相继去世后，这场运动最终落入了宗教狂热分子手中，结果这场国**动演变成为一场宗教暴动，并最终走向了彻底的失败。这场运动与社会中坚力量的利益格格不入，这促使他们转而支持大清王朝，并远离太平天国这一怪异的分裂集团。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三合会一开始支持太平天国运动，但太平军从广西群山之间突围并杀出一条通往金陵的血路时，他们选择了撤出这场运动。我们在此提出的推理能合理解释这种变化。
西方国家为这样一则新闻所震惊，他们听说中国要建立一个***国家。太平军接受了远渡重洋来到中国的教义，接受了传教士的指导，甚至邀请他们前去金陵传教。太平军定都金陵后不久，就有三个国家的代表从上海出发，去金陵研究他们的政策与宗教观念。很快，他们发现太平天国的***并没有政治上的才能，而他们的宗教表面上以《圣经》为基础，实际上仍沿用了儒教
和佛教的观念来解释***的经文和教义。更有甚者，他们尊称天王洪秀全为神，颂扬他是上帝的次子，而东王杨秀清则自称为圣灵与赎病主，这是一种反叛性的人神同形同性论。他们热衷于破坏偶像，重视十诫的教义及信仰的形式化，但为了充盈军队，完全不限制自己军队烧杀抢掠的行为。更重要的是，太平天国***内部不断腐化、堕落，争吵不断，而他们中间最优秀的领袖人物被迫离开了这场起义。1858年，涌现出了一批真正有才能的新将领，其中以忠王与英王最为突出，才力挽狂澜，延缓了太平天国运动的颓势。
鉴于太平天国上述情况，如果清政府当时实力强大，那么太平军一方在政治、宗教和实力上的短板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们走不了太远。然而，清朝早期的统治者为了阻挠与吴三桂类似的武装叛乱，将国家的民政与军事权力分割，这样一来，各方力量就不能团结起来一同镇压太平军；此外，地方上原本就拥有了一定程度的自治权，而清政府的管理体系更加促进了这种地方保护主义的壮大，使政府无法调度大批的军队；再者，除了各省的进贡外，中央政府并没有稳定的财政收入，而各省也没有积极提供足够的军饷来支持官军。以上这些障碍无不阻碍着曾国藩组建军队，因为他只拥有很高的官衔，却不能调动迫切需要的资金。湖南巡抚、之后的湖北巡抚与总督，给了他一定程度的支持，使他在财政方面的燃眉之急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直到起义的晚期，他就任两江总督，而李鸿章与左宗棠两位门生成为他手下的巡抚时，他才真正拥有了足够的资金去招募充足的兵力，镇压太平军。当曾国荃围攻金陵时，曾国藩手中只有2万兵力，但1**4年年中，湘军攻下金陵时，他麾下兵力已达到5万人。这漫长的11年间，曾国藩的军费开支仅约2130万两白银，其中包括各省的捐助，他从辖地获得的财政收入，以及通过出售官衔获得的银子。那么也就不奇怪，为何要花费如此漫长的时间，才能彻
底镇压这场运动。
当我们认为曾国藩办事拖拉，在该出击时表现得格外小心谨慎时，我们不该忽略掉他所面临的以上窘境。还有一点值得重视，那就是官军在这场战争中十分懦弱无能，如果没有民兵的加入，清朝廷根本无法镇压太平军。曾国藩资金短缺，无法招募几万人的大军队，所以只能率领每股几千人的民兵投入战斗。与此相反的，太平军却能轻轻松松招募成千上万的乌合之众，一起打家劫舍。所以，这并非曾国藩的个人过失，而是清政府体制内固有的弊端，是任何人都无法弥补的。曾国藩所承担的是一项费力不讨好的重任，他既要为军队筹集军饷，又要想方设法镇压太平军。而他在筹集资金时也时常遭受白眼，因为这侵害了不少官员的利益，他们认为这笔资金用在别处会更好。此外，除了应对来自同僚的嫉妒外，他还必须克服官场的繁文缛节，斡旋于各种既得利益阶层之中，直到实现他的终极目标。
曾国藩必须克服的困难还有如下几点：其一，他本人缺乏军事素养，他是一名文官，文学成就很高，却从未带兵打过仗；其二，缺乏支持，甚至时常遭到各省官绅的反对，因为他的职业生涯逾越了传统的行政界线；其三，冲突时常发生，因为正规军十分嫉妒他手下这支非正规的民兵武装；其四，资金短缺，在他出任总督前，除了向各地官员乞讨外，他很难获得军饷；其五，不论何时何地，只要朝廷获悉太平军获胜、官军战败的消息，就会命令他放弃战略要点，去追捕某个神出鬼没的太平军领袖；其六，太平军将领中不乏深谙军事的人才，想方设法让他和他的部队转移战略目标；其七，他时常身处险境，有时颜面尽失，但他必须保持冷静，沉着应对。
鉴于此，我们不能对曾国藩提出过高的要求。他并非所有事情都力所能及，有时别人也会给他提出建议，比如极有天赋的江忠源建议他兴建水师，就连无能的赛尚阿都向他提出过新式军队的概念。在他身边聚集了一大批忠诚而能干的官员，这同样得益于他敏
锐的眼光。在太平天国运动之中或之后，这其中有很多人身居高位，比如胡林翼、鲍超、杨载福、彭玉麟、李鸿章、左宗棠、李瀚章，还有他的弟弟曾国荃。此外还有大批官阶较低的人，以及若干位葬身于沙场的能人。正是在这些忠诚可靠的人物的支持下，曾国藩才最终彻底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即使没有外国人的援助，也能实现目标。此外，他还为大清帝国培养了一批优秀官员，这些人在运动后都成为朝廷的中流砥柱。
战争结束后，曾国藩成了朝廷重臣，权倾朝野。他打破了官员从低向高晋升的传统，直接将手下的若干人提升为高官。这有违传统，李翁兵在《中国历史纲要》一书中大发感慨。在镇压捻军时，曾国藩一度手握重兵，拥有汉人军队和北方满人旗营的指挥权，并将当初跟随他的旧部召集起来，才成功镇压了捻军。但是，这份荣耀最后由李鸿章享有。曾国藩通过自身努力，在他人的帮助和支持下，成功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这足以驳斥莫尔斯[2]对他和李鸿章的嘲讽之词。
他说：“两人当中，曾国藩鲜少跟外国人打交道，如果他在没有外国人援助的情况下镇压了这场运动，并对此引以为豪的话，那实在可笑至极。”与此类似的，罗伯特·哈特爵士在评价曾国藩处理1870年天津教案时说道：“总体而言，他的态度毫不积极，唯恐引发群众骚乱，一直优柔寡断，这让人们对他过去获得的那些荣誉心生怀疑，觉得对他的评价过高，事实上他只是一个平凡人（我完全同意这样的观点）。”[3]倘若我们回顾一下1853年至1**4年那段艰难的岁月里曾国藩所取得的成就，并对所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就会发现这一评价是毫无道理的。因为罗伯特·哈特爵士对曾国藩所面临的困境不甚了解，而且从天津教案的相关文献也可看出，他的苛评并不合理。
对外关系方面，曾国藩与欧洲各国接触不多，所以早年对欧洲人持敌视态度，但后来态度有所转变。他之所以反对中**队雇用洋人，并非因
为他排外，而是他担心中国因为雇用洋人而陷入更危险而混乱的境地。他反对国外贸易在中国肆意扩张，但他十分注重国外制造汽船的技术，并在晚年极力主张向海外派送留学生。从他的一些书信与奏章中也可以看出，比起绝大多数同一时代的中国官员，他更了解西**治。
在这里，还要补充一个本书正文中没有谈及的问题，那就是，大清帝国是否值得挽救？时至今日，曾国藩很难再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1***年民**队占领了长沙，并破坏了他在长沙的祠堂，但仍留出了部分花园空地，交给曾氏家族开办女子学院，校长是曾国藩的重孙女。在一些人看来，曾国藩的名字与大清帝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那个腐朽的末日王朝是遭人唾弃和诅咒的。但是，热爱祖国的中国同胞及世界上和他们持有同样观点的人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现实因素，那就是直至19世纪末，改革与革命的声音才在中国国土上有了回响，而当时太平天国运动正猛烈地冲击着人们生活中的社会习俗和道德习惯，曾国藩和他的湘军将太平军镇压下去乃是众望所归。
还需指出的是，如果太平天国运动最终成功，中国就会一分为二，或者可能因为北方不会像南方一样归顺于太平军而战火不断。尽管1***年的辛亥革命取得了胜利，但以地理界线为划分，中国仍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对于一个竭力维护领土完整的亚洲帝国而言，这种分裂无异于一场灾难。曾国藩竭尽全力维护了大清帝国的统一，让它有机会苟延残喘，而帝国的统治者丧失民心才是最终走向覆灭的根本原因。当人们意识到这一点时，他们或许会将曾经属于曾国藩的荣誉归还给他，因为他既是一位军事家，又是一位政治家，是大清帝国的忠臣，还是儒家思想的伟大践行者。
注释
[1]《太平天国野史》，第十二卷，第13页。
[2]莫尔斯：《中华帝国的国际关系》，第二卷，第207页。
[3] 1870年9月28日写给E.B.德鲁的信，同上，第二卷，第2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