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已被抹杀的领袖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假设太平天国的相关记载是真实可信的，而洪秀全领导下的会众是这场运动的唯一力量。那么，我们可以就此总结一下这场运动的初期阶段。在1848年之前的一到两年内，拜上帝会组建并训练了自己的军队，建军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协助抵抗流匪。通过井然有序的训练，他们拥有了一支纪律严明的战斗力量。1848年对他们而言意义重大，他们度过了一次教会的内部危机，当时杨秀清和萧朝贵两人以天神附体的方式抓住了实权，从此成了教会中天父上帝与耶稣救世主的代言人。与此同时，太平军也开始跃跃欲试，准备抵抗清廷当局，还有一些新的武装力量加入到这场运动中来。杨秀清与萧朝贵二人已经掌握住了局面，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他们把领袖洪秀全推到了台前。因为洪秀全在1837年重病时出现的种种幻觉为这场运动提供了背景。于是冯云山专程去广州请洪秀全出山，并将他奉为这场新运动的领袖。到此为止，对于这个故事我们没有过多的疑问。
不过还是有些问题令人费解，其中之一就是冯云山在这个新国家中处于怎样的地位。根据相关记载可知，冯明显是拜上帝会的创始人。然而，当这个教会的高层凑到了一起的时候，他却只是扮演着一个从属角色。那么，杨秀清与萧朝贵究竟是如何成为天神的喉舌，并且在教会中的位置排在了冯云山前面的呢？第二个问题是，洪秀全成为教会领袖后，虽然他的领导地位得到了杨秀清的全力支持，却没有为会众所接受。太平天国一段有关1851年和1852年上帝和天兄下凡的记载[1]中揭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那些村民即使抛家弃业，跟随天王成为会众，对天王仍有不忠。每次太平军受困于官军时，都是依靠天神下凡来鼓舞士气，然而太平天国历史上还有几次天神下凡并非出于这种目的。基于此，我们有理由可以大胆设想，在太平军中可能存在着一个反叛集团，希望利用天神下凡制造某种恐慌，并让这种恐慌在部众中蔓延，从而激发他们的不满，以此来篡权。对于天神下凡的前一种解释，我们可以认为是大部分追随者并不愿意背井离乡，所以身处困难时需要靠天启加以鼓励；此外，随着部众日益壮大，必须让他们觉得他们所追随的天国是受到天神庇佑的。然而天神下凡如此之频繁——多达九到十次，我们不得不怀疑其中的若干次实际上与外部威胁并无关联，而是源于集团内部对***的反对。
太平天国方面的资料并不能为我们解答这些疑问，但我们可以查阅另外的资料。清政府一方相关的记载将这场运动追溯到了在朱九涛领导下在狗头山揭竿而起的革命会党。洪秀全与冯云山都先后加入过这个会党，也正是在该会党让他们明白自己的煽动力还不够强大。受到启发后，二人才前往广西，在桂平县建立了拜上帝会的组织。
1853年，麦都思博士公布了一些从太平天国内部弄到的文告，同时作了如下说明：“又据报道，一位位居洪秀全之上的革命领袖，名为朱九涛，据说他抵达湖南时，狗头山所有的革命领袖都前来下跪迎接。他们宰牛杀猪，设宴三天，用以款待。此事只见过一份报道，此后未曾述及。”[2]这个说明存在一些漏洞，因为狗头山是在广东，而非湖南；因此，如果这件事确曾发生过，那么肯定是在太平军从广西崛起之前。不过即使如此，这个证据仍有很大价值，因为它指出了当时还有另外一位领袖能与洪秀全比肩，甚至可能地位还在他之上。早在拜上帝会建立之前，朱九涛已经是一位革命者，并且试图建立自己的会党，但因为它传播的迷信并不能服众，所以一直成效平平。正是如此，当他偶然遇见了洪秀全与冯云山，发现了洪秀全的信仰，即他坚信自己曾被领入过天国并作为上帝的次子接受了使命，他自然很乐意利用洪秀全的这种信仰作为天启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样一来，洪秀全与冯云山前往广西的原因就一目了然了。一开始，这位聪明的老朱就认定了洪秀全身上这种信仰可以为他所用，用来吸引并征募信徒；而他自己发明的信仰对于当时乡野间那些崇尚迷信的人远远没有这么大的吸引力。于是，他决定将二人带到广西群居着苗人和客家人的地方，让这种信仰的能量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我们不难发现，洪秀全其实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家，而冯云山跟他相比则更加理智和能干。也许朱九涛与冯云山征得了洪秀全的同意，但更有可能的情况是，他们根本就没有与洪秀全商量就已经达成共识，在原本要返回广东的途中就离开了队伍，开始四处传播新的信仰，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3]虽然此事没有得到洪秀全的同意，但却是以他的名义进行宣传，并将他所经历的幻象作为教义的本质部分。与此同时，洪秀全却在家乡或广州，做着塾师，追求着自己在知识和文学领域的理想。当然，这也可以视为整个计划的一部分，只是还没有到让洪秀全知晓秘密的时候。
然而，1848年的危机使领导权的问题浮出了水面。既然这场运动是以洪秀全的幻觉作为教义的本质部分，那么争权夺利的关键时刻怎么能少得了他呢？因此，无论如何他必须身处高位。另一方面，如果老朱真的是这场运动真正的组织者，那他肯定也在盘算着最终登上王位。因此，1848年那几次频繁的天神下凡的最佳解释恐怕就是争夺领导权，而洪秀全本人也将天启作为他争夺大权的利器。[4]那么究竟谁来统治这个国家，是预言家洪秀全，还是政治家朱九涛？在这场政权之争中，我们最愿意看到的应该是冯云山与朱九涛一起执掌大权。因为杨秀清与萧朝贵二人重视宗教胜过政治，同时天神附体之说为他们创造了极大的便利，让其他人对他们退避三舍。这使他们可以等待时机，直到洪秀全到来，凭借洪秀全看到幻象的天启之说否定他人的幻觉。朱九涛也不得不做出妥协。
然而，又有一个新的疑问产生，朱九涛真的确有其人吗？因为清政府与太平天国的文献中他都没有出现过，但我们在清政府的文献中发现了另一个名字，而且最近还在某位据说是太平军的作者所撰写的一部书[5]中发现了它。汉文的相关记载中都说太平天国初建时是5位王爷，而不是6位，多出来的这位被称为“天德王”。更为重要的是，所有国外翻译并公开发布的关于运动早期的文稿几乎都将“天德”的名号摆在了诏书中皇帝署名的位置。当太平军抵达金陵时，人们还听他们以“天德”来称呼他们的领袖。当他们攻陷金陵后，开始与外国人有往来，外国人却发现“天德”的称号销声匿迹了，再也无人提及，而君主被称为“天王”。 [6]对于这个奇怪的现象，人们提出了几种解释，究竟相信哪一种则取决于人们对于一份名为《洪大全自述》的资料的真实性持有怎样的态度。洪大全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在永安被官军俘虏的人，他自称为天德王。[7]
作为这份供词的提供者，如果洪大全的身份真的像他所说的那样，那么他的这份供词就帮助我们揭开了“天德王”身份的谜题，也能让我们更加详细而全面地了解太平天国运动的初期。1852年4月7日，在永安被围困数月的太平军成功突围，并踏上了远赴金陵的长征之路。据记载，其中有一小股人被官军截下，其首领也被俘虏并被押解到京城。这位太平军的高官自称是洪大全，[8]并声称自己与太平王洪秀全享有平起平坐的地位。他的供词非常重要，
值得全文抄录。[9]
洪大全的供词如下：
我是湖南衡州府衡山县人，今年三十岁。父母双亲已经亡故，既没有兄弟，也没有妻儿。我自幼读书，学习写文章，多次参加应试。然而考官不能赏识我的文字，埋没了我的才华，不得已我只能去当和尚。还俗之后，我又去参考过一次，但仍没有进取。我心生愤恨，于是饱览兵书，天下地图已经尽在我心中，以求日后能图谋大事。我出家当和尚时，在原籍隐居，读过不少兵书，自古以来的战阵兵法也了然于心。我最佩服的是诸葛孔明的用兵之法，并希望日后能遵循孔明的用兵之法，能够一朝得志，得天下简直易如反掌。数年之前，我在广东地区游历，结识了花县人洪秀泉（全）、冯云山。虽然我与洪秀全同姓洪，但我们并非同宗。二人皆知晓文墨，但屡次应试仍不得志。他们多次往返于两广地区，并设立了天地会。冯云山还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在广西拜会，凡是来拜会的人，冯总是劝诱他们要与自己同心同德，立下誓言同生共死。后来会众人数越来越多，洪秀泉（全）学有妖术，可以与鬼神对话，因为担心人心不固，于是他与冯云山一起编出来天父、天兄以及耶稣等一系列的名目，称自己是天兄下凡，凡事只要向天父询问就能知道未来的发展趋势。在世时就身处小天堂，被人杀害后，则来到大天堂。以上种种言论，都是用来煽动、蛊惑会众，但凡入会的人对此都深信不疑，因而人心安定。这是数年前的作用，我尽知的。
我是道光三十年十二月间，等他们势力已大，我才来广西会洪秀泉（全）的。那时他们又勾结了平南县监生韦正（即韦昌辉）、广东人萧潮溃（朝贵）、杨秀清等，到处造反，抢掠财物，抗官打仗。拜会的人，有身家田产，妻室儿女，都许多从他，遂得钱财用度，招兵买马，胆智越大，又将会名改为上帝会。我来到广西，洪秀泉（全）就叫为贤弟，尊我为天德王，一切用兵之法，请教于我。他自称为太平王，杨秀清为左辅正军师东王，萧潮溃（朝贵）为右弼又正军师西王，冯云山为前导副军师南王，韦正（即韦昌辉）为后护又副军师北王。又设立丞相名目，如石达开称为天官丞相右翼王，秦日纲称为地官丞相左翼公。又封胡以洸、赖汉英、曾四为侍卫将军，朱锡琨为监军。又有曾玉秀为前部正先锋，罗大纲即罗亚旺为前部副先锋。
除此之外，还设有旅帅卒长等名目，相关人员的姓名记得不甚清晰。旅帅每人管五百人，卒长每人管百人或数十人不等。打仗时如果士兵临阵脱逃，则就地正法，旅帅、卒长也要受到重责；打了胜仗则得到升赏。每次战争死于官兵手下的人也不在少数。我称洪秀泉（全）为大哥，其余手下的人则像称呼洪秀泉（全）一样，称我为万岁。对冯云山等人，我都直呼其名。去年闰八月初一日攻破永安城，先是韦正同各位将军、先锋、旅帅带人去与官军打仗。初七那天，我和洪秀泉（全）才坐着轿子进了城。只有我两人住在州衙门正屋，称为朝门，其余的人都不能住在这里。每次打仗，除了少数几次洪秀泉（全）出主意外，大部分都是向我请教。我心中并不把洪秀泉（全）当回事，这巴掌大的地方怎么能容得下好几个人称王呢？而且他以妖术蛊惑他人，如何能成大事？我在心里暗自盘算，将来领地扩张了，我将成就一番伟业。眼前他对我深信不疑，因为我从不以王位自居，还告诉他人不必称呼我为万岁，而以先生自居。其实我安邦定土的志向比他高远多了。自古以来，凭借妖术都难以成就大事。而且洪秀泉（全）沉迷于女色，身边有三十六个女人。我希望他就此堕落下去，到时候这天下就是我的了。
东王杨秀清统掌兵权，一切调遣都归他管。韦正督军骁勇善战，人们常说他带一千人迎战一万官兵也能胜券在握。太平军在永安的这几个月建立了天朝，诸臣随时奏事。杨秀清重新编了历法，不再用闰月，我对此不以为然。因为在永安城内四路接济不通，米粮火药也不足用，在官军大炮的围攻下，衙门的房屋都被打出了窟窿，不能再居住。我们寻思着，以前广东和梧州地区的会众人数众多，于是起了逃窜之心。二月十六日，也就是我们历书的三月初一，我们下定决心要逃走。一共分为三拨逃走，头一拨是二更时分韦正带着两千多人先行；第二拨是三更时分，杨秀清、冯云山等五六千人护送洪秀泉（全）和他的三十多个女人一块走，这拨人还备有车马；第三拨是我和萧潮溃（朝贵）带有一千多人，五更时走的。我和洪秀泉（全）还隔着十余里路时，被官兵追上了。萧潮溃（朝贵）不听我的劝告，导致战败，我们这边有一千余人被打死，我也被官军俘虏了。我们原想由古束去昭平、梧州，再逃往广东。出城时每个人都只带了几天的干粮，想着只能到处抢掠才能有吃有喝了。那晚临走时，我们在东炮台的那片民居放了一把火，因为城外着火会转移官军注意力，我们正好从城内冲出去。
我原本不姓洪，因为与洪秀泉（全）结拜为兄弟才改名为洪大泉（全）。洪秀泉（全）平日里穿的是黄绸衣黄风帽，东西南北王戴的是黄镶边红风帽，其余的丞相、将军、军帅、军长等每逢打仗都身穿黄战裙、手握黄旗。我也有黄袍黄风帽，但因为我不以王位自居，也不坐朝，所以一般不穿戴。以上所供属实。
基于以下几点理由，这份供词的真实性是令人信服的。
第一，清廷当局认为洪大全是太平军的高层领袖，因此才在严密的看守下将他押往京城。他们认为此人的位置甚至高于洪秀全，但并不认为他就是太平军的唯一领袖，也不相信抓到此人就等同于打垮了太平军。如果后来他们发现此人实际上只是冒充首领的一名下级军官，他们肯定会设法获得更多关于此人的准确信息以核实他的身份，在之后有关太平军的相关记载中也不会再提起这个名字。[10] 更何况此后不久，赛尚阿便因无能而被革职，如果朝廷当时已经认为洪大全一案是一个骗局或错案，也会将此错误列为弹劾他的理由之一。
第二，返京途中，当他们沿湘江而下的时候，洪大全自称湖南人一事得到了证实。抵达长沙时，他们将他叫起来，告诉他已抵达衡州，但他马上认出了这个地方是长沙。[11]
第三，洪大全宣称自己与洪秀全平起平坐，也有证据支持。众所周知，有一个号为“天德”的人从一开始就参加了这场运动。如果“天德”就是洪秀全本人的名号，那么他没有理由之后将其改掉；即使他改了，也没有理由可以隐瞒。
第四，洪大全的名号明显区别于天王所封的5位王爷，事实上这是一个适合于加在皇帝头上的名号。“天”字把他摆在了至少跟天王平等的地位，甚至排名居于天王之前，而他的名字“洪大全”也是如此，其中的“大”字表明他享有更大的威望。
第五，在我看来，最具说服力的证据在于，他深刻地明白，对部众而言，天王只能凭借隐居深宫的魅力来引导人们认为他是个有着非凡才能的领袖。在高层6个人组成的小圈子里，只有他一个人清楚，洪秀全完全没有能力领导一个政府，只能躲在妻妾成群的内宫，继续耽于宗教的幻想。而他的将领们则能借由他的名义去赢得胜利、管理政府。如果部众知道了他们为之效力的领袖如此无能，就很难再煽动他们，让他们心甘情愿地为之效力、继续向前。高层的几位领袖虽然知道洪秀全自身有很大的局限性，但他们愿意来弥补他的缺陷，继续支持他们的先知之王。
我们不可否认，这份供词中确实存在着一些错讹之处，也有明显的不实之词。比如说，为什么洪大全说冯云山是北王而非南王？（中文文献记载的洪大全供词中，并没有说冯云山是北王，也许英文的翻译出现了笔误。——译注）很明显的，其中大部分的错讹之处似乎都是洪大全故意编造的谎言，此外供述之中还有一些明显自相矛盾的地方。显然，他并不反对利用洪秀全的宗教作为吸引并获得追随者的工具，但他更希望能够依靠战斗而非迷信的蛊惑来登上王位。
那么就只剩下了一个问题：此人究竟是不是我们前面提起过的那个朱九涛？至今仍没有找到任何一份资料可以用于甄别二者的身份。但是供词中明确指出，洪大全这个名字是假的。我们必须再次指出，这个人与天王私交甚密，他的穿戴无不彰显着皇家身份，其名号更加表明他与天王平起平坐，甚至更为尊贵，而且他一早就发现如果洪秀全继续推行现行的政策，将会把太平天国运动引向万劫不复的深渊。以上种种表明，这样一个人在太平天国早就应该获得人人尊崇的地位。据我们所知，太平天国中没有人拥有如此地位，但同时我们也有确凿的证据表明朱九涛可以与上文种种叙述对号入座。由此可见，洪大全的真实身份就是朱九涛，已经八九不离十了。
我们承认这份供述的真实性，将更加有利于我们考察这场运动及其发展的脉络。通过比较和研究该资料中的相关记载，我们可以勾勒出如下图景：一位朱姓湖南人在乡试中屡屡不得志，退隐到某处做了出家人。他热衷于钻研兵法，并立志要推翻清朝。大约是1843年或1844年的某一天，他在广东一个名为狗头山的地方结识了洪秀全与冯云山。当时他本人正在组建会党，但他深深为洪秀全以“迷信”来获取追随者的手段而着迷。他与冯云山达成了某种共识，并主动担当这场运动的传道者。忠王在其自述中所说的冯云山是这场运动的发起者的说法也由此得到了证实。我们由此可知，宣传这种新宗教的目的其实是为了开展他们二人所策划的革命。洪秀全事先并不知道他们的计划，直到1848年太平军内部危机发生时，他才知道真相。
毋庸置疑，目光长远的老朱希望依靠军事武装来获得最终的胜利。然而，如果不披上某个宗教的神秘面具，他的权威性会遭受质疑，他也就无法获得他所需要的追随者。因此，拜上帝会的这些组织正是他迫切所需的。而他踌躇满志，希望将这些会众训练成可以冲锋陷阵的军人。基于这一切，还会有谁无视朱九涛的影响力，而凭空相信洪秀全的才能呢？
洪大全的供词告诉我们，在永安时，他与洪秀全就政策问题已经发生分歧，他只是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取而代之。这种机会原本可以来得更快一些，但事实上却被大大地延迟了。总而言之，相关证据表明这场突然爆发的运动背后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念：其一，是天德主导的真正的国**动，以反清为根本出发点；其二，是以天王为代表人物所主张的一种宗教信仰，依赖于所谓的天启而将儒学与***教义混杂在一起，主张破除对偶像的狂热。在这场运动早期，这两种观念并驾齐驱，然而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们要分道扬镳。因为天德早已预见到这种宗教势必会招致国民的反对，而一直以来他也在尽力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当然，确保上帝会会众的忠诚对于双方而言都是头等大事，如果没有人心所向作为保障，任何一方都不可能获胜。
虽然1848年***的分裂过程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但我们可以揣测当时发生了一系列的斗争，杨秀清与萧朝贵一方面对付朱九涛与北王韦昌辉，另一方面可能还要同时对付冯云山。杨与萧针对宗教狂热用计设法让他们相信上帝和耶稣确实曾亲临凡间，并且将领导权交到了他们手中。而且当他们平安抵达金陵并在那儿扎根后，杨秀清甚至企图夺取洪秀全的权力，他也因此跟韦昌辉结为了死敌。此外还有一事不容忽略，即从永安突围时，韦昌辉曾试图营救洪大全，而萧朝贵却不听命令。根据以上证据，我们有理由假设诸王的分裂大致上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当洪秀全被请出来出任运动的领袖时，他否定了一些天启，又肯定了杨萧二人天神附体的天启，同时还压制了朱九涛，让他不得不伺机反抗。
这样一来，1848年的这场斗争就可以视为对这场运动掌控权的初步争夺，其结果是导致朱九涛靠边站，而杨萧二人却获得了洪秀全的支持，走上了台前。[12]但是天德实力强大，不可能就此被排挤出去，为了团结部众，斗争双方不得不各自做出妥协。两个人都被摆在很高的位置上，一个号天德，这一称号暗示着他才是真正的皇帝，其实当时太平天国签署文件时该署皇帝之名的地方也是用了此称号。由此看来，天德的地位应当在天王之上，而天王只是国家的宗教领袖，类似太平教皇之类的身份。但是，运动的实际控制权在天神附体的东西二王手中。天德束手无策，只能等待时机来推翻二人。然而，虽然太平军多次在困境中突围，但天德一直没有找到恰当的时机。当太平军从永安突围时，天德被俘，这也使他丧失了夺取领导权的机会。这场运动从一开始就蒙上了狂热宗教的面纱，也正是如此，才最终导致了运动的失败。后来的事情萧朝贵并没有参与其中，因为从永安突围不久，他就在围攻长沙时阵亡了。而曾与朱九涛联手组建拜上帝会的冯云山，原本可以借助他的影响力引导洪秀全行使他的领导权，但他刚从广西进入湖南境内就阵亡了。
如果到这里我们的推测仍是正确的，那么我们似乎掌握了某些线索，可以进一步了解三合会与这场运动之间的关系。在韩山文的记载中，洪金讲述了三合会首领率领部众来到太平军的军营并且接受了新宗教的教化，但是后来他们因为军中处处纪律森严而不辞而别。表面上看，这只是个借口，而不是真正的理由。天德的供词暗示了太平军中相当一部分的兵力来自三合会，不过他本人试图将太平军与三合会之间的微妙联系从自己身上转嫁到冯云山身上。1852年，三合会举行了大规模的造反，东王杨秀清向部众发布的一份文告肯定了这个情况。他说：“尔等勇士多为三合会众，生死与共，同心协力，灭除胡虏。”[13]如果太平军中有大批三合会成员，那么他们究竟是拜上帝会的原有成员，还是如同洪金所说，是在1852年年末的那场战斗开始之前才加入进来的？且不论他们加入的早晚，导致他们在第一波胜利后选择离开的难道仅仅是太平军森严的纪律吗？[14]更令人费解的是，为何他们中有些人要抛弃成就汉人帝王的伟业，反而投身官军一方，以至于激怒了太平军，并且违背了自己当初的誓言？要知道，早在他们加入的时候，杨秀清就命他们歃血为盟，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了。他们又是为何要违背自己的初衷呢？
现在我们不得不回过头来考虑已经人间蒸发了的朱九涛的身份问题。他姓朱，这不能不让人联想到他可能与明朝存在着某种联系，因为明朝正是由一个名为朱元璋的和尚建立的。也许天德与明朝之间并无直接联系，但他的姓氏确实暗示了这种关联存在的可能性。他出家当了和尚，痴迷于研究兵法，这都暗示了他有光复明朝的愿望，因为明朝就是以这种方式建立起来的。在太平军起事之初，人们纷纷传说，有个明朝后裔在幕后操纵，在适当的时候便会亮相。[15]另外，还有一些落入外国人手中
的文件中，[16]“前明”这个词经常含混不清地与“太平”皇帝联系在一起，后来还跟“我们的天德皇帝”连用。有了这两个事实作为佐证，我们完全可以推测，天德投入运动中是以光复明朝为目的的，但为了达成目的，必须赋予洪秀全以平等地位，用此特权来安抚拜上帝会成员，也就是那些追随者中的宗教狂热分子。
三合会的目标也是反清复明，所以他们应该支持朱九涛，而非洪秀全。1848年时，胸怀大志的朱九涛没能获得实权，也无法号召上帝会会众追随明朝旧主。无奈之下，他只能选择妥协并继续留在这个造反团体中。另一方面，三合会早已准备就绪，只要他发出指令，他们就会加入拜上帝会。1850年，大起事来临之际，朱九涛下达指令。
根据洪金的叙述，三合会成员很快又离开了太平天国，但杨秀清告示中的证据已经足以证明这一点，洪秀全当时关于三合会的言论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因为他当时宣称他的目标并不是光复明朝，而且他憎恨三合会及其所代表的事业。[17]这足以证明洪秀全与这场革命之间并无联系，若不是朱九涛与这场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三合会根本不会臣服于洪秀全。
因此，当朱九涛被捕并被押解北上时，整个运动的掌控权就完全移交到了宗教狂热派的手中。这些三合会员意图抛弃新的领袖，于是杨秀清在上述的诏旨中谴责他们。到了攻陷金陵时，队伍中三合会会员已经所剩无几。所以只有承认三合会的目标是反清复明，我们才能理解他们为什么会出尔反尔，最终选择背弃太平军。同时，这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太平天国的相关人士为何如此痛恨三合会。此后，三合会的一个分支曾占领上海，他们希望太平军能与他们联手，一起扞卫这丰硕的胜利果实。但是双方积怨已久，根本无法再次走到一起。尤其是当三合会最终背弃太平军，并投向了官军一方时，双方之间的裂缝再也无法弥补。所以，当太平军取得胜利后，他们小心翼翼地抹去了三合会与这场运动相关的所有痕迹，而且始终拒绝与他们再有任何交集。[18]
还有另一个问题需要解答，即天王开始统治的确切日期。三种不同的资料记载了三个不同的日期和地点。洪金成为干王之后，在运动垮台时被捕，他断言太平军的第一次集结是在金田，在那里会众举行了攻取永安之前的首次大**。洪大全的自述与这个说法一致，他承认早在太平天国在永安正式成立之前，就已经有某种形式的政府在行使职能。[19]
太平历法记载的日期以及所有官方资料和韩山文着作中有关洪金的叙述都一致表明，1851年到1852年春季太平军占领永安期间，太平政府正式成立，并完成了发布国家政令、建立军制及其他一系列相关事项。我们没必要为其中存在的些微的时间差较真，因为根据中国的习惯，一个新王朝的起始日期是从实际建国之后的那一年的年初开始算的。[20]
忠王在其自述中的声明较为严谨，并得到所有官方资料的佐证。他说，在1852年11月底解长沙之围的前夕，洪秀全拿到了印玺。这说明在永安时，洪秀全还没有一方正式的属于他的印玺。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古人非常重视印玺，而太平天国也非常重视其军官的级别，不仅用旗帜来区分标志不同的级别，还用印章的大小来加以区分。如此看来，此事未免荒唐，天王居然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都没有印玺。当然，对此事还可以有另一种解释，那就是在那之前他还只是一个王，或者是一个国王，而现在他要称帝了。但是他所信仰的宗教不允许他使用“帝”作为称号，因为这个称号指的是上帝。然而洪秀全仍旧借助包括获得印玺在内的一系列具有仪式感的行为达到了称帝的效果，而且据我们所掌握的资料可以得知，他在那里被人们称为“万岁”，这也是只有皇帝才能使用的称呼。
如果洪秀全在长沙登上皇帝之位，却仍保留了“王”的称号，那这个称帝的仪式还有何意义呢？循着蛛丝马迹我们或许可以大胆揣测，既然在此之前洪秀全一直和天德同时执政，而今天德的气数已尽，那么在长沙举行的仪式会不会是他登上了唯一的君主的地位？[21]太平军在这场运动早期阶段签署的文件有一部分落入了外国人手中，这些文件都是在天德治下签署的。这就表明，无论他在供词中说了什么，但在1852年之前，他一直被人们视为是这场新运动的最高领袖。[22]
此外还有一份很有趣的文件，上面签署的日期正好是向长沙发起最后进攻之前，日期是天德二年，但是以洪秀全的名义发布的，即“奉天承运太平天国总理军机都督”。 [23]这份文件中有一些错误信息，因为它提及长沙已定，下一步将前往广西或江苏。由于文件上没有签署确切日期，我大胆假设其实这是一份准备要张贴在沿江地区各个城市城墙上的进军文告。所以才没有写月份和日期，留作以后填写。文中提到的长沙已定，事实上并未发生，因此这份文件应该是决定放弃围攻长沙前的最后几天撰写的，当时太平军正计划用地雷轰炸城墙。计划中引爆地雷的三个日子分别是11月10日、13日和29日。有趣的是，直到洪秀全在长沙举行完登基仪式，“天德”一词仍被用于称呼统治者。
如果事情真的是按我们设想的发展的，那么一切就都合乎逻辑了。但是，如果洪秀全真的从一开始就是这场运动的最高领袖和主要推动者，那就有很多谜团难以解开了。但是这个观点也有不合理的地方。布莱恩在他的着作中说，在太平军攻取金陵后的几天，洪秀全之前在广州结识的朋友罗孝全牧师收到了一封信，邀请他去金陵访问。据说这封信的封口处按了一个两英寸见方的印记，印玺上所刻的字正是“天德太平皇印”。[24]在没有见到原印玺的情况下，我们无法妄下判断。倘若此函为真，并且确实是从金陵送出的，那就表明天王确实拥有“天德”和“太平”这两个称号。然而，如果在1853年太平军攻取金陵前夕，天王还拥有双重称号，那为什么短短几周之后，太平天国就不再承认“天德”这个称号了呢？
值得注意的是，太平天国之后的文件中再也没有任何线索提及与洪秀全比肩的那位统治者。如果天德真的存在过，那么他在太平天国中的相关记载也完全被人为地删除了，仅仅有蛛丝马迹留存在清政府的文献和早期的太平天国的文告之中。但密迪乐最终还是选择了放弃洪大全的供词，他写道：“天德甚至不是神话，纯粹是个误会。”[25]他通过与太平天国人士的谈话得出了这一结论，而且在太平天国相关的书籍中也找不到任何抹杀天德的痕迹。如果我们之前的推论是正确的，那么当时的实际情况是这场运动已经失去了真正的领袖，而大部分的三合会部众也已作鸟兽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怎么能期盼那些聚集在天王身边的狂热追随者会承认一位已经人间蒸发的领袖呢？至于刻意歪曲、抹杀，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他们曾经刻意对杨秀清的一次讲话进行了细致的编写，并且删除了其中所有与三合会有关的内容。所以他们在天德一事上同样做了手脚也就不足为奇了。最近出现的关于这场运动的野史中，也在名单中明确列出了天德王，但他被排在了第三等级。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朱九涛曾经确实是整个运动真正的领袖，历史的真相是他是一个有野心的男人，他或许确实是明朝的后裔，胸怀国仇家恨，用尽一切手段想要获得追
随者。但是当真正执行这个伟大而光荣的使命时，许多危险的因素浮出水面。虽然借着上帝之名，他获得了大批的会众，但同时他也被从权力集团中贬黜到了从属地位。他不得不与狂热派分享权力的果实，静静地蛰伏着，等待反击的机会。或许是出于偶然，或许是出于其他人的阴谋，他在永安失陷时被捕，这场运动的设计者彻底脱离了这场运动。可想而知的，这场运动的成果也顺势落入了宗教狂热派手中。在洪秀全的领导下，太平天国的***迅速堕落、腐化，坠向万劫不复的深渊。在洪秀全狂热的宗教幻象的蛊惑下，这场运动彻底丧失了先前在朱九涛领导下的国民诉求。最终，清王朝的保守派团结在一起，再次扞卫了清廷当局的统治，将这个四不像一般的国家镇压了下去。
洪大全早已敏锐地洞见了洪秀全的真实能力，并且这一点在运动后期得到了反复验证，其中最为突出的证明莫过于洪秀全在长沙以及稍后在金陵的表现。在长沙，太平军遭遇了长达81天的阻击，他们合几万人之力都未能攻克长沙城。接着洪秀全决定前往湘西常德，并打算在那里建立自己的王国。他在益阳找到了很多船只，并且突然改变了主意，他突发奇想，决定沿江而下！[26]一路上，浩浩荡荡的太平大军攻陷了一座又一座城池，将恐惧深深地印在了每个人的心上。最终，他们到达了目的地——金陵。有部众鼓动洪秀全进军河南，将那里作为攻打北京城的前哨。但这时，一个船夫用寥寥数语挫败了这个明智的提议，并让他们失去了已经掌握在手中的帝国。
注释
[1]《平定粤匪纪略》，附录卷二，第1页。
[2]《造反首领文告》，见《京报》合订本（1853—1856年）第7页。
[3]忠王对该教义总结如下：“有一日，天王忽病，此是丁酉年（道光十七年，1837年。——译注）之病，死去七日还魂。自还魂之后，俱讲天话，凡问之话少言，劝世人敬拜上帝，劝人修善，云若世人肯拜上帝者无灾，如不拜上帝者，蛇虎伤人；敬上帝者不得拜别神，拜别神者有罪。故世人拜过上帝之后，俱不敢拜别神。为世民者，俱是怕死之人，云蛇虎咬人，何人不怕？故而从之。”
[4]见第二章。
[5]《太平天国野史》（太平天国的非官方历史，1**3年上海版）。
[6]《英国女王全权大使文咸从男爵等人之旅，1853年4月22日乘“汉密斯号”抵达金陵的笔记》，根据《北华捷报》1853年5月7日号重印。
[7] T. T.密迪乐《中国人及其反叛》第240页、第241页的说明反对有关天德王的所有传说，认为此人根本不存在，而《洪大全自述》只是一名太平军知道自己难逃一死，因为贪图名利而虚构出来的。在太平军的书籍中，他也没有发现任何被抹杀的证据。如果存在任何误会，他选择相信韩山文的推论。
韩山文根据洪金的说法得出的推论是：洪秀全本人就是天德，但此称号是新帝国的国号“太平天国”后两字“天国”的误读，因为这两个字经常出现在皇帝署名的位置。来自北方的汉军讲普通话时误解了，很自然地将之念成了“天德”，显然这两个字更适合于做皇帝的名号。他还暗示这是他的信息提供者洪金所做的解释。
然而，事实上麦都思将太平天国的几份文告都翻译成了英文，并提供了汉语原稿，结果否定了韩山文的推论。写出来的白纸黑字肯定没错，因为在书写上“国”字与“德”字大不相同，不可能发生口误。
布莱恩：《1858年蓝皮书》，第136—138页。认为洪大全的供词是真实的，但没有弄明白他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所处的地位。
[8]“大全”与“秀全”十分相似，让人们认为他们是兄弟俩。但是“大”字可能是表明此人年长。
[9]摘自布莱恩《洪大全自述》，第132页及以下，该书摘自《陆上中国邮报》1852年8月23日号。（此处的译文摘自《太平天国资料》第一辑：《诸王自述》。——译注。）
[10]对比《京报》所载的一些错误信息与后来的官方历史记载，发现其他错误已被更正，但未对此事进行更正或删除。
[11]官军用重兵押解着洪大全，迅速从长江顺流而下，担心他被湖南的同党救走。
[12]《太平天国野史》在列举诸王时，将东西二王列为第一等，将北南二王列为第二等，将翼王与天德列为第三等。
[13] 《北华捷报》1853年3月12日所发布的文告，可见于太平天国的书籍。后来太平天国再版了这些书籍，删除了其中有关三合会的内容。见麦都思《中国造反者在金陵出版的宣传册》第33页的注释。
[14]韩山文：《洪秀全的幻觉及广西造反的起源》，第55页。此处说内部高层分裂是发生在攻陷永安之前，但事实上该事件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发生，因此，我认为该事件应该是发生在永安陷落之后。
[15]摘自布莱恩《1858年蓝皮书》，第136页，他发现了其中存在的某种巧合，但没有材料来确定洪大全和朱九涛的身份。
[16]“总理军机镇守湖北地方大司寇郭”（湖北太平军将领）于1853年4月3日发布的文告，疑似不实，但有趣的是，它表现了天德王拥有双重身份，也表明了他希望复辟明朝的目标。见《中国造反首领的文告》。
[17]韩山文：《洪秀全的幻觉及广西造反的起源》，第55页及以下。
[18]以前残余的三合会成员可能留在太平军中了，其中包括罗大纲，他于1853年在镇江任司令官，但他只是一个特例。麦都思着作《宣传册》第33页有相关注解。关于三合会的相关记载已经被篡改了，这让我们有理由怀疑他们将这件事以及有关天德的所有记载都篡改了。
[19]《干王自述》第5页，也可见于《洪大全自述》；《平定粤匪纪略》附录，卷一，第1页；韩山文的《洪秀全的幻觉及广西造反的起源》，第57页，其中提到洪秀全在永安称帝。《湘军志》，卷一，第8页。
[20]中国的革命在1***年末才告完成，虽然当时人们已经不再使用帝号纪年，但直到1912年才开始采用新历法纪年。
[21]较早的历史学家称洪秀全为“太平王”，但后来他总是被称为“天王”。我认为洪秀全是在长沙时已经改变了称号，但没有证据能证明这一点。如果有了证据，那么就和其他所有证据一样，表明天德其实才是该运动的最高领袖。
[22]若干此类文件都记录在《北华捷报》刊载的麦都思的译文中，后来以宣传册的形式重新印刷，标题是《京报，1853—1856》，我手中有一本不完整的复印册。
[23]见上述重印本，第77页最后的注释。
[24]在没有见到印章的情况下，不应该对此事妄加揣测。这封信可能是在长沙陷落前寄送出去的。如果是长沙陷落之后才寄送出去的，就难以解释了。而且从汉字的音译来看，该字是“皇”而非他们通常使用的“王”。布莱恩，《1858年蓝皮书》，第202页。
[25]《中国人及其反叛》，第240页及以下。
[26]《忠王自述》，第6页。
[27]同上，第6页。《平定粤匪纪略》附录卷三第12页、第13页都将此事看成是一个奇迹，以此来彰显天神庇佑他们。他不能确定此人究竟是一个普通的船夫，还是一名来自官军的间谍，或者是一位神仙。而汉语译者认为，此处有可能说的不是“河南”，而是“湖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