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历史文明的幽光——青铜器

    青铜器是青铜合金制成的器具,最早出现于6000多年前的古巴比伦两河流域。它的出现对人类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到2000多年前才逐渐被铁取代。距今6000年到2000年这4000年左右的时间里,人类普遍使用青铜工具和兵器,在历史学上被称为青铜时代。

    我国的青铜时代大致从公元前4000年开始,前后延续了1500多年,也就是夏商周三代。我国在这1500多年的时间里创造了辉煌灿烂的青铜文明,在世界上占有重要位置。随着考古技术的发展,我国境内出土了大量青铜器。这些青铜器不仅有丰富的政治和宗教内涵,还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神秘礼器大盂鼎

    大盂鼎于1849年在我国陕西宝鸡市出土,是我国青铜时代的代表性作品之一。因其贵重,成为我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的文物之一,原藏于上海博物馆,现藏于国家博物馆。

    大盂鼎生产于西周康王时期,距今大约3000年。大盂鼎用于祭祀,鼎高一米多,呈圆形,立耳,深腹,三足,呈现出威严端庄、浑穆凝重的特点。

    青铜器因其高超的铸造工艺和艺术价值,在商周时期常常是荣耀的象征,作为礼器使用的青铜器更是如此。当时位高权重的人都喜欢铸造庄严巨大的青铜器,来显示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力。据《左传》记载,夏禹用青铜铸造了九鼎,代表九州,作为国家权力的象征。春秋时期,楚庄王北伐,并派人向周天子询问九鼎的大小和轻重,表示自己有取代周的野心。“问鼎中原”这一典故就是由此而来。周天子喜欢铸造青铜器,并将它赐给有功劳的贵族和将领,表示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威。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大盂鼎就是一件示威的礼器。它内侧铭文291字,在西周青铜器中颇为罕见。铭文内容为周康王告诫即将出征的将领盂,让他记住商代灭亡的教训,特别告诉他不能酗酒。

    因为大盂鼎是国家礼器,又是周天子至高无上的权威象征,所以在制作上呈现出端正、庄严、肃穆的特点,体现出不可抗拒的

    威权。其造型让接受者一看到就能感受到其巨大体量所承载的威严感,以及不可违逆的气势。

    商代青铜器,为了追求庄严而过于方正,而大盂鼎在浑穆庄严之外,又多了圆润流畅、典雅秀美的特点,因此受到人们的交口称赞。

    大盂鼎的纹饰也非常有特点。大盂鼎的口沿下和三只足上都有纹饰,叫作饕餮纹。纹饰只有面部,没有身体,以鼻梁为中线,两侧对称排列。饕餮纹在商周青铜器中非常普遍。饕餮是传说的一种怪兽,它没有身体,只有头和嘴,十分贪吃,象征贪婪。为什么周康王在赐给将领的青铜器上,要做这样一个纹饰呢?这还不得而知,据研究专家称,有两点可以确定:一是以凶制凶,辟除邪恶;二是强调统治者不可抗拒的权威。

    大盂鼎铭文是西周早期金文,书法体势严谨,结字、章法都十分质朴平实,用笔方圆兼备、端严凝重,雄壮而不失秀美,布局整饬中又见灵动,达到了十分高的艺术境界,是西周前期金文的代表性书法作品。又因为它书写在器形巨大,造型端庄堂皇、浑厚雄伟的青铜器上,更加显示出一种磅礴恢宏的气势,为世界所瞩目。

    “镇国之宝”后母戊鼎

    后母戊鼎,原称司母戊鼎,1939年3月出土于河南安阳,1959年开始作为镇馆之宝收藏于国家博物馆。

    后母戊鼎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母亲戊而制作的祭器,是商周时期青铜器的代表作。该鼎通高133厘米、口长112厘米、口宽79.2厘米,重达832.84公斤,因鼎腹内壁上铸有“后母戊”三个字而得名。后母戊鼎是世界迄今为止出土的最大最重的青铜器,在我国享有“镇国之宝”的美誉。

    考古学家***认为鼎腹内壁上的字应该为“司母戊”,意思是祭祀母亲戊。同时代着名甲骨文专家,着名考古学家罗振玉也持此观点:“商称年曰祀又曰司也,司即祠字。”因此,该鼎便被命名为司母戊鼎。因为在古文字中,司和后的写法一样,所以关于该鼎的名称一直争议不断。大部分专家认为,鼎内的字应该“后

    母戊”,“后”在这里的意义相当于“伟大、了不起、受人尊敬”,与“皇天后土”中的“后”同义。2011年3月,国家博物馆迁入新馆,司母戊鼎便更名为后母戊鼎。

    后母戊鼎的铸造工艺非常复杂。仔细观察后母戊鼎后,会发现其鼎身与四足为整体铸造。后母戊鼎采用陶范法铸造,鼎身共使用8块陶范,每个鼎足各使用3块陶范,器底及器内各使用4块陶范。鼎耳则是在鼎身铸成之后再装范浇铸而成(后母戊鼎出土的时候,正值****,当地村民担心国宝落入日本,就决定肢解大鼎,他们用了钢锯等现代工具,连续几天只锯下鼎耳,现在看到的鼎耳是后来补上去的)。

    据考古专家考证,铸造后母戊鼎,所需要的金属原料超过1000千克。制作一件如此巨大的器物,除了要解决在塑造泥模、翻制陶范、合范灌注等过程中遇到的复杂技术问题外,还必须具备大型熔炉。铸造该鼎,大约需要两三百名工匠密切配合,这商朝中期青铜铸造业的宏大规模由此可见一斑。

    后母戊鼎纹饰美观庄重,其鼎身四周铸有精巧的盘龙纹和饕餮纹。纹饰增加了大鼎本身的威武凝重之感,其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也因此而更高。

    飞旋的莲鹤方壶

    莲鹤方壶于1923年在河南新郑李家楼郑公大墓出土,为我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现在一个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另一个收藏于河南博物院。

    莲鹤方壶一对两件,只是在高度上有细微的差别。故宫藏高125.7厘米,称作“立鹤方壶”,河南博物院藏高126.5厘米,称“莲鹤方壶”。这两件艺术品等重,均为**.28公斤,口呈方形,长54厘米,长30.5厘米。壶身为扁方体,腹部装饰着蟠龙纹,龙角竖立。壶体四面各装饰神兽一只,兽角弯曲,肩生双翼,长尾上卷。圈足下有两条卷尾兽,身作鳞纹,头转向外侧,有枝形角。承托壶身的卷尾兽和壶体上装饰的龙、兽向上攀缘的动势,互相呼应。壶盖被铸造成莲花瓣的形状,一圈肥硕的双层花瓣向四周张开

    ,花瓣上布满镂空的小孔。莲瓣的中央有一个可以活动的小盖,上面有一只仙鹤站在花瓣中央,似乎在昂首振翅,又似乎在眺望远方,造型生动活泼。

    莲鹤方壶是我国春秋中后期青铜铸造艺术的卓越代表,以其造型独特、制作精工而享誉世界。在造型上,它一改西周以前青铜器的浑穆风格,开始变得轻盈而秀美,优雅中令人感到亲切。其雕刻非常精美,线条流畅,造型复杂,却又不失简淡。

    莲鹤方壶最精妙的在于仙鹤。那只鹤带着整个方壶,好像要飞动起来一般。在这件卓越的艺术品身上,鼎的笨重与鹤的轻盈,鼎全身奇诡的花纹与鹤的清新俊逸,构成了鲜明而又奇妙的对比。壶身体积很大,且呈现出一种下沉的趋势,而雕刻者则力求展现仙鹤向上飞旋的态势。这样一来,好像整个鼎器都插上了翅膀。

    位于壶上方的仙鹤踌躇满志,跃跃欲试;而底座的两只身体弯曲的怪兽,则好像是准备将方壶凌空托起一般;此外,方壶颈部的飞龙和腹部下的小龙,都被雕刻成一种攀缘或者准备攀缘的态势……这些,都让笨重的方壶呈现出一种轻盈和飘逸的特点。呈盛开状的莲花花瓣也格外引人注目,它既有烘托飞鹤的意思,又有一种张势,好像天上的祥云,成为带动整个画面飞旋的关键要素。

    三星堆青铜器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西北鸭子河南岸,现在划定面积12平方千米左右,距今5000年到3000年,历史悠久。三星堆遗址是迄今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遗址。三星堆遗址是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它昭示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是华夏文明的母体,被誉为“长江文明之源”。

    三星堆遗址于1929年开始发掘,一直持续到现在。1980年,考古人员在三星堆遗址中考古出土了大量青铜器,引起世界轰动。在三星堆遗址中的青铜器被发现之前,我国已经出土了大量青铜器,其中包括被称为“镇国之宝”的后母戊鼎。那么

    ,三星堆青铜器为什么还能引起世界轰动呢?

    据考古专家鉴定,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其制作时间至少在3000年以上。这些青铜器属于古代四川的某个国家(考古学从属地定名为古蜀国),形式多样,有人头像、立人像、跪坐人像、兽面具,还有罍、尊、盘、戈等器具,以及大量的装饰品,此外包括铜鸟、神树、铜鹿和其他动物类头像等。

    这些青铜器的铸造工艺和当时的中原地区相差不多,真正引起人们兴趣的,乃是其人像的造型。在出土的青铜人像中,表现人物眼睛的特别多。有的青铜人像,面部模糊,仅仅是人物脸部的夸张造型,就好像一张面具一样。在硕大的脸部中,有两只突出的眼睛,眼球呈圆形,几乎要爆出,直愣愣地瞪着。这种迥异的造型,引起了各国考古学家的强烈兴趣。一般认为,这些眼睛突出的人像面具,正是古蜀国开国君主蚕丛的神像。据相关文献记载,蚕丛的眼睛也特别突出。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人像,高2.62米,重180多公斤,是我国早期青铜器中罕见的全身青铜人像。人像头上有冠,面部夸张,眼睛突出,耳朵悬垂,穿着左衽长袍,脚下佩戴脚镯,显得威武高大而又不无神秘。人像明显比真人高大,一般认为这是宗教祭祀的神像,反映了古蜀国浓厚的宗教气息,神像的原型则可能是古蜀国的开国君主蚕丛。

    除了青铜人像外,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神树也非常着名。青铜神树出土于19**年,共8棵,出土时树干断成三段,考古人员花费了10年的时间才修复完成。青铜神树按大小排列,其中最着名的是一号神树。一号青铜神树树干高384厘米,通高396厘米 ,由树座和树干两部分组成。一号神树有3簇树枝,每簇3枝,共3枝,树上共有9只小鸟栖息,小鸟嘴长眼大,雕刻为展翅欲飞状;树枝上还雕刻有27个果子,树旁有一条蜿蜒盘转的龙,攀附着树枝往下游动。一号神树的雕刻,表现出高超的艺术感染力,代表了当时古蜀国高超的青铜铸造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