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聂文蔚（二）
【原文】
得书，见近来所学之骤进，喜慰不可言。谛视数过，其间虽亦有一二未莹彻处，却是致良知之功尚未纯熟，到纯熟时自无此矣。譬之驱车，既已由于康庄大道①之中，或时横斜迂曲者，乃马性未调、衔勒不齐之故，然已只在康庄大道中，决不赚入旁蹊曲径矣。近时海内同志，到此地位者曾未多见，喜慰不可言，斯道之幸也！
贱躯旧有咳嗽畏热之病，近入炎方，辄复大作。主上圣明洞察，责付甚重，不敢遽辞。地方军务冗沓，皆舆疾从事。今却幸已平定，已具本乞回养病，得在林下稍就清凉，或可廖耳。人还，伏枕草草，不尽倾企。外唯浚②一简，幸达致之。
【注释】
①康庄大道：语出《尔雅·释官》：“五达谓之康，六达谓之庄。”意为四通八达的大道。
②唯浚：陈九川（1495-1562），字唯浚，号明水，江西临川人，官至礼部郎中，王阳明的弟子。
【译文】
看到了你的来信，发现你近来学问进步很快，我非常欣慰。我已经把你的信仔细地看了好几遍，中间虽然有一两处还不是很清楚，但都是由于你致良知的功夫还不够纯熟，等到真正纯熟了，自然就不会有这样的毛病了。这好比驾车，虽然已经在康庄大道上了，有时也会出现歪斜弯曲的情况，这是由于马性没有调养好，或者缰绳没有勒紧的缘故，然而只要已经在康庄大道上了，就绝不会再误入旁门左道。近来海内致力于学习的人，能够达到你这种地步的未曾多见，我简直无法诉说我心中的欣慰，这也是圣道的幸运啊！
我的身体原本就有咳嗽怕热的毛病，到了炎热的南方，发作得更加厉害了。皇上洞察圣明，托付的责任很重大，因此不敢贸然辞去。地方上军务繁杂，我都带病处理。所幸现在叛乱已经平定，我已经奏请皇上乞求还乡养病，如果能够在家乡消热避暑，或许就可以痊愈了。我即将回乡，伏枕写信，诉不尽倾慕和企盼。另外，给九川的信要麻烦你转交给他。
【原文】
来书所询，草草奉复一二。近岁来山中讲学者，往往多说勿忘勿助功夫甚难。问之，则云才着意便是助，才不着意便是忘，所以甚难。区区因问之云：“忘是忘个什么？助是助个什么？”其人默然无对，始请问。区区因与说，我此间讲学，却只说个“必有事焉”，不说“勿忘勿助”。“必有事焉”者，只是时时去“集义”。若时时去用“必有事”的功夫，而或有时间断，此便是忘了，即须“勿忘”；时时去用“必有事”的功夫，而或有时欲速求效，此便是助了，即须“勿助”。其功夫全在“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只就其间提撕警觉而已。若是功夫原不间断，即不须更说勿忘；原不欲速求效，即不须更说勿助。此其功夫何等明白简易！何等洒脱自在！今却不去“必有事”上用功，而乃悬空守着一个“勿忘勿助”。此正如烧锅煮饭，锅内不曾渍水下米，而乃专去添柴放火，不知毕竟煮出个什么物来？吾恐火候未及调停，而锅已先破裂矣。近日一种专在勿忘勿助上用功者，其病正是如此。终日悬空去做个勿忘，又悬空去做个勿助，奔奔荡荡，全无实落下手处。究竟功夫只做得个沉空守寂，学成一个痴①汉，才遇些子事来，即便牵滞纷扰，不复能经纶宰制。此皆有志之士，而乃使之劳苦缠缚，耽搁一生，皆由学术误人之故，甚可悯矣！
【注释】
①：痴愚。
【译文】
你在来信里所问的问题，我草草地做了一些回答。近年来到山上讲学的人，往往说“勿忘勿助”的功夫很难。问为什么，他们便说稍略在意就是助，一不用心就是忘，所以很难。我便问：“忘是忘了什么？助是助了什么？”他们都沉默着回答不出来，便向我请教。我因而告诉他们，我在这里讲学，只说个“必有事焉”，从不说“勿忘勿助”。“必有事焉”，就是时刻要“集义”。时刻都在用“必有事”的功夫，如果有的时候间断了，那就是“忘”，那就需要做到“勿忘”；时刻在用“必有事”的功夫，如果有时想要快速见效，那就是“助”了，那就需要“勿助”。所以功夫都用在“必有事焉”上；“勿忘勿助”，只能在其间起个提醒警觉的作用而已。如果功夫原本就是不间断的，就不需要说“勿忘”了；如果下工夫原本就不急功近利，也就不需要说“勿助”了。这里面的功夫是何等明白易懂呀！何等洒脱自在呀！如今却不在“必有事”上用功，而是空谈一个“勿忘勿助”。这正如架锅煮饭，还没有往锅里添水下米呢，就先去加柴烧火，真不知道能够煮出什么东西来？我怕是火候还来不及调好，锅就已经先
被烧裂了。最近有一种专门在“勿忘勿助”上用功的人，他们的错误就在这里。成天空谈什么“勿忘勿助”，四处奔波，却没有下手的地方。到头来也只做得个死守空寂的功夫，成为一个痴呆汉。碰到一点事，便被牵滞得心烦意乱，无法有条不紊地处理。这些都是有志之士，却因此劳苦困扰，耽误一生，这都是错误的学术误人啊，真是可怜啊！
【原文】
夫“必有事焉”只是“集义”，“集义”只是致良知。说“集义”则一时未见头脑，说致良知即当下便有实地步可用功。故区区专说致良知。随时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着实去致良知，便是“诚意”；着实致其良知，而无一毫意必固我，便是“正心”。着实致良知，则自无忘之病；无一毫意必固我，则自无助之病。故说格、致、诚、正，则不必更说个忘助。孟子说忘助，亦就告子得病处立方。告子强制其心，是助的病痛，故孟子专说助长之害。告子助长，亦是他以义为外，不知就自心上“集义”，在“必有事焉”上用功，是以如此。若时时刻刻就自心上“集义”，则良知之体洞然明白，自然是是非非，纤毫莫遁，又焉“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之弊乎？孟子“集义”“养气”之说，固大有功于后学，然亦是因病立方，说得大段，不若《大学》格、致、诚、正之功，尤极精一简易，为彻上彻下，万世无弊者也。
【译文】
“必有事焉”，其实只是“集义”，“集义”，则只是致良知。说“集义”，一时还抓不住关键，而说致良知，当下就有切实的地方可以着手用功。所以我专门说致良知。随时在事上致良知，便是“格物”；切切实实地致良知，便是“诚意”；切切实实地致良知，而没有一丝一毫的主观臆断、片面绝对、固执己见、自以为是，就是“正心”。切切实实地致良知，就自然不会有“忘”的毛病了；也不会有“助”的毛病。所以，说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就不用再说“勿忘勿助”。孟子说“勿忘勿助”，也是针对告子的病症所开的药方。告子主张强制人心，犯了“助”的毛病，所以孟子专门解说“助”的危害。告子会犯“助”的错误，也是因为他把义当作心外之物，不懂得在心中“集义”，在“必有事焉”上用功。如果时刻在心上“集义”，那么良知的本体自然会洞然明朗，自然是非毕露，又怎么会有“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的弊病呢？孟子“集义”“养气”的学说，固然对后世的学者大有功劳，然而因为也只是对症下药，只说了个大概，所以不如《大学》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功夫，非常精简容易，上下连贯通达，永无弊病。
【原文】
圣贤论学，多是随时就事，虽言若人殊，而要其功夫头脑，若合符节。缘天地之间，原只有此性，只有此理，只有此良知，只有此一件事耳。故凡就古人论学处说功夫，更不必搀和兼搭而说，自然无不吻合贯通者。才须搀和兼搭而说，即是自己功夫未明彻也。
近时有谓“集义”之功，必须兼搭个致良知而后备者，则是“集义”之功尚未了彻也。“集义”之功尚未了彻，适足以为致良知之累而已矣。谓致良知之功，必须兼搭一个“勿忘勿助”而后明者，则是致良知之功尚未了彻也。致良知之功尚未了彻，适足以为“勿忘勿助”之累而已矣。若此者，皆是就文义上解释牵附，以求混融凑泊，而不曾就自己实功夫上体验，是以论之愈精，而去之愈远。
文蔚之论，其于“大本达道”既已沛然无疑，至于“致知”“穷理”及“忘助”等说，时亦有搀和兼搭处，却是区区所谓康庄大道之中，或时横斜迂曲者，到得功夫熟后，自将释然矣。
【译文】
圣人们讲学，往往都是按照时事就事论事，虽然每个人的说法好像不尽相同，但他们的关键宗旨，都是相吻合的。因为天地之间，原本就只有一个人性，只有一个天理，只有一个良知，只是这一件事而已。所以凡是就古人论学方面讲的功夫，根本不需要掺杂搭配地讲解，自然地没有不吻合贯通的。如果有人认为需要掺杂搭配来讲说，便是他自己的功夫尚未明彻。
近来，有人认为“集义”的功夫，必须掺杂着致良知的功夫才会完备，那是因为他“集义”的功夫尚未明了透彻罢了。“集义”的功夫尚未明彻，便刚好成了致良知的阻碍。而认为致良知的功夫必须搭配“勿忘勿助”的功夫才能完备的，也是因为致良知的功夫尚未明了透彻。致良知的功夫尚未明彻，便刚好是“勿忘勿助”的牵累。像这样，都只是在字义上穿凿附会，以求融会
贯通，还未曾就自己实在的功夫上体悟，所以说得越精细，就会相差得越远。
你的论述，在“大本达道”上已经毫无问题了，但对于“致知”“穷理”以及“勿忘勿助”等学说，还时时会有掺杂搭配的地方，这正是我所说的已经在康庄大道上了，但有时会有歪斜迁曲的情况，等你的功夫纯熟后，自然就没有了。
【原文】
文蔚谓“致知之说，求之事亲、从兄之间，便觉有所持循”者，此段最见近来真切笃实之功。但以此自为不妨，自有得力处；以此遂为定说教人，却未免又有因药发病之患，亦不可不一讲也。
盖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便是他本体。故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亲便是孝，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从兄便是弟，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君便是忠。只是一个良知，一个真诚恻怛。若是从兄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诚恻怛，即是事亲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诚恻怛矣；事君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诚恻怛矣，即是从兄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诚恻怛矣。故致得事君的良知，便是致却从兄的良知；致得从兄的良知，便是致却事亲的良知。不是事君的良知不能致，却须又从事亲的良知上去扩充将来。如此，又是脱却本原，着在支节上求了。良知只是一个，随他发见流行处，当下具足，更无去来，不须假借。然其发见流行处，却自有轻重厚薄，毫发不容增减者，所谓“天然自有之中”也。虽则轻重厚薄毫发不容增减，而原又只是一个。虽则只是一个，而其间轻重厚薄又毫发不容增减。若可得增减，若须假借，即已非其真诚恻怛之本体矣。此良知之妙用，所以无方体，无穷尽，“语大天下莫能载，语小天下莫能破”①者也。
【注释】
①“语大”二句：语出《中庸》：“故君子语大，天下莫能载焉；语小，天下莫能破焉。”意为君子讲到道的广大，即使是天地无边无际也装载不了它；讲到道的精微，天下任何东西也破碎不了它。
【译文】
你说的“致知之说，求之事亲、从兄之间，便觉有所持循”，最能看出你近来所下的真切笃实的功夫。你自己无妨从这里用功，自然会有感觉得力的地方；但如果用这些作为定论去教导别人，就未免会有用药不当反而得病的担忧，所以我在这里不能不提一提。
良知原本就只是一个天理。它自然明觉显现的地方，只是一个真诚恻隐，就是良知的本体。所以用致良知的真诚恻隐来侍奉父母就是孝，用致良知的真诚恻隐来尊敬兄长就是悌，用致良知的真诚恻隐来侍奉君王就是忠。这里只有一个良知，一个真诚恻隐。如果尊敬兄长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诚恻隐，也就是侍奉父母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诚恻隐；如果侍奉君王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诚恻隐，也就是尊敬兄长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诚恻隐。所以致侍奉君王的良知，就是致尊敬兄长的良知；致尊敬兄长的良知，就是致侍奉父母的良知。不是说侍奉君王的良知不能致，就必须从侍奉父母的良知上去扩展延伸出侍奉君王的良知来。如果这样，就又是脱离了本原，只在细枝末节上探求了。良知只有一个，随着良知的呈现和流传，自然就会完备，不用再去寻求，也不需假借于外。但是它呈现流传的地方，自然有轻重厚薄，但丝毫不容增减，这就是所谓的“天然自有之中”。尽管它的轻重厚薄，丝毫不容增减，但它的本原也只是一个。也就是说，良知只是一个，它的轻重厚薄是丝毫不容增减的。如果可以增减，如果需要向外假借，就不会再是真诚恻隐的本体了。良知的妙用，之所以没有固形，没有穷尽，是因为“语大天下莫能载，语小天下莫能破”。
【原文】
孟氏“尧舜之道，孝弟而已”者，是就人之良知发见得最真切笃厚、不容蔽昧处提省人，使人于事君、处友、仁民、爱物，与凡动静语默间，皆只是致他那一念事亲从兄真诚恻怛的良知，即自然无不是道。盖天下之事虽千变万化，至于不可穷诘，而但唯致此事亲从兄一念真诚恻怛之良知以应之，则更无有遗缺渗漏者，正谓其只有此一个良知故也。事亲从兄一念良知之外，更无有良知可致得者，故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此所以为“惟精惟一”之学，放之四海而皆准，“施诸后世而无朝夕”①者也。
文蔚云：“欲于事亲、从兄之间，而求所谓良知之学。”就自己用功得力处如此说，亦无不可。若曰“致其良知之真诚恻怛，以求尽夫事亲、从兄之道焉”，亦无不可也。明道云：“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谓之行仁之本则可，谓是仁之本则不可。②”其说是矣。
【注释】
①施诸后世而
无朝夕：意为后世要一直施行它，一朝一夕都不可以例外。语出《礼记·祭义》。
②谓之行仁之本则可，谓是仁之本则不可：此段是程颐所言，见《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意为孝悌是行仁的根本，但不能说它是仁的根本。
【译文】
孟子所说的“尧舜之道，孝弟而已”，它是就人的良知最真切笃实、不被蒙蔽的地方提醒人，使人在侍奉君王、结交朋友、仁爱百民、关爱万物时，以至一切行动、静止、说话、沉默之间，都只是致他那一心侍奉父母、尊敬兄长的真诚恻隐的良知，如果真是这样，自然之间，就无处不是圣道了。天下的事情虽然千变万化，以至于无法穷尽，但只需用致侍奉父母、尊敬兄长的真诚恻隐的良知去应对，就再不会有什么遗漏缺失，这正是因为当中只有一个良知的缘故。除了一心侍奉父母、尊敬兄长的良知之外，再没有其他的良知可以致了，所以孟子才说：“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这正是“惟精惟一”的学说，放之四海而皆准，这就是“施诸后世而无朝夕”了。
你说：“想在侍奉父母、尊敬兄长的过程中求得所谓致良知的学问。”从自己着手用功这方面说，没什么不可。如果说“用良知的真诚恻隐，来探求侍奉父母、尊敬兄长的道理”，也没什么不可。程颐先生说：“施行仁义从孝悌开始，孝悌是仁义中的一件，说它是行仁的根本可以，但说它是仁的根本就不可以了。”他的说法很对。
【原文】
“臆”“逆”“先觉”之说，文蔚谓“诚则旁行曲防，皆良知之用”。甚善甚善！间有搀搭处，则前已言之矣。唯浚之言亦未为不是。在文蔚须有取于唯浚之言而后尽，在唯浚又须有取于文蔚之言而后明。不然，则亦未免各有倚着之病也。舜察迩言而询刍荛①，非是以迩言当察，刍尧当询而后如此。乃良知之发见流行，光明圆莹，更无罣碍遮隔处。此所以谓之大知。才有执着意必，其知便小矣。讲学中自有去取分辨，然就心地上着实用功夫，却须如此方是。
【注释】
①刍荛：刍，草；荛，柴草。引申为打柴的人。
【译文】
针对“不臆不信”“不逆诈”“先觉”等论说，你说“诚则旁行曲防，皆良知之用”。非常正确！偶尔会有掺杂搭配的地方，前面我已经谈到过了。唯浚的说法也不是不对。对你来说，需要采取唯浚的说法才能够做到详尽，而对唯浚来说，则需要采取你的说法之后才能更明白。不然的话，你们都难免会有一些偏执。舜喜欢体察浅近的话，并向打柴的人请教，并不是浅近的话值得去思考，而是舜认为应当向樵夫请教，所以他就去请教。这是良知的呈现流传，光明透彻，更没有任何障碍蒙蔽的地方。这就是所谓的大智。如果有了执着和意、必，他的智就变小了。讲学时自然会有一些分辨取舍，但若要在心里切实地用功，就必须这样才行。
【原文】
“尽心”三节，区区曾有生知、学知、困知之说，颇已明白，无可疑者。盖尽心、知性、知天者，不必说存心、养性、事天，不必说“夭寿不贰、修身以俟”。而存心、养性与“修身以俟”之功，已在其中矣。存心、养性、事天者，虽未到得尽心、知天的地位，然已是在那里做个求到尽心、知天的功夫，更不必说“夭寿不贰、修身以俟”，而“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功，已在其中矣。
譬之行路，尽心、知天者，如年力壮健之人，既能奔走往来于数千里之间者也；存心、事天者，如童稚之年，使之学习步趋于庭院之间者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者，如襁褓之孩，方使之扶墙傍壁，而渐学起立移步者也。既已能奔走往来于数千里之间者，则不必更使之于庭除之间而学步趋，而步趋于庭除之间自无弗能矣；既已能步趋于庭除之间，则不必更使之扶墙傍壁而学起立移步，而起立移步自无弗能矣。然学起立移步，便是学步趋庭除之始；学步趋庭除，便是学奔走往来于数千里之基。固非有二事，但其功夫之难易，则相去悬绝矣。
心也，**，天也，一也。故及其知之成功则一。然而三者人品力量自有阶级，不可躐等而能也。细观文蔚之论，其意以恐尽心、知天者，废却存心、修身之功，而反为尽心、知天之病。是盖为圣人忧功夫之或间断，而不知为自己忧功夫之未真切也。吾侪①用功，却须专心致志在“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上做，只此便是做尽心、知天功夫之始。正如学起立移步，便是学奔走千里之始。吾方自虑其不能起立移步，而岂遽其不能奔走千里？又况为奔走千里者，而虑其或遗忘于起立移步之习哉？
文蔚识见本自超绝迈往，而所论
云然者，亦是未能脱去旧时解说文义之习，是为此三段书分疏比合，以求融会贯通，而自添许多意见缠绕，反使用功不专一也。近时悬空去做勿忘勿助者，其意见正有此病，最能耽误人，不可不涤除耳。
【注释】
①侪：同辈，同类的人。
【译文】
关于“尽心”的三个层次，我曾经有“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知之”的论说，已经非常明白了，应该没有可怀疑的地方。大概对尽心、知性、知天的人来说，就没有必要再说存心、养性、事天了，也没有必要再说“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了。因为存心、养性与“修身以俟”的功夫，都已经包含里面了。而对存心、养性、事天的人来说，虽然他们还没达到尽心、知天的境界，但已经是在探求尽心、知天的功夫了，更不必说“夭寿不贰、修身以俟”的功夫，因为“夭寿不贰、修身以俟”的功夫，也已经包括其中了。
这正如走路，尽心、知天的人，就像身强体壮的成年人，本来就能于几千里的路途当中来回奔走；存心、事天的人，就像幼稚的儿童，只能让他们在庭院里学习走路；而“夭寿不贰，修身以俟”的人，就像襁褓里的婴儿，只能让他们扶着墙壁，逐渐学习站立，慢慢移动。既然已经能够在几千里的路途当中来回奔走了，就没有必要再让他在院子里学习走路了，因为在院子里走路对他来说是不可能不会的；既然已经能够在院子里走路了，那也就没有必要再让他靠着墙壁学习站立了，因为站立对他们来说是没有不会的。然而在庭院里学习站立移动，是学习走路的开始；而在庭院里学着走路，又是在几千里的路上往来奔跑的基础。这本来就不是两回事，只是功夫的难易程度悬殊罢了。
心、性、天，其本质都是一样的。所以等到致良知成功之后，其效果是相同的。然而这三种人的人品、才智有各自不同的等级，不能逾越各自的等级而行动。我仔细分析了你的观点，你是害怕尽心、知天的人，废弃了存心、修身的功夫，而反过来成为了尽心、知天的障碍。这大概是替圣人担忧，怕他们的功夫有时会间断，却不去为自己的功夫是不是真切而担心。我们用功，只需专心致志地在“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上用功，这才是做尽心、知天的功夫的开始。就像学习站立移步，是为了学习奔走千里。如今，我担心的是不能站立移步，怎会去担心不能奔走千里呢？又怎么会为奔走千里的人，担心他们会有时忘记了站立的本领呢？
你的见识本来就超凡出众，而你所说的话，又表明你还未摆脱以往专门讲求字面意义的习惯，所以你才会分出知天、事天、夭寿不贰三个层次，进行分析、梳理、比较、综合，以求融会贯通，反而给自己添加了许多纠缠不清的观点，让自己不能用功专一。近来那些凭空去做“勿忘勿助”功夫的人，他们的观点正好有这个毛病，最容易耽误人，不能不清除干净。
【原文】
所谓“尊德性而道问学”一节，至当归一，更无可疑。此便是文蔚曾着实用功，然后能为此言。此本不是险僻难见的道理，人或意见不同者，还是良知尚有纤翳潜伏。若除去此纤翳，即自无不洞然矣。
【译文】
你所说的“尊德性而道问学”这一节，“尊德性”和“道问学”应当统一，这没有什么可怀疑的。这就是你踏实用功了，才能说说这句话。这本来就不是生僻难懂的道理，那些有不同的意见的人，是因为他们的良知里还有纤尘隐藏着。倘若清除了这些纤尘，就自然会豁然开朗了。
【原文】
已作书后，移卧檐间，偶遇无事，遂复答此。文蔚之学既已得其大者，此等处久当释然自解，本不必屑屑如此分疏。但承相爱之厚，千里差人远及，谆谆下问，而竟虚来意，又自不能已于言也。然直戆①烦缕已甚，恃在信爱，当不为罪。唯浚处及谦之②、崇一处，各得转录一通寄视之，尤承一体之好也。
右南大吉录
【注释】
①戆：愚直。
②谦之：邹守益（1491-1562），字谦之，号东郭，江西安福人，王阳明的弟子。
【译文】
写完信之后，我移躺到屋檐底下，恰好无事可做，便又写了以下几句作为答复。既然你的学问已经把握到了关键，这些问题时间长了之后自然就会明了，原本不需要像我这样琐屑地分析讲解。但是承蒙你的厚爱，千里派人前来请教，为了不辜负你的一片诚意，我又不得不说这些。但是我又太过愚直、坦率、琐碎，想你凭着对我的信任与关爱，应当不会怪罪于我吧。还请你把这封信分抄几份，寄给唯浚、谦之、崇他们观看，让他们同承你情同手足的好意。
以上为南大吉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