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这个夏天，我给某个男人寄了三封信，了无音讯。我实在想不出除此之外的生活方式，于是在这三封信里写下自己的肺腑之言，抱着从海崖上纵身跳入崖下惊涛骇浪的心情寄了出去。可左等右等、日盼夜盼没盼来回信。我假装随意地向弟弟直治打听那位的近况，说他没什么变化，依旧每晚连去几个地方喝酒，净写些不道德的作品，被社会上所谓的正人君子憎恶、抨击。他还建议直治投身出版界之类的。直治很感兴趣，除了他还咨询了其他两三个小说家，也有人乐意提供资金什么的。从直治所说的话来看，我爱着的那个人身上丝毫没有沾染到我的气息，这使我不仅感到羞愧，更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悲怆感袭上心头。我猛然意识到这个所谓的世间与我想象的世间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生物，我独自一人被抛弃在秋日黄昏的旷野上，任凭我如何喊如何叫，都毫无回应。这就是所谓的失恋吗？一想到自己除了傻傻站在旷野中等待日落西山后冻死别无他法，我便心如刀绞，一阵阵没有眼泪地恸哭，哭得双肩颤抖，几乎无法呼吸。
事到如今，看来我必须不惜一切上京去见见上原先生了。既然已经扬帆出港，又怎能停滞不前，不坚持到底呢？于是我暗下决心准备偷偷去东京，此时母亲的情况却不太好。
一天，她整夜咳嗽得厉害，量了下体温，竟然有三十九摄氏度。
“可能今天太冷，明天身体就好了。”母亲边不住地咳嗽着边小声说道。然而我担心恐怕不是简单的咳嗽，于是暗自决定明天不论如何请坡下村里的医生来看看。
第二天清晨，母亲的烧退到了三十七摄氏度，也不怎么咳嗽了。不过我还是去村里大夫那儿告诉他母亲最近身体虚弱，昨晚还发烧、咳嗽，但好像不是普通的感冒，拜托他来看诊。
大夫说：“一会儿就过去。这是别人给我的。”说罢，他从客厅角落的橱柜里取出三个梨给我。刚过中午，他就过来看诊了，穿着白底蓝花纹的棉布衣服，披着夏天的和服外褂。他照例又是听诊，又是叩诊，忙活了好长时间，然后转过身认真地对我说：“无须担心，服药后即可痊愈。”
我不知怎么觉得很滑稽，忍住笑意问：“不需要打针吗？”
他还是以认真的口气回答：“依我看，没那个必要。只是感冒，静养一段时间很快即可恢复。”
可是，那之后母亲发了一礼拜的烧都没有退。咳嗽是好了，但是体温每天早上三十七点七摄氏度左右，晚上就升到三十九摄氏度。那以后第二天开始，大夫据说因为腹泻不得不在家休息。我去取药时告诉护士母亲的病情不怎么好，麻烦她代为传达给大夫，可大夫却回说只是一般的感冒不需要担心，给我开了些药水和药粉。
直治依旧往东京跑，已经十天没回来了。我独自一人心里实在没底，就写了张明信片给和田舅舅，告诉他母亲的近况。
母亲发烧后的第十天，据说村里大夫的肚子终于好了，于是他来给母亲看诊。
大夫敲诊母亲的胸部时格外地小心翼翼。“我明白啦，我明白啦。”他叫起来，接着转向我严肃地说，“发烧的原因我找到了，左肺肺浸润。不过，无须担心。暂时还会继续发烧，只要静养就好，无须担心。”
真的是这样吗？我有些怀疑，但就像溺水的人看到救命稻草一样，村里大夫的诊断还是让我松了口气。
送走大夫后我对母亲说：“太好了，母亲。只是有些肺浸润，一般人都会有。只要您放宽心坚强些，很快就会好的。都怪今年夏天天气不好，我讨厌夏天，和子连夏天的花都讨厌。”
母亲闭着眼睛笑着说：“据说喜欢夏天的花的人会死在夏天。我本以为自己也会死在今年夏天，直治回来了，也就挺到了秋天。”
连直治那种人也会成为母亲活下去的精神支柱，一想到这儿，我心里一阵难受。
“夏天已经过了，母亲病情的危险期也过去了对吧。母亲，院子里的胡枝子开花了，还有黄花龙芽、地榆、桔梗、黄背草、芒草，院子里完全是一派秋色。到了十月份，您一定会退烧的。”
我这么向上天祈求着，这九月里闷热的所谓酷暑时节尽快过去就好了。待到菊花开放时，每天都是明媚的十月小阳春天气，母亲的烧退了，身体也会好转，说不定我就可以和那个人相见，我的计划也会如大朵的菊花般绽放。啊，快到十月吧，母亲的烧退了就好了。
给和田舅舅寄了明信片以后，刚过一礼拜，在他的安排下，以前做过御医的三宅老先生带着护士从东京过来为母亲看诊。
这位老医生和先父也曾有交往，所以母亲显得非常高兴。而且，他从来不大拘礼，说话也不讲究，所以更招母亲喜欢。那一天他们把看病什么的抛在脑后，两人兴致勃勃地随便聊些家常。我在厨房做布丁，做好后端到房间里，此时老先生应该是已经给母亲看完病了，只见他把听诊器当作项链一样随意地挂在肩膀上，坐在走廊的藤椅上继续悠闲地和母亲唠家常：“连我，都站在小摊儿边吃乌冬面啦，什么难吃不难吃的。”母亲没什么表情，边看着屋顶边听他讲话。没什么大碍，我的心总算放下了。
“怎么样？村里的大夫说是左肺有肺部浸润。”我忽然打起精神问三宅先生。他满不在乎地轻轻回答道：“没什么事儿，没什么大碍。”
“那，太好了，母亲！”我会心一笑，唤着母亲，“大夫说没什么大碍。”
此时，坐在藤椅上的三宅先生突然站起来，往中国式房间走去。我感觉他似乎有事要跟我说，就尾随着他走过去。
进入中国式房间，老先生走到壁挂的阴影下停住说：“能听到‘咕噜咕噜’的声音。”
“不是肺部浸润吗？”
“不
是。”
“那是支气管炎？”我眼泪汪汪地问他。
“不是。”
肺结核！真希望这不是真相。如果肺炎、肺部浸润、支气管炎的话，我一定可以让母亲恢复。但，如果是肺结核……啊，可能已经没救了。我完全乱了阵脚。
“有声音，很糟糕吗？听到‘咕噜咕噜’？”我心里没底，抽抽搭搭地哭了。
“左肺、右肺，全部都有。”
“可是，母亲她，一直很有精神啊！吃饭的时候，一直说饭很好吃、很好吃……”
“没办法。”
“您撒谎！对吧？情况不是这样的吧？多吃点儿黄油呀，鸡蛋呀，牛奶呀，病就好了对不对？等身体恢复抵抗力，就不发烧了对不对？”
“嗯，什么都多吃点儿。”
“对吧？是这样吧？现在每天都吃五个西红柿呢。”
“嗯，西红柿挺好的。”
“那，就没事了吧？病一定会好吧？”
“恐怕这次的病会保不住性命，最好有个心理准备。”
生平第一次，我意识到这世上有一堵绝望之墙：有些事凭人的力量是根本无法挽回的。
“两年？三年？”我颤抖着轻声问道。
“不知道，总之已经不可挽救了。”
三宅先生说他在伊豆的长冈温泉预约了旅馆，当天就和护士一起离开了。我送他们到大门外之后不顾一切地奔回到母亲身边跪坐好，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笑着。母亲问道：“大夫怎么说？”
“大夫说烧退了就好了。”
“肺部呢？”
“没什么大碍。喏，肯定和之前的病一样。等天气转凉，病会渐渐好转。”
我宁愿选择相信自己撒的谎，我宁愿忘记保不住性命这样可怕的字眼。我真的从未想过母亲真会去世，仿佛我的肉体也会随之消失一般。从今以后我要忘记一切，一心只想着为母亲做些许多好吃的：鱼肉、汤、罐头、肝、肉汤、西红柿、鸡蛋、牛奶、高汤。要是有豆腐就好了，可以做豆腐味噌汤，还有白米饭、年糕。我要卖掉自己所有家当，凡是好吃的东西都做给母亲吃。
我站起来，走到中国式房间里，把房间里的躺椅移到母亲房间边的走廊上，然后坐在上面凝望着母亲的面庞。母亲正睡着，脸上没有显露出一丝一毫病人的痕迹。她的眼睛清澈而美丽，脸色明艳动人。每天早上，她都按时起床去洗手间，然后在三铺席大小的浴室里梳好发髻，打扮整洁。之后回到自己的床榻边，跪坐着用完餐后，有时躺回床上，有时起来。整个上午她都一直在看报或读书，只是到了下午才会发烧。
“啊，母亲很有精神呢，一定没问题。”我在心里强行否定了三宅先生的诊断。
到了十月菊花盛开的时候就……我正想着，迷迷糊糊地打起瞌睡来。梦里我走到茂密森林中的湖边，心想：“啊，又到这儿来了。”因为我虽然在现实中没见过这样的风景，却时常在梦中见到。我和一位身着和服的青年一起走着，没有一点儿脚步声。周围的风景仿佛都笼罩在一层绿色的雾中，湖底沉着一座雪白而细致的桥。
“哎呀，桥沉下去了。今天哪儿也去不了，我们在这附近找个饭店休息吧，应该还有空房间。”
湖边矗立着一家石筑而成的饭店。绿色的雾濡湿了饭店的石墙，石门上刻着一排纤细的金字-HOTELSWITZERLAND。当我读到“SWI”时猛然想起母亲的事。母亲将来会怎么样？我疑惑地想：母亲也会来这家饭店吗？我和青年一起穿过石门来到前院。在这烟雾弥漫的院子里，类似绣球的大红花绽放着，好像火焰一般。小时候，我看到被面印着火红的绣球花的花纹，不知为何感到悲伤，原来真的有火红色绣球花啊。
“不冷吗？”
“嗯，有点儿。耳朵被雾弄得湿漉漉的，耳后有些冷。”我边说边笑，接着问道，“母亲将来会怎么样呢？”
青年听到这话，悲伤而又充满慈爱地微笑着回答：“她已经躺在坟墓中了。”
“啊！”我小声叫了出来。没错，母亲已经不在了。母亲的丧事不是已经办完了吗？啊，一想到母亲不在人世，一种难以名状的悲凉令我全身发抖，一下子睁眼醒了过来。
阳台外，已是黄昏。天正下雨，周围跟梦境中的一样，被凄凉的绿色雾气笼罩着。
“妈妈。”我喊了一声。
“你在做什么？”妈妈轻声回道。
我高兴得一个鲤鱼打挺，跑到母亲的房间：“刚才，我睡着啦。”
“这样啊，刚才还在想和子干什么呢。午睡睡得很久呀。”母亲似乎觉得很有趣似的笑起来。
泪水涌上我的眼眶：母亲能这样活着，优雅地呼吸，这是多么令人高兴、值得庆幸的一件事。
“晚饭的菜单定什么好呢？您有什么想吃的？”我有点嘻嘻哈哈地说。
“行啦，什么都不要，今天烧到三十九度五了。”
猛然间，我就像个泄了气的皮球似的灰心丧气。在这微暗的房间里毫无办法，只能呆呆地环视周围，真的好想去死。
“怎么回事？怎么会烧到三十九度五？”
“没什么事，只是发烧前不大舒服。头有点儿疼，全身发冷，然后就开始发烧。”
屋外，天色已完全暗下来。雨停了，但又刮起了风。我想开灯去餐厅，母亲说：“有些晃眼，别开了。”
“一动不动地躺在这么暗的地方，您不难受吗？”我站着问她。
“反正闭着眼睛躺着，都一样，而且一点儿都不会感到寂寞，反而晃眼才难受。以后就别开这房间的灯了。”她回答说。
对我来说，这段话也是不祥之兆。于是我沉默地关了母亲房间的灯，走到隔壁房间，打开那房间里的台灯，愈发感到冷清，赶紧跑到餐厅，拿鲑鱼罐头拌了些冷饭吃，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泪。
入夜，风越刮越大。到了晚上九点，风雨交加，真的成了暴风雨。走廊边两三天前卷
起的帘子，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在母亲房间的隔壁房间里，我怀着一种奇妙的兴奋心情读着罗莎·卢森堡（1871-1919，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左派领袖之一、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译者注）写的《经济学入门》。这本书是前段时间我从二楼直治的房间拿过来的，当时还擅自一起拿了《列宁选集》、考茨基的《社会革命》（卡尔·考茨基，1954-1938，德国民主党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领袖之一。-译者注），放到了隔壁我的书桌里。早上母亲洗完脸回来时，路过我的书桌，无意间发现这三本书在桌上，就一本一本地拿起来看了看，微微叹了口气，又轻轻地放回书桌上，满脸凄凉地望了我一眼。虽然她看我的眼神满含凄凉，但绝没有丝毫的拒绝或厌恶。母亲平时读雨果、仲马父子、缪塞、都德等人的作品，不过我知道，这些美丽的故事中也都包含着革命的气息。像母亲这样天生有教养(虽然用这个词形容有点儿奇怪)的人，说不定反而会毫不意外地迎接革命。而我这样读罗萨·卢森堡的书，多少有些装腔作势的成分，不过，我也找到了属于我的浓厚兴趣。书中写的是经济学，但作为经济学来读真的非常无聊，通篇都是显而易见的道理。不，或者，可能于我而言，所谓经济学是完全无法理解的东西。总之，我读起来一点儿意思也没有。人是一种吝啬的生物，而且永远吝啬-如果不以此为前提，这种学说根本无法成立。而不吝啬的人，对于分配的问题或是其他什么的，真的毫无兴趣。不过，我看这本书，却对别的地方有特殊的兴趣。那就是这部书作者那无所畏惧的勇气，他丝毫未瞻前顾后，毫不犹豫地破除固有思想。我眼前浮现出一位违背道德、不顾一切痛快地冲到爱人身边的人妻形象。破坏思想。破坏，何其悲凉、哀伤，又多么美好。通过破坏、重建，从而走向成功的梦想。即使破坏以后，可能永无成功之日，但因这爱恋，还是必须要破坏，还是必须要革命。罗萨多么悲哀地爱着马克思主义。
记得那还是十二年前的冬天。
“你就是《更级日记》里的少女，怎么劝你都于事无补了。”
一位朋友说完这番话就离我而去，因为列宁的书我没看就直接还给了她。
“看了吗？”
“对不起，没看。”那时我们正站在桥上，从这儿能看到尼古拉教堂。
“为什么？为什么不看？”
那位朋友比我还高一寸，擅长语言学。她长得很美，脸公认长得像蒙娜丽莎（达·芬奇创作的肖像画。-译者注），非常适合戴红色的贝雷帽。
“实在不喜欢封面的颜色。”
“你真是个怪人。恐怕不是这个原因吧？其实是怕我吧？”
“不怕呀，真的是受不了封面的颜色。”
“这样啊。”她似乎有些落寞地回答，然后就断言我像《更级日记》里的少女，怎么劝都于事无补了。
我们俩静默地望了一会儿桥下冬日的流水。
“祝你平安。如果，我们现在永别，那么，祝你永远平安，拜伦（1788-1824，英国着名诗人。-译者注）。”她迅速地朗诵完拜伦的那句诗，轻轻地抱住我的身体。
我很羞愧，轻声道歉：“对不起。”接着向御茶水车站方向走去。一回头，那位朋友果然还是站在桥上一动不动，只是愣愣地望着我。
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她。虽然我们去同一个外国老师家上课，但是当时上的学校不一样。
自那以来，已经过了十二年了，可我还是没有自《更级日记》更进一步。到底，这些年，我做了什么？我从未向往革命，连恋爱都不懂。从前，这世上的大人们教育我们：革命与恋爱是世界上最愚蠢与丑陋的东西。战争前与战争中我们曾对此深信不疑。然而战败后，我们不再信任世上的大人们，觉得似乎做什么都与他们说的相反才是真正的生存之道。革命也好，爱情也罢，都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东西。正是因为它们太美好，大人们才不怀好意地欺骗我们说它们是青葡萄呢。我想要相信-人是为革命与恋爱而生的。
纸拉门被打开，母亲笑着探头进来问：“还醒着呢？你不困吗？”
我看了下书桌上的钟，已经十二点了。
“嗯，不太困。刚才看了下这本讲社会主义的书，有点儿太兴奋了。”
“这样啊。没酒吗？这时候喝点儿酒躺下，能睡个好觉呢。”母亲带着开玩笑的口吻说，那态度里隐隐含着颓废，甚至近乎妖艳。
眨眼间到了十月，然而却没有秋日的万里无云，天气还是像梅雨季一样，潮乎乎的又热又闷。母亲也还是每到傍晚就会烧到三十八九摄氏度。
一天清晨，我发现了一件可怕的事。母亲的手开始浮肿了。母亲平日总说早饭是最美味的，但最近每天只是跪坐在床边喝点儿粥，气味稍微强些的小菜都吃不下。那天给母亲做了松蘑清汤，果然母亲一闻到松蘑的味道就觉得恶心，母亲端着汤碗到嘴边，又放回到桌上。正在这时，我瞥到母亲的手，吓了一跳，她的右手肿胀起来。
“母亲！手，没什么事吧？”
母亲的脸色有些苍白，似乎也浮肿了。
“不要紧。肿这么点儿，没什么要紧的。”
“什么时候开始浮肿的？”
母亲似乎觉得晃眼似的眨眨眼睛，没有吭声。我好想放声大哭，这手不是母亲的，是别的阿姨的手。我母亲的手纤细小巧得多，那才是我所熟知的手。温柔的手、可爱的手，那只手难道永远消失了吗？左手虽然还没那么浮肿，却也让人不忍直视，我移开视线，望向地板中间的花篮。
我忍不住要落泪，猛然站起来跑去餐厅，直治正一个人吃溏心蛋。他偶尔在这伊豆的家中露面，晚上肯定
会跑到阿关那里喝烧酒，到了早上一副不痛快的样子，也不吃饭，只是吃四五个溏心蛋，然后就回到二楼一会儿睡觉，一会儿起床。
“母亲的手肿了。”我低下头对直治说到这儿，便怎么也说不下去了，低着头哭得双肩颤抖。
直治沉默着。
我抬起头，抓住饭桌的一端说道：“已经，不行了。你，没注意到吗？肿成那样，已经，不行了。”
直治脸色一沉。
“看样子快啦。切，终于要出点儿无聊的事儿了。”
“我，想治好母亲的病。不管怎么样，想治好她。”我右手紧紧抓住左手说。突然，直治抽抽搭搭地哭了出来：“什么好事都没有。我们，什么好事都没有。”他边说边胡乱地用拳头擦眼睛。
那一天。直治为了告诉和田舅舅母亲的病情，听舅舅对今后有何吩咐上东京去了。而我只要一不在母亲身边，就从早到晚以泪洗面。晨雾中去取牛奶的时候，对着镜子梳头的时候、擦口红的时候，我都泪流不止。和母亲度过的每一天、每一件往事，都如画般浮现在我面前，怎么哭也抑制不住这悲伤。傍晚，夜幕降临，我站在中国式房间的阳台上，啜泣了好久。秋日的夜空繁星点点，别人家的一只猫蜷缩在我的脚边，一动不动。
第二天，母亲的手肿得更厉害了。什么东西都吃不下，连橘子汁都因为嘴干裂得厉害，疼得喝不下。
“母亲，要不再试试戴上直治说的口罩？”我本打算笑着说这句话的，结果说着说着难受得不行，“哇”的一声大哭了起来。
“每天忙着照顾我，累坏了吧？要不请个护士。”母亲平静地说。这句话让我深深感受到与自己的健康相比，母亲更关心我的身体。于是我更加悲伤，站起来跑到三铺席大小的浴室，放声哭泣。
刚过了中午，直治就带着三宅老医生和两位护士一起回来。
连平素爱开玩笑的老大夫也似乎有些生气，他迅速走进母亲的房间开始诊断。看完病他好像自言自语似的低声嘟囔了一句：“虚弱多了。”然后给母亲打了一针樟脑液。
“大夫您住哪儿？”母亲像说胡话似的问了一句。
“还是长冈。已经预订了，不用为我担心。你这个病人啊，别净替别人瞎操心，想吃什么就尽量多吃点儿。多补些营养，身体就好啦。明天我再过来，我留一位护士在这儿照看着，有什么事尽管找她。”老大夫大声对躺在病床上的母亲喊道，然后递给了直治一个眼色，就站了起来。
直治独自去送大夫和陪同的护士，转眼他便回来了，脸上一副想哭却又拼命忍住的表情。
我俩偷偷溜出房间，到了餐厅。
“快不行了？是不是？”
“真无聊，”直治歪嘴笑着，“说是突然衰弱多了，说不定就是今明两天的事儿了。”说着他的眼中涌出了泪花。
“是不是要打电报给熟人？”我反而冷静下来问道。
“这件事和舅舅也商量过，舅舅说现在都不会叫这么多人来。况且人如果都来了，我们家这么小，显得很失礼，这附近也没有像样的旅馆。长冈温泉那边，也预订不了两三个房间。总之，我们现在这么穷，实在无力请那些名流。舅舅之后应该会过来，但那家伙以前就是个小气鬼，靠不住的。就说昨晚，妈妈都病成这样了，他还不管不顾狠狠训了我一通。被那种小气鬼训斥而清醒的人，古今中外也找不到一个吧。母亲和那家伙虽为姐弟，但完全是云泥之别。真让人讨厌。”
“我是无所谓，倒是你，以后还必须仰仗他……”
“绝对不干，我宁愿去当乞丐。倒是姐姐你以后还要靠舅舅照顾。”
“我……”我禁不住流下眼泪，“我有可去的地方。”
“嫁人吗？已经决定了？”
“不是。”
“独自生活？做劳动妇女。算啦，算啦。”
“也不是独自生活。我呢，打算做革命家。”
“什么？”直治一脸奇怪地盯着我。
这时，三宅先生带来这儿并留下的护士过来叫我：“老夫人好像想要什么。”
我急忙赶回病房，跪坐到母亲的被褥边，探过头来问：“怎么了？”
母亲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想喝水？”我问道。
她微微摇摇头，看到也不是想喝水。
过了一会儿，她轻声说：“我做了个梦。”“是吗？梦到什么？”
“梦到蛇了。”
我吃了一惊。
“走廊边放鞋的石板上，是不是有一条红色条纹的母蛇？你去看看。”
我全身发冷，猛地站起来跑到走廊边，透过玻璃窗户一看，在放鞋的石板上有条蛇舒展身子，沐浴在秋日的阳光下。我忽然感到头晕目眩。
我认得你，你比那时体形大了些也老了些，蛋因我而被烧掉，你就是那条母蛇对吧？我已经完全领教了你的报复，请离开吧。快走，求你快走！我盯着那条蛇，心中默念着，但那条蛇却还是一动不动。也不知为何，我不想让护士发现它。于是我“咚”的一声，使劲儿跺了下脚，故意扯着嗓门儿喊道：“没有啊，母亲，梦怎么能当真呢？”再瞟了眼放鞋的石板，那条蛇终于蠕动着身子，磨磨蹭蹭地从石板上滑下来。
已经没救了。看到那条蛇，我第一次真正感到绝望。父亲去世的时候，他的枕边也有一条黑色的小蛇，我还在庭院里看到树木上都缠着蛇。
母亲似乎已经没什么力气从床上坐起来，一直迷迷糊糊地躺着，照料她的事完全托付给了护士，饭也几乎吃不下什么。自从见到那蛇后，在我心中，一种类似幸福感的闲适油然而生，也可以说是悲伤过度后的平静。事已至此，我只想尽量陪伴在母亲身边。
第二天开始，我紧靠在母亲枕边跪坐着织些东西。不管是织东西还是缝衣服，我都比一般人快，但水平很差。所以我做得不好的地方，母亲总是手把手地教我。那天
其实我没织东西的心情，但没事紧紧靠在母亲身边显得不太正常，于是为了自然些，我从毛线箱里取出毛线开始专心致志地打毛线。
母亲安详地盯着我的手说：“是在织你的袜子吧？那还得再加八针，不然穿着太紧。”
小时候，不管母亲怎么教，我都织不好。现在的心情就如那时一样慌张而又羞愧，但又夹杂着些怀念：啊，以后母亲再也没办法教我了。想到这儿眼泪涌出模糊了我的双眼，连针眼都看不清了。
母亲就这样躺着，似乎一点儿也不痛苦。她从早上起就完全没吃东西，我只能用纱布沾点儿茶水为她润润唇。但母亲的意识一直很清楚，不时还很平静地和我聊天。
“报纸上好像有陛下的照片，再给我看看。”
我把报纸有照片的地方举到母亲面前给她看。
“陛下老了好多。”
“不是，这张照片照得不好。前段时间的照片还显得挺年轻的，很活跃的样子。说不定他反而喜欢现在这个时代吧。”
“为什么？”
“毕竟，陛下这回也被解放了。”
母亲凄凉地笑了笑，沉默了好一会儿说：“想哭也流不出眼泪了吧。”
我忽然意识到：母亲现在难道是幸福的？所谓的幸福感，不就是那深埋在悲哀的河底，闪烁着点点幽光的砂金吗？历经无限悲伤看到一缕奇妙微光的心情，如果那就是所谓的幸福的话，陛下、母亲，还有我，确实此时此刻都是幸福的。秋日的上午，安宁平静；秋日的庭院，阳光柔和。我停下手中的毛线活，眺望着齐胸高的大海，海面上波光粼粼：“母亲，我以前，真是没见过世面。”本来还想再说点儿什么，又不好意思怕被正在房间角落准备静脉注射的护士听到，于是没继续说。
“以前……”母亲微笑着责问，“这么说，现在见过世面了？”
我不知为何满脸通红。
“人世间不好懂。”母亲把脸转到另一边，仿佛自言自语似的小声念叨着，“我就不懂。懂的人，恐怕也没有吧？无论到了何时，大家都是小孩子，什么都不懂。”
然而，我不得不继续活着。或许我还是个孩子，却也无法老是撒娇了。啊，像母亲这样，与世无争，没有怨恨，美丽而悲哀地走完一生的人，恐怕母亲是最后一个了吧？从此以后世上再无这种人。死去的人是美丽的。而活着，活下来仿佛是非常丑陋、肮脏的，其中充满了血腥。我在榻榻米上想象着一条怀孕的蛇在挖洞的样子。可我也有自己无法放弃的东西。卑鄙下流也好，我要活下去，为了实现心中所想，我要与世人抗争。母亲日渐衰弱，去世已成定局，而我的浪漫主义与感伤也随之消失，我感到自己正在变成一种十分狡猾的生物。
那天中午过后，我正在母亲身边为她湿润嘴唇时，大门前停下一辆汽车-是和田舅舅带着舅妈一起从东京开车赶了过来。舅舅走进病房，默默地坐到母亲枕边。母亲用手帕盖住脸的下半部分，凝视着舅舅的面孔，哭了。但她只是一脸悲痛欲绝的表情，没有眼泪，好像一个木偶。
“直治，在哪里？”过了一会儿，母亲转头过来问我。
我走上二楼，只见直治躺在西式房间的沙发上读新一期杂志，于是对他说：“母亲叫你呢。”
“又是这种悲欢离合的场面。你们还真有能耐，一直待在那儿。是神经太大条呢，还是薄情？像我这样的人可忍受不了，内心再热，肉体难熬，实在没力气陪在妈妈身边。”他虽然说了这么番话，却还是披上褂子，随我下楼。
我们二人并排跪坐在母亲枕边。母亲突然从被子里伸出手，默默地指了指直治，接着又指了下我，然后把脸转向舅舅，双手手掌紧紧合在一起。
舅舅使劲点点头说：“嗯，我明白，我明白。”
母亲仿佛安心了似的，缓缓合上双眼，两手轻轻伸回到被子里。我哭了，直治也低下头哽咽着。
这时，三宅老先生从长冈回来了，他赶紧给母亲打了一针。可能是因为见到了舅舅，母亲了无牵挂地说：“大夫，让我没有痛苦地早点儿离开吧。”
老先生和舅舅对视了一眼，相顾无言，两人眼中都含着热泪。
我站起来往餐厅走去，在那里做了舅舅爱吃的加了炸豆腐和葱花的乌冬面，还给大夫、直治、舅妈也各盛了一碗，把四碗面一起端到中国式房间里，然后又把舅舅带来的丸内饭店的三明治给母亲看，放到了她的枕边。“很忙吧？”母亲问我。
他们在中国式房间闲聊了一会儿。舅舅和舅妈说今晚有事，无论如何都要回东京，接着给了我慰问金。三宅先生也要带着护士一起回去，他嘱咐留下来照顾病人的护士各种应急方法，接着又说总之现在病人意识还很清醒，心脏也没那么衰弱，打了那一针应该再支撑个四五天不成问题。然后当天大家就一起坐汽车返回东京了。
送走大家后，我回到房间里。母亲露出只有我在时才有的亲密表情，笑着小声问我：“忙坏了吧。”声音小得好像窃窃私语一样。她的面孔生气勃勃，甚至可以说是神采奕奕的。我想可能是见到舅舅高兴的吧。
“不，不忙。”我也喜不自禁，笑嘻嘻地回答她。
没想到，这是我和母亲最后一次对话。
三小时后，母亲就离开了人世。在静谧的秋日黄昏，美丽的母亲，日本最后一位贵妇，被护士诊了脉，在只有两个血亲守护的情况下，与世长辞了。
母亲死时面孔几乎没有变化。父亲去世时脸色突然一变，但母亲却丝毫没有变化，只是停止了呼吸。甚至我们都不知道她究竟在何时停止的呼吸。脸上的浮肿从前一天就开始消退，脸颊像蜡似的滑溜溜的，薄薄的嘴唇微歪，隐隐含着微笑，比母亲活着的时候还要妖艳。我觉得很像圣母哀子图中的圣母马利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