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手札
在海边，靠近海岸线处，并排生长着二十棵高大黝黑的山樱树。新学期伊始，蔚蓝的海边，山樱抽出褐色的嫩叶，绽放绚丽的花朵。待到落英缤纷时节，花瓣随风飘入大海，随波逐流，又被海浪冲回海岸。东北地区的某所中学的校园就在这樱花树下的海岸边。尽管我没怎么复习备考，也顺利地考进了中学。无论是学生帽还是校服的纽扣上都印着绽放的樱花图案。
有一位远房亲戚的家就在学校附近，所以父亲为我选了这所面朝大海樱花绽放的中学。我寄宿在他家，离学校特别近，听到早礼的钟声响起才赶去学校。虽然懒惰懈怠，但凭着从小装傻滑稽的本事，日益受到同学们的欢迎。
生平第一次所谓的背井离乡，却认为他乡比家乡更让人快乐轻松。也可能是因为当时我已精于欺骗他人，无须再像以前那么费劲。其实，面对亲人与陌生人，在故乡与他乡，需要演技的难度是有区别的。这种难度差别无论对哪位天才，即使是上帝之子耶稣也是如此。在演员看来，最困难的表演场所莫过于故乡的剧场，倘若家里的七大姑八大姨齐坐一堂观看演出，再有名的演员也黔驴技穷吧。但我的滑稽表演却相当成功。像我这样的老手，到他乡演出自然是万无一失。
我对人的恐惧在心底扭曲着，与过去相比有增无减，但我的演技却蒸蒸日上。在教室里我常惹大家大笑，连老师都边捂嘴笑边感慨这个班级要是没有叶藏该多好。我甚至能轻而易举地让那些声如响雷的驻校军官哈哈大笑。
正当我要暗自庆幸自己已经成功隐藏了本性时，却意外被人看破。那个看透我的人竟然是班上身体最弱的家伙，他的脸色涨青，身上的衣服仿佛是父亲或哥哥穿剩下的，上衣袖子特别长，像圣德太子的衣袖。成绩不怎么样，训练或做操时，他总像个在旁边见习的白痴。连我这样小心翼翼的人都觉得没必要提防他。
那一天在体操课上，那个学生（姓什么我早忘了，只记得名叫竹一），就是那个竹一像往常一样在旁边见习，我们则被要求在一边练习单杠。我尽可能假装一副严肃的表情，“啊”的一声大叫，朝着单杠像跳远似的猛地一扑，一屁股摔在沙地上，完全是我计划好的失败。果然大家大笑起来，我也一边苦笑，一边拍掉裤子上的沙土。这时竹一不知何时站到了我身旁，戳了戳我的背，低声说道：“故意的，故意的。”
我吓坏了，做梦也没想到我故意失败的伎俩竟会被竹一识破，一瞬间我仿佛看到地狱业火熊熊燃烧包围了整个世界。我“哇”的一声叫了出来，拼命抑制住近乎疯狂的心情。
那以后每一天，我都在不安与恐怖中煎熬。表面上还像往常一样扮演着可悲的小丑娱乐大家，但一想到做什么都会被竹一轻易识破就禁不住叹气。说不定什么时候他就会告诉别人，想到这儿我不禁额冒冷汗，用疯子般的怪异眼神，慌里慌张地四下张望。如果可以，真想从早到晚一刻不停地监视竹一，防止他泄露秘密。我一直缠着他，努力让他相信我的滑稽是货真价实不是“故意”为之，如果有机会甚至希望成为他独一无二的朋友。如果都不行，我甚至期盼他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但我从未想过杀他。活到这么大，我倒是曾有几次希望自己被杀，却从未想过杀别人。或许是因为潜意识认为杀他反倒给予了对方幸福。
为了驯服他，我总是满脸堆着基督徒般“温柔”的微笑，头往左偏三十度左右，轻轻地勾着他弱小的肩膀，用肉麻的语气邀请他来我寄宿的家里玩儿。他却总是呆呆的一声不吭。终于在一天放学后，我还记得是在初夏时节，暴雨骤降，别的学生都苦恼该怎么回家好，我因为家离得很近，正准备跑出去时，发现竹一孤零零地站在鞋柜的阴影里。“走，我借你伞！”说着我一把拉住竹一的手，一起冲入雨中。到家后，我拜托婶婶帮我俩晾干衣服，成功地把竹一带到了我在二楼的房间。
我寄住在一个三口之家。婶婶年过五旬，有两个女儿。姐姐戴眼镜，三十岁左右，个子高高的，体弱多病（她曾经出嫁后来又回到娘家，我也随着这家其他人一样，叫她大姐）。妹妹叫雪子和姐姐完全不像，矮矮的个子，圆圆的脸，似乎刚从女子学校毕业。过世的丈夫留下了五六栋房子，她们给租了出去。虽然也会在楼下的店里卖些文具和运动用品，不过主要收入还是房子的租金。
“耳朵好痛。”竹一站着说道。
“因为淋到雨了吧。”我仔细一看，他的双耳流脓严重，眼看着耳脓就要流到耳外了。
“这样可不行，很痛吧？”我装出大吃一惊的样子，用女人般的语气“温柔”地道歉，“都怪我，害你淋雨。”然后从楼下拿了酒精和棉签，让竹一枕在我的腿上，细致地为他清理耳朵。这一次，连竹一都没发现我虚伪的计谋，枕在我的腿上，愚蠢地讨好我说：“女人一定会迷恋上你的。”
若干年后，我才发觉这句话简直如恶魔的预言般可怕，连说这话的竹一也没预料到。迷恋、被迷恋，这样粗俗不堪的字眼，不正经还扬扬自得，不论是多么严肃的场合，一出现这种字眼，阴沉的寺庙也顷刻间崩塌，只让人毫无情趣，但是不用被迷恋的痛苦这种俗语而用被爱的不安之类的文学用语，就未必会破坏阴沉的寺庙。真是奇妙啊。
竹一因为我帮他清理耳脓而说出女人会迷恋我这样的蠢话。虽然我当时只是红着脸笑而不语，实际上隐约也觉得有道理。在因“被迷恋”这类下流字眼而产生的扬扬自得的氛围里，被这样评价竟还觉得有道理，简直比单口相声里的少爷的台词还要愚蠢。而且，我也绝不可能带着恶作剧装腔作势的心情“觉得有道理”。
在我看来，女人比男人难懂数倍。我的家人中，女人比男人多，亲戚中也有很多女孩子，加上之前说到的“犯罪”的女仆人，可以说我自幼就生活在女人堆里。但是我与女人们接触总是如履薄冰，完全捉摸不透她们。偶尔，得罪她们而受到重创，与来自男人的鞭笞完全不同，女人的伤害好像内出血般郁结于心，难以痊愈。
女人对人，时而紧抓不放，时而弃之不理，在众人面前藐视我，私下里却又抱紧我。女人可以像已死般沉睡，莫非是为了睡觉而生？儿时起，我就经常观察女性，虽然都是人类，却与男人完全不同。然而这种复杂马虎不得的生物却意外地照顾我。女人对于我，与其说“迷恋”或“爱”倒不如说“照顾”可能更符合实际情况。
女人比男人更享受滑稽可笑。我扮小丑娱乐大家，男人不一定总会哈哈大笑，所以我明白面对男人表演绝不能得意忘形，否则会失败，要在合适的时候终止表演。女人却从不懂适度为何物，何时何地都要我表演，我常常被她们无休止的欲求搞得筋疲力尽。女人爱笑，对于快乐，她们比男人更贪婪。
我中学时寄住那家里的姐姐和妹妹，一有空就爱跑到二楼我的房间里，我每次都被她吓一跳。
“在学习？”
“没有。”我小心翼翼地微笑着合上书，马上顺口编些言不由衷的笑话，“今天，在学校，有个叫棍子的地理老师呀……”
“阿叶，戴上眼镜让我瞧瞧。”一天晚上妹妹雪子和姐姐一起到我房间里玩儿，她们逼我做了许多滑稽表演后，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为什么？”
“别管为什么，戴上让我们看看。大姐的眼镜借给你。”她们从来都用蛮不讲理的口吻命令，看到身为小丑的我温顺地戴上眼镜，两人笑岔了气儿，“真像哈罗德。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当时，外国电影喜剧演员哈罗德·劳埃德在日本人气很旺。
“各位，”我站起来举起一只手，假装问候，“现在，我特向日本的影迷们……”引得她们爆笑起来。从此以后，每次哈罗德的电影在镇上的影院上映时，我都会去看，偷偷研究他的表情。
一个秋日的夜晚，我正躺在床上看书，大姐忽然像鸟儿一样飞奔到我的屋子里，猛地倒在被褥上哭了：“阿叶，你会救我吧？会吧？我们一起逃离这个家吧。救我，救我。”她一边啜泣着一边重复着可怕的话。然而，女人的这种老把戏，我早已见识过。大姐这番激烈的话非但不会吓到我，反而因内容陈旧、空洞让我无聊。我轻轻地从被褥中钻出来，从桌子上拿了一个柿子剥开，放到她手里。于是，大姐边抽噎着边吃了起来：“有好看的书吗？借我一本。”
我从书架上选了夏目漱石的《我是猫》给她。
“谢谢你的款待。”大姐害羞地笑着离开屋子。女人们活着到底在想些什么？一想到这种复杂麻烦的事情，比想起蚯蚓还要恶心。不过，童年的经历让我自幼明白当女人突然哭泣时，给她些甜食，她只要吃了心情就会变好。
而妹妹雪子甚至会带朋友来我房间，我也照例公平地娱乐大家。只要朋友一回家，雪子定会说那朋友的坏话，她不是什么好女人，要小心啊。既然不是好女人那别带到我房间不是更好？托她的福，来我房间的客人基本都是女
人。
不过，那时还完全没有迹象显示竹一所谓的“被迷恋”，我不过是充当日本东北的哈罗德·劳埃德罢了。若干年后，竹一愚蠢的恭维却宛如不祥的预言，渐渐变为现实。
竹一还送给过我一份贵重的礼物。
“画的是个怪物呢。”一次，竹一来二楼找我玩儿，带了一幅原色版的卷首插图给我看，得意扬扬地说。
哎？我颇感意外。多年后我方才意识到，我未来的堕落之路在那瞬间已经注定。当时的我还不明白，只知道这不过是一幅凡·高的自画像。在我们年少时，法国所谓的印象派在日本很受欢迎，西方绘画鉴赏一般都以此类画为第一课，凡·高、高更、塞尚、雷诺阿这些画家的画即便是乡村的中学生们也知道并看过照片。我也看过很多凡·高画作的原色版，只觉得用色鲜亮、笔触有趣，可从未想过画的是个怪物。
“那这幅画呢？也是怪物吗？”我从书架上抽出莫迪利亚尼的画集，翻出其中一幅拥有古铜色肌肤的裸体妇人的画像给竹一看。
“好厉害！”竹一瞪圆了双眼感叹道，“好像地狱之马！”
“果然是怪物啊。”
“我也想画这种怪物。”越是恐惧人类的人，反而越是渴望亲眼看到可怕的妖怪，就像越是胆怯神经的人越是祈求暴风雨来得更猛烈。这群艺术家被叫作人的怪物深深伤害威胁，最终将幻影信以为真，在白天的自然中看到栩栩如生的妖怪。然而他们不会假扮小丑来掩饰，而是努力表现出自己亲眼所见，大胆地画出竹一所谓的“怪物的画”。他们中竟有未来的我的伙伴。想到这儿，我激动得热泪盈眶。
“我也要画这样的画，画怪物，画地狱之马。”我不知为什么压低声音对竹一说。
从小学起，我就喜欢画画和看画，但我的画并不像作文那样备受周围的好评。我本来就不相信人说的话，作文这种把戏只是搞笑用的场面话，不过是为了让老师爆笑，从未真心认为有趣。唯有对于画画（漫画除外），从小我就在对象表现形式上煞费苦心。在学校美术课的画册无聊至极，老师的绘画水平也糟糕透顶，我不得不全靠自己琢磨尝试各种各样的表现手法。上到初中时，我已有了全套的油画画具，尽管我努力从印象派的画风中寻求绘画范本，但画出来的作品却像手工彩纸画似的呆板无趣。现在竹一的话启发了我，令我发现此前对于绘画的误解-见到美的事物，依样画葫芦把感受到的美以绘画表现出来，多么幼稚、愚蠢。绘画大师们可以利用平淡无奇的事物，主观创造美丽，虽然恶心丑陋的事物却也毫不掩饰对它们的兴趣，完全沉浸在表现的喜悦中。不在意别人的看法，总之这就是竹一赐予我的绘画的原始秘诀。于是我瞒着那些来房间做客的女人，开始一点点创作我的自画像。
我的作品诞生了，阴惨得连我自己看了都大吃一惊。但这就是我一直拼命隐藏的真实的自己。“表面上笑得活泼开朗，老是逗别人笑，内心却如此阴郁。真的没办法。”我心里暗自肯定。不过这幅画除了竹一没给任何人看过，怕别人发现我扮演丑角的悲哀，怕别人因此心存芥蒂开始警惕我，更怕别人根本没发现这是我的真面目，还以为这是我新发明的搞笑手段，所以一完成这幅画我就把它藏在抽屉深处。
而在学校的美术课上我隐藏了这种“怪物式表现手法”，一如往常地以这平庸的笔触，表现美好事物的美丽。
只有自己脆弱的一面暴露给竹一一人我才不会胆战心惊，这幅自画像也自然安心地给他看了。他看后大为赞赏。我又画了第二幅第三幅怪物的画。于是竹一又预言道：“你一定会成为一位伟大的画家！”
傻竹一在我的额头上刻下“被迷恋”和“成为伟大画家”两大预言后，我来到了东京。
我其实想去美术学校，但父亲早有打算并吩咐我进高中毕业以后从政，从不敢顶嘴的我也只好糊里糊涂地遵从父命。父亲让我从四年级开始考高中，我也早就厌倦了这所海边满是樱花的学校，因此四年级刚完还没升到五年级时就考取了东京的高中，马上搬进高中宿舍生活。然而宿舍的肮脏与粗暴让我不知所措，连扮滑稽都顾不上，赶忙托医生开了浸润型肺结核的诊断，这才从宿舍搬出来住进了父亲在上野樱花町的别墅。我根本无法忍受所谓的集体生活。青春的感动、年轻人的自豪这类词只让我心底发寒，我与所谓的“高中生的朝气”格格不入。我甚至感到教室与宿舍是充斥着扭曲的性欲的垃圾堆而已，曾经那几近完美的滑稽表演在此也毫无用武之地。
在非议会期间，父亲每月有一两周不在别墅。他不在的日子里，这所空旷的大房子里只有一对看门的老夫妇和我三人，虽然我时常不上学，却也不怎么想逛逛东京（看来最终我也看不成明治神宫、楠木正成的铜像、泉岳寺的四十七烈士墓了），终日在家中看书作画。父亲在东京时，我每天清晨匆忙赶去上学，但其实有时是去本乡千驮木町的西洋画画家安田新太郎的画塾，练习三四个小时素描。搬出高中宿舍后，即使上学校的课我也好似旁听生，特别扫兴，这也可能是我的偏见。但三番五次下来，我更懒得去上学了。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一路上下来我却最终未能理解何谓爱校之心。校歌之类的也从未想要记住过。
不久，我就在画塾里从某位学画的学生那里得知了烟、酒、嫖娼、当铺、左翼思想。虽然这个组合很奇妙，却是事实。
那位学画的学生名叫堀木正雄，出生于东京的下町，比我大六岁，毕业于私立美术学校。他似乎是因为家中无画室所以在这家画塾里继续学西洋画。
“能借我五元吗？”我不知所措地给了他五元。我和他仅是脸熟，甚至连话都没说过。
“好，喝酒去。我请你！你可真像个姑娘。”
我无法拒绝，被他拽到画塾附近蓬莱町的酒馆，就这样成为朋友。
“之前我就注意到你啦。就现在这样，腼腆的微笑，这是有前途的艺术家特有的表情。为了我们的相识，干杯！杵子这小子算美男子吧？可别迷恋他。自从他来到画塾，我就只好屈居美男子排行第二位了。”
堀木皮肤黝黑，容貌端正，身着整齐的西服，打的领带也很素雅，此番穿着在学画的学生中是很罕见的，他的头发中分还抹了发油。
在这样陌生的场合我害怕地紧抱双臂又放开，不知怎么办好，只能害羞地笑着，就这么喝了两三杯酒后却像被解放了般一身轻松。
“我本想上美术学校的……”
“别，无聊死了。那种地方，无聊。学校，无聊。我们的老师在自然之中!在对自然的激情之中!”
然而我对他的言辞毫无敬意。一个傻瓜，画肯定也不怎么样，但是当个酒肉朋友倒也不错。总之，从此刻开始我认识了真正的城市流氓。尽管他与我表面上大相径庭，但完全游离于正常人营生之外，迷惘这一点上倒与我相同。然而，与我的本质区别在于他无意识地扮演着丑角，完全未感受到其中的悲凉。
我总是鄙视他，只把他当作玩伴对待，和他一道同行有时觉得有这么个朋友真是耻辱，结果最终竟被他打败。
但一开始我还以为他是个难得的大好人，甚至完全放松了对人类恐怖的警惕，把他当作在东京的好向导。其实我乘公交车害怕车上的售票员，去歌舞伎剧场时看到正门铺着红地毯的台阶两边站着的迎宾小姐也害怕，到餐厅畏惧默默站在我身后端着盘子的侍应生。特别是结账时，我的手哆哆嗦嗦，并不是买东西付钱吝啬，而是太紧张羞耻了，恐怖和不安令我头昏目眩，眼前一片黑暗。此时的恐惧让我近乎癫狂别说砍价了，连找零甚至买的东西都常常忘记。所以我没法儿独自漫步在东京街头，只得整天闷在家里无所事事。
而把钱包交给堀木，与他一起后，我再也不曾感到那种不安与恐惧。他大肆砍价，而且擅长玩乐，花最少的钱达到最好的效果。他教我远离昂贵的出租车，根据具体情况坐电车、公共汽车、蒸汽机车，用最短的时间到达目的地。他实地教我早晨从妓女那儿回来途中找个高级饭庄泡个澡，喝点儿小酒就着煮豆腐，花销少又很享受，还告诉我小摊子上的牛肉饭和烤鸡肉串又便宜营养又丰富。他还向我保证说所有的酒中没有比白兰地酒劲儿更大更易醉的了。总之，有了他我再也没因付钱而恐惧。
和堀木交往还有一大好处就是他会完全无视听者的情绪，只顾宣泄自己所谓的激情（或许激情就是无视对方立场），一天到晚重复着无聊的话题。因此我完全不必担心两个人走累了不小心陷入沉默。与别人交往时，最怕遇到这种可怕的沉默，每每此时不善言辞的我只好拼命扮小丑逗笑来渡过难关。而现在堀木那个傻瓜无意识地接过了小丑的角色，我连回应都不必假装，只要听着，偶尔笑着接一句“真的吗”就好。
不久我就明白了酒、烟和妓女的妙处，它们能让我暂时忘记人的可怕。为了寻求这种麻痹，我甚至愿意倾尽所有也不后悔。
在我看
来，妓女不是人也不是女性，倒更像傻瓜或疯子，在她们的怀抱里，我反而放松下来，酣然入睡。她们毫无欲望，甚至到了令人可悲的程度。妓女们似乎从我身上感到一种同类之间的亲近感，因此总对我显示出自然的好意。似傻瓜或疯子的妓女们释出好意给很可能不会再来的陌生人，不图回报不强人所难，在无尽的黑夜中我真切感受到她们身上散发出的圣母马利亚般的光芒。
为了摆脱对人类的恐惧，寻得一夜安眠，我到“同类”妓女那里。而在与她们的玩乐中不知不觉散发出了不祥的气氛。这是我意料之外的“新增附录”。当这份“附录”渐渐明晰浮出水面被堀木说破后，我不禁为之愕然，甚至厌恶。旁人眼中，说得通俗些，我把妓女当作女人方面修行的试炼场，而且效果显着。从妓女处开始女人方面的修行最难但也最有效果。况且我的身上散发着“女性伴侣”的气息，所以女人们（不限于妓女）本能地嗅到凑过来。而这样粗俗为人不齿的经历竟被当作我的“新增附录”，远比我来此休养醒目得多。
或许堀木这样说我一半出于奉承，然而却当真不幸言中。我曾收到过咖啡馆女人幼稚而拙劣的情书；樱木町的家的邻居是位将军，他二十来岁的女儿总在我早上要上学时状似无意地在自家门口来来回回，脸上还带着淡妆；去吃牛肉时，即便我一言不发，店里的女侍也会……我经常光顾的香烟铺子家的女儿递给我的烟盒里竟然也有……去看歌舞伎表演，邻座的姑娘也……老家亲戚的女儿竟然也给我寄来满纸情思；还有不认识的姑娘在我离家外出时留下亲手做的人偶……对于她们我采取消极退避的态度，所以只是残留下这些片段，没有任何进展。但说我身上缠绕着令女人们做梦的气质的确不是信口雌黄。我被堀木这家伙点破后感到近似屈辱的痛苦同时，找妓女玩乐的兴致也骤然消失了。
堀木还出于爱慕虚荣的赶时髦心态（现在我也觉得除此之外别无理由），某一天带我去了叫共产主义读书会的秘密研究会（好像叫R.S，有点儿记不清了）。对于堀木这类人来说，共产主义聚会或许只是之前提到的“东京向导”的一部分而已。我被介绍给了所谓的“同志”，被迫买了本小册子，一位丑陋无比的年轻人坐在上座讲解马克思经济学。但我认为都是些明摆着的事情。或许那些说法在理，但人心里还是藏着不明缘由的可怕，称之为“欲望”吧，不够贴切，称之为“虚荣心”也不够恰当，称之为“色与欲”也有些词不达意。究竟是什么我也不明白，但人在这世间的根本肯定不止经济，总觉得像鬼怪故事似的东西。而惧怕鬼怪的我，虽然确定水往低处流一样自然地肯定所谓的唯物论，但没法因此得以从对人的恐惧中解脱出来，目及绿叶却无法感受到希望的喜悦。不过，我从未缺席R.S（姑且这样称呼，可能有误）的活动。那些“同志们”大事临头般绷着个脸，研究的理论却好像一加一等于二这类初级算数理论。受不了他们这样滑稽我又发挥起自己曾经的搞笑本事让聚会的气氛融洽些。之后死板的研究会也轻松许多，渐渐地我也因此成为集会中不可或缺的人物，颇受欢迎。那些单纯的人可能认为我和他们一样单纯，是个乐天爱开玩笑的“同志”。果真如此想，那我真是彻头彻尾地欺骗了他们。我不是同志，只是在聚会上从不缺席娱乐大家的小丑罢了。
因为我喜欢，我很在乎那些人，但绝不是因马克思而产生的亲近感。
非法。它给我带来了小小的快乐。不，可以说让我心情舒畅。世间所谓的合法才真叫人害怕（合法让我预感到其中蕴含着深不可测的强大），其中的玄机实在匪夷所思，与其坐在冰冷彻骨没有门窗的屋子里，我倒更愿意跳到外面非法的海中畅游，即便死也在所不惜。有个说法叫“活在黑暗中的人”，指的是人世间的失败者或堕落之人。我天生就是“活在黑暗中的人”，一旦与世间认定“活在黑暗中的人”相逢，我的心也会随之温柔。这种“温柔之心”柔到连我自己都会沉醉其中。
还有一个词叫“罪人意识”。活在到处是人的世界里，我一生都为其所苦，但它又如同糟糠之妻般是一位如此优秀的伴侣，与我相濡以沫，耐着寂寞。这恐怕是我活着的状态之一吧。俗话说“腿上带伤，心中有鬼”。在我还是婴儿时，一条腿就有伤，及至长大，伤口非但没有治愈，反而越来越深，深至骨头，夜夜痛苦折磨将我打入万劫不复的地狱。但（虽然这么说很奇怪）那伤口比我的血肉还要亲，我甚至感到伤口带来的痛苦就是它鲜活的情感，仿佛爱情的低声细语。对于我这样的男人，之前的地下活动的团队氛围反而让我安心自在，总之与活动的真实目的相比，活动的表面形式更合我意。而堀木只不过是傻傻地凑个热闹，去了一次聚会把我介绍给组织，发表了些“马克思主义不只要研究生产还要视察消费”之类愚蠢的笑话就再也没参加过聚会。当时的确存在多种多样的马克思主义。有像堀木那样因虚荣心来赶时髦而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也有像我这样被非法的氛围吸引而混入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的真实信仰者识破我和堀木的真面目，一定会怒火冲天，把我们当作卑鄙无耻的叛徒，立刻轰走吧。但是别说我，就连堀木那家伙都没被除名，而且我在这非法的世界里比在合法绅士们的世界里更悠然自得，更加“健康”，以至于被当成有前途的“同志”培养，委派给我各种各样被他们自己描述得特别神秘的秘密任务。我也从不拒绝，平静地接受每一项任务，也不会不自然，狗（同志们这么称呼警察）从没怀疑审问过我。我总是笑着也逗别人笑，但好歹对付完他们所谓的危险（活动的同伴如临大敌般紧张，蹩脚地模仿侦探小说，过度警戒，虽然派给我的任务无聊到让人惊讶，但他们却大肆渲染有多么危险）任务。以我当时的心境，即便作为党员被捕，在监狱度过余生也不
在乎。那时候我认为与其生活在世间害怕人的“现实生活”夜夜难眠在地狱中哀号，倒不如在监狱里逍遥自在。
在樱木町的别墅，父亲常常接待访客或外出，生活在同一屋檐下我们也时常三四天不碰面。我对父亲发怵，见到就害怕，本来正琢磨着离开这栋房子到别处租个地方住，然而我还没说出口，就从看别墅的大爷那里得知父亲准备卖了这栋房子。
父亲议员任期将满，似乎又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决定不参选下任，老家也有退休后住的房子，他似乎对东京没什么恋恋不舍，觉得也没必要为我区区一介高中生保留住宅和佣人（就像不了解世上人们的想法，父亲的心思我也完全不懂），总之，那栋房子很快转手他人，而我搬到了本乡森川町的一处叫仙游馆的地方，在那里租了一间昏暗的房间。没多久我就入不敷出了。
此前父亲每月给我固定的生活费，没两天就被我花完了。不过烟、酒、水果之类的家里无论什么时候都有，书、文具、衣服等日常用品也都能在附近的店里“赊”到，请堀木吃荞麦面或天妇罗盖饭什么的也都可以到父亲时常光顾的店里，吃完什么也不用说就能走。
现在忽然独自租房子生活，买什么东西都必须从每月的规定生活费里支出，我简直不知如何是好。寄来的生活费还是没两天就花完，我担心生活无着落，胆战心惊，囊中羞涩只好疯狂地轮番给父亲、哥哥、姐姐们发电报和写信（信中所写的内容全是些虚构的滑稽笑话，因为我认为求别人办事前最好先逗笑他）要钱。另一方面，在堀木的教唆下，我开始频繁出入当铺。即便如此，我还是穷困不堪。
归根到底，在没有亲戚的出租屋里，我并没有独自“生活”的能力。我一个人待在租来的屋子里，害怕突然被人偷袭给予致命一击，所以不是去参加组织的活动就是和堀木一起喝廉价酒，学业甚至画画都荒废了。升入高中第二年的十一月，我与年长于我的有夫之妇殉情自尽，这件事改写了我的生活。
虽然我常逃课，也不怎么学习，但总能掌握考试的诀窍，成绩倒也过得去，家里人因此一直被蒙在鼓里。但后来因为不上学等原因，学校似乎暗地里通知了在老家的父亲，大哥代替父亲寄给我一封言辞严厉的长信。然而与此相比，更让我痛苦的是手头缺钱还有之前说的组织的工作越来越忙越来越重，让我无法再以游戏之心对待。组织任命我为中央地区还是什么地区的队长，总之是领导本乡、小石川、下谷、神田附近一带学校所有马克思主义学生活动。听说要搞武装暴动，我买了把小刀（现在想来，那把小刀连铅笔都削不了），放在雨衣口袋里到处奔走，进行所谓的“联络”。想喝酒助眠却没有钱。而且，P（记忆中党以此为代号，也可能记忆有误）不断委派任务，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那病弱的身体本就经不起什么折腾，原是中意非法的氛围帮组织跑腿而
已，不承想弄假成真越来越忙，我不禁私下里向P的人抱怨：你们搞错了吧，这种事是不是该派给正式成员？后来我逃走了。逃走后心情却没有变好，甚至想死。
此时，有三个女人对我很有好感。一位是我租房子的地方仙游馆房东的女儿。每次我参加完地下组织的活动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房间，累得连饭都不吃就躺下时，这位姑娘一定会拿着信纸和钢笔来到我房间。
“对不起，在楼下弟弟妹妹们太吵了，没法儿好好写信。”然后她就在我的桌子上写一个多小时。
我本可以假装不知继续躺着，但她一副很想我对她说些什么的样子，我也只好发挥自己一贯的被动服务精神。其实我一个字都不想说，但还是强打精神，拖着疲惫的身体一使劲，翻过身来，边抽烟边趴着和她聊天。
“听说，有的男人用女人写给他的情书烧洗澡水。”
“真讨厌！是你吧？”
“我只用情书煮过牛奶。”
“觉得光荣是吧？喝你的牛奶去!”
这姑娘怎么还不走，一看就不是在写信，肯定在随手乱涂呢。
“给我看看。”尽管我死也不想看。
“哎呀，真讨厌！哎呀，真讨厌！”她那兴奋的样子简直不成体统。我烦得只好打发她帮我：“实在抱歉，能托你坐车去药店帮我买些安眠药吗？我累得不行，脸上发烧，实在睡不着。钱……”
“好哇，不用给我钱。”她愉快地站了起来。我深知托女人帮忙她们绝对不会厌烦的，反而女人们特别喜欢男人求她们帮忙。
另一位是女子高等师范的文科生，她是我所谓的“同志”。因为地下组织的关系，虽然讨厌也不得不每天与她碰面。开完会后，我走到哪儿她跟到哪儿，还老是不分青红皂白地给我买东西。
“你把我当作你的亲姐姐就好。”她装腔作势的态度让我浑身哆嗦，却还是做出一副满腹忧愁的表情，微笑着回答：“我正是这么想的。”
我总认为激怒女人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总要做点儿什么搪塞过去。因此我愈发讨好那讨厌的丑女人，给我东西就收着（买给我的东西都非常俗气，基本被我一转手送给了烤鸡肉串店的老板），强颜欢笑说笑话逗她开心。某个夏日的夜里，这女人怎么也不肯离开。为了打发她走，我在街角暗处吻了她，没想到她竟然不知廉耻地欣喜若狂，叫了出租车，把我带到大楼里一间狭小的西式房间，那房间似乎是地下组织秘密租来活动的办公室。在那里我俩一番折腾到第二天早上，我暗自苦笑，真是位荒唐的姐姐。
无论是房东的女儿还是那位“同志”，每天都会碰面，不能像对付以前那些女人总是避开她们，只能怀着不安的心越陷越深，拼命讨她们的欢心，被她们不断纠缠着。
与此同时，我还蒙受过银座的某间大酒馆里的女侍的恩惠。虽然我与她仅有一面之缘，但仍感念她对我的好，有种被紧紧缠住无法动弹的担心与害怕。彼时我早已无须堀木带领，可以一个人坐电车，去看歌舞伎表演，穿着白点花布的衣服进出酒馆，装出一副从容老练的样子，内心深处尽管还是怀疑人的自信和暴力，恐惧着烦恼着，但表面上起码稍微和别人一本正经地寒暄。不，不对，如果不带着失败者的滑稽苦笑，我连与别人胡扯应酬都做不了。总算拼了老命勉强慌慌张张地和人寒暄，锻炼出我的这种“伎俩”的到底是为地下组织活动的奔波还是女人？抑或酒？或许主要还是因为穷锻炼出来的。无论到哪里我都心怀恐惧，反而去大酒馆，混入许多醉鬼或男侍女侍之间，我那仿佛总被追逐的心应该会获得片刻的宁静吧？带着这样的想法我揣着十元钱独自走进银座的一家很大的酒馆，笑着对女侍说：
“我身上只有十元钱，你看着办吧。”
“别担心。”她的口音带着关西腔。她的一句回答竟然让我瑟瑟发抖的心安静下来，不是说不再担心没钱，而是感到可以安心地待在她身边。
我喝起酒来。在她身边很安心，我卸下滑稽小丑的伪装，暴露沉默阴郁的本性，沉默地喝酒。
“这些菜，喜欢吃吗？”她给我摆了各种菜式。我摇摇头。
“光喝酒？我也喝点儿吧。”
那是秋天一个寒冷的夜晚。我按照常子（好像是这个名字，但我已经记不清了，不敢确定。连一起殉情的女人的名字我竟都能忘记）的话，在银座里某个卖寿司的摊子上边吃难以下咽的寿司（虽然我忘了她的名字，但不知为什么，当时寿司的难以下咽竟然深深地残留在我的脑海里。还有光头老板，模样像青蛇脸的大叔。他那副摇头晃脑假装熟练地握寿司的样子，至今仍历历在目。以至于若干年后好几次我在电车上觉得这人在哪里见过，左思右想，原来长得像握寿司的大叔，于是只好苦笑。现在，我连那个女人的名字甚至长相也记不大清了，唯独对那个寿司摊老板的容貌印象深刻，可见当时的寿司真的很难吃，让我又寒冷又痛苦。本来别人带我去评价很高的寿司店品尝后也从未觉得好吃。寿司太大，我常想难道寿司不能握成大拇指大小吗），边等她。
她在本所（东京墨田区）木匠的二楼租了一个房间。我在她这二楼房间里毫不掩饰平日的阴郁内心，好像牙剧烈疼痛一样，一只手托着脸颊喝着茶。她竟然被我这副样子吸引。而在我眼中，她则是一位站在瑟瑟寒风中的女人，周身被秋风刮起的落叶包围，那样无助孤独。
我们一起躺在床上，这个女人讲起了自己的故事。她比我大两岁，老家在广岛。她说：“我有丈夫的，在广岛开了间理发店。前一年春天一家子一起逃到东京，丈夫在东京到处鬼混，后来被判了诈骗罪，进了监狱。我每天都去监狱探望他送点儿东西，明天开始不去了。”不知为什么，我对女人的身世完全不感兴趣，也不知是不是因为她讲述的方式太差，说白了就是没说出重点。总之基本被我当成了耳旁风。
好寂寞啊。
比起女人啰唆的身世，倒不如那一声叹息能引起我更多共鸣。尽管我一直这样期待着，但奇怪的是，我未曾从这世上的女人那里听到一次这样的叹息。然而虽然这个女人没说“好寂寞”，但她身体被无言而深刻的寂寞笼罩着，那寂寞仿佛是一股一寸宽的气流。一靠近她我的身体也会被这股气流包围，而我自己身上那种阴郁的气流与她的完美融合，仿佛“枯叶落到水底的岩石上”般，我也终于从恐怖与不安中解脱出来。
和躺在那些白痴妓女们的怀中酣然入睡的感觉完全不一样（第一，那些妓女们是很愉快的），与诈骗犯妻子共度的那一夜，对于我是幸福地（这里我毫不犹豫肯定地使用这样严肃重大的词汇形容，这在我整本笔记里是绝无仅有的）被解放的一夜。
但仅仅是那一夜。清晨一睁开眼，我立刻起床，又披上滑稽轻薄的小丑伪装。窝囊废连幸福都害怕，棉花都会使之受伤，可能也会被幸福所伤吧。我急着想趁还没有受伤先分手，所以又开始放滑稽的烟幕弹。
俗话说“钱一断，缘就散”。其实人们的解释反了，并不是说男人一没钱就被女人甩掉，真正意思是男人一没钱就自然而然意志消沉没救，笑声也变得无力，然后越来越悲观，最终破罐子破摔，近乎半疯狂般甩掉女人。《金泽大辞林》上是这么解释的，好可怜。我也明白了这种心情。
我记得确实对常子说了很多糊涂话。心中升起恐惧，我也不便再留，脸都没洗就直接离开了。未曾想到那时我信口胡诌的“钱一断，缘就散”竟然真的关联到我的未来。
自那以后的一个月，我再也没遇到那一夜的恩人。随着我俩分离日长，那份喜悦也渐渐淡漠，我开始害怕她曾给予我的恩惠，自觉被紧紧束缚，也开始在意起在那酒馆里的费用都是常子出的这类俗事。常子也被我当作房东女儿以及那个女子高等师范生一类的女人，只会强迫我，于是我渐渐远离常子越来越害怕她。而且我也不敢再见和我睡过的女人，总觉得她们一遇到我一定会怒火冲天，因此渐渐连银座也远离了。不过这种远离麻烦的行为绝不是出于狡猾的性格，而是我还不明白女人这种生物是可以将床上的事和早晨起床后的事清楚分开的，女人们可以像完全不记得一样把它们完美分割开看作两个世界。
十一月底，我和堀木一起在神田的摊子上喝廉价酒，这个损友离开摊子后又提议再找个地方继续喝，我们已经没钱了还是一个劲儿嚷嚷着“喝酒，喝酒”。大概是酒壮怂人胆吧，我说：“好，那我带你去个梦幻之国，说出来可别吓着你，那儿叫酒池肉林……”
“酒馆吗？”
“对。”
“我们去吧！”
于是我们俩乘着市内电车，堀木兴奋地嚷嚷着：“今晚我好想睡个女人，可以亲酒馆的女招待吗？”
我不怎么喜欢堀木这样耍酒疯。堀木也知道，所以又特意重复问：“可以吗？我要亲女人，就亲坐在我身边的女招待。一定要亲一个给你看看，行吗？”
“没问题吧。”
“太好了！我太想要女人了！”
我们坐到银座的四丁目下车，仗
着认识常子身无分文地走进那家所谓酒池肉林的大酒馆，我和堀木刚坐到一间空着的包间里，常子就和另一个女招待迎了过来，不认识的女招待坐在我身边，而常子则坐到了堀木身旁。我不由得吃了一惊，她要被堀木亲了。
然而我半点儿可惜的感觉也没有。我原本就没什么占有欲，即使偶尔心生微弱的怜惜之情也绝没有力气为了所有权与别人争抢。后来，我甚至眼睁睁地看着与我姘居的女人被侵犯。
我避免接触人的纷争，害怕被卷入那样的漩涡中。我与常子不过是只有一夜情缘的露水夫妻，她并不属于我。因可惜等情绪而产生的占有欲，我不配有。但我还是心里一惊。
常子竟要在我面前被堀木疯狂地亲吻，这样的她好可怜。被堀木那样的家伙玷污后，她不得不和我分手了吧？何况我也没有积极挽留常子的热情，我们之间结束了。一瞬间我因常子的不幸而震惊，但马上放弃挣扎平静如水，目光在堀木和常子的脸上逡巡着嗤笑起来。
然而之后发生的一切比我预想的更加恶劣。
“算了！”堀木撇撇嘴说，“我竟然沦落到要亲这么个穷酸女人……”他闭口无言抱着双臂目不转睛地盯着常子，苦笑了一下。
“我身上没带酒钱。”我悄悄地对常子说道。此时我只想喝个烂醉，在所谓世俗眼中，鄙陋穷酸如常子连醉汉都不愿亲。我恍若突遭雷劈一般，我喝呀，喝呀，从未喝过如此多的酒，醉得头晕目眩。我与常子看到彼此的模样，悲哀地微笑着。这样看来，她的确是一个只剩下疲惫与穷酸的女人，但同为穷人的我竟由心底生出一股亲近感（到现在我也坚信贫富差距导致的矛盾虽然陈腐，却是戏剧永恒的主题之一）。我忽然发现常子是如此可爱，自出生以来第一次萌生出微弱但积极的爱恋之心。我喝吐后醉得不省人事，这还是我第一次喝得如此失去控制。
待我一觉醒来，枕边坐着常子。原来我睡在了本所木匠房子的二层。
“‘钱一断，缘就散。’我以为你在开玩笑，当真要如此？不然为什么不来了？缘分哪是这样简单就散的？我赚钱给你不好吗？”
“不好。”
然后常子也躺下来，黎明时分从她口中第一次听到“死”这个词。她早已厌倦了千疮百孔的生活，而我也恐惧世间，不堪金钱、地下活动、女人和学业的折磨，不愿再活下去，自然轻松地答应了她的提议。
但那时我还没有真正准备好“去死”，倒隐含着“游戏”的成分。
当天上午我俩徘徊在浅草的六区，进了一间咖啡馆，喝了点儿牛奶。
“你付钱吧。”
我站起来，从袖子里掏出钱包，打开一看，除了三枚铜板外根本一分钱也不剩。比羞耻还要凄惨的感觉瞬间袭上我的心头，脑海中顷刻浮现出自己在仙游馆的房间里除了校服和被褥已是家徒四壁，一件能典当的东西都没有，再就是现在穿着的这件白点的和服和披着的斗篷。我意识到自己现在这副处境没法儿再活下去。
常子看我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于是也瞥了一眼我的钱包。
“唉，就这么点儿钱？”她无心的一句话让我痛彻心扉。我第一次只是听到爱人的话就感到如此痛苦。手头就这么点儿，区区三枚铜板，简直不算钱。它让我体味到从未感受过的奇妙的屈辱感，让我无颜活下去的屈辱感，毕竟，那时的我还没完全摆脱有钱人家少爷的脾气。此时我才真正决心去死。
那一夜，我们一起去镰仓跳了海。常子说腰带是从店里朋友那里借的，于是解开腰带叠好放在石头上。我也解开斗篷放在同样的地方和她双双跳入海中。
她死了，我却被救活了。
可能因为我是高中生，加上父亲的名号多少有些所谓的新闻效应，报纸上大肆报道了这起事件。
我被送往海边的医院。一位老家的亲戚赶来为我善后，他告诉我老家人都很生气特别是父亲，可能因此和我断绝关系，然后就走了。可我并不关心那些。我爱的常子死了，每每思及此事就禁不住潸然泪下，毕竟到目前为止遇到的人，我只爱穷酸的常子。
房东的女儿寄给我一封长信，上面写了五十首短歌，五十首每首都以一句奇怪的话-“请为我活下去”为开头。护士们总是开心地笑着来我的病房玩儿，还有的护士一定要紧紧握下我的手后才回去。
在那所医院里检查出我的左肺有些问题，不过我却因此受益，虽然警察以协助自杀罪逮捕我并把我带离了医院，但他们把我当成病人照顾，关押在特殊看护室中。
深夜里，看护室旁边的值班室里，一位通宵值班的老看守悄悄打开了两个房间之间的门招呼我道：“喂！冷吧？过来暖和暖和。”
我故意垂头丧气地走进值班室，坐到椅子上对着火炉烤火。
“你还是很爱那个死了的女人啊？”
“嗯。”我故作消沉，用微弱得几乎听不到的声音回答道。
“也是人之常情啊。”接着他煞有介事地摆出一副法官的架势审问我，“在哪里第一次和那女人发生关系的？”他把我当作小孩子，在这百无聊赖的秋夜里，摆着审讯负责人的派头，企图从我身上套出点儿猥琐的往事。我早就发现他的诡计，好容易忍住没笑。明知道这种“非正式审讯”我完全有理由拒绝，但为了给这漫漫长夜添点儿兴，我奇妙地表现得很有诚意，好像深信这位看守就是审讯负责人，最终判决的轻重全在他的个人意志。为了满足他对色情的好奇心，我适当做了些“供述”。
“嗯，大体情况已经了解。老实交代，我们也会酌情处理的。”
“谢谢！全都靠您了！”
我的演技真是出神入化，虽然这场表演对我毫无裨益。
天亮后，我被署长叫走，这回才是真正的审讯。
就在门一打开我刚踏进署长室时，署长说道：“哦，是个好男人啊。不是你的错，只怪你母亲把你生得太好。”这位年轻的署长皮肤微黑，好像刚从大学毕业的样子。被他这么一说，我感觉好像一个丑陋的残废，一半脸长着红痣似的。
那位像柔道还是剑道选手一样的署长审讯得非常干脆，与深夜里那个老看守偷偷摸摸色迷心窍的“审讯”简直有天壤之别。署长一边完成送给检察局的文件一边说：“别糟蹋自己身体，看你都咯血了。”
那天早上我不知怎么的一个劲儿地咳嗽，每次咳嗽我都会用手帕捂住嘴，那手帕好像下满红色霰似的沾着血点儿。不过那不是我咳出的血，是我昨晚抠破耳朵下面的小包时流的血。但我知道这事儿还是不说明白的好，于是只是低眉顺眼聪明地回答：“好的。”
署长完成了文件：“起不起诉你由检察官决定。打电话或发电报给你的担保人吧，让他今天到横滨检察局比较好。你有监护人或担保人吧？”
我想起有个叫涩田的书画古董商人是我在学校的担保人。他是个四十多岁的矮胖男人，还是单身，常出入父亲在东京的别墅，和我们是同乡，又喜欢拍我父亲的马屁。他的脸特别是眼睛，长得很像比目鱼，所以父亲老叫他“比目鱼”，我也随着父亲这么叫。
我从警察那里借来电话簿，找到了比目鱼家的电话号码，于是给他打电话，求他去横滨检察局。没想到他口气蛮横，像变了个人似的，不过好歹答应过去。
“喂，快给电话消消毒，他咯血了都。”
我被带回看护室，刚坐下就听到署长大声对看守们那样喊道。
过了中午，我被用细麻绳捆上胳膊，虽然警察允许我穿着斗篷掩盖被捆绑的痕迹，一个年轻的看守紧紧攥住绳子的另一头。我们两人一起乘电车去横滨。
然而，我没有丝毫不安，甚至开始怀念看护室和那个老看守。啊，我怎么会这样？被当成犯人捆着反而安心许多，心态平和悠然自得。直到现在我写下这段往事，还是觉得心情舒畅。
但是，这段让我怀念的经历中只有一次让我脊背发凉的失策，可以说是我人生中最悲惨的一次失利。我在检察局一个昏暗的房间里接受了简单的审讯。检察官四十岁左右，看起来很大气沉稳（如果我算长相俊美也是所谓淫邪的俊美，而那位检察官则是仪表堂堂，正派的俊美，看起来睿智而沉稳），因此我完全放松警惕，心不在焉地陈述，忽然想咳嗽，我从袖子掏出那块手绢，猛地瞅见上面的血迹，心中泛起一个卑鄙的念头，说不定咳嗽两下对我会有好处，于是“咳！咳！”夸张地假咳了几下，用手绢捂住嘴，顺势偷瞄了下检察官。
“是真的吗？”他平静地笑着。我直冒冷汗，不，现在回想起来我还是手足无措。毫不夸张地说，当时的情形比当初在初中时那个傻瓜竹一在身后突然戳穿我说“故意的，故意的”，让我瞬间堕入地狱时还要可怕。上一次、这一次，这两次真是我表演生涯遭受的巨大失败。我有时甚至想，与其忍受检察官那样沉静的蔑视，倒不如被判十年徒刑。
最终我免予起诉，但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我满怀凄凉地坐在检察局休息室的长椅上，等担保人比目鱼来接我。
背后高高的窗外，是被夕阳染红的天空，一群海鸥排成“女”字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