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农展馆南里10号
真是有缘，我曾在这里工作过。
这是一个大院，在北京东三环路东侧，主楼十又六层高，兆龙饭店斜对面。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所属的十几个单位都在这里，有三家很有影响的报纸，三个很有影响的出版社，十几种很有影响的文艺杂志，它已是京城中颇有名气的所在。提起中国文联大楼，知道者已不在少数。特别是楼顶上挂了个特大字牌之后，“中国文联”四字更是赫然在目，留在过往行人的心中。
我们搬进此楼的具体日子，已经记不清楚，但搬迁时的心情，却是记忆犹新。
我当时效力的单位，叫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它从1983年创办之日起，三四年中竟搬过三个地方：西单太仆寺街、建国门泡子河和东单新开路胡同。今年西，明年东，如同吉卜赛人，没个安定的感觉。
最不安定的，要数新开路胡同77号。那是一个临街的阁楼，三层高的建筑，属陈年老屋，多有破败之象，上楼下楼，楼板嘎吱作响，实际上是座危楼。我当时写小文章，曾用“魏楼殇”的笔名，就是取“危楼上”的谐音。同事有爱开玩笑者，竟把它当作我的绰号。而“魏楼殇”心中明白，一个家底不厚的单位，能在闹市租到这楼也是不易。
在那里，没个开全体会的地方，到了年终总结，我们只好到马路对过，租借铁道部出版社的小礼堂。最不方便的，就是没有吃饭的地方。每天带饭麻烦，进馆子又吃不起。不少人于是到马路那边协和医院食堂，托医院职工买饭票，冒充他们职工去吃饭。我也去过一回，是个大雨天，那感觉就像当小偷，生怕被人认出，赶将出去。
不安的感觉，还不止于此。那楼几经倒手，先前的住户没交房租就溜走，我们承担了房租，还吃了冤枉官司。虽有领导顶着，我们也还是担心，生怕听到逼租的声音。
对于我个人，最感不安的，还是对家庭的不能关照。我们夫妻两人，以“西红柿搭黄瓜”式的协议，一起调来此单位。两个孩子在我家（金台西路2号）附近上学，我们中午回不去，难以照顾。那年冬天，11月27日，天刚下过雪。10岁的儿子，午饭后到小学附近，和小朋友打雪仗。他们登上一个3米高的小平台，“战后”打赌，撺掇“傻大胆”做“英雄”：“不敢跳是狗熊！”傻儿子干了冒险的一跳，右腿摔成骨折。我们见状痛心疾首，都归咎于单位离家远，没法管教孩子。
有一天，我路过东三环路，见文联大楼行将竣工，无意中心生幻想：要是在这里上班就好了，文联自己的大楼，离家又近。
没想到，经领导们的争取，又得到文联领导的同情和理解，我们真的被允许搬进这大楼了。搬家那几天，我们真是很兴奋。头一天上班，我骑着“永久”牌自行车，认认真真地测量了一下离家的距离——只有15分钟，还真理想！那天中午，我们两口子，到路西一家小餐馆，要了三个菜，舒畅地小撮了一顿。我们从此告别了危楼，也告别了不安定。
搬进这大楼之后，便渐有耳闻，据说文联机关也有许多人家住红庙，离此不远处。他们多年前就向往搬进此楼，但他们把好处让给了我们。仔细想想，这不就是一种风格吗？谁说这世界好人是少数！
坐在大楼里，3个人一间屋，并不算宽松，但我心里，却感到敞亮：高在7层，向北眺望，一片片绿树中，间有些平房，少见高楼，也没啥遮拦，心中颇有开阔感。最扎眼的是那座传统风格的建筑——农业展览馆。
从此，我们的信封上，便清楚地印上新地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这序号，意味着安定，也意味着发展。
如今，我离开这里已经10年，但每当我路经这里时，这大楼总要引我注目，乃至驻足。
那“中国文联”四个大字下，整栋楼里几乎都是“做嫁衣”者，每一层楼又都有我熟悉的朋友，他们不少是资深或着名的编辑，十几年乃至几十年如一日，至今仍在为他人编织着美丽的衣衫。他们奉献着智慧，也奉献着精神，令我敬佩。
那熟悉的窗户里，也有我杂乱无序的脚印。我在这里学习过编图书、编刊物，长了不少知识，也深深地体验过这种“为他人做嫁衣”的生活。那是我的一段人生，让我难忘。
我的人生履历中，落不了这农展馆南里1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