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章 亭文化
三平寺有个非常知名的亭子，叫侍郎亭。该亭因谁而出名曾经有异议，较早时有人认为是因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而出名，依据是当时韩愈因谏阻迎佛骨被唐宪宗自刑部侍郎贬为潮州刺史，在潮州期间与三平祖师公结下一段很深的情谊。所以，三平祖师公圆寂时，韩愈“自潮来会葬，故山有侍郎亭”。
后经考证，“所谓韩侍郎之说”纯属以讹传讹。据载，韩愈逝于唐穆宗长庆四年（824年），三平祖师归寂于唐懿宗咸通十三年（872年）。祖师归寂时，韩愈早已作古，自然不会“自潮来会葬”。宋孝宗年间，漳州文化人蔡如松考证，认为侍郎亭中的侍郎应指当时吏部侍郎漳浦州刺史王讽，这一论点，得到后世普遍的肯定和接受，以致沿用至今，几成定论。
但是，我曾经无数次询问自己，也曾经与人共同探讨过，当年的吏部侍郎漳浦州刺史王讽为什么要跋山涉水到三平寺拜访义中禅师？他和义中禅师早就认识吗？而且，他是在上任第二天就来到三平寺，有“讽自吏部侍郎以旁累谪居守浦，至止二日，访之，但和容瞪目，久而无言”。为证（摘自王讽所写《碑铭》）。那么，到底是什么力量促使他要去拜访义中禅师呢？要知道，当年从漳浦州到三平寺几乎是无路可走的，何况，根据以上记载判断，在此之前，义中禅师和吏部侍郎漳浦州刺史王讽很有可能是互不相识的，既如此，为何会如此崇拜呢？
后来，当我写完《三平祖师公》这部长篇小说后，总算找到了一个合理的解释，那就是吏部侍郎漳浦州刺史王讽之所以会在不认识义中禅师的情况下，就去拜访他，非常有可能是经过韩愈介绍的。作为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的大名我想是不用再介绍了。王讽当时认识韩愈是很正常的，因为他们两个一个在户部，一个在吏部，可谓同朝为官，没有不认识的道理。不过，有一点存疑就是，韩愈认识义中禅师是在被贬之后，可见，在此之前，韩愈与王讽就素有往来，否则，也是说不通的，但我宁愿相信两个人是好朋友。这一点可以通过王讽的品行加以印证，能够和义中禅师“相见恨晚”的人，与韩愈肯定也是常有往来的。
于是，我的头脑中同样无数次地想象着，当年王讽从漳浦徒步上三平寺沿途的情形和心境。我猜想，他当时的心境一定是很不舒服的，对官场的一切几乎也已经心灰意冷，当时朝廷常常因为一些莫名其妙的原因，弄得人人自危，甚至鸡飞狗跑，该贬的被贬，不该被贬的也被贬，这是其一；其二，此时此刻的王讽可能也开始相信命运了。这一点，从他刚上任就抛开政务，来到三平寺向义中禅师请教佛法就可以看出来。当然，也有可能是政务上遇到什么难题，特来向义中禅师请教，就像当年韩愈拜访大颠禅师的情形和心境一样。王讽和义中禅师也算是有缘，虽素未谋面，却能一见如故，大宽了王讽的心，从而找到了知音。历史证明，义中禅师也因为和王讽结缘，之后才有《王讽碑》和《行录文》传世，而这绝不是巧合，从宿命的角度来讲，这也确是互有因果的，人生之玄不过如此。
当年的吏部侍郎漳浦州刺史王讽走到距三平寺院约5华里处，也实在太累了，不料天色将晚又遇上当地土着民（即毛人）的为难，差点儿送命，幸亏得救，并转危为安。不仅如此，当地毛人还为他建下侍郎亭，这真是应了那句话“祸福无常”。不过，原来的侍郎亭现在早已被毁，如今在三平寺前的那个侍郎亭为新亭，于1992年修建。我曾经多次在新亭里静坐，试图感受一下旧亭的脉动，无奈总觉得不如想象中的旧亭留给我的印象深刻，但不知是我的定力不足，抑或是新旧之间距离太远，地点也相差太远。我想象中的那个旧亭肯定没有新亭漂亮坚固，或许旧亭只是用四根木柱支撑起来的一个木亭而已，而新亭不但是个石亭，而且雕工精美，显得尤为别致，只是太新了，以致太不像了。猛然明白，新亭本来就不是用来取代旧亭的，也取代不了，也不是用来怀念的，只是用来提醒和象征。想到这，我禁不住有点儿哑然的感觉。
转念一想，何止三平寺如此？君不见，全国各地不断有新亭换旧亭的现象发生？于是，我想到了“更待菊黄家酿熟，与君一醉一陶然”之北京陶然亭，还有“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之滁州醉翁亭。北京的陶然亭因唐代诗人白居易而出名，滁州的醉翁亭因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而出名。此外，还有晋代王羲之的兰亭和苏东坡的喜雨亭，等等。其北京陶然亭以“陶然”之境界讨人喜欢，而滁州的醉翁亭以“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情态惹人迷思。还有一些，显然是因为建筑和文化艺术等方面让人记住。总之，亭文化的味道十分浓厚是无疑的，荡漾出来的山水之美一时也难以言尽，但从亭文化的角度来分析，这些亭被后人记住是应该的，也是必然的。再说，我国古代就有“亭文化”的背景和氛围。根据这一点，我倒是非常想建议，作为国家aaaa级旅游风景区，三平寺有必要在原来的那个地方，恢复侍郎亭，这样或更有助于旅游和观光，包括文化方面的回归，即便只是出于对亭文化的保护也是应该这样去做的，思维才能衔接起来。
从亭文化的角度来讲，也应该这样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在我国古建筑中，亭文化具有悠久历史，并且是用一种特殊的形式在记录和回忆历史。它的构造简单，但文化的意味深长，经过长期的沉淀和不断的演化，成为一种特殊的民族文化，实在难能可贵，把它当成凝固的语言，或一种物化形态的雕塑也是十分准确的。何况，亭作为一种文化载体，让它保持原样留传下来也是应该的，更何况，作为山水文化的象征和点缀，让它恢复到原样，或许会被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帮助后人找回过去的印记，包括对历史人物的怀念与肯定，通过亭文化这个载体也是富有诗情画意的，何况亭文化里丰富的内涵也还没有被彻底挖掘出来。我国古代还有五里亭、十里亭、长亭与短亭等，不知挥洒过多少离人的眼泪，又鼓舞过多少出征人的激烈壮怀。总之，三平寺有必要让侍郎亭恢复过去的样子。
休闲与怡情的功能，无疑也是亭文化之所以会被继承下来的原因之一。当年的侍郎亭虽然不是为了休闲与怡情才被建了下来，但它却给后人提供了休闲与怡情的可能，同时也可以让人沉浸在山水和文化当中，这就是意外而又必然的收获。我理解现在三平寺里的侍郎亭，象征意味大于休闲与怡情是一种现实的需要，同时也是一种无奈的做法。所谓无奈，其实是一种文化的短视造成的。三平寺要想让侍郎亭获得重生，就应该在原来的地方去续接生命，这样血液才会通畅。
崇蛇习俗
闽人崇蛇，习俗早已有之。《说文解字》称：闽是“东南越蛇种”。如南平一带有蛇王庙；漳州南门外有南台庙俗称蛇至庙；汀州府城、罗汉岭有蛇王庙，平原里有蛇腾寺；福州有九使（蛇精），由居于水上的人加以奉祀，平和人将蛇称为“侍者公”，蛇因此成为吉祥之物；此外，闽南还有蛇郎君的传说等，影响深远，有些地方至今还保留着有关于蛇的石刻等。
平和人称蛇为“侍者公”，首先要从象形文字方面来解读，“闽”字乃“门”内从“虫”，原指地处蛮荒之意。也暗示有“蛇”之意。
而“闽”之于福建，其实最早为族称，即福建最早时期，是土着民族聚居之地，也即是蛮人聚居之地。因此，“闽”亦称作“蛮”或“荆蛮”，后来也称“越”。
其次，据《史记》吴大伯世家条的“索隐”对“荆蛮”解释：“蛮者，闽也，南蛮之名，亦称越。”故又有人将它们合称为“闽越”。
然而，据史载，秦以前的福建，只称作“七闽”。《周礼》上有“五戎、六狄、七闽、八蛮”之说。“七闽”之说，据称，是因为福建在秦以前只有“七国”，即有七个部落的缘故。汉人南迁以后，也就是南宋时期，才称作“八闽”。
又据史载，北宋以来，福建有8个相当于府（郡）的行政单位。这8个相当于府的行政单位，历元、明、清几个朝代基本上无变化，所以“八闽”之称一直延用至今。然而，历史上的福建，也曾被称作“九闽”之地。史载，清朝康熙年间，福建除原有8个府的行政单位以外，当时的台湾府也隶属于福建管辖，所以，当时的福建曾被称为“九闽”。直到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台湾建立行省，与福建分治，于是“九闽”又恢复“八闽”。清以后，人们才习惯以“八闽”来称呼福建，一直沿用至今。
当然，平和人称蛇为“侍者公”，也确有其独特之处，其间发生的一些趣事，也确实耐人寻味，并引人深思。
刚开始之时，乃至到后来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有些外地来的香客，以前因没有见过这种蛇，如今猛然发现有蛇爬到床上与人共眠，或挂在床幔支架上，低垂着头并吐出蛇芯，吓得直喊救命，后来始知是遇到了侍者公，于是，满心欢喜，认为是个好兆头。据民间流传，只有福气的人才能见到侍者公。有些胆大的香客，干脆把侍者公围在脖子上以示运气好，还有的人干脆用手俸侍者公耍弄一阵子，照个相，玩得很开心。时至今日，侍者公被尊为吉祥物，闻名海内外。这里的人们禁忌打蛇，妇女们更是见蛇心喜。因此，这里的人们平时人蛇和平共处，蛇不怕人、人不怕蛇的佳话比比皆是。如果谁夜间走路不小心踩到蛇尾，被蛇咬了一口，也是一笑了事，从不对蛇报复。
蛇有时也会怕天气寒冷，还会钻进人的被窝里，蜷曲在主人的脚旁，与主人一起睡，恐怕也是侍者公与人为善佳话中的佳话了。
春天来了，人们经常可见几条侍者公绞在一起，周围的人都知道，那是侍者公在交配，遇上这种情况，人们就会赶快揪掉身上一粒纽扣丢去，以示忏悔，然后走开，当做没见到一般，总之，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
这种习俗，与人们普遍认为的那种“见蛇不打三分罪”的主张和作法，的确大相径庭，充分体现出人与自然的和谐力量与源泉，这是值得歌颂的。
三平寺崇蛇，具体到风俗习惯是这样的：三平寺附近分有两个社区，一个叫三坪社区，这个社区共有7个自然村，分别是：上境、黄陂、楼下、三坪、五山、下坪、浦口，居民约有2000人左右。另一个叫三关堂社区，分别是：三关堂、沙石尾、冬天尾3个自然村，居民约有1500人左右。在这两个社区里，多数村子都有专供奉祀的蛇神庙。没有蛇神庙的村子，也有蛇神“侍者公”轮祭形式。楼下村原有一座蛇神庙，后坍塌，村民就以“卜杯”的方式，将“侍者公”雕像按年轮祭于家中。
首先，在三坪社区，每年有两次祭祀圈的活动。第一次祭祀圈的活动叫“巡田青”，即祷神保护农作物免遭天灾兽扰。六月二十九日，从三平寺请出蛇神“侍者公”雕像、三平祖师雕像作陪，巡游诸村（社区最北边的合浦村除外），依序是：上境、楼下、三坪、五山、黄陂，最后到“毛氏洞”，然后返回三平寺。每到一村，该村设供祭拜。第二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是蛇神诞日游村：十一月三日是“侍者公”神诞，从十一月初一到初五“侍者公”巡游诸村。初一从三平寺请出蛇神“侍者公”雕像，到黄陂，初二从黄陂移至三坪，初三从三坪移至下坪，初四从下坪移至上境，初五从上境移至五山，初六从五山返回三平寺。在这一过程中，三平祖师雕像也全程陪同。“侍者公”每到一村，该村设供祭拜，当晚演戏娱神。有的自然村没有参加上述祭祀圈的活动，如楼下村、浦口村。这些自然村村民就参加黄陂村的神诞庆典，或只是在十一月三日神诞日各自在自家设供祭拜“侍者公”，延至十一月中下旬才择日从三平寺请来“侍者公”雕像以及三平祖师雕像，进行全村性的祭拜庆典活动。
其次，在三关堂社区，也就是三关堂、沙石尾、冬天尾3个自然村，蛇神祭祀圈的活动与三坪社区蛇神祭祀圈的活动有别，三坪社区蛇神祭祀圈的轮祭是循环式，而三关堂社区蛇神祭祀圈的轮祭是辐辏式。“大歇困”亭附近的“侍者公”蛇庙为三关堂社区3个自然村所共有，3个自然村共组“侍者公”蛇神祭祀圈。每逢各村的村庙“境主”神诞日，必请来“大歇困”亭蛇庙的“侍者公”雕像祭拜，当晚演戏娱神，次日送返。
而在这两个社区里，奉祀的蛇神（侍者公）是一样的，有两种：一种是“红脸”，另一种是“青脸”。前者擅长“行医”，后者擅长“念佛”。而在蛇神庙中，或“红”或“青”，未见两种蛇神合并供祭。在三关堂社区，3个自然村共有的一座“侍者公”蛇庙，位于“大歇困”亭附近。
总之，随着崇蛇习俗渊远流长传承下去，“侍者公”早已被村民们神化和人性化与人格化了，不再只是单纯的一种迷信和朝拜仪式。当然，其中并不能完全排除迷信的成分，但这或许已不是最重要的了，或许，最重要的应该也不只是朝拜仪式本身，而是这种奉祀形式延伸出来的积极意义和价值。当然，如果再追溯下去，这或许就是造神活动留下来的最大贡献与最值得思考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