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5章
他有什么必要，非得向这种偏执、这种荒谬、这种莫名其妙的神经发作屈服呢？
“伊力哈穆，你到底站起来不站起来？”章洋第三次大叫道。他的眼睛红了，他的声音变了。如果玛依娜尔翻译得好，社员们当能听出这句话的绝望和悲凉的味道。当然，像这种细微的地方不是年轻的玛依娜尔所能传达过来的。但是章洋哭一样的声音仍然震动了会场。会场完全安静了，不仅吃奶的、吃馕的、吃苹果干和什么都不吃的大小孩子们静了下来，而且所有的老汉和老太婆，男人和女人，青年和姑娘都惊愕了，他们看了看章洋，然后所有的目光都落在了伊力哈穆身上。
章洋的声带发出的真声假声混合的嗓音使伊力哈穆哭笑不得，为什么一个堂堂的干部要这样呢？一个苦笑从他的脸上掠过。他抬起了头。他看到社员们投向他的目光，严肃的和亲切的，惊恐的和同情的，愤怒的和悲哀的，所有的目光像探照灯一样交叉在他的心上。他还注意到萨坎特的专注和期待的目光，玛依娜尔的孩子气的惧怕和烦乱的目光（奇怪，何顺没有在），他完全可以断定，萨坎特和玛依娜尔的同情也是在他这一方面。于是他正面对视了章洋的空虚而蛮横的、神经质的目光。那种目光里威吓已经不如绝望更多了。他又轻笑了一下，转过头。他看见在会场后面，在门旁，在煤油灯的亮光照不到的阴影里坐着三个人：里希提、别修尔和尹中信……
他简直想跳跃欢呼！里希提出院了！别修尔组长与尹队长也来了。虽是在暗影里，他似乎看到了他们从容、镇静的形象。当然，他们是后来的，进会场的时候他扫视过四周，没有发现他们。
这几个人在他的头脑里迅速联成了一幅巨大的图画，党组织—工作队。他的心踏实多了。他和党在一起，他想起了公社工作队，想起了从各条战线千辛万苦来到农村的同志们，想起工作队这个整体，这个组织，他感到了尹队长他们也在关切地注视着他，他坚信章洋的做法代表不了工作队，更代表不了四清运动。
但章洋又明明是工作队的干部，是驻爱国大队七队工作组的组长。他为了爱护这个组长，维护这个工作组的威信，不得不和章洋斗争。章洋气急败坏地要他站起来，他就是不站。
事情僵了。僵到了他和章洋难以并存的程度。如果章洋正确，他就是抗拒运动，就是理应踢开的绊脚石。如果他正确，章洋就只能是胡作非为，就只能威信扫地，从此无法再在这个队工作下去。那么，究竟谁正确呢？这一点他在内心里早就做过无数次衡量掂量……这就是说，章洋的垮局已定。除了灰溜溜离开七队以外，他没有别的路了。
但是，这对章洋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呢？总要给人以改正错误的机会，何况这种错误并不能完全算在他个人的账上。
如果章洋的错误在于夸张、过火、大帽子压人，置人于死地；那么，他就更应该注意分寸，适可而止，与人为善。
沉默了很久，他蓦地站了起来，立得直直的。他觉得全场松了一口气。但同时，他又听到许多女社员“哎斯大依卜拉维吾尔人特别是妇女叹息时爱说的一句表达惋惜的话，有时作“斯大”。”的叹息。有一个老年妇女的类似哭泣和呻吟的声音，像是胃病的严重发作，这个痛苦的声音是从哪里来的呢？
章洋掏出了手绢，擦了擦额角和手心，他被自己的强硬斗志所感动，他满意于自己的威风与狠辣，原来给旁人扣政治帽子能带来这样大的快感，他过去怎么不知道呢？他宣布：“现在请尼牙孜同志发言。”
这就是章洋谋划已久的“小突击”。用一个形象化的说法，又叫做“有枣三竿子，没枣三竿子”。据说，在运动初期只有用这种办法才能打掉四不清干部的气焰（如果对方并非四不清干部呢？）。而且，用这种办法能发动群众！
明白了，有人认为，群众跟的是气势，是嗓门，是帽子，不是真理。
对于这种凡干部皆不清的性恶论和建立在这种人皆有罪的理论上的不分青红皂白的突击，尹中信已经表示了不能同意。当然，他也无法彻底否定这种做法，因为这根打枣树的竿子并非来自章洋。
在发生尼牙孜被打一事以后，尹中信是这样交代给章洋的：“要调查清楚，不要偏听一面之词，如果他的挨打确实带有政治报复的性质，当然要严肃处理。”
章洋抓住了“当然要严肃处理”几个字，而把尹中信提出的前提抛到了九霄云外。于是，他召开了这次“小突击”会议。他还有一种心理，开晚了会被领导制止住，他所欣赏的这种挥竿打枣的活动也就不能在他的治下举行了，那将造成多么大的缺憾。他知道咱们的领导是很强势的，但是他也知道越是强势的领导越忙碌，他们不可能代庖一切，如果你自己坚持，如果你的斗争气势饱满，如果你的呐喊的声音足够响亮，领导完全可能跟着你走，至少是默认你所做的一切，从此你也就成了大拿，成了顶梁柱。不是每个人都当得成列宁、斯大林、晁盖或者宋江，但是你总该以斯维尔德洛夫、日丹诺夫、林冲与武松为榜样。林冲对王伦展开小突击，是他自己的决策。武松血溅鸳鸯楼，也是他姓武的大突击。所以他章洋说开就开，根本不通知领导。章洋这种易于偏执的人的特点是他下要运动群众，上要带动、推动，说明白了就是挟持领导。领导对一个小小的伊力哈穆能说什么，还不是得听你的？领导要说话吗？好的，我给你起草讲稿，您照本宣科还不行吗？
谁知道，宣布开会之时，尹队长和别修尔组长进来了，坐到了后面黑影里。这使章洋皱了皱眉，似乎胳臂上被拴了一条绳子，绳子的一端捏在坐在后排的那两个人手里，使他觉得不能举动自如。但另一方面，他告诫自己更要精神抖擞地把打枣活动开展好。
可惜，尼牙孜结结巴巴，前言不搭后语，一句话重复好几遍，令人生厌。在章洋面前，尼牙孜口若悬河，妙语生花，他不愧是用舌头攻占城堡的好汉。而现在怎么是这么一副窝囊样儿？其实，这也不奇怪，货卖与识家。赏识唤醒着灵感，而怀疑与打量扼杀着才能，这是个人与世界互动的定理。这条规律对于尼牙孜是分外有效的。
“完全是胡说八道！”尼牙孜说完以后，从最后排站起一个人，他大声说。他就是艾拜杜拉。“你说是我打了你，请问，什么时候，什么地点，用什么打的？怎么打的？有什么证人？既然是我打的，你为什么对救了你的新生活大队的民兵排长却说是自己摔的呢？再请问社员同志们，尼牙孜您也说一说，我打过人吗？说谎也总要沾点边儿呀！”
章洋一怔，本来，他已经布置了何顺把艾拜杜拉找到一边去个别谈话的，这个该死的何顺怎么又把他放到了会场上呢？
尼牙孜定了定神，这些问题他倒是事先进行了多次准备，他说：“是你打的我。就在前天晚上，天黑以后，可能是九点多，也可能是更早或者更晚，你一鞭子抽倒了我，跳下车来照着我鼻子就是一拳，打得我鼻子出了血，门牙也活动了，我疼得昏了过去，昏了以后你还怎么打我我也就不知道了。那是在新生活大队过来一点那个坟圈子边上，旁边一个人没有，真有人，你还敢打吗？至于新生活大队的民兵排长，他是你的朋友，我敢告诉他是你打的吗？不信问问马厩的饲养员，那天你是不是回来得特别晚？为什么回来得晚，就是因为你打了我？”
“好！”章洋心里暗暗赞道，“像这样还差不多，再像刚才那样窝窝囊囊，可要把人急死！”
尹中信动了一下。他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拿着那张纸似乎在犹豫。后来，他把纸又夹到了笔记本里。
“我再问问您。”艾拜杜拉问道，“那天我赶的哪辆车？拉的什么东西？套的几匹马？”
“拉肥料嘛，胶皮轱辘车嘛，两三匹马嘛。”尼牙孜顺口回答。
“错了！恰恰那天我没有去拉肥料而是给大队拉的胡麻渣。套的不是胶皮轱辘而是四轮槽子车！”
“天那么晚了我哪里看得清！”
“你要老实一点，”章洋指斥艾拜杜拉说，“到底是你审问他还是他审问你！”
“谁有问题就应该审问谁！”伊力哈穆实在忍不住了，他参加了一句。
“社员同志们，章组长，他是在彻头彻尾地撒谎！”艾拜杜拉有些激动地放大了声音，“我那天回来根本不是九点多，平常，我出车早，下午四点以前就回来了，那天因为出了点事故，耽误了一些时间，天也不过刚黑，时间最多六点，怎么会是九点左右！”
“我又没有表！也可能是六点多吧。”
“不可能，”米琪儿婉忍不住发了言，“新生活大队的民兵排长把你救到医疗站的时候我在场，那时候已经有十点多钟了，你脸上的血还没有凝固呢，再说，你要真是昏倒在雪里四五个小时，恐怕也早冻出毛病来了！”
“我……我……”尼牙孜支吾了。
“还有一个问题。”艾拜杜拉说，“我已经了解到，你是昨天清晨天刚麻麻亮离开新生活大队医疗站的，不到六点钟，路上，你搭的察布查尔奶牛场的便车，也就是说，你六点半左右已经回了村，但是，直到九点你才回的家，这以后才传出来什么挨了我的打的瞎话，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老老实实讲，你到谁那里去了？是谁给你出的主意栽赃给艾拜杜拉？你以为别人不知道吗？”伊力哈穆问道。
“这个，我这个……”尼牙孜完全支持不住了。再高明的舌头也经不住事实的打击。
会场活跃起来，社员交头接耳地议论。有一个妇女大声喝斥她的孩子！“好好坐着，别乱吵！听着点儿！尼牙孜泡克又出洋相了，有意思的很呢！”她的话说的声音太大了，口齿又清晰，惹得全场笑出了声。伊力哈穆、艾拜杜拉也都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