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0章
……在赛里木接触到的许多干部和社员当中有一个“怪”人，这就是尼牙孜，他对赛里木的到来，可以说是积极热烈的欢迎的，他找赛里木谈了不少情况，几乎骂遍了他所提到的和赛里木问到的每一个人。“库图库扎尔是一个官僚，光知道吃饱了养膘”，“里希提欺压群众，专会整人”，“伊力哈穆假仁假义，沽名钓誉”，“艾拜杜拉看中了雪林姑丽小媳妇，挖了泰外库勒的墙角”，“泰外库是个醉鬼”，“热依穆怕老婆”，“伊明江打了他的爸爸”，“阿西穆是反革命”，他说。从政治到工作到生活，从大事情到无聊的小节，他顺口给每个人抹黑。“就没有一个好的吗？”赛里木问。“没有，”尼牙孜明确回答，“特别是干部，一个好的也没有，一个真正为人民服务的也没有……”尼牙孜的“汇报情况”已经达到了骂倒一片、说一个臭一个的程度了，赛里木提醒他不要这样，并劝告他好好劳动、提高收入、改善生活。于是，尼牙孜见到人就又开始骂起赛里木来：“根本不解决社员的实际问题，他来干什么来了？看着我们麦子丰收了，吃面条来了吗？”赛里木听到了这个情况，先随他去吧，他还顾不上去理他。伊力哈穆和阿卜都热合曼已经简单地谈了这个人的品行和可疑的情况，让生产队抓紧对他的教育和管理吧。
还有一个人也引起了赛里木的注意，这就是七队的副队长热依穆。他是唯一的一个在支部会上始终一言未发的党员。但是，他一直聚精会神地参加着会议，倾听着每个人的说话。他的专注的目光、紧闭的嘴巴、严肃的面容以至额头的深深的纹络都显现出一种思索的努力。显然，他不是消极、不是漠不关心，也不是痴呆和缺乏领悟能力。那么，他是怎么一回事呢？
头一天晚间的支部会，也牵扯到了热依穆。会上，尽管把双手的手指交插在一起，两肘优雅地放在办公桌上的库图库扎尔一再强调目前还处于“领会文件精神”的阶段，要先“务虚”，不要急于联系什么具体问题，但是，支部委员、铁匠达吾提还是开了一炮。他也提出包廷贵的问题，神情相当激动，他说：
“从包廷贵到咱们大队来，就没干一件好事，没说过一句好话，没起过一点好作用……”
库图库扎尔眯着眼睛嘲弄地轻轻一笑，他仿佛是漫不经心般地自言自语：“人家前后上缴了两千多块钱……”他的声音很小，只够坐在身旁的少数几个人、其中包括赛里木听得见。
可能达吾提也恍惚听到了这话，要不就是赶巧了他正说到这里。他说：
“有人说，包廷贵上缴了现金！是这样吗？我从大队加工厂了解了一下，哼哼，包廷贵上缴了一千九百八十四元是不假，但是，你们知道他支出了多少吗？光账面上他的那个什么汽车修理部就支了两千多块钱，另外还有许多变相的花销没有写在账上，譬如说，他常常随随便便到木工房去，要木料，要胶，要油漆。”
“这是个别问题，以后再谈吧……”库图库扎尔皱了皱眉。
“又说是个别问题！”达吾提反倒提高了嗓门，“这难道不是阶级斗争吗？包廷贵挑拨民族关系，侮辱少数民族，这是小事情吗？而且，恰恰是从包廷贵这个个别问题上看出大队领导的一些情况来。包廷贵拿着大量现金，还有清油、莫合烟、干果去乌鲁木齐了，一去一个月，干什么去了？谁批准的？广大社员都对包廷贵有意见，党员和支委也有意见，但是每次会议上只要有人提出来就被说成是个别问题而撂到一边，不予置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库图库扎尔眼睛眨了眨，帕哈维吾尔语叹词，与汉语“呵呵”同。，意见是冲着我来的，因为有赛里木在，气粗起来了！而且赛里木做着记录。怎么办？回他两句？不，反正他没有指名道姓地说自己。达吾提的脾气又倔，整天和铁锤铁砧打交道嘛，还是不要和他纠缠。
“很好，很好，达吾提同志的意见很好。以后日子还长喽，赛里木书记也先不走喽，我们会有机会调查和处理这个问题的。现在，我们要谈的是精神喽，要从理论上搞清楚。社会主义，这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我们要记住，我们不要忘记……”
库图库扎尔竭力把讨论转向纯理论方面。他讲了不短的时间，可惜，他素日学习理论太少了，除了几个空洞的帽子翻过来倒过去地重复以外，他找不出更多的词儿来。
库图库扎尔刚一住嘴，紧接着发言的又提出包廷贵的问题来。
“农村开会真没有办法，”库图库扎尔带着几分歉意向赛里木解释道，“他们根本抓不住中心。这个会场简直就像地上漫浇的水，哪儿有缝就往哪儿流，光知道说一些鸡毛蒜皮，您看……”
赛里木却不这样看，他对大家谈的很感兴趣。本来让农民离开实际生活去务虚就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大多数农民，不联系实际就无话可说。这也可能反映了他们文化还不够高，理论水平也有限，但至少也同样反映了农民们注重实际，不尚空谈。这不是坏事情，不能要求群众按照划好了的线走路、说话。他最害怕的一件事就是当了个什么胡萝卜头儿，就被隔离、安排、被导演，就只能在划定的范围内见划定的被挑选精选与严格筛选的人物、听划定的与《人民日报》社论毫无分别的话，他自己也只能说与社论全无分别的话。他单身一个人来到公社大队社员家里，至少，为了能不被隔离，不被孤立，不被导演，不被牵线。
既然人人争说包廷贵的问题，那就说明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所以，他不但没有理睬库图库扎尔关于他县委书记应该运用自己的影响制止会议对于包廷贵的谈论的暗示，相反，他问长问短，想把包廷贵的事情问清楚，等大家说得差不多了以后，他问库图库扎尔：
“是这样的吗？”
这是将了库图库扎尔的军。怎么回答呢？说“是”，他就等于承认了自己的被告地位，担起了责任。说“不是”，只能引起争论的进一步激化。
库图库扎尔不愧是库图库扎尔！他不假思索地，几乎是本能地一转身，向热依穆问道：“是这样的吗？”
热依穆一怔。他的脸愤怒地涨红了。他结结巴巴地说：“我……”
“您是党员队长哩，”库图库扎尔抢先说，“包廷贵是你们队的社员哩，您应该掌握情况哩！”然后，他摇着头，“是啊，包廷贵在大队加工厂工作，有些情况我多少也了解一些。这次去乌鲁木齐是我派的，要采购一批急需的农机配件，还可能买到汽车呢，这个汽车如果买了来……”他描绘起汽车到来后的远景。
“这么说，包廷贵是您打发到乌鲁木齐去的？”在耐心地听完了库图库扎尔的闲扯以后，伊力哈穆问道。
这是一个严重的信号。伊力哈穆面对面地向他进攻了。库图库扎尔不回答，阴沉地紧盯住伊力哈穆。
伊力哈穆没有躲避他的目光。他平静地又问：“买汽车的路子就是这样的吗？指望坑蒙拐骗的包廷贵，私自拿上一些农产品，其中还有国家统购统销的一类物资去送礼！”
“您说汽车应该怎么个买法？”库图库扎尔反问。
“按国家计划……”
“按国家计划就没有我们的汽车。包廷贵去了，说不定就能买回来……”
“不，他买不回来的！”谁也没想到，坐在角落里的伊明江插了一句。他的伯父的虚伪与蛮横使他再也不能忍受了。
“您说什么？我的孩子！”库图库扎尔投去了一个凶狠的威胁的目光，伊明江低下了头。
“让伊明江说话！”大家说，但是，伊明江没有说下去。
“库图库扎尔同志！”里希提说，“大家对包廷贵有意见，其实是对大队有意见，为什么您不能诚恳地听一听呢？对我们是有好处的……”
又有几个人搭腔批评库图库扎尔。库图库扎尔只感到奇怪，为什么一下子变成了对他的批评了呢？是赛里木事先安排的？不像，意见都是零碎的。是偶然的？也不像，本来是体会精神嘛，反正时间已经很晚，快该散会了。
在副队长热依穆的家里。
热依穆家就在伊力哈穆的隔壁，但他的院子要比伊力哈穆的大许多，进门以后，首先看见的是一个宽大的，与房檐连接在一起的葡萄架。葡萄还只有黄豆粒那样大，但是密密麻麻，成串地挂在那里，预告着秋天的丰收。在支撑葡萄架的木杆上的最高处，挂着一个剔除干净了的羊头骨，这是用来吓唬喜欢啄食葡萄的飞鸟的。葡萄架下的阴影里，铺着一块毡子，周围扫得干干净净，显然，主人是一个非常爱好清洁的人。因为，当赛里木踏进这个院落的时候，虽然大家都是刚刚下工，而且家里并没有专搞家务的人，但是，院落里找不到农家所难免的草棍、柴梗、牛粪或者灰土。再娜甫和吐尔逊贝薇是赛里木来到的第一天就认识了的，还有羞怯的雪林姑丽也向县委书记问好，为了欢迎县委书记前来，她们把已经很干净的土地扫了又泼水，泼了水又扫。她们把本就是清洁而明亮的前廊的每一个柱子和搭葡萄架的木头又重新清扫了一遍。她们把毡子拿开，抖干净，重新铺上，请客人坐下休息。再娜甫虽然是健谈的和心直口快的，但是，她不像有些妻子那样喜欢介入丈夫的工作并引为骄傲，当赛里木和热依穆坐好以后，她悄悄地退到一边去了。
赛里木直截了当地说明了自己的来意。
“热依穆同志。我想和您谈谈心。我已经了解，您是一个受群众拥护的老党员、老干部。但是，去年年初传出了您躺倒不干的话。这一段，您又从来不在党的会议上发言。这是什么原因呢？一个共产党员，为什么不在党的会议上阐明自己对于各项问题的看法呢？”
热依穆低下了头，没有言语。
赛里木继续说：“您有什么为难之处吗？”
热依穆摇摇头。
“您有什么很深、很大的意见，却又不相信党会听取您的意见，解决您的问题，是吗？”
“不是，”热依穆抬起了头，两眼直视着赛里木，他说，“我说不好。我是个不善辞言的人。人们开玩笑叫我‘南瓜’，虽然我不是阿克苏人。”
赛里木大笑起来。他说：“我是，我是阿克苏——库车人。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那关系大了！”热依穆叹了一口气，他撮着牙花，虽然他嘴里并没有含着那斯烟。他又说：
“所有的事物都有自己的时刻。苹果不到时候不会落下来。话不到时候不想说出口。但是，您来了，您是县委书记，我应该把肚子里的东西倒给您。我只好把没有成熟的酸果子端给您了，我说吧！”
“请！”赛里木换了一个坐得舒舒服服的姿势，准备长篇大论地听下去。
“我的父亲原本是一个厨师，他的打馕的手艺是四远驰名的。我还记得小时候我们初次搬到这里来的情景，”热依穆开始叙述道，“那是近四十年前，这里还没有什么人家，耕地也很少。到处都是碱洼、骆驼刺、梭梭柴和土岗。有时候，偶尔还有狼或者黄羊出没。父亲由于年老，他想脱离开烘烤了他多半生的土炉和锅灶，回到大自然当中务农。他给马木提乡约送了许多礼物，获准在这里开垦一点荒地，种田为生。就用两只手和一把砍土镘，他在这里创立了家业。春天——那时候这里还没有种冬小麦的习惯，他把麦种放到花帽里，左手托着花帽，边走边用右手撒下麦种。浇上两次水，草比苗长的高得多，我的母亲灰心了，她说这不是个种庄稼的地方。我说的是不是太远了呢？”
“请继续说下去！尽管爱怎么说就怎么说！”赛里木俯首致意。
“我的父亲却说，天下没有不养人的土地。到了收麦子的时候了，父亲辛劳地把七成草和三成麦子拉回了家里。您猜怎么样？麦子的收成仍然过得去，足够我们全家几口人的吃用还有余。我们就这样定居下来了，在这里盖了房子、种了果树、养了牛、羊和鸡。但是，我们没有打院墙，没有院门，就连房门也从来不锁。父亲说，修墙、安门和挂锁，除了阻挡自己，又是阻挡谁呢？也许过路的人走过，进到屋里歇息一会儿，吃点东西。也许有哪一家的小孩子会来到我们栽种的苹果树前够几个苹果吃。这不是大好的事情吗？只有不信胡大的吝啬鬼才需要墙、门和锁。如果为了看护自己的几块馕饼和几个苹果就如临大敌般地修造一个炮台——这就是父亲对院墙的嘲弄的称呼——把自己圈在里面，这是多么可耻啊！这种行为又怎么能与穆斯林的身份相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