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章
为了能较快地和较正确地领会和贯彻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央文件的精神，当务之急是要下去，取得第一手资料，解剖麻雀。多年的基层工作经验，使赛里木深知正确地掌握下情是一件十分重要而又十分花力气的事情。他始终不理解，为什么有少数领导干部，他们竟能那样轻易地作判断、发指示。他们浮皮潦草地坐车转了一转，下车看了一看，或者听了几句汇报，问了几个数字，就能长篇大论地指示起来。他们在路边发现了几棵草，马上就批评那里的田间管理工作，其实，大多数田亩里有情况他并不知晓。他们看到生产队文化室里撂着许多书籍，马上就笑嘻嘻地点头称赞这个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其实，也许这间文化室平常是锁着门，只是上级来的时候才打开那么三分钟的……还是弄清了情况再发言吧，有几个小时不作指示是不会被低估和不敬的。
赛里木没有带其他的工作人员，没有带汽车和驾驶员；他暂时不希望由于自己的到来而造成什么惊动。虚心体察情况，这是他一刻也不敢忘怀的毛主席的谆谆教诲。你以为在农村判断一个人或者一件事容易吗？试试看？在和田的时候，他所在的县有一位汉族副县长，一九六〇年带着一个翻译下乡，他非常得意地培养了四个积极分子，还说要为他们写什么报告文学呢。这四个积极分子都是相貌端正，口齿清楚，开会时爱发言的。特别是如果碰上副县长主持会议，却又发生了冷场现象，他们立刻会一面自己说着一面启发别人：“都谈一谈嘛！随便说嘛！不要顾虑嘛！谈一点是一点嘛……”真是一些可爱的宝贝！他们见到干部就会主动地凑过来，握起手来比别人紧。谈话亲切，介绍情况主动。一见领导脸上就笑成了向阳花。当副县长讲话时他们频频点头和响应，并不断地出声地说着：“正确！”“好！”“正是这样！”“就是它！”而且这四个人总是争相请副县长到自己的家中去喝茶吃饭。不用说，饭食做得比别家更可口些，一边端饭一边还要说明：
“副县长来到我们这个穷地方，还不是为了我们大家？我们能干点什么呢？唯一的心愿是：尽管是粗茶淡饭，也希望副县长同志吃饱吃好。多吃一碗吧！我们多吃一碗饭，不过是多挖上几抬把子土，可您呢，多吃一碗饭不知要为革命为人民多做多少大事情啊！”
然后，在副县长的满意的咀嚼声中，他们开始叙述同队的其他人的短处，并适当地提出一些个人的请求，“我欠队上二百块钱，那是因为我有病才欠下的呀……”“我儿子要结婚了，跟队上借二百块钱，队长就是不批……”
……后来弄清了，他培养的四位积极分子，一位年老的是过去的牲口贩子，或者叫牲口牙行，极善辞令，很有江湖和生意经验，他最怕的就是下地劳动，最喜爱的就是在会上发言与跟上边来的领导干部谈话，他历来都是“积极分子”，他“积极”的主要目的是不劳动而得到工分补贴或者至少是救济福利。第二位年轻人，原来是专区师范教员，因为和女学生胡搞几乎蹲了监狱，最后被清出了教师队伍。但是他对副县长说，他是因为母亲年老无人照顾才回的乡。第三位中年人说话很好，劳动也不错，来路也没什么问题，然而，他是个惯窃，不但偷鸡偷羊，而且偷过牛和马。第四位是妇女，今年二十三岁，她确实是大方、开放，口上的新名词也多，不过她已经结过五次婚，离过四次婚了……总之，副县长培养的积极分子不怎么符合条件。而另外有许多金子一样的人，只是因为他们开会的时候睡过一次觉（那次的会开得实在是又臭又长），或者是他们见到上级干部的时候脸上显得冷冰冰，或者是他们被那四位“积极分子”背后告了一状……都被副县长忽略了过去。
再说事吧，在农村，有时候一件不大的事也会出现许多种不同的版本，真是莫衷一是。譬如说一个人的性别，这本来是毋庸讨论的，完全可以在其出生的一刹那就由接生婆按照形式逻辑的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做出斩钉截铁、至死不渝的结论来的。但是，也请试试看！如果你很晚没有结婚，如果你结婚很久没有孩子而且两口子常吵架，如果你结婚不久就离了婚，如果你的配偶作风不好……马上，你的性别就会成为探讨的话题，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猜测，甚至编造出各种故事。当然，赛里木知道，随着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人民公社化以后，这种风习已经发生了和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人们具有了“公社社员”这一同一的身份，社会主义的集体生产，也正在为树立统一的道德标准和看待问题的方法而创造着条件。但是，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和分散的小农经济的影响，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消除的，而农村里各种人物在出身、经历、文化、年龄、政治态度、思想品质、秉性作风等等方面的差异，当然要比城市的任何单位大不知多少倍，因而，农村的事情总会是更加众说纷纭一些，取得一致的意见要更缓慢一些，这是很自然的了。
所以，赛里木是抱着急切地求知的心情，抱着当小学生的态度下来的。他给自己规定的目标并不过大，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万能的领导者。
在公社，他和赵志恒大致地谈了谈。赵志恒建议他去爱国大队，这是一个不错的大队，那里党员、干部、积极分子中间，有一些很出色的人物，他们夺取了生产和对敌斗争的巨大胜利。这又是一个敏感的大队，地处公路侧旁，苏侨协会的木拉托夫曾经在那里活动，出现了小麦窃案和死猪闹事的事件。那里有一些扑朔迷离的情况。“大队领导班子恐怕也有一些问题，”赵志恒说，“六一年是麦素木在那里抓点，换掉里希提的做法我本来是不同意的，但是麦素木坚持得很厉害，公社领导意见也不完全一致，最后还是换了。”
“现在的领导库图库扎尔是个怎样的人呢？”赛里木问。
“库图库扎尔也是老干部喽。有能力，也有干劲。但是他不太实在，有时候说假话。”赵志恒没有说更多的，他不愿意以自己的不成熟的看法去干扰领导同志亲自去调查分析的思路。
在去庄子的路上，赛里木碰到了前去装粮的、来自乌鲁木齐的拖挂载重汽车，他上了车，直接来到阿卜都热合曼为首的一个麦场。给汽车装麦，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事情，驾驶员笑嘻嘻地拿出公社粮站开的三联单，生产队凭单据去粮站结账，计算在缴售任务之内，不用经过粮站的转手，麦子直接由麦场装入卡车，拉到乌鲁木齐的面粉厂。这样做，简化了手续，免去了生产队自己出车马人工装运的麻烦，不仅这么一次装运就抵得上农村多少高轮车和胶轮车的运量，不仅这样的装车可以从运输单位得到优厚的报酬；这样装粮也不仅仅是图一个干净、利索、装卸方便、行走安全、吨数多，能更好地完成吨公里指标的美差；更重要的是，这种做法直接沟通了、密切了农民和国家、农民和工人、农村和城市的关系。在这里，驾驶员和农民的关系不仅仅是运输和装货的关系，驾驶员变成了自治区及乌鲁木齐市的代表，而社员们呢，无比生动地、可以触摸地感到了自己是在支援国家、支援城市和工人阶级。
汽车一停，人们马上兴高采烈地拥了过来，与驾驶员热情握手问候，与赛里木问候。人们以为他是驾驶员的副手或者粮站新调来的会计。然后，立即忙碌起来，似乎都知道汽车的时间的宝贵。有的拿起木锨和扫帚进行装袋前的最后一遍清理，有的在检查麻袋有无破洞和点数，有的在推移粮袋并迅速过磅，有的在扛运和搭放从地面到车厢的跳板，有的在预备纸笔和“啪”地一下甩净了算盘，然后就是张袋、灌袋、过秤、登记、上肩、上车、放下……赛里木话也没有说就扛起了麻袋，没有人注意他。那位能开动如此大型卡车的技术高强的“老”师傅，二十一岁的驾驶员（他现在是场上最受尊敬的能人）都破例来扛起了麻袋，那么，这个陌生的司机助手或者粮站会计，伸过脖子来一袋又一袋地扛起就走，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每袋小麦一百二十公斤至一百六十公斤，先是脖颈和肩背顶起来，然后走上忽闪忽闪的跳板，进入车厢，撂下，码好。赛里木扛了两次呼吸加深了，面色微红，身上也发起热来，由于用力，他感到一种说不出的舒畅。只是走上跳板的时候，小腿肚子似乎有那么一点别扭，看来，近半年来还是参加劳动少了，值得警惕的一个信号……
“一百三十五！”
“又一个一百三十五！”
“一百四十二公斤半！”
“这个麻袋沉，换个大个子来吧。”
“少废话！往这儿压……”
“一百七十一公斤？”
“什么什么？”记账的人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人们喊着，叫着，笑着。像过年一样的快活，像巴扎一样地红火。
一个高个子、白皮肤、眉毛微挑着的姑娘赶着装满油菜籽的牛车——这已经够稀罕的了——来到了场上，也三下五除二卸掉了菜籽，把穿在牛鼻子上的皮绳往牛脖子上一抛，跑过来，排在等候过秤的扛麻袋的人的队列里。
“让我也扛两趟吧！”她说，好像在争取一个幸运的机会。
“这不是女孩子的活！这不是玩的！”有人告诫地说。
但她坚持要扛。她胜利了，不是两趟，而是三趟，她走得很稳；当然，人们是把较小的袋子给她上的肩。
“她是谁？”赛里木问。
“吐尔逊贝薇。副队长的女儿。”旁边的人答。
赛里木把这个名字记到了心里。
人们加快了扛运的速度，但是装灌的工作赶不上，扛麻袋的人在磅秤前面排成了队。赛里木正考虑怎么改进一下的时候，只见从场外摇摇摆摆来了一个身体矮胖，眼圈红肿，戴着一顶油污不堪的破花帽的人。那人走过来，张望了一下，抄起一把木锨，向赛里木招手道：“跟我到那边装去！”他把赛里木领到邻近的另一个麦堆旁，大大咧咧地开始往赛里木张着口的麻袋里灌麦子。
他们装了没有几下，只听见一声大喝：
“尼扎洪！您怎么装起那边的麦子来了？”这声音是一个矮个而又活泼、胡须微微向前撅着的老汉发出来的。
“您说啥？”尼牙孜向老汉翻了翻眼睛，“都是麦子噢！”
“是麦子，但不一样。那是雀儿沟的麦子，最多只够二等。难道您不知道吗？”老汉的嗓音是这样洪亮而且高昂，真是金石之音，敲打着赛里木的耳鼓。
“好了好了，掌柜的。”尼牙孜应付着，“这一堆再不装了。”他一面这样说着，一面继续装着，然后小声对赛里木说：
“我们的场头儿太厉害了！算了，只装这一袋吧，下次回那边去……”
老汉三步并两步，连走带跳地跑了过来，一把从赛里木手里夺去了麻袋，抓起底部反倒过来，“刷……”麦子又倒回在麦堆上。他气愤地指责尼牙孜说：
“尼扎洪！您这么晚才来上工，而且一来就把事情搞乱！这麦子是运往乌鲁木齐去的，传票上写的是一等麦子，粮站按一等麦子的价格给我们付款，我们怎么能欺骗国家，用次麦顶好麦呢！”说着，老汉转头对赛里木说：
“同志！您也应该负责任嘛！您跟着汽车前来，总应该验收一下嘛，怎么能够不问质量，装满就扛呢！”
赛里木听了暗暗点头。他抓起了一把麦粒，确实，有许多灌浆不饱满的颗粒，成色比方才那一堆差得多。惭愧啊，又是一个信号！一下来参加劳动，他就感到了自己和农民之间的距离，不要小看这个距离，如果不时时自觉地去发现，去缩小和消除这个距离，就不能算一个密切联系群众，真正代表群众利益的好干部。他正想向老汉作个检讨，只听得又一声招呼：
“赛里木书记，是您吗？”
这是伊力哈穆。他在场的另一端扬麦，听到阿卜都热合曼高声叫喊，才把视线投了过来，发现了县委书记的到来。
当伊力哈穆把县委书记介绍给热合曼老汉的时候，老汉有些不好意思，他的浓眉下的眼睛里露出羞怯的表情，嗫嚅着说：
“我的嗓门太大了！”
“不。为了国家利益您应该大喊大叫，”赛里木拍着热合曼的肩膀，“我完全接受您的批评。我只是想，如果分两组同时装灌，就不会窝工了。”
“好！好！”阿卜都热合曼马上调整了劳力的组织，两处同时装麦。不再有人拿着空麻袋排队了。
“为什么那一堆麦子成色那么差？”过秤的时候，赛里木向老汉发问。
“那是雀儿沟打下的麦子。那里的土地很不平整，水浇不匀，有的地方水小了干脆就浇不上去……平均比庄子的麦地少浇了一遍水。”
“您们没有想办法去平整一下吗？”
阿卜都热合曼用鼻子哼了一声，从磅秤上的麻袋里拣出几片干马粪，他说：
“前年冬天要去平地，赶上麦素木来贯彻劳逸结合，让睡觉，不让干活。去年冬天又要去，队长偏要大家做醋，把生产队办成了醋坊。”
“你们的队长是哪一个？”
“唉！”热合曼把手一摆，含意是“不提他啦”。他觉得自己对初次见面的县委书记絮叨得太多了，他虽然脾气火爆，却不愿意在领导面前发牢骚，他自己也不喜欢那些好抱怨的人。他笑了笑，把麻袋口拧紧，一努劲，提了起来，赛里木连忙伸手接过了麻袋口，塌下腰把麻袋顶了起来。
又用了不大的工夫，汽车装好了。驾驶员爬上去检查了一遍，满意地跳了下来，人们关上了车厢侧板。汽车开动，驾驶员伸出了一只手挥动着和农民们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