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老王和里希提，这两个民族、脾性和职位都不相同的人，是由来已久的亲密伙伴了。在给苏里坦和依卜拉欣扛活的日子里，里希提哪怕只剩了一块馕，也要掰一半给老王；而老王如果有了一碗酸奶子，也要等里希提回来一起喝。多少个寒冷的夜晚，他们瑟缩在一条破被子下面取暖；多少个炎热的夏日，他们脱光在一条渠道里洗澡。老王放羊，丢了羊，里希提连夜陪他到山坡上寻找；里希提喂马，老王经常熬夜帮他提水、拌料、铡草。国民党匪兵搜捕里希提的时候，老王冒着危险掩护他逃跑；当一小撮维吾尔族上层人物混入三区革命队伍制造民族仇杀的时候，里希提用胸膛保护了老王的安全。老王胆小，土改时候不敢去地主的房子里分果实，里希提亲自给老王把东西送到手；里希提单身，老王多少次打发老婆去帮他洗衣服，拆被子。多少年来，只要里希提来到庄子，他就要到老王家里歇脚；而老王只要去公社或者大队办事，哪怕里希提不在家，他也知道怎么开开里希提的房门，进门以后哪里有茶、哪里有盐巴……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考虑过对方是异民族吗？从不。
老王是汉族，但是他祖祖辈辈和维吾尔劳动人民生活在一起。老王的父亲，给地主扛木头累伤了内脏，大量吐血而死的时候，邻近的一家汉族富农和一家汉族商人都没有来。是维吾尔族的乡邻中的穷汉遵照当时汉族人的风俗，帮老王给父亲置办了棺材，为死者装殓，挖墓穴，送了葬，埋了土，这从当时宗教的观点来看，本来是不适合的。这件事给老王的印象太深了，他从小就感到不同民族的相同命运的人要比相同民族而不同命运的人亲近得多。解放以来，哪次维吾尔农民的喜庆、祝祷、丧葬或者聚会娱乐的场合没有老王恪守礼节地坐在那里？他也和维吾尔人一样地伸出双手，抹脸，念一声“阿门”，不是由于宗教信仰，而是由于对乡邻的习惯的尊重。甚至在穆斯林的节日：开斋节或者宰牲节的日子，老王家同样收拾整洁，炸上两盘馓子。因为，远处来的给维吾尔亲友拜节的客人大部分也是老王的相识，他们往往趁这个机会到老王家来看望一番。人们说，老王一年要过三次“年”，既过春节又过开斋节、宰牲节，还有人说，老王家在穆斯林节日时的摆设和待客的食品，搞得比有些维吾尔人还像维吾尔呢……
但是，就是这个老王，听伊力哈穆说，居然在昨天套起了驴车，装上了锅碗瓢勺和两个小儿子，企图躲开维吾尔人出走……
民族，什么是民族呢？为什么同样的人要分成一个又一个的民族呢？过去，里希提想到各个民族的各自的特点和共同的经历的时候，想到我们的祖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的时候，总是更加感觉到祖国的伟大，生活的丰富多彩，各民族劳动人民的互相团结、互相补充和互相促进是一件大好事情。但是今天，他又一次清楚地看到有那么些心怀叵测的人正在企图利用民族的区分来分裂人民，企图把统一的中国人民的整体割成一块又一块的血肉！再往这裂缝上洒下盐。
十四世纪的波斯诗人欧玛尔·海亚姆曾经在自己的柔巴依里问道：
“既然我们生活在同一个蓝宝石般的苍穹之底，为什么又要分成穆斯林和异教徒，这有什么意义？”
此刻，当里希提推开老王家的栅栏门的时候，也思索着类似的问题：“在同一杆红旗下面，同一条河边，为什么人们还要区分成不同的民族呢？”
老王正蹲在院子里栽辣椒苗，里希提的到来使他喜出望外。他以完全爽朗的神情把里希提让到了屋里，倾其所有端出了烙饼、腌鸡蛋、茉莉花茶和泡菜。里希提声明他刚在乌甫尔家吃过东西，但是老王仍然像其他的新疆农民一样“不讲道理”，管你刚吃过一顿也好，八顿也好，进了我的家就得从头吃起，当里希提不得不拿起一个咸蛋的时候，老王笑了，他主动说起：
“我已经托人捎信去了，叫她回来。今儿晚上你不要走，咱们一起包饺子。”
“你这个家伙，昨天跑什么？”里希提磕着蛋皮，直截了当地问。
“谁都有个一时糊涂嘛。人不可能老是一个样子嘛。”老王有点不好意思地一笑，“人的一天会有二十九种样子的嘛！”
“到底是怎么回事？瞒着我？”里希提追问。
“没什么大事。”老王叹了口气，“我当然不会躲你们。但是，听说有坏人啊！”
“听说什么？坏人难道不是天天都看得见吗？依卜拉欣难道是好人？玛丽汗不是坏人？还有那个木拉托夫，不是坏人？没有坏人，还搞什么阶级斗争？还要共产党干什么？”
“我就是想躲躲这些坏人。”
“坏人是躲得开的吗？你躲到汉族聚居的地方，就没有坏人了吗？蒋介石就是汉族里边的人嘛。”
老王无言以对，他原原本本地叙述起来。
民族感情是个有意思的东西，它经常是潜在的、不明显的，甚至是被否认的。特别是对于像老王这样的祖祖辈辈与兄弟民族的劳动人民生活在一起的人来说，他绝不承认自己和兄弟民族哪怕有一丝一毫的隔阂。和维吾尔人在一起，他更多地感到的是这个民族的优点和长处：豪爽、热情、多礼、爱帮助人。如果你因故耽搁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如果这是个维吾尔人聚居的地方，那么，你放心吧，只要你把自己的情况、困难和所需要的帮助讲清，你一定可以得到所需的一切。他们招待路人就像招待友人。维吾尔人比较注意美化生活，不仅从庭院里的大量植树种花，屋里的摆设有许多装饰性的花纹（窗帘是挑花的，床围子、餐单、箱子、毡毯上无不有花饰），服装比较美观等方面可以看出来，就是他们打馕包包子也是有花纹图案的。这，同样也受到老王的赞许；同样的经济状况的维吾尔家庭，往往显得比汉族家庭更绚丽多彩。维吾尔人讲究清洁，饭前一定要洗手，严禁随地吐痰、擤鼻涕、放屁……这使老王信服得五体投地，他认为，这无疑应该作为各族人民讲卫生的起码准则共同遵守。当然，这些准则并不是维吾尔人的发明，但是他不能不承认，维吾尔人遵守这些规则要更严格和彻底，对于破坏这些准则的行为的舆论谴责要更加严厉，至于维吾尔人几乎是人人能歌善舞，特别是善舞，更使老王自愧弗如……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
与此同时，事情还有另一个方面，一个人们有意无意常常忽略了的方面。那就是，恰恰在这个多民族杂居的地区，在这个各族劳动人民亲密无间地相处的地方，人们会具备一种相当顽强和敏感的民族自尊与自以为是，稍稍过头一点就会成为民族保守心理以至民族偏见。人们在学习兄弟民族的优点、互相交流、互相影响的同时，往往也力图保持自己民族的特点和传统。夸大这一点，是十分危险的；闭着眼不看这一点，也于事无补。
谁没有过这样的体会呢？如果远离家乡，或者是周围久久地很少见到一个本民族的成员，这时候，一声乡音、一包土产、偶然传来的一个民间小曲、一碟乡土风味的小菜……就会使你亲切得几乎落泪，而一种乡土之情、民族之情不是就会油然而生吗？老王也正是这样，在大量吸收维吾尔族的影响的同时，他也十分自然地保持着汉族农民的生活方式。粮食装在柜里和缸里；长条案上摆着两个大掸瓶，插着染成彩色的鸡毛掸子；年年秋天都要腌许多菜；过春节的时候要贴春联，喝酒的时候要就一点小菜、慢慢地咽下……尽管他非常称道维吾尔人的家庭摆设充满装饰性图案、花纹的一些用品，但是他自己从不用这些，他的房间里充满着汉族农民家庭的那种朴素、大方和明快。他欣赏维吾尔人的服装，但是他并不穿这种服装。在这些方面，他显得比公社党委书记、陕西人赵志恒还要“顽固”。赵志恒家里挂着维族式的窗帘，常常穿上维族式的皮靴，甚至赵志恒还为自己的新出世的孩子准备了一个维族式的小摇床。这也是老王不肯接受的。研讨一下这一点是颇为有趣的。赵志恒毕竟是随着解放军进疆的汉族干部，他再拼命地海绵般地吸收维吾尔族生活习惯的影响，他也还是个汉族干部。例如，虽然他也能够流利地说维语了，然而他远不能像老王那样说得够味儿，他的叙述、推理以至修辞的方式，仍然是汉语式的。对于赵志恒来说，为了更好地为兄弟民族服务，为真正地按照党的要求扎根在少数民族地区，摆在他面前的课题仍然是如何进一步学习和吸收兄弟民族的长处，进一步和兄弟民族社员打成一片。但是老王不同，他不但经常用维语说话，而且用维语思维，有时说汉话的时候不知不觉地受到维语的影响；他祖祖辈辈在这里，他接触的人当中百分之九十是维吾尔和哈萨克；他没有到过关内……总之，他学习和吸收了很多很多维吾尔等少数民族的东西，他同时要坚持自己的民族特色。每个人在每个具体情况下，在向其他民族学习和同时保持本身的民族特点这个问题上，都有自己的分寸感、自己的限度。体会这一条，是必要的。
以上说的这些，是很自然的。但还远远不是事物的本质。因为，自从社会产生了阶级分化，民族关系便成了阶级关系的一种形式。一切阶级敌人和机会主义者，在民族问题上往往正是从不同的方面利用民族区分这样一个客观存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半年以前，七队庄子上新搬来一家汉族社员——包廷贵和郝玉兰。包廷贵见到老王的时候拱手问安：“掌柜的，日子好吧？”作揖拱手，这种礼节本来已经基本上消亡了，却在这里给了老王以深刻的印象。“掌柜的”这个称呼，也使老王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既熟悉又新鲜的感觉。包廷贵主动表示友谊，请老王夫妇带上孩子到他家吃了一顿；火腿腊肉、糟鱼松花，都是老王不常吃的。席间，包廷贵说：“庄子这边没有几家汉族，咱们彼此可得护着点。”老王没深琢磨这话的意思，而是认为理所当然地点头称是。包廷贵新迁来，有些日用家什不全，老王常帮助。遇到包廷贵和维族社员或干部打交道，老王又帮助给翻（译）话。郝玉兰会看病，有事没事给老王的两个儿子一点小药片吃，老王也是感激。他们两家的关系很快热乎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