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噩梦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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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公历1月19日，农历腊月二十一，天气阴沉。
马上要过小年，街道上社区里已经有放假的孩子在放鞭炮，鞭炮透过阴冷的空气发出闷闷的炸响声。
我到公安局后就被安排到局里政工科工作，由于局里人手有限，我这个初来乍来的新人，一上岗工作就很繁忙。首先我要每天收发报纸和剪报，把各个党报党刊里关于我们局里的报道找出来，剪贴到一个本子里，然后再协助人事科的同志把局里所有领导以及同事的简历整理出来，配上照片装订成册，以备急用。
因为这两项工作，我这个新人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虽然没有见过局里所有的同事，但对他们的职务和工作情况却知道得非常清楚。
另外，在局里有会的时候，省上有领导来视察的时候，我还要跟着领导拍照片，有点像新闻记者。但跟新闻记者不同的是，我拍照更要带有政治色彩，镜头要始终对准最主要的领导，接下来是第二重要的，第三重要的。
这几天局里气氛有些不对，从同事的嘴里透露出来，好像有一起凶案发生，但是具体案情封得很严，我也不去打听。这是作为一名警察的基本原则：对于重大案件，不知道的不打听，知道了不外泄。
整整一个下午我都在自己小小的办公室里整理领导简历。五点半的时候，我的传呼响了，虽然是汉显（显示汉字）的机子，却没有显示内容，我照着来电号码打过去，电话那头响起一个女孩儿激动的喊叫声：“汪小童！你是汪小童吗？”
我觉得那个声音很熟悉，但是却想不起来是谁，我说：“你是……”
“我是董菲啊！你怎么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
“是董菲！”我的眼前立刻浮现出我高中最要好的同学董菲那张胖乎乎的娃娃脸和长睫毛的丹凤眼，喜出望外之余我赶忙问道，“你在哪里？怎么想起我了？现在在哪儿上班？”
董菲说：“我怎么想起你，亏你问得出来？你这个有前途的同学，大学毕业当了警察就把我们这些泥腿子的无业游民给忘了，也不跟我们联系。我是昨天见到咱们班同学汪建平，他把你的传呼号告诉了我。说实话，我是下了好大决心才给你打电话的，本来都不想给你打！”
“为什么？”我问。
“哎，想想，你上了那么好的大学，毕业回来就考到市公安局当了警察。我呢，学没考上，本来想着等高中毕业了随便混个招工上个班就行了，可是现在矿业公司天天喊改制，不但不招工，老工人还要提前退，我妈这个家属工都被退到家里闲着了。招工是没指望了，现在还在家靠老爸老妈养着，感觉自卑啊，也没脸去见你。”
我觉得汗都要掉下来了，忙说：“董菲，你说的这是什么话？我回来后，一直忙着上班，刚到新单位，有许多事，和老同学一个都没有顾
上联系，你知道的，千万不要多想，不如我们今天就见个面吧！”
“好啊！”性子急得像风一样的董菲在电话里一口就答应下来，“那你下班后我在哪儿等你？”
“让我想想，我还是回家先吃饭，吃完饭我给你打传呼好不好？这是你家电话吗？”
“是，要不你吃完饭直接到我家来吧，我等你！”
我应允了，然后挂了电话。
冬日里接到老同学久别后的电话，让我觉得办公室也温暖了许多。我好久不见的高中同学，让我有一种急切想见到的渴望。
熬到六点的时候，我收拾起了桌面的东西，锁门，下班。
漠南是一座非常小的城市，从市公安局到我家，步行只有二十分钟，我照例是步行回家。
我们家在我上初中高中时，和大多数漠南人一样，住着平房，而董菲家和我家就是原来住平房时的邻居，现在他们依然住在平房里，还有许多我的老同学也住那里。因为我妈妈是漠南矿业公司学校的教导主任，因此我家比别人家更早地分到了一套楼房，我们便从平房里搬出来，和原来的同学、邻居的联系也少了。
放寒假了，我想妈妈应该在家里做好了菜等我。爸爸最近很忙，占了漠南三分之二人口的矿业公司最近正在进行企业改制，要退掉一批老职工，招一批新工人。矿业公司已经四年没有招过子弟工了，据说这是最后一批，新工人会从公司技校生中统招。
矿业公司技校是公司子弟学校，在公司效益好的时候，所有上技校的职工子弟只要毕业就会成为公司正式职工，而且是在技术岗位。但是现在不同了，最后一次招工因为招的人数很少，应届技校生五十个学生里可能只能招一个。如今，家长们都在挤破了头想办法跑路子。
我爸爸是矿业公司劳资处的一个部门领导，最近好像一直在应付这些事，每天很晚才回家。他说，他准备忙完这一阵子就向单位要求提前退休，好腾出位子来给年轻人，不然公司里这么多职工子弟没法就业，全去搞**了。我也听说最近整个漠南矿业公司子弟好像都成群结伙地搞**，几十人近百人地聚会讲课，针对这些不正常的现象，公安部门都已经开始研究打击方案了。
我的父母是五十年代出生的，对国家和社会有着浓浓的忧患意识的那一代人，他们的人生总是要和国家、和集体的利益紧紧连在一起才心安，才会显得人生是有意义的。
我走在大街上，马上要过年了，大街上也有着浓浓的年味，各个店铺门口摆出了年货供人们挑选。
从单位门口转过一个街角，走进一条只能供一辆机动车通过的街巷。街巷里全是小饭馆和小商店，街边还有一排小贩就地摆着蔬菜和水果叫卖。在这排小贩的第一个摊位处，是一个穿着厚厚的油渍衣服的小伙子。他只有二十岁左右的样子，黑瘦，
一条腿是瘸的,虽然不是很厉害，但当我走到他的摊位旁时，看见他正从一辆破旧的三轮车上艰难地抱下一箱水果。那个纸箱不太结实，底下裂开了，箱里的水果似乎马上要散开，这个瘸腿的小伙子眼看要抱不住了，他的脸涨得通红。我赶紧跑过去，帮他从下面托住，两个人一起抬着放到了马路边，那里就是他的小摊位了。
小伙子对突然而至的帮助显得有些无措，他看了我一眼，脸比刚才更加通红。他用浓重的陇东乡音说：“谢谢您！”
我微笑摇摇头要走开，对我而言，这只是举手之劳。但是小伙子在我走出两米之后，竟然一摇一晃地追了上来，硬要把手里拿着的一只塑料袋塞给我，那里面装着十几个通红的苹果。
反倒是我不好意思了。我慌乱地挡住他的手，嘴里说着：“不要不要！”但是小伙子也很执着，他大幅度地晃着身子，追赶我，要我收下他的馈赠。我感觉到异常的尴尬，周围的人都在看我们。
我装在包里的呼机响了几声，我忙拿出来，上面是一行字：“速回局里，有任务！”
我转过身看着他，将传呼机伸到他的眼前，说：“谢谢你，可是我有事，你看，单位打电话呼我呢！”
我一路飞奔到单位门口，就看见副局长周吉峰带领着六七个同事，正往单位楼下的车里走，周局长手里提着我的尼康相机。他看见我，只招了一下手，我便和他一起上了车。
--周吉峰，51岁，东北人，二十多岁时支援大西北来到漠南，先在漠南矿业公司公安处担任领导，后调到市公安局，从警二十一年，一直从事刑侦工作，三年前就职漠南市公安局副局长，主管刑侦。
一辆普桑和一辆白色面包车拉响警笛急驰出了市公安局的大院。我坐在面包车里，带着一种懵懂，但更多是对接下来将要看见的事情的巨大好奇。
警车一路呼啸，很快就在一排像工厂宿舍一样的平房前停下来，但是警笛依旧在嘶鸣。
我下了车，迎面而来的是许多惊恐的面孔，一群人团团围在一起，他们应该都是这个平房区里的居民。
从前面桑塔纳车里下来的周吉峰副局长让我站到他的身边，其他的同事则迅速从车上拿出警戒带，将一处平房的门口围了起来，并大声呵斥着不让围观的人靠近。
与此同时，我看见刑侦大队的吴迪走了过去，说了几句话后，将一名五十多岁的妇女和一个年龄大概在二十四五岁左右，应该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年轻人带到了一旁。我想，他们应该是凶案报案人或者第一目击者。
然后，吴迪戴上手套和脚套，带着四名也同样全副武装的刑侦大队的同志进入那间虚掩的房门。
--吴迪，L州市人，26岁，四年前政法学院刑侦专业毕业后，考入漠南市公安局，一直在刑侦大队工作，是凶案痕迹勘验方面的专
业力量。
没有人告诉我任何事，但是毫无疑问，我已经来到了一处凶案的现场。
我一直站在周副局长的身旁，不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于是我静静地看着围观的人们。明亮的路灯下，围观的人有三十多个，男女老少都有。他们已经从最初的惊恐和亢奋中安静下来，带着悲哀和好奇静静站在那里。我的目光从每个人的脸上检视过去，没有看见一个神情异样的。
然后，人群有一阵骚动，人们哗地散开，一个三十出头的男人手里牵着一个满脸惊恐的孩子出现在人们前面。当他看到警察、警戒线后，这个身材高大的男人踉跄着要往前冲，却被维护现场秩序的警察拦住了。他喑哑地张了张嘴，便搂着身边的孩子坐到了冷硬的砖地上。
他应该是死者的亲属，左邻右舍们过来安慰着这个悲伤的男人。
我们静静等待着吴迪他们对现场的初步勘验。
这时，一辆警车疾驰而来，法医科的科长陆树斌和他的助手从车里走出来，全副武装。
--陆树斌，52岁，生于河西走廊的西北人，医学专业毕业，原来在漠南矿业公司公安处任法医，后调入漠南市公安局，漠南市凶案现场有百分之八十都是他亲临勘验。
夜色越来越暗沉。
大概有一个小时后，吴迪他们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人已经死了，女性，和1月16日的凶案现场几乎一模一样。”
“什么？”
我看见周副局长眉头突耸。
“该轮到我进去了！”陆树斌在旁边说，他和助手一起戴上了口罩。
“树斌，今天由新来的民警汪小童来做现场拍照。”
周副局长从吴迪的手里拿过照相机，递到了我的手里说：“汪小童，今天是临时让你过来的，不要怕，记住，拍下你所看到的每一个现场细节。你应该知道拍哪里。”
在接过已经熟练使用了一个月的相机时，我发现自己的手在发抖。
我接过陆树斌的助手递过来的一只绿色医用口罩戴上，跟随陆树斌和他的助手，顺着吴迪他们已经用粉笔划出来的现场通道进入了房间。
一股浓重的血腥味立刻穿过医用口罩扑鼻袭来。
这是一个套间，进门后只有三平方米大的地方是厨房，正对门的是一个房间，靠左手又是一个房间，两间房的房门都开着。
在灯光照射下的房间里，我看见了一幅我平生从来没有看见过的恐怖画面。
一个女人，或者只能说是一具尸体，几乎全身***头朝下趴在一张颜色鲜艳的床上，头发被血凝成了一个硬的形状，一半悬垂着，一半堆在地上，而地上的血，可以判断就是顺着这把头发流下来的。血还未完全凝住，血腥味浓烈新鲜，犹如刚出锅不久的馒头。
突然看到这副画面时，我双眼发黑。不是因为恐怖，是的，不是恐怖，而是被一阵巨大的悲痛所击中。我的眼泪刷地一下流了出来，
让我看不清眼前这恐怖的场景。
但是我赶快用手背将溢出来的眼泪擦去，用牙咬着嘴唇，忍住脑子中的轰响，一言不发地站在陆树斌的身后。
陆树斌先测了尸体的尸温，命令助手做记录，同时看了尸体的瞳孔，回过头，用一双露在口罩上面的小眼睛看了我一眼。我慌乱地低下头，怕他看到我眼中的泪光。
陆树斌命令我：“先详细拍下现场照片，再动尸体。”
我答应一声，立即调好镜头，对着整个现场开始拍摄，先用相向照相法拍整个尸体和床、房间。
当这具尸体在相机的镜头中出现时，皮肤的雪白、血的殷红、床的斑斓汇集在一起，呈现出一幅极度扭曲的艳丽图画。
血还未完全凝住，血腥味浓烈刺鼻。尸体的上衣被推到乳房以上的部位，裤子褪至小腿处，裸露出来的肌肤和上衣几乎完全被血浸没，但是当镜头推进时，我才发现她的后背上有一处呈长方形的切割伤，也就是说，凶手拿走了死者的一块皮肉。
我不停地按动快门，似乎只有这个动作才能发泄，或者说是掩饰我内心如江河一样的翻腾。我用最大的意志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不让自己失控。
拍完尸体，我小心翼翼地退后。脚下，吴迪他们已经用粉笔画出了现场痕迹。
一组零乱的脚印，应该已经用静电吸附法取过证。我用平行连续法拍了下来，退到外间，在客厅靠近门口的地方，我看到这里扔着两件完全被血浸透的东西，一件应该是一双线手套，一件是一只普通塑料袋。
--难道凶手作案时对手和脚都做了防护？
我拍到门外，又折回来，对着地上的血迹拍摄。
等我返回时，我看见陆树斌和他的助手两个人一前一后，轻轻地翻动尸体，在尸体翻过来的一刹那，我倒在了刚刚拍过照的那面墙壁上。
……
万幸的是，片刻的眩晕后我便清醒了过来。更万幸的是，陆树斌和他的助手全神贯注地面对着尸体，根本没有注意到我刚才一瞬间的情绪变化。
由于尸体是半垂在床上的，因此当被翻过来时，就像一条弯曲的鱼朝相反的方向弯曲过去，但是不同的是，尸体的胸前，和一条即将下锅的鲤鱼一样，被划开了无数条刀口，刀口并不是特别凌乱，似乎都是从一个方向朝另一个方向划过去，不深，但是也不浅。原本已经凝住的伤口在赫然翻过来时，脆弱地张开来，血再次汩汩地渗出来，让人突然间产生她还活着的幻想。
在我快速地拍下了眼前的场景后，陆树斌和助手将尸体挪了一个位置，平放到床上，这样可以使她的样子好看一些。然后他回头对着我，说：“现在你可以出去了！”
我茫然地站在地上，似乎是在梦中。陆树斌再看我一眼，轻声而严厉地说：“你可以出去了，我要做尸体勘验。”
我几乎是跌跌撞撞地走出了那间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