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2
成长，是时光赐予最珍贵的礼物
水，是沛然莫之能御的至柔且又至刚的大能量。
泽，却是鸢飞鱼跃，擎花贮月的心灵至美依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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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
钱锺书 / 文
我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者。假如我说现代中国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本国古典文学的兴趣，也许并非出于我职业偏见的夸大之词。前些时候，外国驻北京的记者报道书店前排着长队购买新编《唐诗选》的情形，正是一个生动的例证。据说这些排队的顾客同时购买重印的莎士比亚译本，这表示我们的兴趣还包括外国的古典文学。近代一位意大利哲学家有句名言：“在真正意义上，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古典诚然是过去的东西，但是我们的兴趣和研究是现代的，不但承认过去东西的存在并且认识到过去东西里的现实意义。
我不准备向你们列举一些学者的姓名和学术着作的标题。时间和场合都不容许我那样做。我只能简单地讲个大略。大略必然意味着忽略，一个徒步旅行者能看到花木、溪山、人物、房屋等等，坐在飞机里的人不得不放弃这些眼福，他只希望大体上对地貌没有看错，就算好了。
在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主要倾向是应用*****来分析、评价个别作家、作品和探讨总体文学史的发展。当然主要的倾向不等于唯一的倾向，非*****的、传统方式的文学研究同时存在，形式主义的分析、
印象主义的欣赏、有关作者和作品的纯粹考订等都继续产生成果，但是都没有代表性。*****的应用，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我只讲我认为最可注意的两点：
第一点是“对实证主义的造反”，请容许我借西方文评史家的用语来说。大家知道威来克的那篇文章《近来欧洲的文学研究中对实证主义的造反》，他讲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的文学研究被实证主义所统治，所谓“实证主义”就是烦琐无谓的考据、盲目的材料崇拜。在新中国成立前，清代“朴学”的尚未削减的权威，配合了新从欧美进口的这种实证主义的声势，本地传统和外来风气一见如故、相得益彰，使文学研究和考据几乎成为同义名词，使考据和“科学方法”几乎成为同义名词。
那时候，只有对作者事迹、作品版本的考订，以及通过考订对作品本身的索引，才算是严肃的“科学的”文学研究。一切文学批评只是“辞章之学”，说不上“研究”的。一九五四年关于“《红楼梦》研究”的大辩论的一个作用，就是对过去古典文学研究里的实证主义的宣战。反对实证主义并非否定事实和证据，反对“考据癖”并非否定考据，正如你们的成语所说：歪用不能消除正用。
文学研究是一门严密的学问，在掌握资料时需要精细的考据，但是这种考据不是文学研究的最终目标，不能让它喧宾夺主，代替对作家和作品的阐明、分析和评价。经过
那次大辩论后，考据在文学研究里占有了它应得的位置，自觉的、有思想性的考据逐渐增加，而自我放任的无关宏旨的考据逐渐减少。譬如新中国成立前有位大学者在讨论白居易的《长恨歌》时，花费博学和细心来解答“杨贵妃入宫时是不是**？”的问题——一个比“济慈喝什么稀饭？”“普希金抽不抽烟？”等西方研究的话柄更无谓的问题。今天很难设想这一类问题的解答再会被认为是严肃的文学研究。
现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里的考据并不减退严谨性，只是增添了思想性。可以说不但在专门研究里，而且在一般阅读里，对资料准确性的重视，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有一个很现成的例证。古典小说和戏剧的通俗版本，无论是《西游记》《牡丹亭》或《官场现形记》，都经过校勘，甚至附有注解，对大众读物的普及本这样郑重看待，是中国出版史上没有先例的。又如最近出版的《二十四史》——其中有六七种可说是叙事文学的大经典——也是校勘学的巨大成就，从此我们的“正史”有较可信赖的本子了。
第二点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认真研究理论。在过去，中国的西洋文学研究者都还多少研究一些一般性的文学理论和艺术原理，研究中国文学的人几乎是什么理论都不管的。他们或忙于寻章摘句的评点，或从事追究来历、典故的笺注，再不然就去搜罗逸事掌故，态度最“科学”的是埋头在上述
的实证主义的考据里，他们不觉得有文艺理论的需要。虽然他们没有像贝尔凯说的：“让诗学理论那一派胡言见鬼去吧！”或像格立尔·巴泽说的：“愿魔鬼把一切理论拿走！”他们至少以为让研究西洋文学的人去讲什么玄虚抽象的理论罢了。就是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人，也无可讳言，偏重资料的搜寻，而把理论的分析和批判放在次要地位。
应用*****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就改变了新中国成立前这种“可怜的、缺乏思想的”状态。要写文学史，必然要研究社会发展史；要谈小说、戏曲里的人物，必然要研究典型论；要讲文学和真实的关系，必然要研究反映论；其他像作者动机和作品效果——德·桑克蒂斯强调的“意图世界”和“成果世界”的矛盾、作品形式和作品内容的矛盾，都是过去评点家、笺注家、考据家可以置之不理或避而不谈的。现代的古典文学研究者认识到躲避这些问题，就是放弃文学研究的职责，都得通过普遍理论和具体情况的结合来试图解答。这些问题都曾引起广泛的讨论。古典文学研究者还从*****文艺理论的研究推广到其他文艺理论的探讨，例如最近关于“想象”或通过俄语转译自法、德语的“形象思维”是否能和中国上古文评所谓“比兴”拍合的讨论，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接触到大思想家维柯《新科学》里“概念而出以想象”的名论。
对一般文艺理论的兴
趣也推动了对中国古典文评的重新研究。上海几位学者正在编一部很广博的《文论选》，将成为中国文评的重要资料汇编。
总的说来，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成绩还是不够的。我们还没有编写出一部比较详备的大型《中国文学史》；我们还没有编校出许多重要诗文集的新版本；许多作家有分量的传记和评释亟待产生；作家、作品、文学史上各种问题的文献目录和汇编都很欠缺；总集添了相当精详的《全宋词》，《全唐诗》正在校订中，但是《全上古三代两汉三国六朝文》和《全唐文》的增删工作，似乎尚未着手。我们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面临诸如此类的艰巨任务。
我们还得承认一个缺点：我们对外国学者研究中国文学的重要论着几乎一无所知，这种无知是不可原谅的，而在过去几年里它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亏得它并非不可克服的。大批评家德·桑克蒂斯在《十九世纪意大利文学》里，曾不客气地把意大利和中国结合在一起：“意大利不能像中国那样和欧洲隔绝。”今非昔比，“好些河水已经流过桥下了”，我也不妨说，北京附近那样世界闻名的古迹——卢沟桥即西方所称马可·波罗桥下，也流过好多水了。中国和意大利、欧洲也不再隔绝了。尽管马可·波罗本人对文学、哲学等人文科学“黯淡地缺乏兴趣”，让那座以他为名的桥梁作为中欧文化长远交通的象征吧！
（《**月刊》一九七九年第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