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的另一摇篮——庸国
对于中华文明的起源地，长期以来，人们的认识都集中于黄河流域。然而，随着近年来考古学的发展，人们在更广阔的领域发现了中华先民的活动足迹，这些足迹不但遍布黄河流域以外的土地，而且在某些地区更是达到了空前的文明高度，长江中上游地区发现的古国——庸国，就是一个显例。
中国上古的神话里有一则最为着名的故事，话说在洪荒时代，水神共工和火神祝融大打出手，最终，祝融打败了共工。共工生性暴烈，因失败而恼羞成怒，朝西方的不周山撞去，致使不周山崩裂。不周山是撑天的柱子，它断折了，天就倒下了半边，出现了一个大窟窿，地也陷成一道道大裂缝，山林烧起了大火，洪水从地下喷涌出来，各种猛兽也相继现世，人类的生存面临着严重危机。
人类的造物主女娲感到无比痛苦，想补天以终止这场灾难。她选用各种各样的五色石子，架起火将它们熔化成浆，用这种石浆将残缺的天窟窿填好，随后又斩下一只大龟的四脚，当作四根柱子把倒塌的半边天支起来，又到海里擒杀了残害百姓的黑龙。最后，为了堵住洪水不再漫流，女娲收集了大量芦草，把它们烧成灰，用来阻塞四处铺开的洪流。
经过女娲的一番整治，天总算补上了，地也填平了，水也止住了，龙蛇猛兽也蛰伏了，人类又重新过上了安定的生活。但这场特大的灾祸毕竟留下了痕迹——天还是向西北倾斜，所以太阳、月亮和星辰都很自然地归向西方，又因为地向东南倾斜，所以一切江河都往那里汇流。
这就是中国上古神话里最着名的“女娲补天”，但其中也可能包含着一些重要史实。在两亿年前的三叠纪末期，古中国大地的地形本来是东高西低，地面上的所有水系一律遵循东水西流的法则，奔向西部地区一片水域是非常辽阔的古地中海。今天的三峡、西藏、青海
、云南、贵州、四川等广大地区当时都是一片海水，在七千万年前的燕山运动中，三峡地区逐渐隆起，三峡以西的巴蜀湖、西昌湖、滇池等几大水域被串联成一个水系，从东往西形成西部古长江的雏形，三峡以东的当阳湖、鄂湘湖、鄱阳湖及其众多湖泊串联起来，形成了从西往东的古长江雏形。
到了三四千万年前，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开始，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及三峡峡谷形成，古****呈现出西高东低的态势，正合了共工氏怒触不周山的传说。西部的古长江调头东进，经过长年累月的大水冲刷，东西贯通一气，形成了一条崭新的万里长江。而长江流域的中下游地区，也形成了广袤无垠的两湖平原，称“云梦平原”。这个时候，也正是古生物从水中向陆地进化的大好时期，更是古人类诞生的婴儿时期。
至今为止，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考古学家发现了许多古人类的足迹，有距今约五万年以前的“汉阳人”、 五十万年以前的“长阳人”，还有距今两百万年的“巫山人”，比距今一百七十万年的“元谋人”还早了四十万年。世界公认的拉玛古猿距今约一千四百万年，它们已能直立行走，会使用天然棍棒和石块猎取食物，而这种古猿的化石在长江流域也有所发现。
因此，根据这些推断可以得出结论，长江流域出现过诸多文明，而古庸国正是其中灿烂的一支。历史学家们在追溯庸国历史时，不得不面对有关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这在某种意义上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文明的起源有着极大的关联，只要对黄河、长江这两条流域文明的进程有了了解，前面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长江中游是长江流域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一个原始文化区域，有着相对独立的文明化进程。随着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的深入，古庸国的历史也逐渐被人熟知。
关
于古庸国王族的起源，目前有以下几种说法较为流行：
一是“容成氏”说。《后汉书》记载：“容成，黄帝之臣。”意思是说容成是黄帝麾下的大臣，而《庄子·胠箧》中记载：“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是把容成氏提高到与黄帝一族并列的地位。而两种解释都指向一个问题：容成氏就是庸国的先君，容成氏就是庸成氏，因为“容”与“庸”在上古时是通用的。
二是“祝融”说。祝融，《礼》中记载：“伏羲、神农、祝融，三皇也。”又说：“祝者，属也；融者，续也，言能延续三皇之道而行之，故祝融也。”祝融亦即古三皇之一燧人氏，因其发明钻木取火，温暖人间，故尊其为祝融。另外一种说法是：祝融是黄帝的大臣，为六相之一，黄帝“得祝融而辨南方，得蚩尤而明元道，得太常而察地理，得苍龙而辨别东方，得风而辨西方，得后土而辨北方，谓之六相。”融与庸音似，庸即融演化而来，庸人就是祝融氏的后代。
不过，无论庸国的开国先君是谁，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庸国的起源应在夏时或更早。庸国的都城上庸本身也表现出庸国的古老。庸有“城”的意思，上庸可以理解为上古之城，也可以理解为天子之城。
这一论证在后来的一系列考古活动中得到证实，考古学家们在庸国范围内的堵河流域发现了三百万年前的“郧县猿人”头骨、十至六万年间的“郧西晚期智人”的牙齿，而以霍山坡、黄土凸等为代表的堵河流域的新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更证实了这一地区确实出现过文明。考古界有人就大胆推测，认为庸国是中华文明的源头。
那么古庸国在当时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国家，又有着什么独特的魅力呢？
首先，庸国的疆土
比早期的秦及周宗姬封侯国及巴国还大，与南方自己崛起的楚国不相上下。周武王在分封土地时，最大的宗姬国不过百里，小者仅五十里，秦在春秋周平王时只有一个赵城，周早期的巴国疆土限于今天四川的东北部及重庆的东西部和北部，楚国疆土限于江汉平原至鄂东、南及湖南北部一带。而庸国则横跨长江至汉水，囊括今重庆大部地区、陕西南部、湖北西部以及湖南西北部地区，面积可称得上辽阔。
第二，庸国不单疆域辽阔，国力也非常强大。商周时期，庸国是群蛮之首，到了春秋时代，庸国称雄于楚、巴、秦之间，曾击退过楚国几次入侵，以至于给楚国造成迁都的威胁。
第三，庸人拥有先进的铸造技术，庸国盛产五金，是铸钟大国，因此又被当时的邻国称为 “镛人”。商代的许多鼎器、大钟都是庸人的杰作；庸人善于筑城建房，周朝时期，周王曾聘请庸国的匠人在洛邑（今河南洛阳王城公园一带）建造都城，竹山县古庸方城遗址的城墙历经三千年风雨仍然屹立不倒，足以证明庸人建筑艺术的高超；庸人能歌善舞，发明了鼓这种乐器，因此古人有时将大鼓称为“庸鼓”。
第四，庸国拥有独特的丧葬文化，即“悬棺”。这一直是史学家研究的重要课题，有些谜底长期无人揭开。古庸国人死后，有岩屋的地方亲人就直接把棺木放进岩屋内，没岩屋的地方就将悬崖凿个洞穴放进去。在湖北竹溪河流域，两岸悬崖上至今仍保留着一些洞穴，当地人称之为“老人洞”，即人死后的丧葬之地。古庸人最初风行岩葬，后来变为人造洞穴，再后来逐渐演化为土葬。但岩葬文化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甚至到现代其风俗仍未完全消失。基于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古庸人王室的墓穴一直没有被找到。此外，庸国丧葬文化的另一个独特之处是“打夜锣鼓”
，又叫“唱孝歌”。打夜锣鼓一般有两人或三人，一人系鼓，一人提锣，围着灵柩迈着慢慢舞步，边走边唱，一应一对，或后随一人跟唱。发现于神农架林区的《黑暗传》，现被称之为汉民族第一部叙事史诗，实际上是流行于江汉中西部地区民间的打夜锣鼓歌词唱本，也是古庸国人世代文化延续的结晶。
古庸国自商始，绵延至春秋，终因国力过于强盛给他国造成极大威胁，公元前611年，楚国发生灾荒，饿死很多百姓，庸国乘机攻打楚国，却被楚国与秦国、巴国集三国之力，倾三国大军反攻。经过一番征战，庸都方城被攻破，庸国灭亡，让楚国国君楚庄王实现了“一鸣惊人”的壮志。后世评论此役，都言庸国占有逐鹿中原而问鼎的最佳位置，但伐楚未成反成楚之附庸，使楚得以窥中原之虚而入之，实在是“庸人自扰”。这句话流传千年，成为后世人们常用的一句成语。
庸国灭国时，一部分庸人逃离战火，开始了悲壮的迁徙，他们面对四面的强敌，沿着武陵山脉过峡江，进入到清江、酉水、澧水流域，而这些区域，正是现在土家族的主要分布地。跋涉千里的庸人们在与当地的族群经过了最初的冲突后，融入了土家族的先民中，今天的一些地名如庸州、大庸溪、施溶溪、大庸滩、大庸坪、大庸口、庸水、武陵江都是这一历史事件的见证。而千年前，在今天的鄂西、张家界、湘西等更为广大的山林中，庸人与当地族群和谐共处，并将大庸开发成为避秦遗世的武陵仙境，也造就了中华文化中又一朵奇葩——隐逸文化。其后的赤松子、鬼谷子、汉朝开国第一功臣张良都归隐于大庸。
如今，大庸已更名为张家界市，因其风景秀丽而成为国内新兴的旅游景区，但游客们在流连于张家界奇诡的山水间时，可曾想到，千年前庸人在这里安家的辛劳和思念故国的哀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