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4章
章洋的“左”劲暂时占了上风泰外库、穆萨卷入了对伊力哈穆的批斗
谬误同样可以头头是道
在公社队部召集的组长以上社教干部会议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在尹中信主持下，会上介绍了清水大队和新生活大队开展四清工作的一些情况，清水大队，代表干部问题严重的一种类型，新生活大队则代表干部队伍相当好的一种。同时，尹中信提出了爱国大队七队乱搞小突击的问题，对这种做法提出了批评。尹中信是这样说的：
“我们的工作有重大的意义，我们的工作干部受到农民的欢迎和信任。这就更加加重了我们的责任，却没有给我们以颐指气使的资本和权力。解放以来，我们在农村进行了大量的工作，才有了今天的人民公社，才有了今天的渠道、拖拉机、条田和小麦良种，我们来搞四清，是在这一系列工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一系列胜利的基础上进行的。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以为我们没有来以前农村的工作一无是处，一切要我们来了以后重新安排。在这个少数民族地区，我们更不能把自己看成救世主、看成天神，而把广大农民、包括农村的基层干部看成群氓、看成混沌无知、嗷嗷待哺的孩子。更不要以为只要我们能多讲一点政治名词，能宣读几个文件几篇社论，开会的时候能成本大套地说一通就一定比农民，比农村干部高明多少，或者就能对农村的工作一定有多么了不起的作用。不，不一定的。为了做好工作，首先得了解这里的农村，了解农村阶级斗争、生产和各项工作的客观规律。了解本大队、本生产队的实际情况和特点。了解群众的情绪和要求，我们能做的工作，只能是事物的客观过程所要求我们做，而且事物的发展已经提供了解决的可能的。只能是群众已经认识或者经过教育可以认识，可以做得到的。这样，我们的工作就促进了人民公社的发展过程。这就是我们的任务，不应该做得比这个更少，也不可能比这个更多，弄不好，主观主义，自以为是，瞎指挥，就只能起相反的、消极的作用。
“清水大队和新生活大队的工作，好就好在他们是实事求是的，又是依靠群众的，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有多大问题就解决多大问题。清水大队揭出了一个大贪污集团，这是他们的成绩。新生活大队没有这样的贪污集团，他们着重健全财务制度，改善干群关系，发挥贫下中农的作用，制定农田建设的全面规则，这也很好。而爱国大队七队就搞得不太好。我们的个别同志在那里孤家寡人，脱离群众，用想当然的主观臆断来代替对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实际上是颠倒了敌我和是非，这是值得我们大家引为教训的……”
章洋在来公社参加这个会以前两天，收到了泰外库签名、按手印的对于伊力哈穆的控告，并叫玛依娜尔译成了汉文。于此以前，何顺已经把库图库扎尔对伊力哈穆的揭发谈话记录归纳、整理出来。章洋又亲眼看到了泰外库怒斥米琪儿婉、悲愤痛心的场面。汲取上一次轻举妄动的教训，章洋力求普遍地问了问、听了听社员们对于库图库扎尔和泰外库的反映。对于前一个人，虽然在重用包廷贵的问题上人们略有不满，普遍还是很尊重这个减租反霸以来一直奔奔走走、出头露面的老干部的。至于后一个人，更是众口一词，一致肯定他是个光明正大，勤劳直率的青年。而且，他还有一个好条件，他从来没有当过一天干部，没有管过一件哪怕是记工分之类的事，这才是真正的干干净净、清如山泉的社员。这样一个社员，（而且据了解他曾经是伊力哈穆的好友，）现在写了材料，又对四不清干部的老婆（米琪儿婉）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这实在是一个极其令人鼓舞的发展。这不能不归功于他组织的那次“小突击”。
这样，回想起来，他组织的那项小突击并没有什么不对。库图库扎尔说得好，尼牙孜被谁打了，这不是问题的实质，他组织的那次会并不是要审理一个小小的殴打案件。在尼牙孜和伊力哈穆的关系上，尼牙孜是受害者而伊力哈穆是加害于人者。尼牙孜的牛的死亡，这不是众所周知的吗？尼牙孜欠了那么多账，这难道不值得同情吗？而且，说实在的，新生活大队提供的关于尼牙孜挨打的情况就一定那么可信吗？章洋不过是不准备花更多的精力纠缠在这样一个具体问题上罢了。
那么，为什么尹中信要批评他呢？翻一翻泰外库的“控告”，看一看库图库扎尔的揭发，想一想尼牙孜的申诉，互相都是吻合的，可以互为旁证。再想一想集训期间反复学习的文件，他更感到自己做得很对。
自己对。谁错呢？尹中信，尹中信太右了，这就是结论。
熬红了两只眼睛，吸了二十五支纸烟，点了三支蜡，章洋自己动笔写了一份厚厚的材料，内容和题目都很长。题目是：《从四不清干部伊力哈穆的猖狂反扑看我公社社教工作队领导思想的右倾》。
章洋到公社开会去了，提包里揣着这三份材料。三份材料使他胸有成竹，但他暂时不告诉任何人。对于他这个锋芒毕露、好表现自己的人来说，他费了好大的劲才压制住自己把这几张王牌打出来的冲动。在尹中信讲话的时候，他沉默不语。在按大队分组讨论的时候，他一言不发。这三份材料不仅是王牌，而且要当炸弹用，要在关键的时刻投掷出来。
在会议的最后一天，从县工作团来了一个宽额头、秃顶的负责同志，他参加了全体会议，并且准备讲话。章洋看准了机会，要求发言。
章洋当着县工作团领导的面，宣读他连夜写就的长篇材料。另外两份材料，包括泰外库写的维语原稿和译稿，他拿起来让大家看了看。“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一一念了，”他说，“这里有细致的罪行材料。但是尹队长批评我们，说我们颠倒了是非。不，我们没有颠倒，事情是尹队长包庇四不清干部。上级已经多次指出，在四清中，右倾是主要危险。即使是尼牙孜被人打的问题，我看也还不能说就是尼牙孜诬陷伊力哈穆，退一步说，也是各有各的账，首先是伊力哈穆迫害了尼牙孜才引起尼牙孜的报复。让我们对照文件材料来衡量一下尹队长的讲话吧！”
章洋的发言使与会者吃了一惊。虽然大家不了解七队的一些具体情况，但是，章洋的气势汹汹的样子，他扣到尹中信头上的“右倾”“包庇”的大帽子，还是很有些威慑力。人们的目光不由得集中向尹中信。
尹中信在自己的长期的革命经历中碰到过不止一个章洋这样的人，他们一知半解，却自以为唯有自己是最革命的。他曾经引导过好几个这样的青年同志去接触实际，去逐步克服那种主观片面、华而不实的毛病。章洋的不同点在于他不接受任何引导，不接受批评，而且越来越咄咄逼人、反扑过来了。
这是为什么？泰外库的控告是怎么回事？究竟是谁在给他提供炮弹呢？又是什么力量鼓舞着他呢？显然，仅仅从下面，从农民当中找原因是不够的。
在没有弄清泰外库的事情以前，尹中信不想再在会上与章洋纠缠七队的具体问题。他考虑，总结会议的时候再次强调一下调查研究与依靠群众，而把七队的事情暂时摆起来。
但是，就连这个比较和稀泥的想法也没能够实现。因为，县工作团的领导说话了，这位领导讲话的调子是对章洋的极大支持。他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论点，大意是说，实事求是，依靠群众，当然是对的。但讲这两条要看时机：现在是运动初期，过分强调实事求是就会束缚群众的手脚，过分强调依靠群众就会发现不了真正的积极分子。他肯定说，“小突击”的做法是经上级肯定了的行之有效的经验，凡是农村干部，都应该加以审查考验，共产党员连死都不怕，还怕小突击哪怕是大突击吗？还怕党的考验吗？
……如此这般，会议就这样结束了，尹中信没有再讲话。开惯了每一次都得出明确一致的结论的会议的工作干部们，大都感到茫茫然，惶惶然。
秃顶宽额的县工作团领导同志要去了章洋的材料。三天以后，这份材料摘要刊登在县工作团发行的《四清通讯》上。
尹中信被叫到县上参加团部召集的工作队长以上干部会。在这个会上，尹中信被说成“右倾”的典型，受到了批评。
尹中信的思想越来越沉重了。实事求是和依靠群众，这是毛主席的一贯教导，为什么一强调这两条就成了“右倾”呢？不调查研究，不分清是非敌我，见干部就“突击”一下，这算什么样的“左”呢？这简直是孩子们的游戏，一会儿你演汉奸，一会儿他演国民党特务，大家轮一遍。尹中信有丰富的斗争经验，许多的成功和失败教会了他，一定不要被那种咋咋呼呼、张牙舞爪、言过其实、吹牛放炮、强词夺理、矫情做作、语出惊人、天花乱坠、以气壮势、以势压人的一套货色所唬住。实践证明，往往还是那些平易近人、符合常识、符合人们的正常的思维规律的东西更正确一些。解放战争期间，部队进行三整三查，他那时担任一个团的副政委。下边有一个营，营教导员是一位章洋式的人物，连长相都很相近，说话结巴而又性急。几天之后，他汇报说他们营里搞出来了派遣特务若干、逃亡地主若干、隐瞒历史和成分的阶级异己分子若干……比例数字高得吓人。这位性急而结巴的教导员以此为成绩，大大地卖弄了一番，甚至卖弄得使其他几个营觉得自己营里没搞出统字号人物指国民党军统、中统的特务。颇有些脸上无光，低他一头。尹中信却不相信他的汇报，他不相信这种玄而又玄的事情。他带领团政治处的两个干部到那个营作了调查（当时师里有个别领导很欣赏这个营的搞法，已经准备推广那位教导员的经验了），克服了种种阻力，他终于弄清了，那位教导员是用我党所决不允许的“逼供信”的方法来“搞出”那些“成绩”的。再深一步了解，恰恰是那位性急的结巴教导员，历史上有一些遮遮掩掩的事情，唉，越是自己心虚，搞别人就越是急火攻心，偏激得发疯。
尹中信深知，我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占优势的国家，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一样包围着我们的党、我们的干部队伍。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投机性、狂热性往往也反映到我们的队伍里。他见识过不算太少的这样的干部，要什么有什么，上级要先进人物，他主管的部门就净是先进人物。上级要阶级斗争的动向，他主管的部门就净是有动向的阶级敌人。上级刚开会推广某个经验，他就总结出学习这个经验的经验来。上级让他调查某项措施的优越性，他立即可以总结出十五至二十条优越性，还有群众的反映、有俚语方言、有顺口溜，证明除了敌人人人拥护这项措施。而当上级决定改变或撤除这项做法的时候，他立即毫不脸红地又可以总结出十至十五条发言证明改变或撤销这项做法的必要性，同样有群众反映、有俚语方言、有趣话和顺口溜。而且遗憾的是，至今仍有人视这样的人为宝贝。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尹中信学会了辨认这些投革命之机的先生们；学会了不让这些招摇过市、嘶声叫卖的“革命家”先生们扰乱自己的思想和工作。但是，这次，他面临的事态要严重得多。一种人们最忌讳、最可怕、最无可挽救的判决，一种好像政治上的麻风病或者血癌一样的“疾病诊断”——右倾，已经降临到了他的头上，而做出这样的诊断的森严的医师，并不是在伊宁市汉人街骑着毛驴逛荡的江湖药贩子，却是有着相当的权威和堂堂的证明执照的正式“大夫”，这使尹中信万分抑郁。
究竟是谁“右倾”呢？难道这种把农村看得一片漆黑，不分青红皂白乱“突击”的思潮反而是正确的吗？
一九六四年，正是提倡“带着问题学”、“立竿见影”的年代。诚实的尹中信也很想这样实践一下。他“带着问题”读了许多革命导师的着作，找不出一个现成的、得以“立竿见影”的答案，不，答案不在哪一句话或者哪一段文字里，答案只有从毛主席的一贯教导中去找。答案只有从他这个共产党员的良心和勇气中去找。
在县委招待所，人们看到尹中信常常一连好长时间出神地看着毛主席的画像。
与此同时，章洋的工作也进入了新阶段。
首先，他立即搬到了泰外库“家”里去住，留下了萨坎特与何顺仍然住在尼牙孜家。他觉得他很聪明，既表达了对苦大仇深的泰外库揭批伊力哈穆的支持与亲近，又多少与群众反映不好的尼牙孜拉开了一点点距离。他的政治手法是多么细腻、多么艺术啊。
自从章洋住进来，泰外库就觉得没有了自己呆的地方。如果是夏天，泰外库很可能就风餐露宿，再不回他的那间住了一个与他绝无共同语言的章洋的小房子了。可现在又是冬天。他在供销社门市部呆上一会儿，天一晚，人家就要关门了。到旁人家串门去吧，从和米琪儿婉嚷嚷完了，他似乎与整个家乡、亲人、村庄包括牛犊与羊羔掰了，他硬是觉得自己抬不起头来，他毫无兴致。回到自己的房子吧，喧宾夺主的章洋正在那里写材料，要不就扫地、烧火、煮开水。泰外库只好缩在靠门的一角，坐在锅台的一边或唯一的一个小板凳上，生活起居上，他完全听章洋的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