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伊力哈穆把在伊宁市客运站前遇到乌尔汗的事情说了一下。米琪儿婉惊奇地问：“什么？她回来了？她敢回来？”伊力哈穆同样惊奇地反问：“她怎么了？难道她也偷了麦子？你不了解乌尔汗吗？”
“那就不知道了。库图库扎尔书记在社员会上宣布，他们两口子都是罪犯。”米琪儿婉继续叙述，盗窃案一发生，库图库扎尔就宣布了每晚九点以后戒严的规定，这使得各种密兮密兮的话犹言“流言蜚语”。一下子多了起来。又过了一天，在磨坊看水磨的俄罗斯族的廖尼卡被县公安部门拘留，过了五天，他被释放了出来。廖尼卡对人讲他是无罪的。但库图库扎尔说：“说他偷了粮食，没有证据。说没有偷吧，照样也证据不足。放，就放了，抓，就抓。”围绕这个盗窃案产生了各种传言，有人说盗贼就在本队，有人说盗贼已经跑到了苏联，再查也白查，有人说地主老婆子玛丽汗肯定捣了鬼，还有人说艾拜杜拉有责任，因为那天民兵值班的是他，还有人说到泰外库，说到里希提，说到要搜查各家各户……这样的传言一多就搞得人心惶惶。”
米琪儿婉忧愁地问：“这是怎么了？怪吓人的呀……”她喟然叹息。
天已经大黑下来了，她擦好了煤油灯罩，点着了灯。她说：“解放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减租反霸、土改、统购统销。合作化、大跃进、公社化……我们的日子就像学生上学，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一年比一年高。世道一年比一年太平，生产和生活一年比一年提高……一九六〇年以来，我们国家出现了灾荒。但是咱们伊犁，灾情并不十分严重。今春以来，各方面情况大大好转……却偏偏发生了这样的事，这究竟是怎么了啊？”
“伊力哈穆江！”一声拉长了调的、清亮的叫喊打断了米琪儿婉的话，伊力哈穆马上起身去迎接，当然，这是阿卜都热合曼，生产队管理委员会的委员。他六十多岁，身材矮小，花白的胡须微微撅起。随在他身后的是热依穆副队长，他是土改时期入党的老党员、老干部，温厚持重，寡言少语，还不到四十五岁，看上去却十分老成。再后面就是艾拜杜拉了，说起来，他还是伊力哈穆的亲戚呢——维吾尔族不像汉族那样区分血统关系：什么“堂”“表”“侄”“甥”，细致周全——简单一点说，艾拜杜拉就是伊力哈穆的弟弟。他虽然长着和泰外库一样的大个，举止却显得文静和略带羞怯。他是原来的团支部书记，大跃进时期入党的新党员和现在的民兵排长。这几个人，是伊力哈穆最亲密的战友和同志，也是这个生产队的骨干。看到他们，伊力哈穆的精神为之一振。他们满面笑容地相互热烈地问好，又握手，又摸脸，又捋胡子，热合曼虽然又增加了额头的皱纹，但仍然红光满面，像外皮洒了牛奶的、刚出炉的窝窝馕类似一种所谓以色列面包“倍勾”的馕品。。他走起路来一跳一跳，说起话来又急又快，嗓门又大，似乎是这几个人当中最年轻的一个。艾拜杜拉显得大多了，成熟多了。伊力哈穆还没有忘记五八年深翻地的时候，公社书记给艾拜杜拉戴红花的情景：艾拜杜拉翻地的时候像猛虎，戴花的时候却像绵羊。现在，从他的变深沉的目光和爱思索的表情上，可以看出他的头脑正像他的体力一样得到了发展。热依穆的脊背微微有些驼了，他有些胆小怕事，当了多年干部却很少敢于独立负责，说话又有些“大舌头”，尽管这样吧，他的丰富的阅历，周到的思虑和谦虚的态度，仍然是被人们信赖，被生产队所器重的。在我们国家的广大农村里，有无数个这样的最基层的干部和积极分子，他们很平凡，有些人也不免还有一些缺点和不足，但他们是一些热心、勤恳、实际、清醒而且坚定可靠的人。他们经常为集体而操劳，没明没夜、无暑无寒，而他们对生活从来没有过分的奢求，更没想过给自己捞一把。他们根据客观事物的规律，自己的经验和群众的利益、群众的情绪，往往能够作出比较正确的判断而很少受花言巧语、“一阵风”的迷惑，正是他们，构成了我们党的各项事业的支柱，构成了社会主义农村的基石。
“嗳，伊力哈穆老弟，你来的正是时候哇，咱们队出了大事情！”自然是热合曼先开了头，“从三月份就刮起了一阵黑风，破坏民族团结和分裂祖国统一的谣言传到了这里。我们建议在社员会上批驳和追查这些谣言，队长不管。于是，我们就挨家挨户去宣传：一定要热爱毛主席、热爱党、忠于祖国，绝不能忘本。就这样，我们的生产队一直是很安定的，出勤率高，春播完成得也快。劳动当中地头休息的时候聚在一起汇报交流——这还是你当队长的时候从五八年坚持下来的制度。社员们盖房的盖房，刷墙的刷墙；大队供销门市部的石灰，属我们队买的多。还有买奶牛的、擀毡子的，总而言之，都在心情稳定地过日子。谁知道，四月三十号夜间，发生了大盗窃案！一下子偷走了两吨多小麦，大车来装上走的！”
“事情还得从木拉托夫谈起，热合曼老哥！”艾拜杜拉轻轻地提醒他。
“木拉托夫？”伊力哈穆问。他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
“对，”热合曼点点头，“从哪里呢，谁知道，来了这么个木拉托夫。有人说他原来是州上的一个干部，后来选择了苏联国籍退了职，还是苏侨协会的什么专员。细高个儿，脖子又细又长，脸粉红粉红的，大耳朵，耳轮向前，戴眼镜，大家都说他长得像鹅。他四月初来到这里，住在庄子上廖尼卡家里。不久，廖尼卡的爸爸马尔科夫就‘回国’走了，木拉托夫却仍然住在这里，有时候在廖尼卡家，有时候去伊萨木冬家，有时候在地主婆玛丽汗家，有时候不知道他躲在哪个老鼠洞里。艾拜杜拉，还是你说吧，你和他打过一回交道呢！”
“有一天深夜他从玛丽汗家里出来，我拦住了他。”艾拜杜拉接下去说，“我说：‘木拉托夫先生，你到我们乡下来要干什么？’他说他受苏侨协会的指派来了解侨民的生活情况。我告诉他，这里除了廖尼卡一家，都是中国生中国长的中国公民。就是廖尼卡本人，也出生在中国，确认了中国国籍，与中国人结了婚。说来说去，可以当作侨民对待的只有马尔科夫一人。‘现在马尔科夫已经走了，这里还有您的什么事情呢？’我又追问他深更半夜跑到地主分子的房子来搞什么名堂，他被我问得张口结舌，答不上来，却说什么苏联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有坦克和火箭……”
“你说了什么呢？”伊力哈穆注意地问。
“我说：‘你别忘了，你脚底下踩着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
“好！”伊力哈穆不由得喝起彩来。
“好什么？”艾拜杜拉气愤起来，“第二天我往大队汇报，库图库扎尔反倒责备我不该干涉苏侨协会的合法活动，说什么这是外交问题，用不着我们管，还让我在党内作检讨……我不写检讨，后来他也没再提。”
“哼。”伊力哈穆皱了皱眉。
“所以说，事情还得从库图库扎尔说起。”一直静听着的热依穆这时插了一句。这句话马上引起了伊力哈穆的重视，他问：
“你说说，库图库扎尔是怎么回事？”
“是怎么回事我也说不上。不好说啊。”热依穆摇摇头。
“就说丢了粮食吧，”热合曼老汉说，“他来了一个全大队晚间戒严！这究竟是要干什么？难道社员晚上出门就会偷麦子不成？这一下可了不得了，闹了个人人自危，阿西穆阿洪的房子刚刚刷了一半，他不刷了，好像不知道什么时候地就会陷下去。有的人甚至连打馕都畏畏缩缩，有的干脆改吃蒸馍馍和烙饼……”
“为什么？”
“有人传出话来，说是要查谁家粮食多，粮多就有偷麦子的嫌疑。还有人说要看谁家打的馕多，干粮准备得多就有准备外逃的意思。今天我那老太婆伊塔汗为打馕的事拿不定主意来问我，让我骂了一顿……哎，伊力哈穆江兄弟，看看伊犁人的眼睛吧，他们有点惊了，连见面握手的时候都心不在焉，东张西望。俗话说：‘马惊了，跑一道山梁就能缓过劲来，人惊了，就不知道会跑到哪个天涯海角！’解放这么多年了，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沉默了一会儿，三个人几乎是同声说道：
“这究竟是怎么了？”
三个人担忧地、信赖地望着伊力哈穆。
从一下车，伊力哈穆一再自问和问别人的不正是这个问题吗？他能够回答吗？他怎么回答呢？
但是有一条是清楚的：他不能够不回答。
……上级说过：一九六二年，在我国历史上，是极不平凡的一年。是同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复杂、尖锐、艰苦卓绝的斗争的一年。一九六二年的伊犁，更是充满了恶风险浪，国内和国外，朋友和敌人，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天灾和人为的因素交织在一起，斗争特别激烈，营垒尚未分明。一九六二年，说是苏修在我国新疆伊犁—塔城地区进行了骇人听闻的大规模的活动，欺骗和裹胁我边民六万余人外逃。在这段时间有多少各族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贫下中农和正直的公民在思索，在纳闷，在焦急地互相询问：“这到底是怎么了？我们该怎么办？”后人阅读历史的时候，也将不断地提出这个问题，进行探讨，得到答案，从中汲取国内和国际阶级斗争的宝贵的经验教训。但是，现在，刚刚下汽车的，只有三十岁的维吾尔族党员、工人—农民伊力哈穆，他当然不可能像史家那样地去充分地汇集资料，周密地进行分析和评价。然而，生活、斗争、族人、战友以及敌人都在催促他作出回答，哪怕是初步的、直感的却必须是正确的回答；而且刻不容缓！
一声尖厉的哨音打破了人们的沉思。“这是预报。再有十分钟大队戒严开始。我们该走了！”
“等等，”伊力哈穆抬起了手，他起身打开了自己的行李包，从最里面拿出一个不太大的镜框，他用袖子擦拭了一下其实并无灰尘的玻璃。“你们请看！”
“毛主席！”众人都站了起来。米琪儿婉扶着巧帕汗也凑了过来，同声欢呼。镜框里镶着的是毛主席和维吾尔族老贫农库尔班吐鲁木握手的照片。
库尔班吐鲁木是于田的一个老农，说是他几次意欲骑毛驴到北京看望毛主席，后来他两次到京并得到毛主席的接见，有一张着名的新闻图片，记录的是毛主席与他握手。
“这是谁？”伊力哈穆指着库尔班吐鲁木问。
“库尔班吐鲁木。”艾拜杜拉回答。
“库尔班吐鲁木，是不是前年到咱们家来过的那个客人？我认识他，我给他做过油塔子吃。他见到了毛主席？”巧帕汗老太太流出了泪水。显然，她认错了人。
不过，这是不需要纠正的，人们谁不以为，那双紧紧握住主席的巨手的双手正是自己所熟悉的、或者干脆就是自己的手呢？“这就是我们大家，”伊力哈穆点着头，微笑着说，“毛主席的手和我们维吾尔农民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毛主席关心着我们，照料着我们。看，主席是多么高兴，笑得是多么慈祥。在极端复杂的情况下，我们的毛主席挑起了马克思、列宁曾经担过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担子。所以，国际国内的阶级敌人，对毛主席又怕又恨。领导说，目前在伊犁发生的事情，说明那些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自称是我们的朋友的人，正在撕下自己的假面具，利用我们内部的一些败类，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疯狂挑战，向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猖狂进攻。但是，乌鸦的翅膀总不会遮住太阳的光辉，毛主席的手握着我们的手，我们一定能胜利，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小说人语：
二〇〇九年，当小说人重新来到他劳动居住过八年的伊犁州伊宁市巴彦岱乡的时候，认出小说人的老农抱着小说人号啕大哭，同行的多少人为之洒泪动容。为相逢而痛哭，三十余年前这部小说里已经动情地写到了。
阶级斗争的命名、反修斗争的命名也许需要或者不妨调整，纠结的记忆仍然豪迈而又酸楚。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伊犁河水向西流！俱往矣，至今仍是刻骨铭心！